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雨籠罩台北。透過爬滿水痕的窗玻璃，看到這個城市半新不舊的建築物，在細雨裏帶著不屑和落寞，漸漸被雨水洇濕，經年累月的城市煙塵，混雜著悠遠的歲月氣息，也被雨水衝刷地幹幹淨淨。台北街頭的舊，映襯這城裏熙熙攘攘摩登人群的年輕，注定這是一個值得仔細品味的地方，仿佛馳名的鳳梨酥和牛肉麵、仿佛這城裏店家們親熱的招呼和笑容。從青蔥碧綠的陽明山到水聲潺潺的北投，台北是一個家常的、不張揚的城市，適合居住和懷想，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一月的台北並不冷，當滿眼飄揚的紅地青天白日旗昭示這是台北時，那種訝異和震撼，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這就是台北，台北就是這個樣子的。它雨裏迷蒙的街景，它黯淡了的城市容顏，似乎是在固執地守衛著什麽。
這個城市沒有太過濃厚的商業氣氛，它是適宜作為家鄉、適宜作為懷念某種情愫的寄托物的。即便如我這樣匆匆忙忙走過的路人，也能感知它蔥蔥鬱鬱的友好。台北城裏，街邊的小店都是家常親切的模樣，在平常的日子裏路過，常會得到小店裏女侍們甜甜的邀請。
臨街的小館子掛著招牌菜式的大標牌——魯豬手飯88元，隻需新台幣八十八塊即可買得一碗魯豬手飯（台北街頭的小吃店，通通把鹵肉寫作魯肉，是否隱喻這肉的作法源自北方），這樣小巷隱沒的地方離國民黨總部很近，不由令人揣測國民黨主席是否也會經常光顧88元一碗的魯豬手飯。站在一條窄小弄堂的盡頭望進去，裏麵隻是普通人家的光景，家家戶戶的窗前或陽台外都種些花草，花草生得恣意茂盛，是濕地台灣所特有的那種蔥鬱和滋潤，這樣窄小然而整潔的小巷在台北有阡陌縱橫的許多條。小弄外邊，有的是和中國大城市小街上一模一樣的景象，修理摩托車、汽車的店鋪、賣衣裳的、小吃店，都是樸素家常的光景。在台北街頭猛然邂逅和上海熱鬧街巷上一模一樣的“頂呱呱”、“大潤發”的醒目招牌，感覺竟分外親切。
這個位於台北盆地中央青蔥翠綠的城市，原為一片沼澤荒野，1709年（清康熙48年）泉州人入墾艋舺（今萬華），移民才漸多。1875年始肇台北府，興建城。1885年（光緒11年）台灣建省，台灣省巡撫劉銘傳大力革新，台北市成為行政機關集中地，和原先的艋舺連成一片，台北始為台灣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去台北，除了參觀肅穆大氣的中正紀念館、滿目珍藏的故宮博物館、綠色連綿的陽明山，一定不應該遺漏北投。北投，或雲“北頭”、“八投”即平埔族人巫女之意，由於此地硫磺煙霧迷濛，原住民以為有巫神在此，是以得名，北投溫泉由地熱生成，四季不竭，是台灣四大溫泉區之冠。
北投離台北並不遠，從台北市中心乘地鐵到新北投站，入眼綠色越來越盛，流水潺潺的北投常年水霧蒸騰、青蔥碧綠尤其惹人喜愛。從新北投地鐵車站下來，路邊就是一家家的溫泉店，沿途有霧氣騰騰的泉水隱約若現，路隨山勢漸高，草木也愈加茂盛，清風像水流一樣從林間樹叢中穿過，北投是台北城市的驕傲。值得台北驕傲的不僅是北投溫泉，還有它對於環境的精心嗬護——台北的店家，多用紙袋來做購物袋，旅館裏的垃圾桶，也沒有千篇一律地套著塑料袋。台北在建設環保生態城市上的成就，是值得中國其他城市借鑒的。
新北投的溫泉露頭點是個很神氣的地方，白霧茫茫的一大眼泉熱氣蒸騰，景象離奇優美，卻隻有我們兩個人，外加一個老頭在溫泉邊踱步。溫泉露頭處常年綠色蔥籠，四周長滿了蔥鬱的白掌葉。在這溫泉的另一邊，依著山勢建有一個小小的萬應神神龕，安靜地座落在這方水霧繚繞、青蔥翠綠的地界。在這個自然而寧靜的天地裏，歲月仿佛靜止了，隻有溫泉散發著嫋嫋的水霧、白掌閑適地無邊無際生長。隻是溫泉滋潤著的這塊土地，在四下無人的時候，寂寞是否也會像茂盛的白掌葉，枝枝蔓蔓地爬滿了這泉眼的各個角落，如同空寂無人的台北巷陌？
浸在溫泉裏時已是暮色四合，清涼的夜風從樹梢穿過，鑽進溫泉池的竹籬笆內，溫泉細小的水流聲，連同遠處樹影朣朦中的細碎燈光，此時此刻，讓人有恍然若夢的傷感，水聲滴答，是否能感知時間流逝的微音；是否又能感知這個命運多蹇的城市近三百年心音；甚至於感知整個島嶼台灣，從公元230年起三國吳王孫權派兵到“夷洲”始的近1800年完整的曆史和演義。倘若這過往的史跡都如同煙雲流水一樣逝去，那麽今天溫熙的城市台北和這個蔥蔥鬱鬱的島嶼，它是否還能夠承載這麽多深切的沉甸甸的關注和目光、城市台北和島嶼台灣的每一個角落，是否還像今天一樣令人魂牽夢縈？
青翠的島嶼台灣，每一平方米都承載了過於沉重的往日歲月，而台北城市裏的細雨，是想要將那凹凸不平、滿是史跡而又字跡模糊的曆史都一一熨平嗎？這塊土地上曾經走過的英雄們——騎著戰馬的、坐轎子的、乘著小車的，那曾經生靈活現地如同電影片斷一樣的音容笑貌，果真能這樣隨風而逝、了無蹤跡而不留下一絲痕跡麽？
足音繚繞，馬蹄聲得得，叱吒在這快土地上的曾經的英雄們，有誰聽見他們的強勁心跳依舊疾響在今天空曠無人的街巷。細雨中100多年前台灣“抗日三猛”之一的簡大獅就義前的悲壯仍言猶在耳：“我簡大獅，係清國台灣之民。……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應目我為義民。況自台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創義舉，唯我一介小民，猶能取勝眾萬餘，血戰百次。自謂無負於清。……願生為大清之民，死為大清之鬼”。沒有朝廷比清朝更懦弱的了，在簡大獅：“願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的鏗鏹話語下，仍把簡大獅交給台灣的日軍。出生在台北淡水、就義於台北監獄的英雄簡大獅，是成千上萬個護佑著這島嶼的英魂之一，忠烈的芬芳，即便經曆過50年日治、再走過50多年風雨交加的歲月，仍然嫋嫋不散。清庭割讓台灣初時，台灣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詔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等清軍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義和台南一帶與日寇拚死搏鬥。他們以土槍和長矛為武器，憑血肉之驅，頑強抗敵。彰化和嘉義保衛戰中，抗日民軍首領徐驤等人、黑旗軍的將領以及劉永福新軍七星隊的大部都壯烈犧牲。台南抗日的最後階段極為艱苦，清政府一再嚴令禁絕大陸各地支援台灣，黑旗軍和民眾軍械糧餉俱絕，隊伍餓極不能起。在此情況下，劉永福堅持抗日5個月後，被迫乘船退返大陸。島嶼台灣的英雄們，他們不是“被切割肢解的曆史記憶”，他們是聯係華夏血脈的精魂，他們不僅是台灣的，也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引以為傲的。
2000年來濕地台灣在曆史、民族、文化、政治上都和祖國休戚與共，如果割裂了與其血脈相承的臍帶，台灣以什麽作為曆史、以什麽作為民族精神、台灣亦以何作為文化根基？
從住宿的酒店出來，先見有一座立交橋，那日清晨下著微雨，在不冷的台北街頭，立交橋下有一個男人在賣穿在鉛絲上的白蘭花，男人罩著透明的雨披，他坐在輪椅上，麵前擺著一個小竹籃，裏麵碼著整整齊齊的花，兩朵緊挨著的是白蘭花，在春末夏初的季節裏，記憶裏的上海街頭，多有女士佩帶這花的，還有一種穿成圓圈的小白花串，皎潔仿若少女的皓腕。鮮花在雨裏顯得尤其嬌嫩，仿佛能掐地出水來。賣花的男人，是沒有雙腿的，他披著透明的雨衣，並沒有刻意地遮掩什麽。台北的雨清爽而透明，把過往煙塵都洗刷地幹幹淨淨，那失了雙腿的男人和他雨裏皎潔如玉的花朵，是台北街頭芳香的風物。
一個年輕而嬌小的女孩買了一束白蘭花，台北街頭的女孩以嬌小苗條居多。買花的女子攜著這花香，要去到這城裏的哪個角落呢？台灣的女子多是溫柔可親的，由於她們的嬌小、說話聲氣的柔和、還有她們適度的矜持。機場的華航空姐們身著深藍色樣式簡潔的旗袍，講著溫柔的台灣國語，雖然並非美麗地驚人的，但是最好地保留了東方女性溫婉的美麗，那種古典的氣質好像已被這個喧囂的塵世所遺落。我總是願意相信台灣的女子，她們的溫柔是因為完好保留了中國女子生性的溫柔嫻淑，而非五十年日治下日式婦女的任勞任怨。
那個年輕日本女子穿著超短裙和高跟涼鞋，裸著精致的雙腿，和一個日本男孩在台北夜市上玩一種射箭的遊戲，台北夜市上市聲鼎沸，這裏的夜市和其它地方不同的地方在於還有遊戲攤位，有打槍、扔圓圈圈的把戲，捧場的大都是日本遊人。不到台北，很難想象此地有如此之多的日本人。在酒店吃自助早餐時環顧四周，全都是講日語的，那酒店的入門處放著一尊批掛整齊的日本武將，透過那武將的頭盔，他似乎是一隻狼的模樣。去台北故宮博物館，故宮博物館裏則有著更多的日本人，四處張望，入眼盡是文雅的日本女孩子或者老頭。台北街頭巷尾的店裏，店家大多數都是能講日語的。
這是怎樣一種難以厘清言明的關係，曆史煙塵裏的宗主國和殖民地人，敵人、朋友、遊客、同伴、島嶼，如果像張承誌在文章“日本留言”裏寫過的“有時一群人或一個人就能平衡一個民族的形象”，那個苦苦追求曆史真相不惜和日本文部省對質公堂起訴日本政府篡改曆史的日本老人1，如果他能夠平衡一個民族的形象，那麽台灣小孩子們被篡改的關於祖國、關於寶島台灣的曆史，有誰能夠來平衡呢？
從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庭簽定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嘶啞的聲音宣布無條件投降，駐台日本陸軍、海軍、日本居民乘坐第一艘軍艦回國，岸上揮手送別的僅廖落4、5個台灣人。50年日治，十九任日本籍台灣總督，從武將到文官，他們中有遺囑要埋葬在台北的第七任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還有末任總督陸軍大將安藤利吉，代表日本政府向聯軍在美國密蘇裏艦上簽下降書後切腹自殺。五十年日治，改變的是島嶼台灣的什麽？僅僅隻是交通、風貌，台灣人的日文水平嗎？今天台北的總統府掛出的領導人物畫像，是從日治期的第一位總督開始算的，如果這是因為珍惜且尊重曆史，為什麽不從對台灣貢獻更大的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開始算起呢？隻是因為曾使用腐蝕性毒氣鎮壓台灣山地人民的日本總督，看起來比拖了一條辮子的清朝大員，要威風很多嗎？
日本據台的目的，並不僅在擴張其勢力範圍，更重要的是獲取豐富的資源，追求殖民地的巨額利潤，以台灣為日本國民經濟的出路，因此日本開發台灣的第一步在於交通，以方便運輸資源。日人修建台灣交通的目的雖非為了振興台灣，但也加速了台灣的基礎設施。日本人據台，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口號，1919年台灣雖因為改用化肥、興建水利，稻米產量大增，但卻因為台米大量輸日，台灣人民反而增食甘薯果腹。曆屆台灣總督對新聞事業持管製態度，報上所用的文字以日文為主，甚至全用日文，後期加緊推動“皇民化”運動，禁止所有報刊的中文欄，1944年，更強迫全台規模最大的家日文報刊合並為一家，以加強其言論統治。日本對台采取的教育方針，實行日本人、漢人和原住民三種不同的教育體係，除推動日語教育，便是普及代價低廉的初等普通教育機關，並著重實業教育，防止台籍學生湧進中學。日本在台的學製，始終維持差別待遇，表麵一視同仁，其實界限確鑿，大學教育隻有台北帝國大學，而台灣人就讀極為困難。五十年日治對台灣最深遠的影響，莫過於塑造了一群在殖民主義統治下甘心不做中國人而做日本人的台灣人，島嶼台灣的前景，因為破碎、無所依從的曆史顯得尤為迷離起來。
我在台北短短的三日裏，常縈繞在心際的是蔣中正拿著望遠鏡在金門遠眺對岸的那張照片，他的專注是怎樣令人感慨萬千的一幕景象，彼時的他，是否能預見數十年後的今天，抑或是一百年後的明天，島嶼台灣會有怎樣令人感懷的曆史，細雨不會洇濕、風也不會吹散的，這活生生令人感傷的曆史印痕。隻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知道的，唯一能夠安慰這景象的，是包括台灣島在內的——完整的中國版圖。
1日本政府審定中學教科書時，把對中國等國的侵略一詞，改為一個漢字寫作“進出”的詞。這個詞很曖昧，隻能譯為“進入，擴展，挺進”之類的意思。修正不止如此一處，從用語到史實，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盡掩蓋、粉飾戰爭罪行的全部之力。東京教育大學家永三郎教授出於正義，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訴。家永從1952年起編寫高中教科書《新日本史》，1965年6月因認為文部省於1962年度審定的曆史教科書中有323處錯誤而向法院首次提起訴訟，後來又就文部省審定錯誤兩次提起訴訟。家永在第一、第二次訴訟中均未取勝，但在第三次、即圍繞80年代政府審定的曆史教科書的訴訟中，日本最高法院1997年8月判文部省關於“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等4處審定意見違法，取得了部分勝訴。家永三郎於2002年11月29日在東京的一家醫院逝世，享年8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