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校是地名，它奇怪的名字盤踞在從上海到啟東豎海的陸路上，在江蘇省分區地圖上，它是最小的黑色圓點。從上海出發的客車到了小花校，就意味著到了河水青碧的豎海。每當這個時候，一種濃鬱的喜悅和傷感混雜在一起，就從我的心底滿滿當當地升起來，沿途的小河裏泊著的泥船，小小的市鎮上開著的沿街小店，都是最親切的景觀。在小花校下了車，和集市上等生意載人的男客講好價錢，乘一輛四麵漏風的小破車，再顛簸一段路，經過以河流為間隔、豬棚羊圈之間很多人家的屋舍，就到了豎海。豎海，再小到豎海的某一個小村，行政上稱為幾大隊某小隊的，就是我媽媽的家鄉，當初她挑豬草、割羊草、打草賣錢、下河摸魚，長大後在18歲那年頭也不回離開了的家鄉。嚴格地說起來，我並非是在小花校和豎海，這樣田野廣袤、河流豐盈的鄉間長大的，我生在離小花校自行車車程四個多鍾頭的一個小鎮上，我隻是莫名地喜歡著這片土地。小花校隸屬江蘇啟東市，啟東有著成百上千小村鎮，錯落分布在長江三角洲的這片平原上，一如這方土地上阡陌縱橫的小河流。東去寅陽圓陀角，太陽早早升起地方，啟東便實現了名字裏叫做“啟我東疆”的豪壯理想。
啟東離開上海，是四五個鍾頭的車程，我離開啟東，是十七年。十幾年後重新麵對這片土地時，我還能夠看見不到十歲的我，站在舊時人家的屋門口，臉上帶著的好奇和迷惘，真切地如同眼前。
我是帶著啟東鄉下小娘的模樣去上海的，至今的上海，也還是看不起啟東鄉下人的，啟東在上海討生活的男客，多是木匠、泥水匠、修手表的，間或也有做大了的裝修業老板，家產總在幾百萬以上，因此我在十七年之後重乘上回啟東的客車裏，隔鄰的小娘，手裏拿著的LV包包，也很難以估計是真是假。我已很難被歸類為一個地道或者不地道的啟東人，我連啟東話都說不成調，用啟東話說就是“話說話撬來海裏”，我既然不是正宗的啟東人，也非是上海人，雖則很有北方的模樣和氣概，卻又從未去過北方，我隻是一廂情願的、固執地把自己看作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塊有著全國最高的肝癌發病率，生了許多代口碑不好的頑愚刁民，愛吃醉蝦醉蟹，愛喝一口“醃薺豆瓣湯”，最靠近東海因而最早看見太陽升起的地方的人。
我心裏的啟東，雖則並不能完整成一個真實的從地方誌和城市風貌上講嚴格準確的小城市，它依舊是完美的，在我心裏，在包容了所有簡陋和素樸，愚昧和天真，帶著廣袤的田野，田埂邊上人家屋旁自然天然的廁所，連同新興起的模樣酷似上海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心城市，它便是十幾年如一日的完美。
我知道，那是因為愛上了，如同愛一個人一般，連缺點帶優點，就都是好的了。我就仿佛是一條被啟東孵大的小鱷魚，一出蛋殼，就看見它了，因此我一直就跟著它，在心裏。
長江入海口的這一處平原，曆史並不悠久，幾百年海水衝擊成的沙灘漸漸延伸，便慢慢有了人，多半是窮人，種地為生，種的是棉花、麥、玉米，河沿上也養一行桑樹，因為是喂蠶用的，桑樹都去了樹心尖兒，葉子很大，樹卻很矮。說的話和一江之隔的崇明一樣，再慢慢地，窮人裏便有了富人。
時間歸於沉寂，所有現今這地上的人還不曾轉世的時候，便早到清朝，這裏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於是憑空多出來幾分蒼涼。
睡覺蓋著的被子，被麵是豔俗的仿綢麵料，裏子是當地出產的一種印染土布，叫“老藍布”。這是農家自己用棉紗線紡成的一種粗布料，卻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純棉，隻是捏著足有一毫米這麽厚實，“老藍布”紡成之後，要送到染坊去染了顏色。老藍布的本色是微黃的，是棉花的顏色，叫“老藍布”，是因它染的顏色都是靛藍色，隻是在花樣上下工夫，斜格子的、大團花的、碎花的，每種花樣，都稚拙而本分的，質樸地如同地裏幹活臉膛曬得紅紅的婦女。“老藍布”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家織了，我媽媽留著的那塊，是當初她唯一的嫁妝，外婆給的一個包袱皮。老藍布做的被裏子，蓋在身上感覺厚實而粗燥，隨著這粗厚的布料，卻有一種莫名的踏實感。最古舊睡覺的家夥，用當地的土話叫“寄暖”（音譯），是厚木扳做的一個橫倒的空心大櫃子，裏麵用木板格開，放糧食的。每格放一種不同的糧食，米，綠豆，玉米，赤豆。莊稼人，睡覺的時候也把糧食睡在身下，心裏一定感覺特別地踏實。
在我的記憶裏，家鄉總是籠在初冬清晨的霧氣裏，清冽而寒冷，集市上彌漫著油條鋪傳來的煙氣和油香。我大姨父、二姨父連同我高中畢業的舅舅，都會推獨輪子的木頭小推車，我回家時候，也曾架起帆布帶，歪歪斜斜地推了幾步小推車，那一定是叫城裏的姑娘笑彎腰的、土得掉渣的運輸工具。大姨父參加過淮海戰役，每月有一百多塊錢的補助，二姨夫不識字，但是會穿了膠皮褲下河摸螃蟹，他們都一樣地光腳穿膠鞋，挽著褲腿，瘦地皮包骨頭，平日裏隻穿著綠色或藍色的舊軍裝。他們的模樣，從我記事起就這樣了，他們看著我從一個單眼皮長臉的小娘頭子長成一個高個健壯的小娘，我看著他們的頭發漸漸花白，直到臉上爬滿縱橫深刻的皺紋。二姨父家已經有了瓷磚貼麵的三層小樓，但是日子依舊不順，大外孫還年輕得很，小外孫女上初中，開銷大，女兒女婿都是在外掙些辛苦小錢，二姨夫想起自己沒天沒夜的辛苦勞作和女兒有時候偷懶打長牌，竟然是淚汪汪的。他並沒有小孩，唯一的女兒是抱養的，他不識字，連帶鬧鍾都不會認，但他淳樸地象樹，又倔強地跟山羊一樣。我小時候曾把放在灶台上的一碗酒-留著給晚歸來的二姨夫喝的，誤當做是殘水潑了，後來二姨卻把二姨父一頓數落，說他回家得晚。二姨夫隻是聽著，一句反駁的話語都沒有。彼時的田野空曠遼闊，並沒有這麽多矗立的小樓，彼時二姨父的眼睛明亮如星，如今二姨家已經起了漂亮的小樓，二姨父的眼睛卻越發渾濁了，頭發也全白了，且常常因為農活和家裏的活計，累得老淚縱橫。
我二姨家的老屋，聯係著我對於鄉下的，最初和最美好的回憶。老屋一明三暗，左邊安著雞窩羊棚和茅房，右邊是菜畦，出門就是一條河，河邊種著我媽媽送的桃子樹。從東廂房的小圓窗望出去，就是綠綢子一樣的河水，從前河邊還經常地坐著一隻小貓，因為那小貓很小，不懂得清潔自己，所以經常眼角糊著一陀眼屎，因為這緣故，我的表姐夫，就是我二姨的女婿，一次出門，將它遺棄在一個熱鬧的大集市上。這個世界上，每個百姓都辛苦地做生活，但是我的二姨父就尤其勤苦似的。連帶他家的貓和狗，仿佛也生活地艱辛。從前的一隻貓,二姨家已經養了許多年了，曾經抓住過許多隻老鼠，但是某一天卻靜悄悄地死在一隻櫥櫃下。它或許隻是老死了，或許卻是吃了本不該放在某處的老鼠藥，歿了。二姨家現在的狗，因為曾經咬人的緣故，白日和黑夜裏，隻是栓在廁所邊的小茅屋裏，每日隻是目不轉睛地盯著大路上的人來車往，偶爾地撒泡尿，再把栓著他自己的粗麻繩咬兩下，他會一直這樣到死嗎？我並不曉得。
廂房的窗映著異常清澈的光線，昏暗的屋內就愈發地昏暗。我的姨家和舅家，和所有這裏的人家，屋裏擺設都差不多，進了兩扇木板合開的大門，就是堂屋，裏麵定然有一張粗燥的木製大方桌，圍著它有四條長板凳，其中的一條長板凳，或許是家傳了許多年的，四麵磨得油光裎亮全沒有了棱角，摸著滑不溜手，幾乎能照出人影來，板凳的下麵，常年地趴了一隻花貓，花貓眯縫著眼在睡覺，日頭很好，屋子裏顯得樸素而幹淨，連泥地也泛著光亮。
村裏到處都是活物，貓、狗從小就練就了串門走家的本領，它們都是在人的嗬斥和踢打下長大的，似乎也都活潑也善解人意，常悄無聲息地潛到客席的桌下，安靜地等著落下來的骨頭或是一片善意的肥肉。
我舅舅家堂屋的右首，是一間堆放農具的屋，鋤頭、犁耙都還帶著泥，泥巴幹硬幹硬地發白，再掉到泥地上，屋子沒有啥家具，隻有一張四方桌，人客來時桌子不夠用拖出來充數。這屋子有時堆著半屋土豆，有時放半堆地瓜，總是滲著一股泥土的清香。他家燒的土豆紅燒肉特別香，土豆是地裏才下來的，用土灶大鍋，燒的柴火是地裏撿的秸禾棒，油一熱，一股嗆人的煙香，好像辣子辣了嗓子，卻又奇香無比。一海碗紅燒肉，一碗醃薺豆半瓣湯，再加一個油鹽炒花生，就夠一桌四五個正當年的男客（方言，指成年男人）喝掉一紮長江大曲或者是大半壇老白酒（酒釀發酵之後的甜米酒，後勁足），啟東男人總是該喝酒的，因為他們肩膀上的擔子重。啟東鄉下的小夥子，注定是要走南闖北去掙活路的，他們若沒有曆經千辛地考上大學，則必定要曆經千辛地背起各式的包去城市裏打工，然而在城市裏他們隻是路人，聽人的差遣，隻有回到這方土地，坐到這長條的凳子上，喝起米酒，吃起鹽炸的花生米，這健壯黝黑的小夥子，才活回他自己。啟東多的是英俊漂亮的小夥子，也多的是標致的小娘。隻是那些夫妻兩個都出了鄉下去城市裏打工的，卻常常以離婚為收場，仿佛離開了這生養他們的地界，彼此的情誼和靈氣相通，都一起消失了似的。
我舅媽很特別，她不吃任何牲畜的肉，她隻吃魚、蝦、螃蟹這些鮮物。我舅媽生了病，不看好醫生，隻是看村裏的神婆，神婆隻把舅媽這些天的活動如數家珍地報一遍，我弓著背，眯縫著眼的舅媽就徹底信服了，她和我大姨一起討論出的結論是--神婆比醫生管用的多，隻是太貴，每次都一百一百地給錢。種地的人沒有這許多的錢。我舅媽和舅舅好，我六十多的舅舅從城市打工回家，舅媽必定要和他坐一張長條凳吃飯，哪怕小輩會為了這個笑他們。從前我舅舅在一家商店當營業員，一起站櫃台的還有兩個年輕的女子，舅媽來看舅舅時，為此很吃醋，雖然那兩個年輕的女子，決計不會看上我舅舅這樣又年邁又沒有錢的男人。去年夏天大旱，豎海一帶的小溝都通通見了底，地裏的莊稼就需得更多工夫侍候，而平素寬闊的河麵，連一隻小貓都能夠跳過去了。我和媽去鄉下時在鎮子上買了些蘋果，臨走時留給舅媽，過了兩個月舅舅回家的時候，舅媽竟然還留著那些蘋果給舅舅，舅吃了說：“蘋果真脆，好吃來。”
響午的太陽暖洋洋的，這家人家的大門緊閉，太陽曬地木頭大門又白又硬，門旁邊卻歇著一把鋤頭，門口的廣播裏，卻播著當時流行的小虎隊的歌曲，日頭很長，門口很清靜。那樣的時候若是在年節裏，我舅媽必定是去看別人打長牌去了；若不是過節，那便是在地裏幹活。我想舅媽和我所有的姨，在地裏幹活的摸樣，定然就和我在客車上匆匆覷見的，路邊地裏的樸素農人，沒有任何的兩樣。想到這個我才知道我自己，和我們家，還有許多平凡的人們，在這個世界上是多麽普通和渺小的，因此也是多麽艱辛和不易的。
我在舅媽家的樓上樓下翻騰了一遍，在樓上臥室落滿灰塵的書桌上，找出一支裹著一圈透明膠紙髒乎乎的圓珠筆。寫道：
“站在舊時，我外婆穿著對襟白布紗衫坐在藤椅裏，曾經照過像的地方，也是我媽媽還有著兩根辮子時抱著我哥哥笑咪咪坐在同樣的藤椅裏照過像的地方，左前方不遠是一個茅廁，從我記事起從來不曾改變過的茅廁，我的腳邊有一溜曬幹了的蠶豆莢棵子，還是別的什麽秸杆。向西，站著暮時陽光裏葉子金黃透亮的蘆秸杆(一種類似甘蔗卻幼細很多的作物)，再前，幾棵晚蘆秸杆枝葉青茂，仿佛剛剛來到這個世界。
右前方的那隻羊，像這裏所有的山羊一樣，掛著一部並不昭示它年齡的胡子，額頭上有一個仿佛動畫片裏的旋圓形*，它頂著兩隻角，雖然有些髒，仍然目光炯炯地盯著我，並一邊嚼著豆棵子。我想，若這羊的前世，是某一個人，無論它是男是女，在今世，這是多麽奇妙的一番邂逅，在蟲鳴四起的舅舅家茅廁邊，在蘿卜地旁，曬著幹蠶豆莢子的地裏。
我的四周蟲鳴深邃，波浪一樣此起彼伏，這就是我千裏迢迢趕來要看的家鄉，它的景色和植物氣息，從未讓我失望。”
我們在舅媽家吃畢了飯，由於我舅媽不吃豬、牛、羊等的一切肉類，剩下的菜，整齊一些的就倒到各個塑料袋裏，我大姨和大姨父回去的時候，那些塑料袋就掛在了小推車上，遠遠地目送他們，快八十歲的姨夫，快七十的姨，一高一矮的身影，推著來時裝滿了時鮮蔬菜的現在空空的小推車，遠遠地走在田埂上，那景象讓我很憂傷。那個時候我才想我是這樣地不爭氣，沒有掙大錢，以可以財大氣粗地接濟我的這些在鄉下推小推車做磚頭、在城裏修自行車、修皮鞋的親戚。
晚上人家家裏的狗叫地凶猛，村子裏並沒有電燈，隻有一條仄小黑黑的泥路從村頭通向村尾，深一腳淺一腳地走，狗在耳邊吠，夜又黑又冷，隻有路邊上麥跺散發著麥稈的清香。終於到了人家屋子裏，這才是燈火通明的世界，鄉下的電燈，真正是電燈的樣子，有光亮，有熱鬧，有人的氣息。
在小花校和豎海的鄉下，住在這樣的小村，住這樣昏暗的屋，白天和黑晚，徒然便長了許多。漆黑的清晨公雞叫：“喔喔喔”，叫聲在夜黑裏份外清脆的，顯地四周愈發靜謐，黑暗裏，楊家或是徐家的寄爺（方言：姨父）摸黑悉悉蔌蔌地起了床，而他們的老婆，老早地就在灶間忙活開了，灶膛裏爐火紅紅的，大鍋裏的糯米團子或是酒釀已經冒出熱的白氣，吃這麽好的早點心，這家人定是來了稀客。那樣早晨的情形，就是我和媽媽從鄉下回家時的安排，摸黑裏和著紛亂和沒睡醒的黑甜。
我們從啟東回來的時候，同從前的很多次一樣，又帶了一網兜螃蟹上客車，因為我們先前乘坐的那輛，隻有三個孤零零的乘客，所以就被並到另一輛人較多的客車上去，媽下來的時候沒有拿擱在行李架上的螃蟹，我在車下大聲說：“螃蟹！”一個啟東男客，在我身邊很認真地用普通話說：“是‘蛤’(啟東方言“蟹”)，不是螃蟹”。陌不相識如他，定是了解我對於這塊土地的感情的，隻是，我離開了這麽些年，業已羞於用方言，來表達我的心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