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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米爾敦·弗裏德曼(MiltonFriedman)去世的消息,正在寫一篇有關哈耶克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句話:“自哈耶克於一九九二年去世後,當今活著的經濟學家中,弗裏德曼無疑是哈耶克思想最權威的代言人”。不料墨跡未幹,巨星隕落。弗裏德曼以九十四歲高齡於上月駕鶴西去。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簡稱《導報》)當記者時,曾見過弗裏德曼一麵。那是一九[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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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聽到凱恩斯的名字及讀到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還是“文革”時期。那時我年少失學,待業滬上。雖然青春時光,但是境遇狼狽。舉目四顧,黑夜沉沉;翹首遙望,前程茫茫。有時思前想後,難免憤憤不平地、相當幼稚地將社會弊病和個人遭遇,統統歸咎於當時“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位與[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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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鄧小平逝世已八年有餘,雖然由他隔代遴選的接班人已全麵掌權,但今天的中國,仍生活在鄧小平時代。就身後政策的延續性而言,鄧小平和毛澤東的命運相去甚遠。毛澤東一代天驕,但人亡政息。屍骨未寒,未盡宏願、繼續革命,統統煙消雲散,化作泡影。相反,鄧小平斯人雖逝,但隻要踏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他的政策就如影隨形,無所不在。毛澤東去世至[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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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日前作古,海內外頗多悼念。其中,自然以北京富強胡同內的悼念格外情真意切。例如,有幅挽聯寫道:“白馬非馬正名為一字褒貶如華袞如斧鉞評說豈無天理;求仁得仁月旦評千秋功過或碧落或黃泉公道自在人心”。這深受舊學熏陶重彩濃墨的一筆,文情並茂,擲地有聲。在我多數同胞正將“中世紀騎士的激情,浸入赤裸裸金錢交易的冰水之中”時(1),[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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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是“六四”十五周年。十五年來,在當年政治較量的勝敗雙方間,存在一種奇怪的現象:即在“六四”後的輿論陣地上,雙方易位。敗者進攻,勝者防守。勝方“乾坤握在掌中,山河控於筆下”,卻偏偏對“六四”閃爍其詞,刻意回避。敗方亡命天涯,浪跡他鄉,卻對“六四”窮追不舍,理直氣壯。敗方中不乏當年共產黨的追隨者,他們[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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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紀思道(NicholasKristof)最近重訪中國,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係列有關中國的報道和評論,讀來饒有興趣。紀思道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交時的駐華記者,因而有緣躬逢“六四”。“六四”後在海外媒體一片“血流成河”聲中,他有關“六四”傷亡的報道卻比較冷靜。他後來曾因對“六四”的報道而獲新聞“普利策”獎[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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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從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逐漸產生了一種普遍的誤解,那就是民主與資本主義似乎合二為一了。人們要麽簡單地將兩者看作一個東西。要麽將兩者的關係看成水乳交融,相輔相成,攜手共進,比翼齊飛。[1]
將民主與資本主義看成一個東西是一種簡單的誤解。因為資本主義是經濟製度,而民主是政治製度。按標準的西方比較政治學的劃分,世界上既有實行資本主義也實[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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