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善侃】
從邏輯主義到曆史主義,是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發展的一個顯著趨勢。純邏輯主義和純曆史主義是科學哲學的兩個極端。前者強調對科學理論作邏輯分析而忽視曆史分析;後者則單純著眼於曆史。兩者都從不同側麵割裂了邏輯的方法和曆史的方法。大多數科學哲學家介於這兩者之間,有些科學哲學家如拉卡托斯、夏佩爾等則有意識地吸取了兩者的合理因素,克服了各自片麵性,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邏輯的和曆史的統一。
一、科學哲學的本性和邏輯的與曆史的統一
曆史的與邏輯的相結合的方法是辯證思維的重要方法,它普遍適用於各個思維領域。
科學哲學的研究方法應是曆史的與邏輯的相統一的方法。這是由科學哲學的本性所決定的。
科學哲學是關於科學的哲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科學。但是,科學哲學采取與科學史不同的方法研究科學。科學哲學以理論形態的邏輯體係去反映科學發展進程的本質和規律。它必須擺脫科學發展的自然進程和大量特殊事件的具體細節,從最能體現科學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性的東西入手對科學進行研究。科學哲學主要以邏輯方法為主,運用抽象的、理論前後一貫的形式去概括科學在各個發展階段的典型形態上體現出來的本質和規律性的東西,以形成科學哲學的概念、範疇和理論體係。而科學史則是通過對科學發生、發展的自然進程和具體事件的考察和表述,來反映科學進程的本質和規律。所以,它要忠實地依照科學發展的自然序列,具體地研究科學史上依次發生的特殊事件和人物。因此,科學哲學是對科學橫斷麵的剖析,科學史是對科學來龍去脈的考察。前者是科學的元理論,後者是科學的演化學。
然而,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又決定了它與科學史的密不可分的關係。科學哲學既要研究科學成果,又要研究科學活動。作為對科學成果的研究,科學哲學要提供對科學本性、理論結構、認識程序、形式要素、檢驗標準、論證模式等科學分析的邏輯模型;作為對科學活動的研究,科學哲學則要揭示科學發現、知識增長、創造機製、認識動力、進化與革命、作用與趨勢等科學發展的動態規律。可見,科學哲學既有對科學成果知識結構的邏輯分析,也有對科學發展進化機製的曆史分析。這樣,科學哲學的研究與科學史研究必須相結合。因為,科學哲學對科學成果和科學發展進化機製的研究都應該與科學曆史的自然進程相一致。列寧指出: “邏輯是對世界的認識的曆史的總計、總和、結論。”[1]科學哲學的邏輯體係,也應該是科學認識曆史進程扣“濃縮”、“再現”。“曆史從郡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裏開始”,[2]科學哲學的範疇推演,則應展現出科學認識由簡單到複雜、由抽象到具體、由淺入深的曆史必然進程。科學哲學的理論本性,內在地體現了它必須是邏輯的與曆史的統一。建構科學哲學的理論體係,應該遵循曆史原則。
二、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和曆史的與邏輯的相統一方法的體現
對科學哲學理論本性的全麵把握經曆了一個過程。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科學哲學理論割裂了邏輯的與曆史的聯係,或脫離曆史片麵強調邏輯分析;或脫離邏輯片麵強調曆史描述,兩者都違背了辯證思維的邏輯要求。
邏輯主義者認為,科學哲學的中心任務是對既定的科學研究成果作語義和邏輯分析,“合理重建”科學理論,清除語義和邏輯疑難,測定理論的事實支持程度,提出接受科學主張的明顯準則,並應用這些準則對科學理論作評價。而且,他們把據以接受或評價理論的標準和準則視為對一切時代的科學都是普遍有效的,從而把邏輯分析絕對化。
邏輯主義者提供了三個關於科學結構的邏輯模型:演繹主義(證偽主義)、歸納主義和約定論。這三個模型都是與實際科學有很大距離、實際上不存在的 “理想模型”。演繹主義主張以演繹推理為唯一有效的推理形式,以無矛盾性作為主要的評價標準;歸納主義確認理論的經驗恰當性,力主理論和經驗論據的最佳符合;約定論則以簡單性為理論評價標準,認為理論的“進步”就在於以新的、較簡單的係統代替舊的、較複雜和較笨拙的係統。綜合考察邏輯主義提供的這三個邏輯分析模型,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它們都是邏輯的方法的必要環節。 從這個意義上說,邏輯主義的這些邏輯分析模型是對辯證思維進程中邏輯的方法的具體化。然而,有些科學哲學家在這些模型中各執一端,並以一種模型反對另一種模型,這就造成邏輯分析方法的絕對化。
例如,波普爾針對邏輯經驗主義的證實原則,提出屬於演繹主義邏輯模型的證偽原則。他強調科學所追求的不應是經驗事實的高概率的支持,而應是理論內容的更加豐富和更加深刻。這在科學哲學的發展中是一個重大突破。而且,他提出的證偽方法,對於在科學研究中解決原來問題,提出新問題,構造新理論等方麵都能起積極的啟引作用。證偽方法實質上是對一些具體的科學方法如淘汰法、篩選法、優選法等的哲學概括,因而受到許多科學家的重視和推崇。然而,波普爾抹煞了科學知識的經驗來源,不僅把某一種邏輯分析方法絕對化(認為除演繹推理外無任何推理或邏輯);而且割裂了邏輯分析與經驗事實的聯係,使邏輯的分析成為脫離曆史分析的片麵的方法。
邏輯主義的三個科學模型,在評價一個理論時所考慮的因素並不超出這個理論本身和有關證據這兩者之外。它們所關心的主要是經驗證據和這個理論之間的邏輯關係:經驗證據是否把這個理論證偽了或排除了?是否使這個理論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接受性?這三個科學模型都不考慮理論的曆史,都隻是對科學理論作靜態的研究,離開一切曆史考慮,尋求絕對的科學理論結構和推理規則,是邏輯主義的共同特征。
在邏輯的方法和曆史的方法之間,曆史主義強調後者。他們認為,科學模型應該同實際科學及其曆史符合。整個科學事業的發展過程;科學的目的、方法、問題和內容的變化;科學理論、假說的發現與辯護等等,都是科學哲學所要研究的。然而,他們卻往往陷入科學史的具體事件中,隻是描述不同曆史時期的科學理論、方法的變化,卻不去揭示科學進步的合理性標準,對一切方法論原則采取了相對主義的態度。
例如,庫恩針對歸納主義的靜態觀點,主張應當尊重曆史,用曆史的方法從動態角度來考察科學發展的機製和規律,勾畫出一幅符合科學史實際的科學發展模式。庫恩認為,要真正認識科學發展的曆史,並從科學史的研究中引出符合曆史實際的科學觀,就必須按照“科學實際上是怎樣的”原則,“曆史地再現”科學史。對科學的研究,不能超越曆史,跨越時代,要從科學所處的曆史環境中引出符合曆史真實的科學發展模式。科學發展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科學範式,不同的科學範式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內容和特點。庫恩的曆史主義研究方法,對於克服邏輯主義的片麵性顯然是有積極意義的。他提出的科學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學發展的辯證法。然而,庫恩在強調曆史主義、否認邏輯主義者關於普遍絕對有效的評價標準的同時,又誇大了“範式”的相對性,抹煞了科學標準的客觀真理性。
由上所述,邏輯主義強調對科學理論的“橫向”邏輯分析,曆史主義強調對科學發展的“縱向”曆史分析,兩者都從一個側麵豐富了邏輯的方法和曆史的方法,但又走向極端。這種分離使西方科學哲學理論處於重重矛盾之中。無論是邏輯主義,還是曆史主義,理論上的片麵都阻礙了科學哲學理論的深化。把兩者結合起來,是現代科學哲學理論發展必然提出的要求。
縱觀西方科學哲學理論的發展曆史,我們可以發現,曆史的與邏輯的相統一的方法,在科學哲學的理論研究中得到了逐漸明顯的體現。
較明顯地開創了曆史的與邏輯的相統一的理論研究先河的是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 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是在波普爾與庫恩的意見爭論、觀點鬥爭中誕生的。他既注意吸取庫恩的合理觀點以克服波普爾的缺點和錯俁,又注意吸取波普爾的合理思想以克服庫恩的片麵性,力求取長補短,實現兩者(實際上就是邏輯主義和曆史主義)觀點的綜合。拉卡托斯學說雖則仍屬曆史主義範疇,但實際上他的理論比一般曆史主義理論站得更高。他的關於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相結合的思想,在西方已發生重大影響。 拉卡托斯吸收了庫恩關於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直接相關的見解,認為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密切聯係,不可分割。科學哲學家必須從科學發展的曆史事實中去尋找和檢驗邏輯模式;而科學史家要編纂好科學史,又必須以先進的科學哲學(先進的科學研究方法論)為指導,否則就會迷失方向。拉卡托斯指出:“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科學哲學;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科學史。”[3]在此,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的結合,就是邏輯的與曆史的相結合。拉卡托斯的“研究綱領方法論”正體現了這種結合。 一方麵,他所建立的研究綱領不是一個靜態的邏輯模型,而是一個動態的邏輯模型。其動態性表現為:第一,研究綱領的結構性和開放性。第二,科學與非科學劃界的可變性。拉卡托斯認為,科學分界問題不是閉門造車的哲學問題,而是與曆史密切相關的。他在研究綱領的進化與退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科學的劃界標準應是:“新的經驗事實的預見性。”任何理論,凡能預見新事實的就是科學的,否則就是非科學的。因此,他認為,同一個研究綱領,在其進化時期是科學的,而轉入退化時期就變成非科學的了。因而,科學的分界是曆史的、可變的。科學可以變成非科學,非科學也可以發展為科學。 另一方麵,他的研究綱領方法論又克服了相對主義,主張綱領的真理性和評價科學方法論的“元標準”的普遍有效性。首先,他認為科學理論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經驗內容的不斷增長的過程;其次,他提出了一個評價科學方法淪的“元標準”,即:任何方法論都應當按照它同科學史或科學實踐符合程度而被判決。也就是說,越是符合科學發展曆史事實的方法論,越是進步的方法論;反之則是退化的方法論。這個評價標準對一切時代和一切科學也是普遍有效的。
這樣,拉卡托斯的研究綱領方法論既是邏輯的(確立邏輯模型的相對穩定性;對研究綱領作橫向的結構分析;確立科學評價標準的普遍有效性),又是曆史的(確認研究綱領的開放性、發展性;科學劃界的可變性)。邏輯的與曆史的統一在他的研究綱領方法論中得到了較好的體現。正由於此,盡管他的理論也有不少缺陷,還不能提供一個較完美的曆史的與邏輯的相統一的理論研究範例,有曆史主義的傾向;但他的理論成就是顯著的,他開創的新研究方法是很有意義的,他的理論也被有些人稱作20世紀70年代科學哲學的主要成就。
拉卡托斯理論的產生,體現了西方科學哲學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
然而,理論的發展是曲折的;拉卡托斯以後,曆史主義的相對主義傳統有一種愈演愈烈的趨向。從費耶阿本德的多元主義到後現代科學哲學觀,在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一種拒斥“理性”和“真理”,強調非決定論、非線性、非邏輯;批判“指稱”、反對“意義”和“基礎主義”,采取“背景主義”和“相對主義”立場;拒斥“一致性”、“因果性”和“可通約性”,讚成多元性、零散性、不確定性和異質性的傾向。可拉卡托斯開創的研究方向並未溟滅。在拉卡托斯以後的西方科學哲學發展進程中,也出現過試圖把曆史的方法與邏輯的方法更好地結合起來的理論模型。夏佩爾的關聯主義模型就是一例。
美國科學哲學家夏佩爾以科學合理性問題為中心展開其理論,作了有益的探討。
他結合科學內容探討問題,把合理性標準內在於科學內部,把它看作是隨著科學的發展而發展的,從確定性與靈活性的辯證統一中較全麵地闡述了合理性標準,既克服了把合理性標準淩駕於科學之上的形而上學觀點,又避免了否認合理性標準確定性的相對主義立場;既注重了科學理論的發展,又注重了對一定的科學標準和方法的分析,較好地做到了曆史的方法與邏輯的方法的相結合。
另外,美國科學哲學家普特南的“理論多元論”一方麵反對“上帝之眼”的獨斷論,承認科學家可以依據一定的“合理可接受性標準”對同樣的經驗材料構造出不同的理論形式;另一方麵又認為盡管對同一對象進行描述的理論可以多種多樣,但其中的客觀真理那部分內容卻應當是一致的、等價的、可以互相翻譯的。一定程度上注意了曆史的方法與邏輯的方法的統一。
總之,在西方科學哲學理論的發展進程中,現代歸納主義和現代演繹主義首先在邏輯主義的模型中吸收了曆史的方法因素,但是它們僅能說明科學內容是發展的,而在理論上基本不承認科學方法和合理性標準的可變性。拉卡托斯模型優於現代邏輯主義的地方就在於承認邏輯模型的動態性,承認科學標準的可變性、進步性;但又有把評價標準過於簡單化的傾向,有回到邏輯主義的趨勢。夏佩爾的關聯主義模型較拉卡托斯更徹底地承認科學的變化和發展,它從科學內容、科學形式、科學方法和標準等多方麵注意了曆史的與邏輯的統一。因此,在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進程中,曆史的與邏輯的相統一方法的強化趨勢,是不可否認的。
三、曆史主義提供了對“過程”作邏輯分析的新思路 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的曆史主義學派,盡管在其理論上失之偏頗,但這個學派以“過程”作為研究對象,力求在自己的曆史模型中再現科學發展史,對科學史作出哲學概括。他們深入科學的發展過程,從大量的科學發展事實中揭示了科學的矛盾運動規律。這些規律的揭示,不僅對於指導科學研究有啟示,而且對於深化辯證思維的邏輯分析方法也具有普遍意義。 從辯證思維方法論的角度分析,曆史主義理論向我們提供了對“過程”作邏輯分析的新思路,即:注意聯係科學發展中的多種矛盾因素,對科學理論作動態的邏輯分析。這無疑為曆史的與邏輯的相統一方法的深入實施奠定了基礎。曆史主義理論啟示我們,在對科學理論作邏輯分析時,至少應聯係科學發展過程中理性與非理性的矛盾、科學與非科學的矛盾、科學理論和方法上的一與多的矛盾、科學理論的真理性與效用性的矛盾、科學發展的間斷與連續、批判與繼承之間的矛盾、科學進步標準的確定性與靈活性的矛盾、理論發展與傳統的矛盾、指導原則與新知識探求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的揭示豐富了人們對科學發展機製的認識,也豐富了對思維過程作邏輯分析的原則。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這裏所揭示的許多矛盾,都是以往在對思維進程作邏輯分析時所忽視或重視不夠的。 第一,非理性因素在科學理論中以至思維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費耶阿本德的理論對此作了有創見的論述。費耶阿本德反對“科學是理性的”這一傳統觀念。他認為,科學不能排除非理性。在科學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非理性因素不是可有可無的成份,而是必不可少的成份;企圖排除非理性,以為這樣才能使科學更理性化、更準確,其結果“必將消滅科學。”[4] 按照他的看法,非理性因素在科學發展的曆史過程中,至少起到如下三方麵的作用:(1)保護新理論不致夭折;{!}保護新理論退卻,免受經驗事實的反駁;(3)戰勝舊理論的必要手段之一。 他的理淪啟發我們思考在整個科學以至整個思維發展過程中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之間的辯證關係。應該看到,在科學發展過程中,非理性因素確實有重要作朋,因為科學理論是人創立的,在人的思維中必然滲有非理性因素。在新理論不斷完善以至於最後戰勝舊理論的過程中,非理性因素可以起到推進作用。我們應該加強這方麵的研究工作。但是,對非理性作用的複雜性和非理性與理性的辯證關係應作全麵理解。非理性可以促進新理論,也可維護舊理論,對非理性的作用也不能過於誇大。在科學、思維的發展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實踐基礎上的理性思維。從這一點來看,費耶阿本德的理論是有根本缺陷的。 第二,科學與非科學的辯證關係。人類的思維在真理與謬誤的鬥爭中發展,科學在戰勝種種非科學、假科學的過程中發展,這是人所共知的規律。但是,如果以為,隻要設定一個簡單的標準,就可以把科學與非科學絕然分開;或者以為,科學假說、理論從誕生起就是非常純潔的,不含一點非科學的成分,那顯然不符科學發展事實。費耶阿本德的理論提出了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不能排斥非科學成分的影響,這對把握思維辯證法有啟發意義。 費耶阿本德斷言:“科學與非科學的分離不僅是人為的,而且對於知識的進展是有害的。”[5]他指出:首先,不存在足以排除任何非科學成分的普遍的研究方法。在科學史中,可以舉出許多單純由於幸運的偶然事件,甚至是由於非科學的因素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從而獲得成功的事例。因此,就科學研究方法而言,並不能保證非科學的成分不會摻和進科學理論中。其次,在科學中摻進了某些非科學的成份,反而會使科學理論得到進步。再次,科學與非科學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一成不變的界線。由此,費耶阿本德強調,科學不應自以為高貴、妄自尊大,企圖絕對排斥一切非理性的、非科學的成份。他正確指出:“關於科學外無知識的斷定,隻不過是另一種最方便的神話故事罷了。”[6]把科學理想化的觀點,既不符合科學發展的曆史事實,也不利於那些尚處於朦朧狀態的、介於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認識健康地向科學認識過渡。當然,費耶阿本德對科學與非科學的任何分界都持否定態度則是不妥當的。 第三,科學理論的多元化。費耶阿本德從科學理論與巳知的經驗事實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不一致以及理論之間的不一致性、不可通約性這一現象出發,提出理—淪的多元主義觀點。 在費耶阿本德以前,邏輯實證主義曾強調經驗事實對理論的判決作用:理論必須與經驗事實一致。如果一致,理論得到證實或確證;如果不一致,理論就被證偽,必須拋棄。因此,當一個理論得到經驗事實的證實或確證時,與之競爭的其它理論就被淘汰,新理論的提出或發展必須推遲到舊理論被經驗事實反駁之後。這是理論的一元論。理論一元論禁止相互競爭的多種理論同時並存。 費耶阿本德對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指出:其一,經驗事實對理論不具有判決作用,理論與經驗事實可以不一致,理論甚至可以脫離經驗事實。因此,經驗事實不能禁止多種理論的並存與發展。其二,理論之間不必一致,隻有破除一致性條件,理論才能更好地得到發展。在科學史上,幾種理論相互對立又同時並存的事例屢見不鮮。其三,在並存的不一致的理論之間,不存在“通約”關係,這是因為,不同的理論存在著不可比較的思想(行為、知覺)結構和差異。 這一觀點,包含著許多精辟的見解。至少,在理論的產生、分化階段,理論是多元的,理論之間的並存與競爭是不可避免的。承認理論的多元,提倡不同理論和不同學派的爭鳴,將有利於科學的發展,促進科學的繁榮。但是,不能把理論的多元絕對化。一方麵,科學理論與某些經驗的不一致,理論之間的不一致,都是相對的。從本質上看,理論總是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反映,因此,在反映共同對象的不同理論之間,必然存在某些內在的一致性和通約性。另一方麵,科學的發展,不僅有分化,而且有綜合。從發展趨勢看,新理論的產生,往往通過對以往各方麵理論的綜合而實現。因此,理論既有多元的一麵,又有統一的一麵,不能強調一麵而忽視另一麵。費耶阿本德的錯誤就在於否認了理論的統一。 第四,科學方法的多元。長期以來,不少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對方法論的局限性問題缺乏正確認識,他們往往片麵地強調一種科學方法而貶低甚至否定另一種方法。費耶阿本德批判了這種錯誤傾向,強調方法的多元。他認為,任何方法都有局限性,不應崇拜某種方法而排斥其它方法,不存在普遍的方法論原則。我們必須采用開放式或發散式的多元主義方法論,其“唯一的原則,就是‘怎麽都行'”。隻有這種多元主義方法論,才能使科學的發展既不受任何所謂普遍原則的製約,也不排除任何規則,使整個科學認識和方法論始終保持開放狀態,真正起到促進科學發展的作用。 第五,效用性也是科學理論所追求的目標。在美國科學哲學家拉雷·勞丹所提出的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的科學進步的合理性模式中,提高理論解決問題的效力被作為科學追求的目標。勞丹明確指出,科學的進步就在於後繼理論能比前驅理論解決更多的問題。任何理論都隻能在一定條件下近似地解決某個具體問題。解決問題並不需要十分精確,但不同理論解決同一問題的精確性可能不同;而隨著理論的發展,解決問題的方式和精確性也會變化和發展。 勞丹由此論及科學進步的合理性標準問題。他主張把科學的目的和評價標準合而為一,即把目的和價值結合。他認為,科學的目的就是追求最能解決問題的理論,而評價科學進步或理論選擇的標準也是看研究傳統和理論解決問題的有效性或能力。勞丹的見解有一定道理。科學理論具有指導人們改造世界的作用,當然具有實用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能排除把效用作為科學追求的目標之一。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認科學進步的目的是真理或接近真理。應該說,科學的目標是追求真理與追求效用的統一,把真理當成科學的唯一目標固然片麵,但隻強調理論的效用性同樣片麵。隻有準確地把握兩方麵的辯證統一,才能更好地促進科學的發展。勞丹對這一問題的論述有一定啟發意義,但他片麵強調理論的實用性,否認其真理性,這是違反科學理論發展的辯證法的。 四、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發展邏輯的深刻啟示 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理論發展中所顯示的“從邏輯主義到曆史主義:邏輯的與曆史的統一”這一趨勢,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今哲學理論的發展邏輯。它為我們探究哲學理論的現代化,展望21世紀的哲學發展前景,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首先,它展現了當代哲學理論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綜合趨勢。西方哲學一進入20世紀,就出現高度分化的局麵。20世紀以來,流行於歐美的西方哲學主要流派不下 20多個。這些流派五花八門,錯綜複雜,充分體現了哲學理論的分化。不僅如此,許多學派(如西方馬克思學、詮釋學)本身的理論觀點也不統一,不僅觀點各異,而且彼此對立。這就是說,現代西方哲學的理論分化已滲透到各學派內部。另外,各種哲學分支的出現,也是哲學理論分化的體現。可以說,20世紀的哲學是以高度分化為特征的哲學。然而,分析是綜合的基礎,高度的分化必然為更高階段的綜合奠定基礎。在哲學和科學理論發展史上,學科的分化與綜合是互為前提,互相轉化的。17—18世紀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曾為從19世紀開始的科學理論的綜合奠定了基礎。今天,五光十色的現代西方哲學理論雖然給人一種繁雜、瑣碎的感覺,然而,這些分化卻是在比傳統哲學廣闊得多的領域中展開的,一旦把這些分化的成果綜合起來,人類的哲學思維必定會達到更高、更新的水平。不僅科學哲學 “從邏輯主義到曆史主義:邏輯的與曆史的統一”的發展趨勢體現了這點;現代西方哲學的其他理論發展也在這方麵有所體現。其一,高度分化的現代西方哲學並非分崩離析,多學派、多分支的現代西方哲學往往有若幹共同的研究課題。其二,現代西方哲學的一些學派經過一段時期的分化,已開始呈現融匯趨勢,例如,傳統哲學的理性主義經過了非理性主義和實證的理性主義這兩股思潮,並吸取了包含於其中的精華後,開創了融匯理性與非理性的哲學理論趨向;西方哲學經過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兩大思潮的分化,也開始出現融匯跡象:科學主義重新提出“本體論”問題;人本主義也更多地吸取了科學基礎理論和科學研究方法。哲學人類學的誕生正順應了這一科學發展趨勢。可以預見,哲學理論的高度綜合,是21世紀哲學發展的主要潮流,這股潮流,將不僅席卷西方,而且將橫貫中西,其結果將是世界性的 “總體哲學”,這將成為哲學的春天。 其次,它揭示了理論和方法的多元化在科學理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現代西方科學哲學強調,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尊重、倡導理論和方法的多元化。他們提出科學發展中的增生原理(擴散原理),認為,科學是批判性的事業,必須有寬容精神,要允許不同意見存在,敢於與不同的理論競爭;要努力“擴散”理論,發明和精心設計與公眾觀點不一致的理論,運用多種理論和方法,推進知識增長。他們還認為不存在普遍合理的方法論規則,提出要依據“怎麽都行”的原則,敢於發現和采用新方法。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的這些主張對哲學理論的發展也有借鑒意義。正如以上指出的,學科的分化與綜合總是互為前提,互相轉化的。任何理論綜合的目標都不可能是“大一統”、“整齊劃一”的。理論綜合的實質是在更寬廣領域中各派觀點的交融、吸收和競爭發展,並形成整體功能。顯然,理論的發展必然以“多元論”為基礎。如隻存在一個流派、一種觀點,用一種方法,學科理論向誰開放?與誰交融?與誰形成整體?20世紀的現代西方哲學已經並依然經曆著“多元化” 的時代,其理論的多樣性已如前所述,就其方法而言,也同樣是多樣的,諸如:現象學的“意向分析”;結構主義的“結構分析”;過程哲學的“過程分析”;詮釋學的“釋義分析”;邏輯主義的“邏輯建構”、“約定論”、“語言分析”;曆史主義的“多元主義”、“合理性理論”、“關聯主義”以及人本學的“價值分析”、 “精神分析”、“意誌情感分析”等。可以說,有多少流 派,就有多少方法。正是這種理論和方法的多元化,為哲學理論的發展展現了更寬廣的前景。如果著眼於世界範圍的哲學發展,理論和方法的多元化就更顯重要。哲學作為一種思想文化,在被一個民族吸收並與該民族的哲學理論融合時,必然不同程度地民族化。民族化即多元化。正是豐富多彩的各具民族特色的哲學流派,才能匯成相互融合的世界哲學潮流。因此,處在21世紀世界哲學大綜合前夜的今天,必然是哲學理論多元化的時代。中國哲學要現代化,要走向世界,必須從此著眼。即使世界哲學大潮流形成之時,也並不能舍棄多元化。這是因為,任何一個哲學思潮的形成,都不可能把所有學派包括無遺,即使同一流派,也可從多種角度與其它流派匯合;而匯合成的新流派又會從多角度與其它流派進行多側麵的匯合。在世界哲學的總潮流中,流派的生成是無止境的。從趨勢看,哲學理論越是大綜合,新流派生成的機會就越多,哲學流派也就越多元。這不僅為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史所證實,也為整個現代哲學史所證實了。 再次,它告訴我們,在哲學理論發展過程中,隻要是合乎邏輯地形成的流派,理論上總是有合理之處、閃光之點。而哲學理論的成熟,則又總是離不開對各派理論的吸收和借鑒。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的成熟,不正是在這種代代相傳、繼承和發展的過程中才實現的嗎?從這個意義上說,就世界哲學理論的總體進程看,各民族的哲學都在從各個側麵、各個局部上豐富和發展著哲學理論。因而,第一,必須把各民族哲學包括現代西方哲學在內都看作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從而分析其精華部分,科學地加以吸取,以豐富本民族哲學理論。第二,必須正確對待本民族哲學,尋找本民族哲學與世界哲學的結合點,自覺實現本民族哲學與世界哲學的對話、交流。這是總結20世紀哲學理論發展的得失,展望21世紀哲學前景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與注釋: [1] 《列寧全集》,第38卷,第90頁。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72年版,第122頁。 [3] 拉卡托斯:《證偽與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1978年英文版,第102頁。 [4] 費耶阿本德:《反對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155頁。 [5] 同上,第306頁。 [6] 費耶阿本德:《反對方法》,1963年第5版,第70頁。
I'm currently reading Steve Fuller's book about the famous Kuhn vs. Popper Dabate. Oh, I really dislike the way he paraphrased Kuhn!
"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是在波普爾與庫恩的意見爭論、觀點鬥爭中誕生的" 麻煩您告訴我這人和書的英文名字好嗎? 我要去圖書館借來讀.多謝宋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