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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遊當年插隊地——安徽和縣長江邊

(2020-06-13 22:56:01) 下一個

回插隊的地方看看的念頭，由來已久，但怎麽也不曾想到，竟會是在倉皇辭廟的一大清早，立於北京街頭，淒惶之中，臨時起意而去，故為“偶遊”。

2009年6月15日，“起意”以後，我在北京南站，枯坐了五個小時。11點，上了動車組，直發南京。晚間到了南京，和三個陌生人拚搭出租車，去馬鞍山過夜。次日，乘中巴，渡過長江，到了在水那邊，闊別33年的和縣，我的插隊地。

一、和縣

我乘下圖這個中巴過江到和縣，票價16元。穿白衣，挎包的女人是售票員，其餘是農民。

他們當然不會想到，這擁擠的車裏，竟有一人是從比利時來的“老外”。我想到電影“立春”裏說的那個俄羅斯鄉下的六指兒。在這樣的車裏，這樣的人群裏，你個假老外，會說四國語言又怎樣呢？此時此地，那不過是個累贅，毫無用處，毫無價值，仿佛六指兒。長江上，和我同船過渡的，還有下圖中那些肥頭大耳的乘客。

那天早上的江麵，意境雖然依舊寬廣，眼睛卻看不十分真切。

天地間，彌漫著充斥各城市的那種可疑物質——據說是叫做“霾”，以別於“霧”。後者是水汽，純屬自然現象；前者是塵氣，多半屬人禍。後來我到了插隊的地方，那裏遠離城市，但天氣也是一樣的曖昧：你說它晴呢，卻到處灰蒙蒙；你說它陰呢，卻有個太陽，能照出人影來，曬得你流汗。印象中，35年前，我在那裏插隊的時候，從未有過這種天氣。真是汙染之下，天無分南北，地無分城鄉，大家一齊遭殃。

到了和縣縣城，我的回鄉之行算是真正開始了。35年前的夏天，酷暑，正是“雙搶”時節，我下鄉的第一站就是這裏。那時沒有汽車輪渡。我們帶著行李，乘卡車，沿江北上，過南京長江大橋，再南下，跑了一上午，才到達和縣縣城。如今乘大巴，過輪渡，1小時20分鍾就到了。將來馬-和長江大橋修好了，時間還會縮短一半，兩地來往，應該也就是30-40分鍾的事情。說不定，會將和縣劃歸馬鞍山管轄，也未可知。

我對和縣縣城的記憶是不完整的，碎片式的，因為我總共隻去過4、5次。如今，在縣城裏遊蕩，我感覺很陌生，完全不知身處何地，唯一能想得起來的地名，就是這個“和縣汽車站”。當年的汽車站不可能有這麽氣派。但當年的汽車站是個什麽樣子？我腦海中，影影綽綽，有那麽一丁點兒印象，但要精確描述出來，是不可能的。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我在這裏乘過車，回我下放的公社，而且不止一次。那時的長途汽車，不是大巴，是敞篷卡車，沒座兒，人都站著；車次很少，人很多，摩肩接踵，沙丁魚一般擠著。路麵是沙石的，坑坑窪窪。有一次，我的前胸，緊貼一個農婦的飽滿前胸，顛簸了一路。20歲的我，柳下惠一般，規規矩矩，通過了上帝的考驗。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農村時，我搞過一陣宣傳隊，大隊的，公社的，在裏麵拉小提琴，拉革命歌曲和宣傳隊自編的蘆劇。我創作過一個相聲，一首歌曲，都排演了。那時，我們的夢想，就是能參加縣裏組織的一年一度的調演。可是，直到我離開農村，這個夢想一直沒實現。我離開時，我的同伴們還在排練。不知道後來他們參加了調演沒有。和縣當時有個大禮堂。我有印象。當然不如現在這個“和縣影劇院”氣派，門前也沒有展銷自行車和衣服的。那時的大禮堂，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地方，是一方聖地，可能政治掛帥，但絕無金錢汙染。

走過了和縣幾條街道，都類似右圖這條“文昌中路”，到處亂哄哄的。再加上天熱，和老父鬧翻的鬱悶。心中那個煩勁！本來還想在縣城住一夜，心中一煩，也就打消了念頭，搭上“和縣-沈巷”的大巴，離開縣城，去了姥橋。那是從縣城到我下放的村子必經的一站。

二、姥橋

“姥”在此念“畝”，不念“老”。35年前，我下放時，縣與公社之間還有一級行政組織，叫做區。姥橋當年就是這樣一個區府所在地。

我下放的隱駕公社歸姥橋區管轄。姥橋區現在叫姥橋鄉，鄉政府設在姥橋。從和縣到姥橋的公路，全部鋪了水泥。大巴行駛平穩，人人都有座位，像我前麵提到的那種站在敞篷卡車裏，和不相識的女人摩肩接踵的豔遇，不再可能有了。現代社會，物質極大地豐富，也拉開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我對姥橋的記憶，主要是集市和宣傳隊。姥橋在我們村西北方向，有二十裏路遠,是方圓幾十裏內第一等熱鬧的地方，我曾走路去過幾次。那裏每逢集日，人山人海。我看過每一個小攤，每一個小店，但其中我最喜歡逛的，是買賣騾馬牛羊的牲口市場。其實我也看不懂什麽，隻是覺得熱鬧。也是因為村裏的生活實在太單調了，能偶爾到姥橋的集市上透透氣，是當年最大的享受。

關於我們公社宣傳隊在姥橋的記憶，就比較單薄了，因為宣傳隊在姥橋活動的時候，我已經回城工作了。宣傳隊派人到我廠裏，找到書記，借我回去拉琴。書記同意了，我就回去拉了幾天琴，住在姥橋，一個學校裏。但最後的匯演我沒有參加，書記給的時間到期了。這樣的記憶當然是幹巴巴的。唯一生動的畫麵，是一天傍晚，我高中的女同學，在我麵前吹一個喇叭，發出“哞”的一聲。我說，像牛叫。她笑笑。沒說話。周圍還有其他人。第二天，我就離開了姥橋。這一離開，到今日返回，中間隔了33年！姥橋所有的街道，我已經不認識了。聽當地人說，這裏是老街，我就來回走了一遍，仿佛回到當年。

但也隻是仿佛。因為街兩邊的房屋幾乎都是新蓋的，地麵鋪著水泥，當年不可能是這樣的。至於高中女同學在我麵前吹喇叭的那個學校，我連方位都記不清了，太陽既毒又辣，我就沒去找。在一個熱得讓人發昏的農貿市場裏，吃下一碗青菜麵後，我便走到大路旁，再次搭上一輛“和縣-沈巷”的大巴，往隱駕進發。

三、隱駕

隱駕當年是公社，現在隸屬姥橋鄉。鄉以下隻有村，當年堂堂的隱駕公社，便屈尊降格為隱駕村。這是我在大巴裏問得的訊息，但由公社變為村的真正含義，是我到了隱駕才知道的。我上了“和縣-沈巷”的大巴後，問到隱駕多少錢。售票員說，我們不到隱駕。我說，你們總要經過到隱駕的那個丁字路口吧？她說，經過。我說，到那裏我下去就是了。她說，三塊！我給了她三塊錢，心想，還有段路。從和縣到姥橋車費4元，是開了一段時間的。可是，沒一會兒，就聽她說，到了，隱駕！

我心中詫異，沒這麽近啊! 我問，是這裏嗎？她不耐煩地說，到隱駕就在這裏下車！我看看車外，是有一條岔路，便跳下車來，想，時間太久了，也許是我記錯了，本來就是這麽近。結果，大吃苦頭！這不是我要走的那條路！那條路我修過，在一個冬天裏。我記得，走那條路到隱駕，隻有兩公裏的光景。而這條路，我竟然走了一個半小時！最後一問人，竟有八公裏！正是最熱的時候，下午2點鍾，烈日炎炎，走得我汗流浹背，嗓子冒煙（我沒帶水），兩個腳後跟都起了泡！我還背著一個相當重的背包，裏麵有計算機、攝像機、照相機，洗漱用具，換洗衣服，還有一本書，法文版《追憶似水年華》。那狗日的售票員，草菅人力，讓我早下了一個路口！

沿途看見一些標語，富於中國特色。上麵這幅照片裏的標語是：改善女孩生活，建設新型生育文化，關心女孩，愛護女孩，造福社會，造福子孫。看那房子和圍牆，像所學校。我感到好奇，未必這農村，也趕時髦，專門建女子學校？便走到門口看了看，裏麵是些孩子，有男有女。可能是所幼兒園。

左麵這幅照片是個路邊廁所。我端詳了一會兒“嚴禁非法取環”，心中一笑，想，友邦人士看見了，一定驚詫。哪個國家敢立法，規定（女子）一定要上環？本來就沒法，又何談非法？然而，中國的事情是不能用邏輯解釋的，否則你就成了孔乙己，阿Q。我可不想當孔乙己，也不想當阿Q，便走進“取環”那一側，想小個便。但見密密麻麻，無數的綠頭蒼蠅，嗡地一聲，一齊呐喊著，從屎尿上飛起，朝我湧來。一陣惡心，趕緊逃出，在廁所外麵非法小便。反正周圍也沒人。己所不欲，人亦不欲。這麽惡心的廁所，我受不了，別的路人亦受不了。建廁所何益？隻是為了有麵牆，好書寫“嚴禁非法取環”？後來到了下放的村子，從村民的談話中，方才明白，廁所如此惡心，是因為如今種田都科學了，農民都懶了，屎尿沒人要，也就鮮有人掏廁所。所謂科學，就是使用化肥、除草劑、殺蟲劑。關於如今農村的種田方式，後麵還要細述，此處按下不表。

前麵說過，我下車後，到隱駕走過的這段路，有8公裏。我自小體育素質差，高二體育考核還不及格，因為百米跑了18秒，比一些女同學跑得還慢。但我自小皮實，耐力好，走路是我的長項。我在巴西時，每天走一小時，上班或者下班。每周為吃一次魚，要走到漁場去買，來回走兩個小時。毫無問題。可是，今天這8公裏，腳後跟竟然走出了泡！前所未有！問題出在解放鞋。我自三哥家逃出時，隻穿了雙涼鞋，還是2006年在巴西買的，皮的，花了75巴元。

想到今天到了村子，肯定要下田裏走走，田裏盡是土坷垃，皮涼鞋太嬌貴，顯然不合適，就在姥橋買了雙解放鞋，9塊錢。我下車後，背著背包，拎著解放鞋，走了約摸一半的路，到了一個拐彎處，坐下休息，然後換上解放鞋，繼續走路。腳後跟越走越疼。一看，起了泡！TNND！陰溝裏翻了船！後來跟村裏的農民說起這事兒，他們對我說，是解放鞋搞的。解放鞋沒得後跟，你們城裏人不習慣。我心中納悶，30年前，我也是總穿解放鞋的，怎麽就沒事兒？是我的腳變修了？還是解放鞋也偷工減料，造假了？

我終於走到了隱駕！第一件事，是走進一家小店，買了一瓶水，一飲而盡。再打量那小店，其實就是一戶人家，在堂屋裏擺了個櫃台，約有一米長。女主人和她女兒坐在堂屋裏，周圍是些雜物和農具。通往二樓的樓梯上，還沒裝扶手。我喝完水，嗓子不是那麽幹了，就和女主人聊了一會兒。我說，這房子是新蓋的吧？樓梯沒扶手，上下樓可別摔下來。女人笑了笑，說，自家人，習慣了。我問，隱駕還有旅館嗎？女人說，沒得。我說，以前隱駕公社的時候，是有旅館的啊！她說，那是很早了。我說，以前這街上，有飯店，供銷社，做麵條的，理發的，很熱鬧的。她說，都沒得了，賣東西的，就我一家。我問，隱駕大禮堂呢？她說，拆了！隱駕大禮堂是我們公社宣傳隊排演節目的地方，如果還在，一定會去看看的。當年的舞台上，跳動著的那些青春麵孔和身段，還有那個琴師，也是蘆劇編導，也是泥瓦匠，至今還在記憶中鮮活著。

我走出這女人的家，站在街上，想，壞了，今晚住哪裏？吃什麽？看看表，4點多了，太陽已經偏西。我原來的計劃是，今晚住在隱駕，明天去村裏，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拍些照片就回來。我不喜歡打擾人。並且，村裏還有些什麽人，我完全沒有概念。三十多年沒聯係了。現在，隻有兩種選擇，要麽硬著頭皮去村裏，要麽忍著腳疼去白橋。白橋在西南方向，比西北方向的姥橋近一些，也是個集鎮，也是我這次回農村要去的地方，那裏有旅館，剛才問過女人的。同時也問明白了，我從姥橋過來，原來要走的那條路還在，隻是沒有鋪水泥，廢棄了，汽車都不走那條路，但人還是能走的。從那條路走到大路上，隻有2公裏，和我記憶的一樣。隻要走到大路上，就可以搭車去白橋。

去村裏，太冒險。如果沒有人家願意或者可以留我過夜，我就必須再從村裏走到白橋，那可又是7、8裏路啊！我的腳肯定受不了了。我決定，去白橋。於是，抖擻精神，迎著太陽，沿街往西而去。

走了幾十米，右方忽然看見一座大門，左右兩幅門牌。左麵寫著：姥橋鎮隱駕村民委員會。右麵寫著：中共姥橋鎮隱駕村總支委員會。我想了想，按方位判斷，這裏應該是原來的隱駕公社社部。既然來了，不仿進去看看。於是就走進了大門。

院裏靠北，是棟平房，南向，一溜五、六間辦公室。左起第二間掛著的牌子上寫著“廣播室”。這與我印象相符。35年前，也是這樣一排平房，那個位置上也是廣播室。廣播員很漂亮。那時的廣播員，在我們老百姓看來，是很危險的一種職業，是如今叫做潛規則的對象。

35年前，這排平房裏，除了廣播室和廣播員的臥室，還有武裝部辦公室，婦聯辦公室，秘書室。秘書室有個劉秘書。1976年初的一天，我最後離開農村，是他給我開的轉戶口介紹信。那天早上，我騎一輛自行車，馱著一麻袋稻穀，揣著劉秘書開的介紹信，在鄉間小路上，摔了不知道多少跤，騎到姥橋，把那麻袋稻穀交到糧站，換來了回城的糧油關係單，還有幾塊錢。我拿那錢的幾十分之一，買了一碗麵條，坐在小吃部的人群裏，西裏呼嚕地吃下去，心曠神怡。終於脫離農村這片苦海了！那時的我，少不更事，哪裏會知道，人能夠離開苦海的，隻是肉身，人的靈魂是不可能離開的，否則，就無法解釋我今天的行為。實際上，苦海即人心。正所謂，曾經苦海難為水，除卻離愁不談情。

35年前，這個院子裏有兩排平房，相距20米。北邊的平房，是剛才說過的公社革委會各職能辦公室所在。南邊的平房是公社首腦辦公的地方，有書記辦公室，革委會主任辦公室，治保主任辦公室等。裏麵的相應幹部，都是一正職，若幹副職。這些人，總是在開會。我從未進過這排平房的任何一間辦公室。那時的書記，可是不得了的威風！我從未有幸跟書記說過話。我下放期間，書記來過我們生產隊一次。來了就直徑進入住在我們村的大隊書記家，開了一天的會，喝了一天的酒。他們才不喝老百姓喝的，八毛錢一斤，讓人頭疼欲裂的山芋幹酒呢。他們喝汾酒，洋河大曲，竹葉青。抽煙至少是大前門。好煙好酒那時很難搞到。但他們不缺。自有人——特別是知青——孝敬他們。我從未孝敬過。不是不想孝敬。是搞不到。我父母都是沒本事的人，既搞不到煙酒，也搞不到化肥，也沒有錢。所以，我下放的時候，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知青組裏其他人都招工、上學走了，剩下我一人時，我有沒有勇氣活下去？我到今天都不知道這問題的答案，因為這件可怕的事情沒有發生，上帝沒來測試我的勇氣，反倒是讓我第一個離開了農村。那時出台了退休頂職的政策，母親提前退休，我頂職當了工人。所以，離開農村的那天，我坐在人群裏吃麵條時，雖然心曠神怡，但在心底深處，終究還是有些微失落——畢竟不是憑我自己的本事，仿佛一個拳師，剛登上拳台，還沒比劃，就獲得了勝利。不過，這終究隻是一點點虛無縹緲的失落，更多的還是逃離死地的慶幸。農村雖然天地廣闊，但知青作為一個集體，是沒有出路的。我插隊時間其實不長，隻有二十個月，但卻跨了三個年頭。我感覺到，我們知青組的生活狀況和心境，那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到最後我走的時候，大家的精神氣兒已經完全耗光了，就如同沙灘上翻著白眼瀕死的魚，在農村繼續呆下去，無非混吃等死。

關於公社書記，除了喝酒，我記得的另一件事，是某天夜裏，書記帶著基幹民兵，拿著槍，帶著繩子，到一個生產隊裏捉奸。被捉的，五花大綁，是公社武裝部長。同時被捉的女方，好像還是軍婚，或者就是廣播員，我記不太清了，反正傳得滿公社的人都知道。

我在農村插隊二十個月，關於公社書記的記憶，也就是喝酒與捉奸兩件事。這說明我們老百姓和公社的關係，其實是很疏遠的。公社乃至隱駕集鎮的存在，都是政府設了公社一級的行政組織，因而有一批官員住在那裏，有這批官員之上的官員下來視察，之下的官員上去匯報。有了這些來來往往，便需要旅館，飯店，理發店，醫院，集鎮便誕生了。如今，公社沒了，官員也就沒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集鎮上的那些店鋪，樹倒猢猻散。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政權裏麵出熱鬧。政權沒了，熱鬧也就歸於沉寂。今天，孤獨的我，梭巡在昔日人來人往的公社大院裏，體驗到的是，世事滄桑。

忽然，仿佛是從曆史深處，傳來一聲斷喝：你是什麽人？！到這裏來幹什麽？！

我定睛一看，是個女人，坐在北邊房的一間屋子裏。剛才我進大院的時候就注意到了，整座大院兩排房，就那間屋裏有人。我怕她誤解，以為我是特務，私入白虎堂，刺探政情——昔日公社大院的威風依舊凜然於我心中——便忙解釋道，我是當年的知青，30年多年前在此下放，回來看看，這就走，這就走。

女人的聲音和緩下來：哦，你是知青？現在退休了，回來看看？

我其實還沒退休，按比利時法律，還得工作十一年，但顯然也沒必要跟她說明白，就附和著說：是，是。

她說，進來坐坐吧。我認識你！

這話讓我吃一驚。這裏還會有人認識我？我怎麽不認識她？於是，我摘下草帽，進去，放下背包，坐在一個條凳上，和她交談起來。屋裏還有一個年輕女子，一直沒說話，隻是笑。我估計，她是現在的廣播員。後來，應我的請求，她給我和與我說話的女人拍了一張照片。

用的是我帶去的攝像機。她大概從未使用過攝像機，拍糊了，不過也好，免得侵犯肖像權。原來，這位說認識我的女士，就住在我下放村子的鄰村。看她的年齡，當年肯定隻不過是個半大的小姑娘。現在她是這所大院的主人——中共姥橋鎮隱駕村總支委員會書記，相當於原來的隱駕公社書記！

乖乖！我下放近兩年，可是從未有幸和公社書記說過話的啊！公社書記！那是何等的皇帝一般，操著我們每一個知青小民的生殺大權！如今，我竟然和書記嘮起了家常！兩人各坐一張條凳，我還坐沒坐相，跨坐在那張條凳上。那條凳太細，多少年沒坐過了，我一時不知道怎樣才能坐穩，便一邊伸一條腿，騎木馬一般坐下。我估計書記對我那坐相很不滿意，可她什麽也沒說，我也就權當不知道。

因為就住在鄰村，所以書記對我能想得起來的每一位村民的情況都很清楚，誰死了，誰還在，誰老年癡呆了，誰住到外地去了。根據她說的，我決定，不去白橋了，立刻就去村裏，找一位綽號叫小鋼板的人。他當年是村裏的農技員，經常帶我們知青一起勞動，還到我家住過，在我三哥當時工作的木器廠裏買過一張飯桌。他還一本正經地給我介紹過對象，說對方叫丘朝後，就住在後村。我知道這家夥一肚子壞水，自是沒當真。其實，丘朝後就是母畜——豬馬牛羊的那東西，當地人叫“丘”，都是朝後長的。我聽著書記說小鋼板的情況，想著他跟我開的玩笑，心中一樂，當下決定，今晚就去找他，隻要他在，今晚住處和吃的，肯定都有辦法。

我跟書記說了我的想法，起身告別。書記叮囑說，如果小鋼板有困難，就住到她家去，反正兩個村子挨著，差不多就是一個村子。我說，好！然後，背起背包，去我下放的村子，後沈村。

四、後沈

從隱駕到後沈，約二公裏。這段路走起來沒覺得累，腳上的泡好像也不是那麽疼了。時間是下午5點多，從早上7點在馬鞍山動身，到現在，烈日之下，已經奔波了十個小時。如果從昨天淩晨5點，在北京倉皇辭廟的那一時刻算起，已經過去36個小時，一千多公裏路。這一切的辛苦和努力，就是為了馬上要到的那一時刻，回鄉。古人回鄉，是回故鄉。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可是，這裏根本就不是我的故鄉，更沒有我的親人。此地的鄉音，當年我就拒絕學習，認為隻有普通話最文明。當年我與周圍的一切，其實是格格不入的。農村人崇尚的是小聰明，而我向往的是大智慧。我在此二十個月，始終隻是客，如今回來，算哪門子回鄉呢？回來做甚？是不是自作多情？也許，是賈島那種因久居異地而產生的感情？客舍並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鹹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並州是故鄉。可是，我在武漢和包頭，還有浙江白溪鎮，都客居過，都留下不錯的印象，無數的回憶，為什麽沒有多少想頭專程再去那裏看看？這個問題，我相信，無論賈島，還是賀知章，都不可能回答。因為他們那些古代讀書人，是從農村到城市，他們沒有在城裏讀了一些書後，又不得不到一個遙遠、陌生的農村，以體力謀生的經曆，而且是在很年輕的時候，所以古人沒有給我們留下可以抒發當代知青回鄉情結的詩句。

這些，就是我在最後這兩公裏路上的思緒。一路上，我還想過近鄉情怯這個成語。我，還會麽？近鄉情怯？這是我多少年裏，千百次想過的問題。因為，我下放時，每次回家後回鄉，都體會到一種怯，回家時間越長，回鄉時越怯。有一次，因得瘧疾回家，住了一個月才回。那次，我走到村東一公裏處，停了下來，坐在一個土坡上，看著夕陽之下的村子，想著我的命運，直到太陽落山，天擦黑，方才起身進村，仿佛做賊一般。如今想來，那種怯，並非古人所說的美妙的近鄉情怯。那其實是膽怯，好比一個學生，曠課了一段時間，又回到課堂之前，就要麵對同學與老師的膽怯。說到底，那是不自信的表現。但你要一個20歲的小夥子有多大的自信呢？如今的我，不同了，年過半百，到過的國家，走過的山河，經曆過的事情，學會的技能，是這裏的老鄉沒法想象的。換句話說，我已經有了平視他人（不管他/她是誰），以不變應萬變的自信。我不該再怯啦！唯一有點不安的，是我沒帶任何禮物。馬上就要麻煩人家，又是住，又是吃的。但是，如果一個老朋友，30多年沒見了，忽然專程到我家來看我，沒帶任何禮物，我會怪罪人家嗎？不會。將心比心，老鄉們也會這樣原諒我的。他們一定會說，能來看我們就好了。再說，我這次逃離北京回鄉，事先完全沒有計劃，否則我會留出一些比利時巧克力，法國紅酒之類的東西。當然，我也可以在姥橋買些禮物，煙啊酒的，可是，那樣一來，我背著大包，再拎一些不倫不類、不知要送給誰的煙酒，烈日之下，走20裏路，不僅俗得可笑，而且非把我累昏不可。這樣一想，就坦然了。

我帶著這種坦然的心情，一直推進到距村200米，仔細體會內心，並沒有近鄉情怯，一點點都沒有，於是，我停下腳步，拍了一張進村前的照片，紀念我的成熟。

村頭的一塊碑引起了我的注意。碑名叫“公德碑”，碑文如下：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二十世紀第八春，和縣姥橋鎮人民政府在隱駕後沈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廣大村民踴躍籌資，以彌補資金不足。本村村民沈世友先生自告奮勇，捐資壹萬元。這種一心為公的美德值得全村村民學習。特立此碑，昭告後人。後沈村立，二00九年元旦。

碑文裏說的沈世友，在我下放的時候，是村裏的會計。以當時的觀點看，他家是殷實之戶，住的是瓦房。那時所謂瓦房，真的是顧名思義的：就是隻有頂是瓦的，牆還和草房一樣，是泥巴砌的。然而，就是這樣的泥牆瓦房，村裏當時有30戶人家裏，也隻有三座：大隊書記家，裁縫家，會計家。會計身材高大，打得一手好算盤，說話辦事利索，待人接物得體，農活也做得好，在村裏很有威望。我從未看見他在村裏走東家串西家，這和一般村民很不相同。以我今天的理解，會計當年應該算是鄉紳一類的人物。中國革命，經殘暴的土改，從經濟和肉體上，徹底在農村消滅了鄉紳，但鄉紳的精神，仍然在會計這種農村知識分子身上保留著。所以，他能成為村裏的捐款狀元，我並不感到意外。讓我感到意外的，是這塊碑本身，和“捐資壹萬元”。捐一萬元，就能立塊碑，就能不朽，這不貴呀！我心想。如果我們六個知青，每人捐幾千元錢，湊成一萬元，或二萬元，給村裏，也立塊碑，取名“知青碑”，刻上我們幾個人的名字，何年何月在此插隊，感謝村民當年對我們的幫助，那於人於己，不也是一件美德嗎？

若幹天以後，我與當年兩個知青取得了聯係，其中一個知青和我是同組，另一個不同組，在雞犬相聞的鄰村。我談了捐錢立碑的想法。和我同組的知青讚同，不同組的不讚同。不讚同的看法是，又不是名人，立不住的，將來會給人踩在腳下，當墊腳石。和我同組的還有四名知青，音訊全無，但我必須得找到他們，詢問他們的意見。他們肯不肯出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同不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從鄰村知青的態度看來，這事兒不像我想象的那麽容易。不是每個人都對不朽感興趣，特別是對自己製造出來的不朽。

我在村裏轉了一圈後，隨便進了一棟房子。裏麵有幾個人，都很年輕，沒一個我認識的，就問，小鋼板家在哪裏？因為布局的改變，時代的久遠，現在的房子與過去的人家，我已經對不上號了。屋裏幾個人都笑起來，其中一人說，我帶你去。原來，這裏正是小鋼板的大兒子家。真是無巧不成書。他帶我轉了兩個彎，就來到小鋼板家，見到了這位當年要給我介紹丘朝後的農技員。他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戴個鴨舌帽，已經滿頭白發！

驚喜，寒暄，敘舊。他說起35年前，到我家住，在我哥哥廠裏買了張飯桌，才十幾塊錢，用到現在，真便宜！他說這事的時候，我在想，他那次去，拎了隻大鵝，我父母沒給他錢，連個給錢的姿態也沒做做。也不知他當時是不是有想法。那隻大鵝，白白的，肥肥的，這麽多年來，我一想起，心裏就發虛。農民養隻鵝不容易啊！自己都舍不得吃。我父母是城裏人，討厭農村人登門，過夜。我三哥下放的時候，我母親受不了農民老來，跟生產隊長明明白白地說了。後來，三哥村裏的農民就不來了，來了也不過夜。到我下放的時候，也帶過幾次農民回家，我父母不再說了，但心裏肯定也是老大不高興的。他們不說，也是沒辦法。我下放的地方遠，不可能當天往返，總不能讓人家睡到大街上去。農民也沒錢住旅館。再說，農民也不會白吃白住。等我回村了，人家就會對我多照顧一些，這個帳，父母親心裏應該是明白的。那時，我們家隻有我一人在農村，經濟上比我三哥下放時寬裕了很多，不那麽在乎有外人來家吃飯了。

說著話，小鋼板的老婆給我打水洗臉，端來西瓜。我洗了把臉，吃了一塊西瓜，說，以前西瓜是稀罕物。村裏人不會種，請了個山東人來種。現在你們會種西瓜了嗎？他說，會種，但沒得人種，想吃就買。他這話我信。剛才從隱駕走過來的路上，看到騎摩托車走村串戶，賣鹹水鵝的小販。我很驚訝。農村人也有錢買這種東西吃啦？35年前，沒有做這種生意的。那時走村串戶的小販，隻有兩種人，一是剃頭匠，二是賣針頭線腦的。農村人現在真的是有錢了，他們也像城市人那樣消費了，這個市場不得了！

小鋼板煙抽得凶，一根接一根。他老婆說，從早抽到晚，不滅火，不用火柴。我勸他，說，要抽出肺病的。我想說肺癌，怕他忌諱，70多歲的人了，肯定怕死，就說成肺病。他連連擺手，說，沒得事的，沒得事的。但我始終覺得會有事。這麽瘦，說話上氣不接下氣的，心肺功能已經損壞了。我跟他說，不好意思，什麽（禮物）也沒帶。他又連連擺手，說，哪裏話，能來看我就好了。這正像我在路上想的那樣。此刻，我想的是，下次來，一定帶禮物，外國的，可是，他還會在嗎？便覺一些悲涼自心底升起。剛才敘舊時，數了一遍了我走後村裏死去的人，隊長沈秀明，副隊長沈太海，唐大伯，周大伯，沈世成（電死的），大隊治保組吳主任，還有幾個我想得起模樣卻想不起名字的，總共有十幾個。大隊書記還在，但他在打麻將，不好去看的。小鋼板說。打麻將為什麽就不好去看？我沒問。也許是來錢的吧？賭博。大隊書記賭博！但大隊早都不存在了，書記又能幹什麽？後來，稍晚的時候，我到江邊回來，看見原來蓋著大隊部的地方，現在成了土地廟！村民告訴我，是各村集資蓋的，每年有不少香客，原來的大隊部拆了。我們大隊宣傳隊當年在裏麵排過文藝節目，演出最紅火的，是我同組知青小秦編寫，並且擔任地主一角的獨幕話劇，“智擒地主”。30年後，我寫過一篇同名文章，記敘該劇的創作和演出，它給我的啟示。文中所說的黑衣人，就在這裏審查我們的節目。

暮色蒼然。我遠遠地打量著如今的土地廟，心中回響著當年的歡聲笑語。照片裏箭頭所指的那個位置，是原來大隊部的廣播室，我們組的幾個知青經常去玩。因為裏麵有個廣播員，女的，隨她父母下放到此地。按照吳有明的說法，她應該算戶青。在我記憶中，她父親是右派。全大隊有十個生產隊，一千多口人，能讓下放右派的女兒當唯一的廣播員，說明了以書記為首的大隊領導班子的開明。我在農村二十個月裏，大隊從未組織過批鬥會。這和一般知青或傷痕文學裏所描寫的動輒批鬥地富反壞右的農村很不相同。

因為時間晚了，小鋼板一家還在等我吃飯，我沒走到廟裏去看看。再說，我的腳疼得實在不能再走了。剛才走到長江邊，來回又是四、五裏路，真是到了極限。該死的解放鞋！但是，不穿它又不行。我熟知的那條通往江邊的小路，中途有一段長滿了荊棘，齊腰深。以前不是這樣的。我下放的時候，隱駕那一帶的人，都從這條小路走去西涼山碼頭上客船，上行可到蕪湖，下行可到馬鞍山、南京。如今船沒了，行人也就沒了，小路就成了植物王國。

小路經過屬於我們村的水田，有200多畝。遇到幾個在抽水的村民。他們認不出我來了，但我一下就認出了他們，叫出了他們的名字。握手，言歡，一番敘舊，彼此都很高興。我給他們照了相。當時忙於寒暄，沒細看，現在端詳照片，生出一些感慨。首先，他們都挺胖，有的還頗有些大腹便便的味道，跟城裏人似的，說明如今農村人的營養，真的很不錯。可能也要像城裏人那樣，遭受心血管糖尿病的折磨了。其次，下地幹活，衣服都挺齊整，還穿著鞋。以前可不是這樣的。6月中旬的天氣，早就打赤膊了。條件好的，披一條紗布袋子，遮一些陽光，也當毛巾擦汗。沒人穿鞋下地，都赤著足，走來走去。我在想，假設當初沒離開農村，我今天跟他們一樣，真的有那麽不幸，需要上帝來考驗我的勇氣麽？人生的痛苦，歸根結底，恐怕多數是想象出來的。這些人，一輩子生活在我們避之唯恐不及的苦海裏，但你看他們的笑容，多麽坦蕩，真誠，好像梁山好漢。城裏人已經不會這樣笑了。城裏人的笑，是有分寸的，笑而顧左右，而言它，為了應酬，為了利益，也就是說，實際上都是假的。如果說，活著就是勝利，那麽當個農民的勝利好像還更大一些，因為身體比現在會更好一些，心理更健康一些。隻是，便沒有後來的出國留學，周遊列國，看伊瓜蘇大瀑布，遊亞馬遜河，居住在洋人中間，體會他們的文化，那還是怪遺憾的。

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能引起我一段記憶。這幅照片裏中間那人，我下放那年，他29歲，叫我猜他的年齡。我說他有40歲，鬧了個大笑話。如今，他已經有了孫子，當爺爺了，性格還是那麽開朗，身體還是那麽好，還下地幹活。他左邊那人，據說在朝鮮當過兵，原來是倉庫保管員，為人老實巴交的，不善言辭，老被人調侃，但如今，看上去，活得也很不錯啊！那邊那個，比我小幾歲，父親是我們大隊的治保主任。他初中畢業回鄉務農，後來當過兵。我下放的時候，他瘦瘦小小的，特別喜歡到我們知青組玩，如今也是一個壯漢。

不僅遇到的人，每一處景物也能喚起一段記憶。我離開這幾個農民，順著那條小路，往右一拐，便到了河邊。這條小河，由村子一直通往長江，是條界河：河這邊是我們村的田，那邊是鄰村的，就是現任隱駕黨總支書記住的那個鄰村。同一條河的水灌溉兩邊的田地。別看河這麽小，幾乎是咫尺相隔，在我下放期間，兩邊收成卻可以相差很多，而且總是我們這邊少。最糟糕的是1975年，我們隊收的晚稻都是癟的，揚場時，一拋掀，輕飄飄的稻穀，全讓風給吹跑了。而對麵鄰村收的卻粒粒飽滿。年終決算，鄰村每工好幾毛，我們村隻有1角6分。這意味著，我村一個壯勞力，勞動一天，所得將將夠買一斤米。那一年，我們村一半的家庭，包括隊長家，入不敷出，賒賬過年。我是單身漢，決算下來，本來可以分幾塊錢，卻全轉到隊長名下（經我同意），抵他家欠生產隊的債了。我一個壯勞力，勞動一整年，一分錢沒掙，隻是沒餓死而已，而我穿的鞋和衣服，吃的鹽和醬油，全都仰賴父母給錢。若把這些開支算上，我在農村三個年頭裏，收支實際上是負的，自己養活不了自己。我到現在都不知道該怨誰。怨老毛，把我們弄到農村？可人家農民怎麽活下來的？怨我們自己懶？可我們每天出工，不是也累得四腳巴叉？

這條小河，還承載著我一個傳奇：眼鏡的失而複得。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散文，《眼睛的往事》，予以記述，茲摘錄如下。

我的第一副眼鏡陪著我讀完高中，又伴著我下了鄉。一天晚上，收工以後，和幾個知青同伴到河裏洗澡。我爬上河中心的一條木船，將眼鏡摘下來放在船頭，一邊洗頭，一邊和同伴唱著“聽對岸，響數槍，聲震蘆蕩……”。興頭上，得意忘形，一不小心，將眼鏡踢到了水裏。心裏咯噔一下，喊聲糟糕！立刻縱身入水——哪還有影兒？下鄉的頭一年基本上就沒戴眼鏡了。在農村沒眼鏡的痛苦，是看不清對麵來人。狹路相逢，人家跟你笑，你一臉冰霜，過後人家背地裏會說你這人架子大，而若來者是社隊幹部，問題就更嚴重了；但你若沒來頭地逢人開口笑，人家又說你這人傻，拿你不吃勁，專開你的玩笑。真是進退失據，寬嚴皆誤！

第二年夏天，我不死心，一個人又到了河邊，在堤埂上找準位置，遊到河中心，一個猛子紮下去，潛到數米深的河底，在鬆軟而冰冷的汙泥上爬行了幾步，忽然摸到一個異型物件，趕緊浮出水麵，擦去汙泥，露出的，正是那副眼鏡！真是踏破鐵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將眼鏡擦拭幹淨，仔細端詳，鏡片無損，隻是塑料鏡架完全變質了，原來的深黃變成了淒慘的淡黃，一碰就龜裂，隻好又花了兩元錢，換了一副黑框玳瑁鏡架。後來當工人，上大學，戴的都是它。對它，我心懷感激。它的左鏡片的中心，有一個燒灼的黑斑，是到工廠參觀點焊機時被飛濺出來的火花燒的。假如不是它，火花直入左眼，還不瞎掉？

這段故事，今天必須補充一點內容：別人也幫我撈過眼鏡。這次回村，遇到一個村民，比我大兩歲，我一時沒想起他的名字，他大聲地、準確地喊著我的名字，說，你怎麽會忘了我的名字？！我下河給你撈過眼鏡的啊！你忘啦？你怎麽能忘呢？——但我確實忘了。自己的痛苦，永遠記著；別人的幫助，總易忘懷。但我的忘性，並未絲毫影響他的好客。這天晚上，他一定要拉我到他家住，即使小鋼板已經給我找好了人家。於是，我就在他家住了一晚。次日一早，我騎著他新買的電摩托，馱著他，一起到了姥下河。從那裏，他開出手扶拖拉機，送我到大路上昨天我下大巴的路口。我和他揮手告別，然後搭車去了白橋。這麽大大地麻煩他，還有他的妻子，而我卻空手來去，心中很不是滋味。一路上，我曾想把手表脫下送給他，但我那手表戴了25年，太老了，送人根本不是個東西，很可能第二天就會壞，而它在我則是個紀念。又想把照相機送給他，但我沒帶專用的充電器。沒電的照相機等於廢物。背包裏的計算機呢？村裏又沒有網絡，他拿著計算機幹什麽？給人家些錢呢？又太俗氣了。最後，我隻好安慰自己：君子之交淡如水。

揮手告別時，我在想，不知今生今世，是否還會再見？但我相信，在我的餘生裏，不會再忘記他的名字了。他的綽號叫小牯牛，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是“義”。後沈村人起名字，是按輩分的。三個字的名字，第一個字是姓，第二個字是輩分，這兩個字都無可選擇，還未出生，便已注定，隻有第三個字才表示一些意義，代表長輩的一些祝福，一些心願。那麽，自出生到現在，名字被人叫了50多年，自己寫了無數次，最後那個“義”字，對小牯牛來說，是否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我曾寫過這樣一些句子（見《女人的胸脯和友誼》）：義，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是中國的國粹。在外文裏，法文譯作“loyauté amicale de caractère sacré.” 需要五個詞，12個音節。英文要精確譯起來也差不多。這麽囉裏囉唆的，說明老外沒有“義”的概念，蓋因老外交友，以利為本，友情的邊界，就是利益。我們中國人發明了“義”，崇尚“義”，所以才有《水滸》，有小牯牛。

話題扯遠了，還是回到我在村裏那天晚上的活動吧。我離開前麵說的那幾個老鄉，走到河邊，遠遠地憑吊了眼鏡失而複得的遺址，然後沿著河邊，走到了長江。我在《文革六記（五）：智擒地主》中，寫過長江在我們那一帶的景色：從（村子）走二十分鍾，就是長江大堤。堤內側有些人家，隸屬於另外的生產隊。大堤外側是浩蕩長江。春夏之交，長江水大，波濤洶湧，直拍堤岸；其它季節，在江水和大堤之間，裸露出成片的灘地，那些人家就在灘地裏種植花生和芝麻。至於有沒有收成，收成好壞，全要看江水的進退。……有天下午，隊長叫我們幾個知青挑草到江邊。休息的時候，站在長江大堤上，迎著獵獵江風，望著滔滔江水，小秦高聲誦道：“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我從沒聽過這樣豪放的詩句，不禁佩服，想，小秦如果在我高中上的那個文藝班，一定是語文第一。

正是“長江水大、波濤洶湧、直拍堤岸、小秦誦詩”這樣一些情景，使我30多年來，經常在想，如果回鄉，一定要去看看那裏的長江。可是，我卻非常的失望。大堤雖然還是雄偉，並且堤麵還鋪設了水泥馬路，但是，這些景色的主角，長江，卻變得萎靡不振，蜷縮在暮氣之中，仿佛一條死氣沉沉的河溝，完全沒有了當年生機勃勃的恢宏氣勢。

正是相同的季節，春夏之交，可是江水，不要說沒法直拍堤岸，就是左邊這幅照片裏那點可憐的水麵，還是我走下大堤，走了近400米，一直走到淤泥陷腳，不能再走了，使用了望遠鏡頭，才勉強拍下的。後來聽老鄉說，是三峽水庫的原因，水比以前少多了。一切都在變化中，包括亙古長江。可惜，以前沒有留下照片。一場插隊，一番苦海，一張照片沒有，一切都隻能靠回憶了。

從長江走回來，迷了路，走入一個陌生的村子，算算距離，應該離後沈不遠了。問人，答是謝村。原來認識的。35年前，這村裏有一家下放幹部。夫妻，兩個兒子，都來自馬鞍山。我下放那天，我母親來送我，晚上就住在他們家。老夫妻倆原來和我父母在一個單位，很關心我。剛下放的一天，我和老鄉比力氣，我挑了滿滿兩籮筐稻子，有170斤，走了幾十米。這事情當天就傳到了他們的耳朵裏。他們把我找去，語重心長地說，今後可不能這樣幹，一是會傷了身體，二是露了底，隊長總會派我們幹重活。我很感激地諾諾幾聲。後來，其實，他們這兩個擔心的事情都沒發生。我毫發無損。隊長也總讓我們知青幹輕活，打農藥，曬場什麽的。

今天想來，我下放時的農村，就像北京大雜院，超級大的，什麽人都往那裏送。如果說，把知青送到農村，在當時來說，還有一些現實意義，可以解決二千萬城鎮青年就業問題，那麽，把年近半百的幹部送到農村，又為了哪般？他們和我們不同，他們可是拿著全薪！這個年紀的幹部，即使是科員，工資至少也有6、70元。我認識的一個電氣工程師，原來也住大塊樓，下放在姥橋，每月180元，加上他妻子的工資，他家每月有250元。農民一家，一年都掙不到這些錢。拿著工資，在農村住著，又沒有活給他們幹，天下竟還有這麽便宜的事情！然而，下放幹部們的心裏並不鬆快，他們比我們更焦灼：說不定哪一天，一聲令下，工資便沒了，他們怎麽活？也像我們一樣掙工分，每天一毛六？不可能，他們的身體已經不行了，不是這病就是那病的。文革十年，奇奇怪怪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然而，生活在那個年代，經過各種各樣的大話口號的包裝，一切又都顯得天經地義。從江邊回來，中途走叉了，走到謝村，問了人，方才回到後沈。天已擦黑。小鋼板正在挨家挨戶地找我，大聲喊著，江岩聲！江岩聲！當他看到我時，更大聲地叫起來，江岩聲！你跑到哪裏去了？！我說，我去長江邊看了看。他對站他旁邊的一個人說道，我的媽呀！他一個人，跑到江邊去了！又轉頭對我喊道，大家都在等你吃飯！快！快！

我忍著腳疼，加快腳步，走了過去，並隨著他，走入他大兒子家的廚房，和左圖中這些人吃了一頓晚飯。這頓晚飯，是我農村此行的高潮，容我慢慢道來，細細進行一番看圖說話。

從桌子說起吧。因為它幾乎占了畫麵的一半，可算畫麵的主角。在江南一帶，這樣的桌子叫作八仙桌。我想，那意思應該是可以坐八個神仙，也就是八個人吧？《沙家浜》裏，阿慶嫂唱過它，“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自從1976年，我離開和縣農村以後，再也沒見過八仙桌，城裏人不用它，國外更沒有。這次回來，發現30多年來，農村人的家當中，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八仙桌。一路從姥橋走過來，20裏路，所見路邊人家，堂屋裏都擺著八仙桌，覺得很親切。它還是那個老樣子，一點沒變。在我下放的時候，學木匠的，三年出師的標準，就是會打張八仙桌。這是有道理的。打八仙桌，須用硬雜木，難削難刨；多榫頭，須嚴絲合縫，才不易脫臼，經久耐用。我下放時，和我脾性相近、交往最多的一個農村青年，識些文字，頗有點農村小資的味道，痛恨務農，自學木匠，老跟我念叨木匠那本經，八仙桌，大衣櫥，搞得我有種印象，做張八仙桌，比放原子彈還難。這次回鄉，我原想住到他家的。走到隱駕，聽書記說，他如今已經當了爺爺，離開了村裏，去了湖南長沙，給在那裏經商的兒子帶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為他慶幸：終於離開了農村；但我肯定應該為他祝賀：這麽些年裏，他到底還是成了家，有了老婆，還有了兒子。我在村裏的時候，他好像有27、8歲了，父親過世得早，老母跟她過，家裏很窮，一直找不到對象。

如今，他離開了農村，可是，農村的日子已經不是那麽清苦了。可從這天晚上的菜肴看出。有這麽幾樣：鹵鵝爪，紅燒肉，絲瓜炒蛋，炒毛豆，炒青椒，糖拌西瓜。

要知道，村子離最近的集鎮（白橋）有8裏路，他們肯定來不及專門為我這個不速之客去集鎮買鵝爪和豬肉。一定是平時家裏就吃的東西，或者，至少村裏有人家平時吃的東西。當然，我也不敢說，村裏人生活真的如何好。假如您仔細打量上麵那幅照片，就會發現，隻有兩個人麵前堆著吃剩的骨頭，一個是我（離席拍照），一個是我左側的人。他就是小鋼板的大兒子，晚餐的主人。其他人一個勁兒地叫我吃，不要放筷子，自己卻不吃一塊鵝爪，或者紅燒肉。我吃了兩個鵝爪後，發現了這個“秘密”，就不好意思再吃了。我擔心，這些東西，在農村還是很金貴的，舍不得吃的。第二天，我專門問了小牯牛。

他回答說，不是的，不是的，他們不是客氣，是吃過了，真的吃過了。但我仍存疑。我在小牯牛家吃的早飯，一碗糖水泡炒糯米，裏麵臥了三個荷包蛋。我看小牯牛的碗裏沒有雞蛋，便推說我吃不了這麽多雞蛋，撥了兩個雞蛋到他碗裏。他妻子吃泡飯，沒有雞蛋。沒有任何小菜下飯。對比我三哥家，每天早餐桌上，有豆漿，餡餅，煎餃，煮雞蛋，鹹鴨蛋，4、5樣小菜……。農村和城市的生活，就飲食上來說，差別還是很大的。當然，農村人也喝啤酒了，桌上開了兩瓶，地下擺著兩箱——農村人也成箱地買啤酒，這是個偉大的進步。35年前，農村人隻認得烈性白酒。

應該說說飯桌上的人了。那兒地處真正的農村，遠離城市，可是，這五人裏，隻有一人務農，就是我右邊穿背心的，比我大幾歲。他原來是裁縫，給附近村民做衣服。十年前歇業，專門種地。為何歇業？他說他會做的那些式樣，現在人都不穿了。飯桌上其餘四人都比我年輕許多，都不種地，在城裏跑單幫。因為現在天熱，他們回鄉下避暑——嘿，農村人，進城打工和經商，倒還挺會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這裏隱藏著一個危機。十年後，等我這一輩人老去，種不了地的時候，農村便沒人種地，於是出現糧荒，天下大亂——但願是杞人憂天。

一個問題：不知您想到沒有，飯桌上為啥都是男人？女人哪裏去了？

因為在那個地方，女人不上飯桌待客。女人坐在旁邊地下，看我們吃喝，聽我們說笑。我當時沒覺得，現在看照片，覺得挺奇怪。對這個風俗，我原來一點印象也沒有。可能從來就如此吧，以前習慣了，見怪不怪，所以沒留下印象。現在，從國外回來，眼裏仿佛裝了女士優先的西洋無形眼鏡，便忽然看見了從前視而不見的東西。

下放時，我就覺得，在和縣農村，女人是最辛苦的動物。她們除了不使喚牛耕田耙田以外，要幹所有的農活，還得穿得整整齊齊，捂得嚴嚴實實。夏天插秧，上麵烈日灸烤，腳下熱水蒸騰，衣服裏麵，汗流滾滾。休息時，還不能像男人那樣，脫光了跳入水中，她們隻能穿著汗透的衣裳泡在水裏。收工後，要做飯，洗衣，種菜，伺候孩子，“嚴禁非法取環”，……。在江南農村，生為女人，真的比牛還不幸！

吃飯的時候，我向裁縫提了一個問題，是這麽多年來我一直想問的：我們知青來村裏插隊，實際上就是吃他們的，喝他們的，他們對此是怎麽看的，有沒有想法。我說，我希望你跟我說真話。裁縫不明白我的問題，說，你們出工勞動，沒吃我們的。我說，以前生產隊不是公有製，是集體所有製，村裏150口人，打了糧食，本來是150口人分，我們來了，一下多了好幾張嘴，你們不就分的少了嗎？我們幹的都是些輕活，說老實話，隊裏幹活，其實是有我們不多，沒我們不少。有沒有我們，還是打那麽多糧食。他連連擺手，說，哦，我們沒有這樣想過！大家都覺得，你們日子過得太苦了，你們城裏人不該受這份苦。分我們的東西？我們從來沒這樣想過。

裁縫的話，說得非常誠懇，不由我不相信。想起一句俗話，“刁含山，滑和縣”。那意思是說，含山縣人刁，和縣人滑頭。但後沈的村民們，竟然都沒有想過知青來村裏插隊，是分吃他們自己的大鍋飯。這麽顯而易見的問題，都想不到，怎麽能算滑頭？分明是很樸實的呀！但這樣一來，問題就更嚴重了。這說明，一個集體，大到150口人，就沒有集體所有的概念了。說明那個時候，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耕土之民，莫非王奴。既然如此，這方土地，誰來種，種出來的莊稼，誰來吃，都是一樣的，也就沒人關心。這麽一想，便明白了知青運動的必然性：又是土改種下的禍根！有了土改，便有合作化；有了合作化，便有可能把知青送到農村，把全國弄成一個大兵營。我懷疑，老毛可能早在土改時，就想到這一招。試想一下，今天你再把城裏人送到農村看看？地都分了，沒了所謂的集體，誰家願意接受？不跟你打破頭才怪呢！縱使老毛再世，也是沒有辦法的。

裁縫說我們的日子過得太苦。也就是說，在農民的眼裏，我們過的日子，比他們還苦。這的確是事實。隊長可以照顧我們，隻分配我們幹輕活，但他沒法讓我們的自留地自動長出菜來。隊裏特意把我們房前的一塊耕地劃作我們的自留地。那地緊挨著水塘和生產隊的糞坑。村裏沒有比這條件更好的自留地了。可我們就是種不出菜來。我們太懶了！收了工，農民都奔自留地，知青卻鑽到屋裏，懶在床上，或說說笑笑，或下棋打撲克。這樣一群懶人，地裏怎能長出菜來？種不出菜，便沒菜吃。又沒錢買，結果常常吃白飯，就醬油。農民看不下去，時不時送些菜來，大家便狼吞虎咽地打一頓牙祭。我們其實就是一群二癩子，仰賴別人的善舉度日。30多年來，每當我回想起在農村吃醬油泡飯的日子，便有一種感覺，好像麵對一道無解的哲學命題，一個悖論，有勁兒無處使，窩囊得直想仰天長歎，欲哭無淚。區區幾個人的小家，都搞不好，更何談偉大抱負，兼濟天下？

不僅沒菜吃，有時甚至沒水喝。水要從一個專門作飲用水的塘裏挑來，約200米遠。組裏幾個人，按日輪流挑。遇上雨天路滑，又恰好輪到組裏最懶的人挑水，那天多半是沒水吃的。一個知青挑水吃，二個知青抬水吃，三個知青沒水吃！

那麽，不能分家單過嗎？或者，勤快人在一起過，懶人隨他去。一個知青的家長跟我這樣建議過。他說，一顆老鼠屎，能壞一鍋湯。你們窩在一起過日子，一人懶，懶一窩。但我對分家有心理障礙，不能接受。那個時候，我還相信吃虧是福，難得糊塗，憧憬梁山好漢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他又說，你們不是給了懶人5元錢，讓他回家買豆腐乳嗎？豆腐乳呢？

掉江裏了，懶人說的。我答道，他說回來下船時，一不小心，罐子碰在碼頭上，碰碎了，豆腐乳全掉江裏了。
誰能證明？
和他一起來的一個人。
那是他的狐朋狗友，你就相信？

他這個問題，我得承認，在那之前，我確實沒想過。我可以為了朋友去說謊，但從未對朋友說謊，也就沒想過朋友會對我說謊。懶人再懶，但總歸朝夕相處，一口鍋裏吃飯，一個屋裏睡覺，一起勞動,一起拉琴吧？這樣的人，難道不是朋友嗎？既是朋友，我沒法懷疑。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見一個下放幹部。那時，我已經離開農村，回城工作了。下放幹部正在四處跑動，辦理回城的手續。他說，懶人朝他借過5元錢，一直沒還。他要到懶人家裏去找他還錢，問我懶人家住哪裏。我說不知道。下放幹部連問我好幾聲，你真的不知道嗎？我也連續回答了好幾聲，真的不知道。其實，我是知道的，但懶人跟我打過招呼，不能告訴人他家住哪裏，尤其不能告訴這個人。下放幹部非常失望地走了。我望著他遠去的背影，心中作痛。下放幹部住在鄰村，就是現任隱駕書記住的那個村。他一家人對我們很好。我們晚上常去他家玩，打撲克，吃他們自己種的蔬菜水果。可是我卻對他說謊。隻因懶人是朋友。我覺出了我的行為之荒唐，因此開始懷疑懶人的腐乳落江神話。許多年後，我讀到《黃金時代》。王二說，他“什麽都不信，唯一不能違背的就是義氣。隻要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你十惡不赦，為天地所不容，我也要站到你身邊。” 讀到這裏，我笑了起來，這種蠢事，我在我的黃金時代也幹過。懶人啊懶人，你可知道，我曾為你墮落，對著好人說謊？

王小波的小說也許算不上偉大，但他絕對可以算偉大的作家，因為他具備偉大作家的一個特征：暗辨是非。王二的邏輯，乍看荒誕，但細細推敲，其大是大非，並沒有錯。關鍵一點，什麽是朋友。“隻要你是我的朋友”，這就是王二開出的條件，他把朋友的門坎兒，提到了無限高，當然可以甩開膀子說大話。的確，人活一世，遇人萬千，但真能滿足這個條件的，“隻要你是我的朋友”，也許一個沒有。宋江之於李逵，陳清揚之於王二，當然要算這種朋友，但這些例子都是紙上談兵，實際中的懶人，之於我，能算嗎？我從不賴賬，也從不對朋友說謊。我與懶人，彼此為人之道，有如此重大差別，怎能算“隻要你是我的朋友”的那種朋友？

也不能怪懶人。他太小了，下鄉時可能還不滿16歲，擱現在，還是個需要父母小心翼翼地伺候，弄不好會出重大心理麻煩的Teenager。更何況，他其實還是個藝術家，二胡比我拉得好，有靈性，還彈得一手好琵琶。那個時候，會彈琵琶的人很少見。眾所周知，舉凡藝術家，在老百姓勤快之處，都是懶人。這個，我不怪他。令我至今不明白的是，他這麽小的年紀，父母怎麽就能放心，讓他去農村。完全可以上高中的呀！雖說讀書無用，但下鄉總歸不是什麽好事情，能拖兩年是兩年，誰曉得世道會怎樣變化？因為文革時看到的糊塗人太多，所以我對中國父母很看不起。這些所謂的大人，其實都是些存在決定意識的盲流。

因為懶人年齡小，單純，率真，所以大家（包括村民）都喜歡跟他玩。他應該也算是個聰明人。剛下鄉時，象棋他下不過我；沒多久，我就下不過他了，偶爾贏他一盤，我會心花怒放一天。懶人的單純，體現在隨心所欲不逾矩。冬天裏，賴在床上，拿著本《赤腳醫生手冊》，翻到婦產科那幾頁，一邊看，一邊在被窩裏前後擺動屁股，口中念念有詞：“進去了! 進去了！”引得我們幾人狂笑不已。都是20歲上下的小夥子，“進去”究竟是啥滋味兒，誰個不想嚐嚐？可像他那樣，恬不知恥，公然表露那種需求，我們都不敢。換句話說，我們盡管年輕，卻已城府深厚了。我說懶人隨心所欲不逾矩，是因為他隻敢在我們屋裏聊發少年狂，真到了姑娘麵前，他其實是很靦腆，很守規矩的。我不知道為什麽，在組裏，大家常常慫恿他去追大隊廣播員。可我們幾個陪著他，真到了廣播站，坐在廣播員的床上，和她聊天，我看他也搭不上什麽話。

五、姥下河

可是，我又有什麽資格嘲笑懶人呢? 我曾有過比他好得多的機會，可是我的表現，還不如他。在女人麵前，我根本就不會說有用的話。剛下鄉時，我曾買過許多“怎樣”的書，《怎樣種水稻》，《怎樣種棉花》，《怎樣種小麥》，《怎樣養豬》，但沒人告訴我怎樣和女人相處，我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暢銷書《怎樣找年輕女人》。許多年後，當我知道這些時，一切都晚了。因此，第二天，我騎小牯牛的電摩托，載著他，來到了姥下河。他在擺弄手扶拖拉機，我在廢棄的渡口票房前拍照。

此時的我，心中的惆悵，一如滿江的春水。我想到在姥橋吹喇叭的高中女同學。她應該就在這所房子裏，為我買過船票。那次我生病回家，她為學校出差購買文具。早上，她來後沈找我。我們剛起床，正在弄早飯。那時還沒蓋知青房。我們住在隊裏公房的西側耳房。四個知青擠在裏麵，床挨著床。她的到來，蓬蓽生輝，並使那間充滿汗酸腳臭的房子，立刻飄起了一種雪花膏的清香。我們都不自在起來。吃完早飯，在同組幾個知青送別與疑問的目光中，我和她一起離開了村子，一起走到這個渡口。有10裏路，大部分是在長江大堤上。清晨的大堤，前不見去客，後不見來者，天高地闊，碧野良田，江水悠悠，一路上，說不完的話。可都是些廢話，大話。關鍵性的體己話，一句也沒說。以後的多少年裏，我都在想，假如那次，鼓足勇氣，向她表達自小就有的好感，會怎樣呢？後來的事情，我和她的關係，是不是就會有所不同？她對我，應該不會毫無感覺，不然怎會有那麽大的勇氣，眾目睽睽之下，跑來找我一起回家？她怎麽就不怕別的知青說閑話？而當有類似的機會時，為什麽我就怕去找她？離開農村前的那天晚上，下著雨，但其實雨並不大，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在想，非常想，去她的住處，跟她告別。不過十分鍾的路。可是，怎樣跟同組的知青解釋？為什麽要專程去跟她告別？當然，我可以說，她是我的同學。方圓幾裏內，隻有她是我的同學。就算別人知道我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肯定也無話可說。可是，告別之後，又怎麽辦？明天我就要是工人了，城市戶口了，而她還是農村的。我們之間，可能嗎？我們那一代人，紅旗下的蛋，文革中長大，在知道什麽是愛情之前，早已深知愛情的罪孽。我家在大塊樓的隔壁鄰居，蔣阿姨，她的大兒子，老三屆，自南京下放蘇南農村，早早有了女朋友，是一起下放的南京知青。她懷了孕，隻好結婚，結果他們那一帶的知青都先後招工走了，隻有他們兩口子一直待在農村。蔣阿姨急得成天抹眼淚，四處托人，可一點辦法都沒有。到我下放的時候，1974年，他們還在農村，已經六年了。那時的政策就是，知青一旦結婚，便立刻掉入被招工、上學、參軍等一切好事所遺忘的角落。今天，我當然有理由感到羞恥——為我33年前，21歲時的世故。我一直以追求超凡脫俗為做人之道，但其實，許多年裏，我也是地地道道的存在決定意識的下三流。人生如棋，卻又不是棋。棋輸了，可複盤研究，輸在哪裏，吸取教訓，下次改進。人生沒有下次，即使可在虛空中複盤，弄明白輸在哪裏，也沒多大意義，沒機會了，正如奧斯特洛夫斯基說的那樣，“生命給予我們每個人隻有一次”。所以，後來，當她拒絕我時，我並不怪她，也不怪她媽，或者任何影響了她的抉擇的人。是我自己不配。但我珍重我那份感情，當年美好，如今滄桑。不是所有人都體會過或者能記住這樣的心路曆程，正如這所渡口票房，雖然廢棄了，裏麵空空如也，但仍然以它在荒蕪中的存在見證著曆史。

在姥下河，邂逅一名老戶青，67屆初中生，下鄉13年，70年代末才轉為城市戶口。他讓我想起蔣阿姨的大兒子。身材長相都差不多。下鄉時間也差不多。經過十多年的農村磨難，蔣阿姨的大兒子如今是不是也是這副農民模樣，盡管肯定已經不是農民了？

小牯牛要開拖拉機去隱駕給人家裝下水道，我沒時間和這位老戶青談話，隻在一起照了張相，連他的名字也沒記住，隻知道他姓李，恰好和蔣阿姨的大兒子一個姓。盡管沒記住這個在和縣農村待了13年的人的名字，卻也沒有什麽遺憾的。天下知青是一家，隻要當過知青，無論天南海北，心靈世界裏，總有些地方是相通的。

六、白橋

白橋是個鎮，在後沈西南方向7裏路。在和縣話裏，“白”發“博”，音短而重。我下放時，去白橋的次數比姥橋多得多。我們去白橋糧站交過公糧，賣過棉花。賣完棉花，老鄉會帶著我們到飯館裏，坐在八仙桌邊，點一個菜——炒豬肝什麽的，喝一盅酒，那種我一喝就頭疼的山芋幹酒。我一個人還在白橋呆過一整天，就為了等待一家機械廠給我做一個噴霧器的噴嘴。那噴嘴本來是塑料的，壞了，又沒賣的，那家機械廠硬是拿生鐵翻砂，澆鑄出一個煙鬥狀的物件，然後上車床，車出螺紋。收費8元。在那一天裏，我閑得無聊，在白橋街上走來走去，把每一家小店，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然而，34年後的今天，當我又走在這條街上時，竟然沒有一家小店能引起我

的記憶。看到一家理發店。那師傅說，他在此理發已經有40多年了。這麽說來，我當年百無聊賴的目光，一定在他的小店裏駐留過。他當然記不得見過我，正如我記不住見過他，彼此不過是萍水相逢。然而，當我說是當年的知青，來此一遊，他便忽然熱情起來。我和他攀談了一會兒。待我往回走時，聽到幾家店裏的人都在說，有個知青，退休了，來旅遊，看看當年下放的地方。我心中感到溫暖。我不過是個無名小卒，今天忽然引起街談巷議，完全是因為我頭上頂著的那個知青光環。雖然當年有極少數知青偷雞摸狗（我們組裏就有），但作為一個整體，一個曆史符號，知青給和縣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至於30年過去了，老百姓還在懷念和關心著這些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曆史過客。

白橋也有座劇院。我在隱駕公社搞宣傳隊的時候，它叫白橋大禮堂。我們並沒有在白橋大會堂裏演出過。它和我的關係，就是“白橋大禮堂”五個大字是我們宣傳隊的藝術指導兼編劇，用水泥在大禮堂門楣上方製作的。每個字約一米見方，10元錢。他的職業是泥瓦匠，包工頭。人很幹瘦，尖嘴猴腮，冬天裏經常穿一件中式對襟黑色棉襖，目如黑洞，深不可測。他拉二胡從不換把，隻有一個八度，如同拉京胡那樣，不分低音高音，但他編的蘆劇，經他一拉，就是流暢。這樣能文能武的民間藝術家，後來我再也沒遇見過。這麽多年裏，每次想到在農村搞宣傳隊的日子，便會想到他。這次到白橋，一個目的，就是找到白橋大禮堂，看看他用水泥塑的那五個大字。可惜，白橋大禮堂是找到了，但名稱已經換了，叫做白橋影劇院，肯定不是他的手筆。牆上鑲了瓷磚，說明有過中興，但還是敗落了，字跡發黴，玻璃破碎，荒草從生，不見一絲人氣。中門上方掛了個牌子，“老年俱樂部”。白橋這麽個小鎮，能有多少老人，竟需要這麽個大禮堂做俱樂部？廢物利用吧？白橋原來也是公社，後來公社沒了，它成為姥橋鄉轄下的一個村鎮。和沒了權力便沒了熱鬧的隱駕不同，白橋依然熱鬧。曆史的原因。白橋是個老集鎮，不依賴權力的更迭而興衰。

因為無人看管，我得以走入影劇院，先到廁所撒了泡尿，然後進入鴉雀無聲的演出大廳。我們當年雖然沒在這裏演出過，但我們整天排演節目的隱駕大禮堂與此類似，所以一切看著都很熟悉，盡管一切如今都很荒寂。椅子拆掉了一半，牆漆剝落，地上亂七八糟拖著一些電線（後來看電影《芳華》，主人公越戰殘疾歸來，回到當年排練場，又勾起我對以上情景的回憶，此是後話）。商品時代，文藝向大城市集中，農村人隻能看看電視。可是，過去，文藝那麽普及，到處都是宣傳隊，人人能唱樣板戲，最終普及出來什麽東西？無非一些泡沫而已，就如同我高中上的那個文藝班。中國人，中國文化，終究還是世俗的，還是民以食為天的。

七、香泉

在我從北京逃跑以後的臨時計劃中，到過白橋，我的回鄉之旅就算完了，此時，我應該打開手機，讓我三哥找到我。自離開他家後，我一直未開手機，也未跟他聯係，他不知道我跑到哪裏去了。但我心有不甘。回鄉，回鄉，朝思暮想了多少年，回來隻住了一夜，在和縣境內的時間，滿打滿算，也就24小時。這樣就回北京，重新麵對瘋了的老父，我不甘心！我不是三哥，沒那麽多孝心。假的真不了！這樣一想，我覺得，我應該在和縣至少再待一天。畢竟，這裏可算我的第二故鄉。如果說，母親的子宮是我生命的起點，那麽後沈則是我人生軸線的原點，因為我對待日後的一切，都是以在後沈的生活作為參考係的。後沈地處和縣，可是我對和縣，卻幾乎一無所知。我到過世界上許多地方，卻對我的原點所在地不甚了了，這很說不過去。

為什麽要到香泉？這麽一個豔俗的名字？因為那裏有溫泉，小鋼板大兒子告訴我的。而溫泉和我的關係，是我在後沈養過浮萍。那個時候，村民喂豬，主要靠浮萍。但浮萍這東西，在我們那裏，不能越冬。天太冷了。每年春天，隊裏要派一些壯勞力，到和縣北方一個有溫泉的地方，購買浮萍挑回來。幾十裏路，很辛苦的。我們知青從未被派去過。我恰好有一本《怎樣養浮萍》的書，就毛遂自薦，和隊長說，我來養浮萍過冬。隊長答應了，我就在知青房門口挖了個長方形的坑，坑底用瓦做了個煙道，做成一個和我想象中的北方火炕差不多的東西，有灶和煙囪。煙道上麵堆了些棉籽，埋了幾口缸。缸裏是我到河裏、塘裏采的浮萍。坑上覆蓋塑料薄膜。冬天，我就在煙道入口的灶裏燒草。我以為，燒上幾把草，坑裏溫度就會上去。結果，我們幾個知青抱來的稻草都燒光了，坑裏的溫度計還是沒什麽反應。後沈那一帶本來就缺燒的，隊裏不可能為我養浮萍提供足夠的柴草。再說，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少柴草。如今想來，應該不堆那些棉籽的。棉籽是不良導熱體，相當於給煙道包了棉被。在棉被裏麵加熱，棉被外麵怎會有多少熱量呢？可那時，我沒學過傳熱學。最後，下雪天裏，浮萍都凍死了。在那之前，浮萍發黃，病怏怏的，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怎樣養浮萍》裏沒有相關的措施，我就每天看《矛盾論》，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誰上升，誰下降，等等。結果還是沒用，浮萍還是死翹翹了。老毛那一套豪言同樣救不了浮萍。而因為失敗，我為做那個火坑花的錢——主要是買瓦和塑料薄膜所用，也沒好意思找隊裏報銷。那些錢，本來夠買幾罐豆腐乳，解吾幾月無菜之慌！

香泉不是我記憶中農民去挑浮萍的地方。他們去的那個地方叫什麽名字，我這次在和縣時一直沒想起來。既然香泉也有溫泉，而且據說還有一個很大的湖，就去那裏吧。我回到和縣長途汽車站，站在售票窗口前，問了一些信息，猶豫了一會兒，買了張去香泉的車票。為什麽猶豫？因為一直在猶豫是不是該回北京。一直到了和縣，站在車站售票窗口前，還在孝的不情願和不孝的罪過感之間掙紮。最後心一橫，暫且不孝。列寧說的，在我身後，管它洪水泛濫。眼不見心靜。再說，反正也沒外人知道。就買了票。

車過香泉鎮時，我還不知道，一直看到一座凱旋門式的建築，上書一行金色大字，“中國香泉湖國際度假中心”，趕緊招呼司機停車。下車。天氣悶熱。汗流浹背。放眼四周，嘿，一派荒唐：嶄新的豪華別墅，鱗次櫛比，童話似的排列在一大片戈壁般的幹坑之邊；幾隻遊艇，像幾條死鱷魚，爬臥在路邊的荒草之中。周圍不見一個人影。我走入凱旋門，找到一個值班小姐。她也正像我一樣，一副汗流浹背的樣子。我問她，怎樣回到香泉鎮？她滿臉流汗地回答我說，到路邊等車。有多遠？五裏路。我背著計算機，手裏比來和縣時多了一床席子，半隻白橋鹹水鵝，還有配給該鵝的一袋醬油汁。這兩樣東西是買給我老嶽母的。她就住在江水那邊的馬鞍山。這麽囉裏囉唆的，顯然不能走五裏，隻好到路邊等車。

同時在想，我是何等的荒唐，於荒唐的天氣裏，荒唐的時刻，跑到這樣一個荒唐的地方。

很等了一段時間，過往了許多車輛，方才等到一輛回和縣的車，回到香泉鎮。下車後，在一個岔路口，朝一個中年女人打聽溫泉。她問，你要花錢的，還是不花錢的？我心想，能不花錢，為什麽要花錢？便說，不花錢的。她說，那你走到前麵路口向右走。我問，花錢的呢？她說，那你現在就向右走。我謝過她，向不花錢的那個方向走去。同時心疑，這年頭，還有不花錢的東西？Ne te fais pas d’illusions!

我走到前麵岔路，依那女人所言，右拐，走入一條和白橋老街類似的街道，走過一座小橋，下麵是黑乎乎的臭水，飄著各種垃圾，立著一塊標語牌，上麵寫著“同誌們你們好，垃圾不能再倒了”。我對著臭水拍了一張照片，想到巴西小城市裏的臭水河，人類自我作踐原來是不分種族和信仰的。這樣想著，我走過橋，一直走到街道盡頭，出現了一個圓形門坊，裏麵的影牆上寫著，“第一湯”。

繞過影牆，是個院子，坐著一溜剛洗浴出來的男人，或胖或瘦，或老或幼，在乘涼，都赤裸著。這種毛骨悚然、吊兒郎當的情景，我已經很多年沒見過了。我想拍幅照片，到此一遊類的，又怕遭人唾罵，就忍住攝影欲望，折入浴室。但見一大池清水，池中一個水包，在突突地往外鼓水。那煦煦的清水，一經遊到池邊，便如緞子一般，滑入池溝，不知去向。以手探水，不敢多停留，燙！水溫肯定高於57度。57度的水，我有概念。35年前，在後沈，小鋼板帶我試用溫湯浸種，水溫就是57度。那麽，眼前的水，這麽好，這麽清，簡直讓我嫉妒得起疑。是溫泉嗎？我自問。應該是的。誰燒得起錢，把水弄熱，白白供人洗澡？而且長年累月？

我終於忍不住欲望，決定冒險拍照。我脫下T恤衫，將背包裏的攝像機（照相機沒電了）包住，取出，隻露出鏡頭，將其上的霧氣擦去，對準那一大池清水，幾個赤裸人，按下快門。攝像機的快門響動大，引起旁邊一個赤裸人注意。他朝我看，但臉上沒什麽反應。

我趕緊逃跑。

我走回到那條小街上，走過黑水小橋，找到一家旅館，住下了。旅館很便宜，本來30元一間的房間，老板娘還給我優惠成20元。她帶我看房時說，床上是今天剛換的席子，被子也是新換洗的。我住下來的第一件事，當然是去洗溫泉。水燙，我沒法把全身泡入水，隻坐在池邊，以手撩水。但我看有些人耐熱，衣服一脫，便直入水中，就像入普通的塘。後來，我買了一瓶冰鎮啤酒，邀請旅館老板跟我一起喝，以便消滅我原來買給我老嶽母的鹹水鵝。天熱，旅館的冰箱壞了，那鵝不能再放了。老板對溫泉水的評價是，根本就不燙，而且女人那邊，也是大池，但從未聽說誰得傳染病。這老板也可算是馬鞍山人。他父親是馬鋼職工。人民下海年代，他早先在馬鞍山輪箍廠門前擺攤，賣豆漿、油條、水煎包；錢掙夠了，就回了鄉，買過卡車開運輸公司，倒閉了，又給人開車，現在沒事幹，待業家中，輔助老婆開旅館。他說他前後兩棟房值50萬元。

住旅館，需要登記客戶資料。旅館有台電腦和掃描儀，裝有公安局統一發給的旅館登記程序。老板夫婦倆大概從未接待過外賓，掃描我的護照時，看見我的護照上的Belgium，他們也不知道那意味著我是外國人，跟我聊天，總以為我在國內某地，哪一所中學教書，因為在職業一欄裏，我填的是“教師”。我也就將錯就錯，講到教書之道，就把我在巴西白水教大學的心得來一番移花接木，倒也覺得天衣無縫。現在回想起來，有些遺憾，為人這麽親切樸實的老板和老板娘，第二天告別時，竟沒想起給他倆拍張照片。至於溫泉，到沒有什麽遺憾的，去了三次，洗了兩次。第二次洗，忍住燙，數次努力，終於全身泡入水中。真像老板說的，不燙！隻是出來以後，全身通紅，熟螃蟹一般。我走出浴室，和吊兒郎當的人們坐在一起乘涼。大汗淋漓，剛用毛巾擦幹，立刻又出一身。雖然熱，到也痛快！想到四川人，他們三伏天吃辣子火鍋，要的也是這樣一種痛快吧？又想到德國黑森林的巴登巴登溫泉。水沒這裏熱，門票卻要30歐元。30歐元，就是300元，夠在這裏待10天，包括吃住。這裏旅館便宜，飯店也便宜。3塊錢就可吃一頓早餐。由此想到早餐飯桌上那小夥兒，一邊往嘴裏扒麵條，一邊乜斜著眼看書。是本武俠小說。我不知其作者名，更沒讀過。我沒話找話，和他聊了幾句小說。小夥兒告訴我，那本書寫的是高科技世界裏的武俠。他大概是覺出我的武俠小說功底很不好，便顯出不耐煩，不屑於和我談話。他吃了幾口麵條，大概覺得麵條沒有武俠小說好，把碗推給他旁邊坐著的像是他老婆也像是其相好的女子，隻專心看小說。女子把他的麵條一吃完，兩人立即起身走了。這小夥兒，是我在和縣一路走來，唯一見到的讀書人。

八、烏江

還在後沈小鋼板的大兒子家吃晚飯的時候，聽他說，烏江有個霸王祠，我就在想，應該去看看。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在和縣土話裏，“提”和“祠”不分。而在普通話裏，我們又常常把“堤”錯念成“提”。所以，兩錯加一起，那天吃晚飯的時候，我就以為，他說的霸王“提”，是項羽自刎的“堤”所在。設想一下，大堤之上，霸王自刎處，立著一塊碑，背靠大江，乖乖！那可是不得了的地方！還有比之更悲壯、雄闊的景色嗎？但我這麽想象的時候，已心生疑問。怎麽可能？2200多年前的事，誰有那能耐，精確地考證出項羽自刎在哪塊地頭？（原載江岩聲搜狐博客，2009年7月3日-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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