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
學哲學
現代外國哲學：國內研究現狀與展望
江怡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北京100732）
[作者簡介] 江怡（1961- ），男，四川宜賓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英美哲學、語言哲學和維特根斯坦哲學。
[摘要] 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是我國外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近1個世紀的發展，我國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規模和特色。1995年以來，我國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展望未來，我們的研究需要與時俱進，對當代外國哲學中的重要問題提出我們自己的理論觀點。
[關鍵詞] 現代外國哲學 哲學研究 發展趨勢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in Its Study in China
Jiang Yi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Study in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has been constitutive of study of foreign philosophy in China. It has formed th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last century. From 1995 up to now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while it has been in a new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From now on we need to study foreign philosophy along with its development and to develop our responses to all the significant problems made by foreign philosophers.
[Key Words]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一， 學科的背景與定位
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是哲學研究的前沿學科之一，是我國外國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了解和掌握外國哲學發展趨勢並展開與國外哲學家直接對話和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渠道。我國對外國哲學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對現代外國哲學的研究，並通過這些哲學家的著作和思想逐步展開對外國哲學史的研究。
20世紀20-30年代，張申府、金嶽霖、胡適、丁文江等人對羅素哲學、邏輯實證主義、實用主義以及弗洛伊德主義的研究，揭開了我國現代外國哲學研究的序幕。
自建國以來，現代外國哲學研究的發展大致經過了三個大的階段：前十七年的批判性介紹、十年文革的沉寂、改革開放之後的複蘇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政治和曆史的原因，我國對外國哲學的研究主要側重對馬克思哲學主要思想來源之一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以及對古希臘哲學和近代歐洲經驗論和唯理論的研究。當時出於學術交流和批判的目的，也有限地翻譯出版了部分當代哲學家的論著。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基本上處於停頓狀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才得以複蘇：外國哲學家的重要論著被陸續翻譯出版；當代哲學的重要思潮和理論被陸續介紹；出現了譯著暢銷、論著猛增、講座滿堂、人人爭先恐後地了解新思想新觀念的局麵。
從學科性質上看，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是外國哲學研究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外國哲學史研究的當代部分。從學科內容上看，現代外國哲學研究直接涉及到當代哲學家的重要思想和理論觀點，是當代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首先，哲學學科的建立主要來自西方，是自古希臘哲學以來的西方哲學發展的結果。我們如今所了解的“哲學”一詞來自日本，其主要內容就是傳入日本的西洋哲學。20世紀初以來由胡適、馮友蘭等人建立的中國哲學史框架，也完全是照搬西方哲學的建構模式，延續至今。西方哲學是人類對大千自然世界、複雜人類社會和神秘思維活動形成的最初認識形式之一，是哲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得以誕生的一個主要來源。與包括中國哲學在內的東方哲學、阿拉伯哲學以及希伯來-猶太哲學等不同，以古希臘哲學為起點的西方哲學傳統強調理性和批判，重視邏輯的推理和經驗的證實。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既表達了西方哲學的理性特征和思辨特征，也反映出西方哲學對人類生活意義和價值的密切關注。
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哲學經曆了三次重大形態轉變，分別出現了以本體論（或存在論）、認識論和語言哲學為主要內容的思維模式。經過2500多年的演變，西方哲學最終形成了以思辨的形而上學、理性的科學方法、批判的社會意識和宗教式的人文關懷為主要特征的哲學傳統。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的哲學概念首先應當是指一種具有先驗的、思辨的、形而上的理論體係或思維方式。我們所謂的“做哲學”，通常是指從一般和抽象的角度，根據某種原則，按照某種方法，對哲學問題或其他學科中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做出合乎邏輯的理性分析。因此，理性的思辨和邏輯的推理，成為哲學研究區別於其他人文學科研究的重要標誌，也是哲學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的主要特征。
其次，現代外國哲學是西方哲學發展的現代形態，是哲學研究在當代的主要表現形式。從時間上說，現代外國哲學的範圍主要是指自19世紀末開始至今的整個西方哲學，也包括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哲學，如東方哲學等。與傳統哲學相比，現代西方哲學在哲學性質、討論問題的範圍和方式等許多方麵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哲學的基本傾向是反“形而上學”即反傳統哲學的模式，批評以本體論和認識論為典型代表的知識論，認為它基本上是以先驗演繹為特征的獨斷論，具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在這種批判傳統的大背景下，20世紀的西方哲學學派林立，目不暇接。但從總體上看，基本上是經驗的因素（感覺、知覺、直覺、想象等）戰勝了柏拉圖式的理念，這與19世紀以來的經驗和實證科學的發展有關（例如心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學、語言學等）。同時，傳統哲學問題被歸結為語言的含義或意義問題，哲學發生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語言的轉向”：在很大程度上，所謂的哲學問題，都被歸結為以各種不同形式出現的“語言哲學”問題。哲學家們更加關注事物的“相對因素”，即差異、變化、多樣、偶然等等，反對各種各樣的“決定論”。這些就使得整個現代西方哲學呈現出多樣化、無中心的格局。
不過，總的來說，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大致可以歸為兩種方向：一是以科學和邏輯為基礎的哲學，國內學界一般稱之為科學哲學、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等等，他們從自然科學、邏輯學和語言學領域出發，重新定義和解釋哲學問題，重要的哲學家有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石裏克、波普爾、庫恩、斯特勞森、蒯因等等。代表這一方向的哲學家大多是專門科學領域裏的專家，其最大特點是，這些哲學家幾乎拋棄了傳統哲學討論的問題。二是以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為標誌，受現象學思潮的影響，或者所討論的問題與現象學類似，其特點是隊伍較為龐雜，雖然研究的領域分散，但是大都與傳統哲學問題有明顯或隱蔽的關係。重要的哲學家主要有現象學家海德格爾、薩特、梅洛—龐蒂、列維那斯、利科；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拉康；“哲學詮釋學”哲學家伽達默爾；社會批判學家哈貝馬斯；“結構主義”哲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後現代主義”哲學家福柯、德裏達、德勒茲等等。現代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傳統也有密切的關係，這也是國內較早展開研究的一個領域。一般把這個學科稱作“西方馬克思主義”，即從現代西方哲學立場看待問題的馬克思主義。
最後，與傳統哲學研究相比，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具有許多不同的特點。一方麵是專業化的傾向日趨嚴重。因為許多哲學家首先是數學家、邏輯學家、語言學家、社會學家、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文學家等等，這就使得任何一個哲學家想要精通整個當代哲學幾乎是不可能的。結果是，哲學家之間的交流產生了以往從未曾有過的困難，他們之間，特別是在具有科學傾向與人文傾向的兩類哲學家之間，存在著理解上的很大障礙。另一方麵，打破學科間界限的傾向也日益明顯，但並不是回到傳統哲學統一的所謂世界觀問題，而是更多地表現為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建立新的學科。這樣，對從事現代西方哲學研究的要求就更高了，特別是對於比較熟悉西方古典哲學的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明顯存在理解上的障礙。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西方世界進入所謂“後工業社會”為背景，西方哲學特別是具有人文傾向的哲學，流行所謂“後現代哲學”。它以現象學和解構理論為哲學基礎，迅速蔓延到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後現代哲學方向是當代西方哲學的最新傾向，它試圖徹底轉變傳統哲學研究的角度，拓寬新的視野，並且囊括了科學和人文兩大學科。
綜上所述，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是使我們的哲學研究保持與國際同步並加入世界哲學對話的基本前提，是讓中國哲學真正能夠走向世界的主要途徑。無論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還是為了讓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中占據應有的地位，我們都必須十分重視對現代外國哲學特別是當代西方哲學的研究。鄧小平同誌早在“三個麵向”的題詞中就把“麵向世界”作為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目標之一；江澤民總書記在2002年7月16日視察中國社會科學院時的講話中也明確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中國的問題，也要研究世界的問題。這些都為我們更好地開展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證。從學科性質上看，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本身也屬於我們對外研究和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保證我們的方針政策能夠在對外活動中得到體現和執行的重要理論基礎。“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隻有從哲學文化的角度去認識和理解西方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才能使我們的一切對外政策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也才能得到外國友人的理解和支持。
二， 近五年國內的主要研究進展
自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大致經曆了三個不同的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以及90年代中期以後。在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國外新技術的引入，國外的新思想和新觀念也大量湧入。人們在與國際社會隔絕10餘年之後對這些新鮮的思想觀念自然產生極大興趣。現代外國哲學家們的理論、學說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思潮，作為這些新觀念的主要內容，自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一時間，存在主義、尼采哲學、法蘭克福學派、實證主義以及波普哲學等陸續和分別成為人們（特別是青年人）談論的時髦話題。盡管由於對某些當代西方哲學家思想觀念理解上的偏差而對部分青年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形成產生了某些負麵影響，但實踐證明，我們對現代外國哲學的介紹和研究，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事實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間，國內出版的介紹和評述現代外國哲學的著作及教材等出版物已達百餘種（冊），發表論文500餘篇，出版譯著200餘種（冊），現代外國哲學著名哲學家的主要或代表性著作均已被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經過大量的引入和評述，我國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進入相對平穩發展的時期，對各種哲學思潮開始進行深入的反思，研究工作更加細致、紮實。大多數研究者在繼續介紹評述的同時，更多的是開始對某個哲學家的思想或某些重要的問題展開深入係統的研究，撰寫研究專著，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觀點。經過前10年（1979-89）對現代外國哲學思潮的了解和後5年多（1990-95）的深入研究，從1995年之後，我國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對重要哲學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這些成果不僅深化了我們對他們的理論觀點的理解，澄清了以往對他們的某些錯誤認識，而且對推進我國的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於德國古典哲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我們對當代德國哲學也就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從19世紀末的尼采、叔本華哲學到20世紀前期的海德格爾和20世紀中期的伽達默爾再到20世紀晚期的哈貝馬斯，國內學者對他們的思想都做了非常全麵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理論觀點。如關於海德格爾哲學，就出版了六部專著，對海德格爾思想與胡塞爾思想、海德格爾與納粹、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意義等重要問題都提出了獨創性觀點，認為海德格爾的早期思想是以一般唯物主義核心論題為前提的（靳西平：《海德格爾早期思想研究》，1995）；有證據表明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關係並沒有人們通常想象的那樣密切（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1995）；認為海德格爾的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之間存在思維方式上的相近之處（張祥龍：《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1995）；提出隻有考察海德格爾對時間的分析才能理解他對形而上學的批判（黃裕生：《時間與永恒：論海德格爾哲學中的時間問題》，1997）等觀點。這些觀點澄清了國內關於海德格爾思想以及他與納粹關係等問題上的錯誤認識，比較客觀真實地反映了海德格爾思想的全貌。同時，對海德格爾哲學的研究也引發了國內學術界對當代歐洲大陸哲學的重新評價，特別是對當代歐洲大陸哲學與傳統哲學之間關係的重新認識，形成了某些共識，比如認為，現象學是當代歐洲大陸哲學的起點；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與薩特的存在主義之間有重要的區別，不能把兩者籠統地歸納在“存在主義”的名稱之下；20世紀末以來的歐洲大陸哲學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對道德發展、人類生存環境、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等問題給予了比以往更多的關注，由此引發了以“後現代”的思維方式思考人類生存等重大問題的各種問題，如哈貝馬斯的“交往倫理學”、德裏達的“消解論”、福柯的“曆史反思”等等。學術界的這些認識對於我們思考如何在現代國際社會的大背景下建設自己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問題，具有很大的參考和啟發意義，其“前車之鑒”的作用無法忽略。
關於維特根斯坦哲學，也出版了五部專著，對維特根斯坦的前後期哲學都做了全麵的分析，提出了許多重要理論觀點，如認為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應當放到歐洲大陸哲學的背景中加以理解，把他看作是溝通英美哲學與歐洲大陸哲學的橋梁（江怡：《維特根斯坦：一種後哲學的文化》，1996）；認為維特根斯坦的前後期思想在思維方式上是一致的（韓林合：《維特根斯坦哲學之路》，1996）；強調語言遊戲概念在維特根斯坦後期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王曉升：《走出語言的迷宮》，1999）；提出了維特根斯坦中期思想的獨特性（江怡：《維特根斯坦》，1999）等。這些觀點雖然主要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但對我們重新認識維特根斯坦這位當代最重要的西方哲學家的思想對西方社會的影響，卻是非常有意義的。這種意義主要表現在，由於維特根斯坦的思想不僅對當代哲學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當代科學和社會的許多重要領域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如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邏輯學、數學、語言學、宗教研究、曆史科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所以，對維特根斯坦的研究具有“一發千鈞”的作用，有助於我們更為準確地理解當代科學與社會的變遷，由此提出我們相應的對策。同時，對維特根斯坦思想的研究也使我們的研究工作直接進入與外國哲學家的對話，由此更好地把握西方哲學的發展走向，也使我們能夠較快地與世界哲學發展同步，有助於當代中國哲學躋身於當代世界哲學之林。
此外，關於弗雷格哲學（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1996）、奎因哲學（陳波：《奎因哲學研究》，1998）、胡塞爾哲學（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1995）等，也都出版了研究專著，表明了國內研究者隊伍具備了較強的整體實力。1997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現代十大思想家》叢書包括了尼采、維特根斯坦、波普爾、伽達默爾、弗洛伊德、哈貝馬斯、海德格爾和胡塞爾等人的思想傳記；1999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西方思想家研究叢書》第一輯包括了關於盧卡奇、維特根斯坦、馬爾庫塞、福柯、哈貝馬斯和德裏達等人思想的研究專著。以上這些專著基本上都出自中青年作者之手，顯示了我國哲學界在西方哲學研究領域後繼有人。
在當代哲學家著作翻譯方麵，自1995年以來，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係統地翻譯出版了海德格爾（孫周興主編：《海德格爾著作選》2卷）、維特根斯坦（塗紀亮主編：《維特根斯坦全集》12卷）、弗雷格（王路編譯：《弗雷格哲學論著選輯》）、胡塞爾（倪梁康譯：《純粹現象學通論》等）等人的著作。這些翻譯極大地推進了國內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工作，為我們全麵準確地理解這些哲學家的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第二，對當代西方哲學中的重要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並開始注意從中國哲學的視角，理解、分析和評價西方哲學家的思想以及當代哲學中提出的問題，如張祥龍的《海德格爾與中國天道》（1996）對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比較研究、江怡的“分析哲學在中國”（2000）一文和陳波的“分析哲學的價值”（1997）一文以及他的《奎因哲學研究》（1998）一書強調分析哲學對中國哲學的重要性、王路的《走進分析哲學》（1999）對“真理”、“存在”等西方哲學基本概念的深入分析等等。此外，國內大陸學者與港澳台學者合作，於1999年和2000年分別召開了兩次“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專題研討會，就如何以分析哲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同時，國內學者還注重對當代西方哲學最新發展的跟蹤研究，及時反映西方哲學的發展動態，保持與西方哲學界的密切聯係。如江怡主編的《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1998）就把研究視角直接觸及到目前的西方哲學，為國內學術界提供了最新的研究資料。
這些研究成果的意義在於，它們不僅為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提供了獨特的中國視角，而且為中國哲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這種哲學作用的互動，體現了中西哲學在哲學觀念、研究方法、表達形式等諸方麵的互補，也推動了當代中國哲學從思想內容到理論形態的現代化過程。
第三，加強了與西方哲學界的對話和交流，特別是能夠以中國學者的聲音出現在國際哲學舞台上，直接與西方哲學家開展學術討論。這主要表現在：1994年在北京成功舉辦了“洪謙及維也納學派”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的近200名哲學家參加了會議；1992年在北京成功舉辦了“科學哲學中的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由邱仁宗參與編輯，1996年被列入美國“波士頓科學哲學叢書”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錄了我國學者的12篇論文，充分展現了我國學者的研究水平；1998年我國學者參加了在美國波士頓舉行的第20屆世界哲學大會，發表論文十餘篇，內容包括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以及中西哲學比較等不同話題，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大興趣；2001年在北京成功舉辦了“政治哲學國際研討會”，來自國內外百餘名哲學家參加了會議討論，在國際哲學界產生了很好的反響；從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學者利用在美國進修訪問的機會參加了美國哲學學會各分會的年度學術活動，在各種學術會議中組織與中國哲學相關的論壇，與西方哲學家展開直接的學術對話。此外，開始於1988年的中英澳暑期哲學學院在90年代邀請了近50位西方哲學家來華講學，使國內哲學家有更多機會與他們進行更為深入細致的交流對話，同時，國內也有數十位中青年學者通過該學院到英國進行學術訪問，使我們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工作者能夠親自獲取當代西方哲學的第一手材料；該學院目前在國內外哲學界都擁有很高的聲譽，已經成為我國哲學家與西方哲學家直接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由暑期學院組織的《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也由中英雙方哲學家共同完成，於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並將由英國布萊克威爾出版英文版。
這些活動充分表明了我國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已經在國際上獲得了認可，開始具備交流和對話的能力。
三， 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從學科描述上看，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屬於動態性的學科，它的內容永遠處於變動和發展的過程，不可能形成最終的定性的研究成果，因為它的研究對象處於變動開放的過程，是對我們正在經曆著的當今國外哲學的研究。但作為一門學科，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又需要相對穩定的建製，這就要求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理論觀點作為其學科支柱，要求具有相對穩定的特征以便區別於其他相近學科。這些就使得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具有超出其他學科研究的難度，也體現了這個學科常變常新、與時俱進的特點。
由於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具有這樣一些特點，我們要對這個學科的未來研究做出展望，也變得非常困難。但從學科建設上看，我們仍然可以就未來研究的前沿課題和重要理論爭論提出進一步的設想。
首先，我們的研究是以現代外國哲學自身的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為主要內容的，因而這一學科的前沿課題就隻能來自國外當代哲學家們對哲學、文化、社會發展與人類進步等問題的密切關注，來自我們與國外新思想、新觀念之間的比較和借鑒。事實上，當代哲學家們對上述問題的關注和研究絕不限於純學理的範圍，而是具有相當廣泛的實際意義。哲學家們提出的問題不僅有助於哲學觀念的更新，更重要的體現為對個人與社會的發展、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等現實重大問題的理性反思。哲學家們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現代化工業與文明社會表麵繁榮進步背後所隱藏的深刻危機，以現實表象的廣泛性和曆史沉澱的深刻性，指出了現代人類的兩難處境及其可能出路。當代哲學家們的這些理性觀念使文明為學科發展設置的前沿課題具有了超出哲學自身範疇的、相當廣泛的現實意義、深遠的曆史價值以及世界範圍的普遍性。
根據當代哲學家們提出的問題和我們麵臨的社會需要和曆史責任，我國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至少要對這樣幾個重要問題做出係統深入的探索：人與自然的均衡發展問題；人類進步與技術文明的發展問題；社會發展與倫理道德問題、曆史變革與人的能動性問題、現代化建設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問題；社會主義的過去與未來的問題，等等。
其次，在過去的五年中，我們曾就現代外國哲學研究中的某些熱點問題展開過廣泛深入的討論，事實表明，這些討論對推進研究工作的深入、澄清理論上的疑點、消除對某些理論觀點的誤解，的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這些討論主要包括：關於理性與非理性的討論；關於“實在”觀念的爭論；關於實用主義的重新評價；關於“實踐”的討論；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關於前蘇聯哲學中對“人學”與“主體性”等問題的討論；等等。
根據現代外國哲學的最新發展和我們的研究現狀，我們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加強以下方麵的工作：第一，關於當代哲學中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的關係問題，特別是應加強對邏輯分析方法的研究，重點放在語言哲學和心智哲學等領域。當代西方哲學（特別是英美哲學）的最新動向是把分析哲學的傳統與先進的人工智能和計算機技術結合起來，通過語言哲學研究達到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結合。這就需要我們特別密切地關注西方哲學的這種動向，結合當代科技的發展，努力為解決科學發展中的問題提供有力的哲學指導。第二，關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問題。後現代問題是當代西方哲學的熱點之一，在我國的研究中也一直屬於前沿問題。中國社會正在走向現代化，如何在建設現代化的過程中避免出現西方國家的後現代問題，在文化發展中做到“防微杜漸”，也成為我們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第三，關於如何恰當地吸取自然科學成就的問題。現代科學的發展在推進人類社會進步的同時，也造成了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還向人類的道德倫理、存在意義等重大問題提出了挑戰。如何應付科學發展的這種雙刃劍，不僅是現代外國哲學家們考慮的問題，更是我們當代中國哲學家需要提上議事日程的問題。第四，關於當代哲學的生長點問題。我們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已經走出了簡單介紹評述的階段。但要真正進入對當代哲學問題的研究，就需要我們把握這些問題本身，研究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由此形成我們對這些問題的觀點，提出我們自己的理論。應當說，正是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才能使我們進入當代哲學的話語，使我們直接把握當代哲學的精神。
載《北京化工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