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聖誕節前夕，接到大哥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他剛從瑞士回昆明不久，又飛到北京出差。本來有可能在瑞士和我會麵的，老早就跟我打過招呼。可是，國內的事情，總是說不準，行程一拖再拖，結果等他真的到了日內瓦，打電話到比利時的時候，我已經去了巴西。這是第二次錯過和他在國外相見的機會。大哥是一家機械廠的總工程師。他們廠和奧地利一家工廠有合作關係，所以，大哥每隔幾年就能到歐洲來一趟。自１９９０年以來，十餘年間，我和他見過五次麵，是父母兄姐裏我與之見麵最多的一位親人。
大哥在電話裏說，再過９０天，他就要６０歲了。當時沒覺得什麽，放下聽筒一尋思，六十花甲，大哥也要花甲啦？！就生出些感慨。“花甲”是什麽意思，我沒專門查過。“甲”我知道，就是一甲子，六十。“花”呢？為什麽還要加上一個“花”？不知道。但這兩個字湊在一起引起我一種感覺：頭發花白，皮膚似甲。這與我心目中大哥的形象無論如何不能相符。
大哥自由泳遊得好。在我的記憶中，他就是在長江裏瀟灑擊水的浪裏白條，風流倜儻。那是１９６８年，我們兄弟四人加上姐姐到采石遊玩。走到三元洞，有些累了，就坐下來喝茶。買了些花生，可能還帶了一瓶酒吧？三元洞起自懸崖峭壁，直通江底；洞上有一茶樓，樓下是萬裏長江，浩浩蕩蕩向北流去；對岸是江心洲，隱約可見蘆葦隨風搖曳。大哥憑窗臨風，念道：“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大哥是６６屆大學畢業生，“文革”耽誤了兩年，６８年終於分配工作了，心情可能比較愉快。三哥低著頭，臉紅脖子粗，望著桌上的一堆花生殼兒，悶頭唱道：“聽對岸，響數槍，聲震蘆蕩；這幾天，多情況，勤了望，費猜想－－昂－－昂－－昂”。三哥是６７屆初中畢業生，學校裏正在組織下放插隊。有各種消息，大道的，小道的，飛短流長；有各種選擇，貧窮的遠郊社隊，交通閉塞的皖南山區，血吸蟲病流行的圩區，－－－不管哪一種，前途都是一樣的渺茫。大哥說去遊遊泳吧。姐姐在一旁威脅道：“不行！媽媽說過，不能遊泳！”－－－還是遊了的。大哥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元洞茶樓出後門有幾塊平整的巨石，直入大江，水性好的人，是無法抗拒從那巨石上向激流裏縱身一躍的誘惑的。
大哥與我長得一點也不像：大哥身高１米８０，我不到１米７０；大哥皮膚白皙，儀表堂堂，我黑，且醜；大哥眼睛好，而我從小就近視。原因很簡單，大哥與我不共一個父親。我們不是一個姓，大哥姓沈。“文革”時填表，在“家庭出身”一欄裏，大哥填的是“小土地出租”；而我，有時填“職員”，有時填“地主”。在我家戶口本裏，我父親那頁上的“家庭出身”是“地主”，白紙黑字，觸目驚心；但我父親本人是職員。我到底該怎樣填成份，從來沒人正式告訴過我。如果填“職員”能蒙混過關，就填“職員”，這雖然不那麽“貧下中農”，但也不那麽“地主”。
大哥的“小土地出租”不是繼承於他的生父，而是來自他的養母。也幸虧如此，不然的話，他的政治背景比我的還要差，大學是肯定上不了的。因為他生父不但出身地主，而且還是國民黨軍官，解放後被判了刑，在勞改營裏關了許多年。
大哥的養母就是他的伯母。那時在雲南大理，他們沈家是個大家族。大哥的伯父沒有兒子，大哥就過繼給他家了。聽我媽說，大哥起初不願意，常偷跑回來。我媽就扇他的耳光，有一次還打出了鼻血。大哥鼻子容易流血，這我知道。１９６７年武鬥期間，大哥到我們家過暑假，我們一起到我父親單位的實驗室的房頂上睡覺，算是給實驗室看家。一大清早，大哥不見了。兵荒馬亂的，就有些擔心。回到家才知道，他流鼻血了。
大哥的生父內戰時期到東北打仗，在那邊又娶妻生子，沒再回大理。大哥的生母隻好改嫁，嫁給了我父親。那時，我父親在進駐大理的解放軍二野十四軍搞測繪，設計營房。此前，他也在國民黨軍隊裏搞過測繪，還曾是大哥生父的下屬。
大哥的養父很早就去世了，所以，說起來，大哥實際上經曆了兩次幼年喪父。是養母把他拉扯大的，他上麵還有個姐姐。家裏有幾畝薄田，孤兒寡母的，無力耕種，隻好出租給別人。收回的租金不夠生活，養母還得找些縫縫補補的活做才行。
我父母於１９５１年，我大哥６歲時，離開了大理，到了北京，後來又到了內蒙包頭。在此期間，大哥在大理上小學。姐姐嫁到了西安，養母也過去了，大哥就一個人在大理住著，形同孤兒。一直到１９６０年，大哥到西安上高中，才又回到養母身邊。１９６１年大哥考上西安交通大學，放假時到包頭來，和我媽見麵，兩人抱頭痛哭。我仰頭望著，才知道，我還有這麽一個和門框差不多高的大哥！
大哥送給過我不少禮物，讓我記憶最深的是一支鋼筆。那是１９６８年的夏天，大哥畢業分配到昆明工作，領了第一個月的工資或者是報到費什麽的，去昆明之前，來我家探親，給我和姐姐一人買了一支鋼筆，那種頭部像海豚的銥金筆。那是當時大人們才用的筆，我愛不釋手。我對鋼筆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渴望有支鋼筆，覺得用鋼筆寫出字來好看。大人不給買，我就從他們裝打麻將用的零幣的布袋子裏偷了５角錢，和一個同學一起去買了一支鋼筆，是大舌頭的那種。這事後來被發現了，留給我的恥辱，終生難忘。
１９７０年２月，大哥在昆明結婚。大嫂是同廠的工人，來自一個大家庭。從寄來的照片上看有十多口人，想來那婚禮應該是挺熱鬧的吧？不過大哥這方隻有他一人。他的養母早幾年已經去世；路途又是如此遙遠，我媽也不可能去。兩年後，大哥攜大嫂旅行到了我們家。我那時已經深度近視，幾步開外，看人臉隻是一張稀裏糊塗、坑坑窪窪的黃泥盆。那天放學回來，天色已暗，進了家門，模模糊糊地看見有一男一女兩個外人，正在和我媽他們包餃子。我想也沒想就說了一句：“叔叔阿姨好”，然後就鑽進臥室，－－－就聽外間突然哄堂大笑起來。他們一定先是愣了一下。接著聽到大哥說話的聲音，才想起那兩人應該是大哥大嫂，一時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大哥得過肺結核，曾住院治療，但一直沒徹底治愈，隻是不排菌了，也就是說不會傳染別人。１９８４年我到四川攀枝花實習，順便去昆明探望大哥。大嫂囑我回比利時以後給大哥買些雷密封—一種專治肺結核的藥，說人家從越南、泰國買回來的比國內的療效好。我回比利時一打聽，買這種藥需要醫生開處方，而且是長期吃的藥，買上一瓶兩瓶的，不會有什麽用的。我覺得不好辦，就沒辦。大嫂雖然沒再提起過，但這成了我的心病，總覺得大哥的病一直好不了，是我沒盡責。也許是蒼天有眼吧？大哥雖然患有肺結核，煙又抽得凶，二十多年來，除了有時住住院，竟也沒出什麽大事。如今也活到了花甲之年，而且還在工作著，到處飛來飛去的出差。是不是因為人生平均值原理，少小否極，老壯泰來？
我和大哥雖然長得不像，但稟性卻有些相近，比如好激動，有些正義感，還有一些相同的愛好，例如對文學和曆史。我認為，我和大哥都有些文人的氣質。在這一點上，我其他兄姐與我們之間有不小的差異。１９９０年，大哥到奧地利出差，那是他第一次出國，也是我和他第一次在國外見麵。他們代表團有不少人。一日遊玩，大家在高山峻嶺間的一個纜車驛站小憩，不知怎麽就聊到了淮海戰役。大哥對眾人說道，那次戰役，國民黨兵團司令裏隻有李彌逃走了。說完這話，大哥深吸一口香煙，緩緩地彈掉煙灰，很老成，很滄桑。大哥的同事們無人插言，他們都比較年輕，大概不知道李彌是何許人。大哥也沒解釋。我那時剛讀過鄧賢的《大國之魂》，知道一點兒李彌，此時聞言，不禁打量了一眼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哥。
熟悉，因為他是我大哥；陌生，因為他不和我們住一起，上學、工作都在外地，有些兄弟之交淡如水的味道，就像君子之間那樣。大哥有一句話對我影響至深，是關於應該學什麽專業的。１９６７年的一天，我們兄弟四人在一起散步，在馬路上走成一排。我自然是走在最邊上的，我最小的哥哥都比我大四歲。三個哥哥之間說話，我隻有聽的份兒，而且似懂非懂。就聽走在中間的大哥說道，學理科的，要麽是條龍，要麽是條蟲；學工科的，成不了龍，但日子總能過得去。他說這話的時候，還在大學裏等待分配；而我，小學還沒畢業。十年後，１９７７年高考，我填的五個誌願全是工科。現在，我已經兩倍於大哥說那話時的年齡了，假如當時的大哥現在站在我的麵前，我或許會反駁說，人生苦短，喜歡什麽，就學什麽。但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喜歡寫東西，上中學時就喜歡。當知青的時候，曾自報奮勇，為公社宣傳隊寫過相聲（不怎麽好笑）、歌曲（不怎麽好聽），還有一個半拉子劇本。這些東西雖然都屬於“文革”糟粕，可總能說明一點兒我對寫作的愛好。後來，在工科這條道路上，奔了將近三十年的功名。如今，塵埃落定，真的有時間寫了，心裏卻空落落的。也許，我還不如年輕時的大哥看得透？
２００１年，大哥又到奧地利出差，行前打來電話，問我想買點什麽。我正一個人住在瑞士洛桑，很寂寞，就說，隨便買幾本小說吧。大哥買來的有阿來的《塵埃落定》，餘華的《活著》，還有鄧拓的《燕山夜話》。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燕山夜話》，但不一定都讀過。批判鄧拓的檄文我學過不少，卻從沒見識過《燕山夜話》真麵目。這會兒讀了，也沒覺得有多了不起。
在那個隻須《一個雞蛋的家當》就能讓鄧拓送命的年代，大哥的文采無處發揮，隻能塗抹在家信中。記得他剛分配到昆明工作的時候，每次給我媽來信，一大半的篇幅都是描述昆明的風景，一朵盛開的茶花可占去半頁信紙。那些信往往到了結尾的段落，才是要說的正事，不過寥寥數行。１９９９年初，大哥第二次到奧地利出差。那時，奧地利已經加入申根國家集團。我就請大哥到我家來—就是我在《小街》裏說到的那棟百年老房。我們先一起去了巴黎。花了一個下午加一個上午的時間，自然隻能走馬觀花，參觀盧浮宮成了一次穿堂越室的急行軍。即使這樣，從巴黎回來，也已沒時間住了，隻吃了一頓餃子，大哥就連夜趕回奧地利去了。後來，大哥用傳真發來一封信，內容如下：
“謝謝你們的盛情款待！此次比利時、法國之行給我留下了珍貴記憶。你們以華人的聰明才智和堅忍不拔的毅力，在異國他鄉開辟了自己的事業，建立了幸福的家園—包括那張乒乓球桌和可愛的小菜園。巴黎之行則使我對馬克思當年就法蘭西民族以及這個都市的評價加深了理解。
你們的情況我已經向國內親人們作了通報，希望他們能為你們而感到自豪。
大哥於昆明９９.２.３”
我知道大哥的文字風格和我的很不相同。大哥生活在國內，一直處於恢宏敘事體的包圍之中，仿佛魚兒生活在激蕩不息的海洋裏。而我，離開那片恢宏的海洋已經有二十二年了，如今，再回頭望那激昂慷慨、一浪高過一浪的高歌大話的海潮，有心驚肉跳之感，避之猶恐不及。
大哥每次來歐洲，總給我帶來許多禮物；而我回贈於他的則很少很少。因為小氣。因為在國外買禮物特別貴，買得起的送不出手；送得出手的買不起。有一次，下狠心買了一個配著大鏡框的風景照片送給大哥。我知道他剛買了一套公寓，四室二廳，有了自己的書房。我希望他能把那照片掛在書房裏，看書時一抬頭就能想起我來。照片上是一灣躁動不安的海水，翻湧著泡沫；白色的巨浪撲向一角崖石；崖石上矗立著一個燈塔，很小，形狀像一座村野小教堂，很謙虛，很安詳。我寫了兩句我認為能夠涵蓋這幅照片意思的話，是抄來的，寫在鏡框包裝紙殼上：
天道誰無煩惱，風來浪也白頭。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我從未到大哥的新寓所去過，不知那兩句話還在不在？
大哥在電話裏說，再過９０天，他就要６０歲了。當時沒覺得什麽，放下聽筒一尋思，六十花甲，大哥也要花甲啦？！就生出些感慨。“花甲”是什麽意思，我沒專門查過。“甲”我知道，就是一甲子，六十。“花”呢？為什麽還要加上一個“花”？不知道。但這兩個字湊在一起引起我一種感覺：頭發花白，皮膚似甲。這與我心目中大哥的形象無論如何不能相符。
大哥自由泳遊得好。在我的記憶中，他就是在長江裏瀟灑擊水的浪裏白條，風流倜儻。那是１９６８年，我們兄弟四人加上姐姐到采石遊玩。走到三元洞，有些累了，就坐下來喝茶。買了些花生，可能還帶了一瓶酒吧？三元洞起自懸崖峭壁，直通江底；洞上有一茶樓，樓下是萬裏長江，浩浩蕩蕩向北流去；對岸是江心洲，隱約可見蘆葦隨風搖曳。大哥憑窗臨風，念道：“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大哥是６６屆大學畢業生，“文革”耽誤了兩年，６８年終於分配工作了，心情可能比較愉快。三哥低著頭，臉紅脖子粗，望著桌上的一堆花生殼兒，悶頭唱道：“聽對岸，響數槍，聲震蘆蕩；這幾天，多情況，勤了望，費猜想－－昂－－昂－－昂”。三哥是６７屆初中畢業生，學校裏正在組織下放插隊。有各種消息，大道的，小道的，飛短流長；有各種選擇，貧窮的遠郊社隊，交通閉塞的皖南山區，血吸蟲病流行的圩區，－－－不管哪一種，前途都是一樣的渺茫。大哥說去遊遊泳吧。姐姐在一旁威脅道：“不行！媽媽說過，不能遊泳！”－－－還是遊了的。大哥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元洞茶樓出後門有幾塊平整的巨石，直入大江，水性好的人，是無法抗拒從那巨石上向激流裏縱身一躍的誘惑的。
大哥與我長得一點也不像：大哥身高１米８０，我不到１米７０；大哥皮膚白皙，儀表堂堂，我黑，且醜；大哥眼睛好，而我從小就近視。原因很簡單，大哥與我不共一個父親。我們不是一個姓，大哥姓沈。“文革”時填表，在“家庭出身”一欄裏，大哥填的是“小土地出租”；而我，有時填“職員”，有時填“地主”。在我家戶口本裏，我父親那頁上的“家庭出身”是“地主”，白紙黑字，觸目驚心；但我父親本人是職員。我到底該怎樣填成份，從來沒人正式告訴過我。如果填“職員”能蒙混過關，就填“職員”，這雖然不那麽“貧下中農”，但也不那麽“地主”。
大哥的“小土地出租”不是繼承於他的生父，而是來自他的養母。也幸虧如此，不然的話，他的政治背景比我的還要差，大學是肯定上不了的。因為他生父不但出身地主，而且還是國民黨軍官，解放後被判了刑，在勞改營裏關了許多年。
大哥的養母就是他的伯母。那時在雲南大理，他們沈家是個大家族。大哥的伯父沒有兒子，大哥就過繼給他家了。聽我媽說，大哥起初不願意，常偷跑回來。我媽就扇他的耳光，有一次還打出了鼻血。大哥鼻子容易流血，這我知道。１９６７年武鬥期間，大哥到我們家過暑假，我們一起到我父親單位的實驗室的房頂上睡覺，算是給實驗室看家。一大清早，大哥不見了。兵荒馬亂的，就有些擔心。回到家才知道，他流鼻血了。
大哥的生父內戰時期到東北打仗，在那邊又娶妻生子，沒再回大理。大哥的生母隻好改嫁，嫁給了我父親。那時，我父親在進駐大理的解放軍二野十四軍搞測繪，設計營房。此前，他也在國民黨軍隊裏搞過測繪，還曾是大哥生父的下屬。
大哥的養父很早就去世了，所以，說起來，大哥實際上經曆了兩次幼年喪父。是養母把他拉扯大的，他上麵還有個姐姐。家裏有幾畝薄田，孤兒寡母的，無力耕種，隻好出租給別人。收回的租金不夠生活，養母還得找些縫縫補補的活做才行。
我父母於１９５１年，我大哥６歲時，離開了大理，到了北京，後來又到了內蒙包頭。在此期間，大哥在大理上小學。姐姐嫁到了西安，養母也過去了，大哥就一個人在大理住著，形同孤兒。一直到１９６０年，大哥到西安上高中，才又回到養母身邊。１９６１年大哥考上西安交通大學，放假時到包頭來，和我媽見麵，兩人抱頭痛哭。我仰頭望著，才知道，我還有這麽一個和門框差不多高的大哥！
大哥送給過我不少禮物，讓我記憶最深的是一支鋼筆。那是１９６８年的夏天，大哥畢業分配到昆明工作，領了第一個月的工資或者是報到費什麽的，去昆明之前，來我家探親，給我和姐姐一人買了一支鋼筆，那種頭部像海豚的銥金筆。那是當時大人們才用的筆，我愛不釋手。我對鋼筆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渴望有支鋼筆，覺得用鋼筆寫出字來好看。大人不給買，我就從他們裝打麻將用的零幣的布袋子裏偷了５角錢，和一個同學一起去買了一支鋼筆，是大舌頭的那種。這事後來被發現了，留給我的恥辱，終生難忘。
１９７０年２月，大哥在昆明結婚。大嫂是同廠的工人，來自一個大家庭。從寄來的照片上看有十多口人，想來那婚禮應該是挺熱鬧的吧？不過大哥這方隻有他一人。他的養母早幾年已經去世；路途又是如此遙遠，我媽也不可能去。兩年後，大哥攜大嫂旅行到了我們家。我那時已經深度近視，幾步開外，看人臉隻是一張稀裏糊塗、坑坑窪窪的黃泥盆。那天放學回來，天色已暗，進了家門，模模糊糊地看見有一男一女兩個外人，正在和我媽他們包餃子。我想也沒想就說了一句：“叔叔阿姨好”，然後就鑽進臥室，－－－就聽外間突然哄堂大笑起來。他們一定先是愣了一下。接著聽到大哥說話的聲音，才想起那兩人應該是大哥大嫂，一時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大哥得過肺結核，曾住院治療，但一直沒徹底治愈，隻是不排菌了，也就是說不會傳染別人。１９８４年我到四川攀枝花實習，順便去昆明探望大哥。大嫂囑我回比利時以後給大哥買些雷密封—一種專治肺結核的藥，說人家從越南、泰國買回來的比國內的療效好。我回比利時一打聽，買這種藥需要醫生開處方，而且是長期吃的藥，買上一瓶兩瓶的，不會有什麽用的。我覺得不好辦，就沒辦。大嫂雖然沒再提起過，但這成了我的心病，總覺得大哥的病一直好不了，是我沒盡責。也許是蒼天有眼吧？大哥雖然患有肺結核，煙又抽得凶，二十多年來，除了有時住住院，竟也沒出什麽大事。如今也活到了花甲之年，而且還在工作著，到處飛來飛去的出差。是不是因為人生平均值原理，少小否極，老壯泰來？
我和大哥雖然長得不像，但稟性卻有些相近，比如好激動，有些正義感，還有一些相同的愛好，例如對文學和曆史。我認為，我和大哥都有些文人的氣質。在這一點上，我其他兄姐與我們之間有不小的差異。１９９０年，大哥到奧地利出差，那是他第一次出國，也是我和他第一次在國外見麵。他們代表團有不少人。一日遊玩，大家在高山峻嶺間的一個纜車驛站小憩，不知怎麽就聊到了淮海戰役。大哥對眾人說道，那次戰役，國民黨兵團司令裏隻有李彌逃走了。說完這話，大哥深吸一口香煙，緩緩地彈掉煙灰，很老成，很滄桑。大哥的同事們無人插言，他們都比較年輕，大概不知道李彌是何許人。大哥也沒解釋。我那時剛讀過鄧賢的《大國之魂》，知道一點兒李彌，此時聞言，不禁打量了一眼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哥。
熟悉，因為他是我大哥；陌生，因為他不和我們住一起，上學、工作都在外地，有些兄弟之交淡如水的味道，就像君子之間那樣。大哥有一句話對我影響至深，是關於應該學什麽專業的。１９６７年的一天，我們兄弟四人在一起散步，在馬路上走成一排。我自然是走在最邊上的，我最小的哥哥都比我大四歲。三個哥哥之間說話，我隻有聽的份兒，而且似懂非懂。就聽走在中間的大哥說道，學理科的，要麽是條龍，要麽是條蟲；學工科的，成不了龍，但日子總能過得去。他說這話的時候，還在大學裏等待分配；而我，小學還沒畢業。十年後，１９７７年高考，我填的五個誌願全是工科。現在，我已經兩倍於大哥說那話時的年齡了，假如當時的大哥現在站在我的麵前，我或許會反駁說，人生苦短，喜歡什麽，就學什麽。但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喜歡寫東西，上中學時就喜歡。當知青的時候，曾自報奮勇，為公社宣傳隊寫過相聲（不怎麽好笑）、歌曲（不怎麽好聽），還有一個半拉子劇本。這些東西雖然都屬於“文革”糟粕，可總能說明一點兒我對寫作的愛好。後來，在工科這條道路上，奔了將近三十年的功名。如今，塵埃落定，真的有時間寫了，心裏卻空落落的。也許，我還不如年輕時的大哥看得透？
２００１年，大哥又到奧地利出差，行前打來電話，問我想買點什麽。我正一個人住在瑞士洛桑，很寂寞，就說，隨便買幾本小說吧。大哥買來的有阿來的《塵埃落定》，餘華的《活著》，還有鄧拓的《燕山夜話》。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燕山夜話》，但不一定都讀過。批判鄧拓的檄文我學過不少，卻從沒見識過《燕山夜話》真麵目。這會兒讀了，也沒覺得有多了不起。
在那個隻須《一個雞蛋的家當》就能讓鄧拓送命的年代，大哥的文采無處發揮，隻能塗抹在家信中。記得他剛分配到昆明工作的時候，每次給我媽來信，一大半的篇幅都是描述昆明的風景，一朵盛開的茶花可占去半頁信紙。那些信往往到了結尾的段落，才是要說的正事，不過寥寥數行。１９９９年初，大哥第二次到奧地利出差。那時，奧地利已經加入申根國家集團。我就請大哥到我家來—就是我在《小街》裏說到的那棟百年老房。我們先一起去了巴黎。花了一個下午加一個上午的時間，自然隻能走馬觀花，參觀盧浮宮成了一次穿堂越室的急行軍。即使這樣，從巴黎回來，也已沒時間住了，隻吃了一頓餃子，大哥就連夜趕回奧地利去了。後來，大哥用傳真發來一封信，內容如下：
“謝謝你們的盛情款待！此次比利時、法國之行給我留下了珍貴記憶。你們以華人的聰明才智和堅忍不拔的毅力，在異國他鄉開辟了自己的事業，建立了幸福的家園—包括那張乒乓球桌和可愛的小菜園。巴黎之行則使我對馬克思當年就法蘭西民族以及這個都市的評價加深了理解。
你們的情況我已經向國內親人們作了通報，希望他們能為你們而感到自豪。
大哥於昆明９９.２.３”
我知道大哥的文字風格和我的很不相同。大哥生活在國內，一直處於恢宏敘事體的包圍之中，仿佛魚兒生活在激蕩不息的海洋裏。而我，離開那片恢宏的海洋已經有二十二年了，如今，再回頭望那激昂慷慨、一浪高過一浪的高歌大話的海潮，有心驚肉跳之感，避之猶恐不及。
大哥每次來歐洲，總給我帶來許多禮物；而我回贈於他的則很少很少。因為小氣。因為在國外買禮物特別貴，買得起的送不出手；送得出手的買不起。有一次，下狠心買了一個配著大鏡框的風景照片送給大哥。我知道他剛買了一套公寓，四室二廳，有了自己的書房。我希望他能把那照片掛在書房裏，看書時一抬頭就能想起我來。照片上是一灣躁動不安的海水，翻湧著泡沫；白色的巨浪撲向一角崖石；崖石上矗立著一個燈塔，很小，形狀像一座村野小教堂，很謙虛，很安詳。我寫了兩句我認為能夠涵蓋這幅照片意思的話，是抄來的，寫在鏡框包裝紙殼上：
天道誰無煩惱，風來浪也白頭。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我從未到大哥的新寓所去過，不知那兩句話還在不在？
“謝謝你們的盛情款待！此次比利時、法國之行給我留下了珍貴記憶。你們以華人的聰明才智和堅忍不拔的毅力，在異國他鄉開辟了自己的事業，建立了幸福的家園—包括那張乒乓球桌和可愛的小菜園。巴黎之行則使我對馬克思當年就法蘭西民族以及這個都市的評價加深了理解。
你們的情況我已經向國內親人們作了通報，希望他們能為你們而感到自豪。
大哥於昆明９９.２.３”
我知道大哥的文字風格和我的很不相同。大哥生活在國內，一直處於恢宏敘事體的包圍之中，仿佛魚兒生活在激蕩不息的海洋裏。而我，離開那片恢宏的海洋已經有二十二年了，如今，再回頭望那激昂慷慨、一浪高過一浪的高歌大話的海潮，有心驚肉跳之感，避之猶恐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