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一四年的八月到一九一七年之末，我是全神忙於反對戰爭的事。但是到了一九一八年之初，我就已經相信我無法進一步做出對於和平有益處的事。我盡快寫了一本原先約過的書，名《到自由之路》。可是這本書一寫完，我就又開始研究哲學問題了。我在前章中已經講到討論邏輯原子主義的那些講演了。這些講演正是我進監獄以前講完的。在監獄裏，我先是寫了一篇論辯性的批評杜威的文章，然後寫了《數理哲學入門》。在此之後，我發現我的思想轉向了認識論，轉向了心理學和語言學的似與認識論有關的那些部分。這在我的哲學興趣中多少是一個永久性的轉變。就我自己的思想來說，興趣轉變的結果具體表現在三本書裏：《心的分析》（１９２１）；《對意義與真理的探討》（１９４０）；《人類的知識：其範圍與限度》（１９４８）。
在這項工作一開始，我並沒有固定的信念，而是隻有一些箴言和成見。我瀏覽的範圍很廣，最後發現，就和寫《數學的原理》以前閱讀的情形一樣，我所閱讀的那些東西大半和我的目的並沒有關係。
在一開始的那些成見中，我應該列舉六項，特別重要：
第一，我覺得最好是強調動物和人的心理的連續性。我發現普通是反對說動物行為具有理智。對此我大致是同意的。但是我認為解釋動物行為所采取的方法比解釋人類的所謂“思維”、“知識”或“推理”時所容許用的方法在範圍上要廣得多。由於有這種成見，我閱讀了很多關於動物心理的書。有趣的是，在這一方麵有兩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是美國的桑戴克和德國的柯勒。好象動物行動的方式總是表示觀察者的哲學的正確性。這個破壞性的發現可以適用於更廣的範圍。十七世紀時，動物總是凶猛殘忍的，但在盧梭的影響下，大家開始崇拜野人，認為野人是高貴的，動物也在被崇拜之列，皮考克曾藉“烏蘭·豪頓先生”對此加以嘲笑。在整個維多利亞女王當政時期，所有的類人猿都是道德高尚的一夫一妻主義者。但是在放縱的二十年代，它們的道德經曆了一場災難性的衰退。可是動物行為的這一方麵對我沒有關係。我所關心的是觀察動物如何學習。美國人所觀察的動物都是狂亂地跑來跑去，直到偶然碰到解決的辦法。德國人所觀察的動物是靜靜地坐在那裏抓腦袋，後來從內意識裏想出了解決的辦法。我相信這兩種觀察都完全是可靠的，動物采取什麽行動要看你讓它解決哪種問題。關於這一個問題，我閱讀的結果是使我十分警惕運用任何學說越出已由觀察證實了的範圍。
有一個領域，其中已經有了大量精確的實驗知識，那就是巴甫洛夫觀察狗的條件反射。這些實驗產生了一種哲學，叫做行為主義，曾經十分流行。這種哲學的要點是，在心理學裏，我們要完全依靠外部的觀察，而決不承認完全根據內省得來的材料。就一種哲學來說，我從來不願意接受這種意見。
但是當做一種方法盡量來采用，我認為是有價值的。我預先就決定我要盡可能推行這種方法，同時仍然相信它是有限度的。
第二，除了讚成行為主義方法的成見以外，另一種成見是讚成盡量用物理學來作說明。我一向深信，從宇宙的觀點來說，生命和經驗在事物的因果關係中並不重要。天文學的世界統治我的思想。與銀河星係相比，我深深感到我們這個行星的渺小。在萊穆塞的《數學的基礎》中我發現有一段，我不以為然：
“好象我和一些朋友意見不同的地方是不把物體的大小看得重要。我麵對茫茫無際的天空毫不覺得自卑。星星也許是巨大的，但是它們不會思維，不能有所愛。這些特性倒比物體的大小給我的印像要深得多。我並不因為體重將近十七覺得增加了光彩。
“我心目中的世界圖形是按透視畫法畫的，不象是一個合乎實物比例的模型，占據前景的是人類，所有的星星都和三辯士銀幣一樣小。我並不真個相信天文學，那不過是把人的（也許還有動物的）部分感覺過程記述得很複雜而已。我把我的透視畫不但用於空間，而且也用於時間。世界將來到時要冷卻，萬物都要滅亡；但是離那個時候還很遠。對它現在的價值不能打任何折扣。不因為將來是空白，現在就減損了價值。占我的圖畫的前景的人類我覺得是有意思的，而且，總的說來，是值得讚美的。”
個人的感覺如何是不容爭論的。我決不自以為我的感受勝於萊穆塞的，但是分別是太大了。想一想人類及其所做的蠢事，就覺得不愉快。想想安德魯米達星座的星雲比想想成吉思汗我覺得更快活。我不能像康德那樣把道德律和星空放在同一個平麵上。想把宇宙加以人類化（這是構成唯心論的基礎）使我覺得不快，這還和這究竟是正確不正確這個問題完全無關。我沒有意思認為世界是來自黑格爾的苦思冥想，甚至也不是來自他那“天上的原型”。在任何與經驗有關的題材中，透徹的了解會把比較重要的因果律簡化為物理學定律。但是如果是非常複雜，我懷疑簡化實際上能夠做得到。
第三，我覺得“經驗”這個概念自來強調得過火了，特別是在唯心論裏，就是在很多形式的經驗論裏也是這樣。當我開始思考認識論的時候，我發現強調“經驗”的哲學家們都沒有告訴我們他們用這個字是什麽意思。他們好象以為這是一個沒法下定義的字，它的意義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有一種趨向，以為隻有被經驗到的東西我們才能知其為存在，而斷言某些東西存在我們卻並不知其存在，則是毫無意義的。
我認為這種意見是過於重視了知識，也可以說是過於重視與知識相類似的東西。我認為持這種意見的人並沒有認識到這種意見的全部含意。看來很少哲學家曉得我們可以了解“凡甲皆乙”或“有若幹甲”這種形式的命題，而不知道任何單獨的甲。如果你是在一個石子很多的海灘上，你會深信海灘上有很多石子你還沒有見過或摸過。事實上每個人都承認無數關於還未經驗過的事物的命題，但是當人們開始思索哲理的時候，他們好象認為不能不人為地把自己弄得很愚蠢。同時我願意承認，解釋如何獲得超乎經驗的知識是困難的，但是我認為那種以為我們沒有這種知識的看法是完全站不住的。
第四，我以前有，現在仍然有，另一種與方才所討論的那種反其道而行的成見。我認為，所有關於“世界上有什麽”的知識，如果不是直接報告通過知覺或記憶而知道的事實，必是從若幹前提推論出來的，其中至少有一個前提是通過知覺或記憶才知道的。我不相信有證明事物存在的十足先驗的方法。但是我的確相信是有一些或然性的推理形式我們不能不加以承認，雖然這些推理形式不能由經驗來·證·明。
第五，我一九一八年認識到的事情之中有一件是，我對“意義”和一些語言上的問題總的說來注意得不夠。正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意識到字和事物之間的關係的許多問題。首先是單個字的分類：專名、形容詞、關係詞、連詞，以及“所有”和“有些”這一類的字。其次是句子的意義和句子如何會有真偽二元性的問題。我發現，在算術中有些形式主義者，他們滿足於立下一些做算術的規則，而不考慮數必須用於計算事物；同樣，在語言這個更廣泛的領域裏有些形式主義者，他們以為真理就是合乎某些法則，而不是一個和事實相符合的問題。很多哲學家指摘真理的“符合說”，但是我總覺得除了在邏輯和數學中，任何別的學說都沒有可能會是正確。
由於我想保持動物智力的連續性，我也認為，盡管語言極為重要，卻過於強調了它的重要性。在我看，信念和知識有其前於語言的形式。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就不能正確地對它們加以分析。
在我最初對於語言發生興趣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料到問題的困難和複雜性。那時我隻覺得語言問題很重要，最初並不知道那些問題究竟是什麽。我並不自以為已經獲得了這個領域裏的全部知識，但是，無論如何，我的思想已經變得更清楚、更明確了，更認識到其中包含的問題。
第六，現在說到我最初的那些成見之中的最後一個，這在我整個思想中恐怕一直是最重要的。這是關於方法的。我的方法總是從某種含混而費解的東西開始，這種東西不容懷疑，但是我無法說得準確。我所走的過程象是先用肉眼看某種東西，然後再用顯微鏡加以檢查。我發現，把注意力加以集中，在原來什麽都看不見的地方就出現了區分和差別，就象通過顯微鏡你可以看見汙水裏的杆菌一樣，而沒有顯微鏡是看不出來的。有很多人反對分析。我一直認為，就象汙水的那個例子，分析顯然能給人以新知識，而對於原來就有的知識毫無所損。這不但適用於有形的東西的構造，也一樣適用於概念。舉例來說，平常所用的“知識”是一個很不精確的名詞，其中包含很多不同的東西和自確有把握到稍有可能的許多階段。
我覺得，據我的經驗，哲學研究是從那種好奇、不滿足的心情出發，心裏覺得完全確信，而又說不出確信的是什麽。
長期注意所產生的那個過程正象在濃霧中注視一件越走越近的東西。最初不過是一片模糊的黑影，但是越來越近就清楚了，原來是一個男人或一個婦女，一匹馬或一頭牛，等等。我覺得那些反對分析的人是讓我們滿足於最初的那一片模糊的黑影。關於研究哲學的方法，對於以上那個曆程的信賴是我最強、最堅定的成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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