崇尚自然的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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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讀書筆記之九

寧願曳尾塗中

    莊子(公元前約369一前約286年)，姓莊，名周，他的生平，我們知之甚少。隻知道他是很小的蒙國(位於今山東省、河南省交界)人，在那裏過著隱士生活，可是他的思想和著作當時就很出名。《史記》上說：楚威王聽說莊周有賢能，派人送了很多錢財給他，想要聘他為宰相。莊周笑著對使者說：不要來煩我，你看見過那烏龜嗎，他們是願意在小水池中自由自在的遊戲呢，還是願意變成幹枯的老龜殼在神龕上讓人供奉呢。使者說，當然願意在水池中遊戲。莊子說，我就寧願做那在水池中遊戲的烏龜，以快吾誌焉。

 

順應自然

    莊子崇尚自然，對認為破壞事物自然本性的行為深惡痛絕。他說：“牛馬四隻腳，人兩隻腳，這是天生如此的，不需要做任何改變或限製。我們把馬首籠絡起來，在牛鼻上係上繩索，就是認為地破壞了事物的本性。”(《莊子"秋水》)他認為，順乎天然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順乎人為是一切痛苦和惡的根源。
    萬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在它們充分而自由地發揮其自然能力的時候，它們是幸福的。《逍遙遊》裏講
了一個大鳥和小烏的故事。兩隻鳥的能力完全不一樣。大鳥能飛九萬裏，小鳥從這棵樹飛不到那棵樹。可是隻要它們都做到了它們能做的，愛做的，它們都同樣地幸福。所以萬物的自然本性沒有絕對的相同，也不必有絕對的相同。因此，鳧的腿骨很短，但天生很短的不必去續長，續之則憂；仙鶴的腿骨很長，但天生很長的的不必弄短，斷之則悲。

 

人鳥不同樂

莊子認為，一切法律、道德、製度、政府的目的，都是立同禁異。那些盡力立同的人、動機也許是完全值得欽佩的。他們發現有些東西對他們有好處，就迫不及待，要別人也有這些東西。可是他們的好心好意，卻隻有把事情弄得更慘。《莊子》的《至樂》篇有個故事說：有一隻海鳥止於魯郊，魯侯派人捕捉住海鳥並把它供奉在太廟之中，每天奏九韶以為樂，奉上太牢以為膳。但海鳥卻表情憂悲，不敢食一肉，不敢飲一杯，三日就死了。莊子由此感歎說：“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烏養養鳥也。……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魯侯以他認為是最尊榮的方式款待海鳥，的確是好心好意。可是結果與他所期望的恰恰相反。政府和社會把法典強加於個人以同其事，也發生這樣的情況。

 

死非所悲

    人可能有許多大禍臨頭，最大的大禍是死亡，《莊子》中有很多關於死亡的討論。畏懼死亡。憂慮死亡的到來，都是人類不幸的主要來源。不過這種畏懼和憂慮，可以由於對事物自然本性有真正理解而減少。《莊子》裏有個故事，講到老子之死。老子死子，他的朋友秦失來吊唁，卻批評別人的痛哭，說：“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人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養生主》)
    別人感到哀傷的範圍，就是他們受苦的範圍。他們受苦，是“遁天之刑”。感
情造成的精神痛苦，有時候正與肉刑一樣地劇烈。但是，人利用理解的作用，可以削弱感情。例如，天下雨了，不能出門，大人能理解，不會生氣，小孩卻往往生氣。原因在於，大人理解得多些，就比生氣的小孩所感到的失望、惱怒要少得多。正如斯賓諾莎所說：“心靈理解到萬物的必然性。理解的範圍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的範圍內有更大的力量控製後果，而不為它們受苦”(《倫理學》。第五部分，命題VI)。這個意思。用道家的話說，就是“以理化情”。
    莊子妻死，惠施去吊喪，卻看到莊子蹲在地上，鼓盆而歌。惠施說，你不哭也就夠了、又鼓盆而歌，不是太過分了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放止也。”(《莊子"至樂》)郭象注：“未明而概，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情可以以理和理解抵消。這是斯賓諾莎的觀點，也是道家的觀點。

[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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