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近代史，難免想到一個問題：為什麽日本“明治維新”能夠成功，短短幾十年便衝出亞洲，“脫亞入歐”成為世界列強之一；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卻最終失敗，從此國祚日衰，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一百多年來，這兩場幾乎同時興起，卻結局完全不同的改革，對中日兩國命運的影響穿越時空，至今不絕。按理說，中日兩國國情相似：同樣古老的政治體製，同樣落後的經濟技術，同樣閉關鎖國，同樣東亞文化。而且，中國一度還是日本的老師。為什麽學生幹成的事，老師幹不成？
1949年後，中國史學界曾討論過這個問題(注1）。一次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大概因為餓死太多人，連毛主席都下了“罪己詔”，一時思想管製有所鬆動。上海的黃逸峰、薑鐸等人，便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討論這個問題。雖然限於曆史條件，那時的討論難脫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窠臼，把一切不是歸因於封建主義，便是階級鬥爭，讀來令人昏睡。但在那個年代，能提出這樣的問題，已屬不易。“改革開放”後，此事再度重提。這次適逢思想解放，西學東漸，非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紛至遝來。這裏麵有幾種說法，令人耳目一新。
一種說法有點像地理環境決定論（geopolitical explanation），認為日本的成功歸因於幸運。日本是島國，固守彈丸之地，獨處一隅；而中國則地大物博，聳立在世界東方。那時的中國，真的“蹲著都比日本高”。但恰恰因為這點，樹大招風，被“西方敵對勢力”首先選中，於1840年一頓炮轟，打出了中國“千年未有之變局”。從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算起，到1853年美國艦隊闖進日本，這中間十三年的時間，為日本贏得了可貴的緩衝期。日本眼看中國的四書五經不敵西方船堅炮利，開始重新認識世界，決定擺脫中國模式，主動走“脫亞入歐”的西方道路，在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裏，通過“明治維新”脫胎換骨，浴火重生（注2）。
另一種說法，接近文化決定論（cultural explanation），這有點像馬克斯·韋伯用新教倫理解釋資本主義崛起一樣。日本曾是中國最好的學生，其文化深受中國影響的例子，曆史上俯拾即是。例如，日本有部小說《源氏物語》，在日本文學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相當於日本的《紅樓夢》。小說裏隨處援引的中國典故和唐詩，不勝枚舉。僅僅引用白居易的詩句，據說就達九十多處（注3）。“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讀著這樣的句子，讓人真以為在看《紅樓夢》。日本和中國文化“連理枝”到什麽程度？元滅南宋後，連中國人都已經“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注4），紛紛歸順。但日本卻非但不向忽必烈俯首稱臣，還繼續把蒙古人看作蠻夷，而自視為唐宋文化的真正傳人。就像四世紀羅馬化的英國人，把自己看得比正在衰敗的羅馬人更羅馬一樣（注5）。就這樣一個好學生，為什麽在東西方文明交叉的曆史時刻，能毅然決然，幡然悔悟，告別舊文明，擁抱新文明？答案恰恰是因為日本是“學生”，不是“老師”。日本曆史上從來都是“學生”，習慣於“拿來主義”（注6）。漢學對日本來說是舶來品，是洋貨。既然同樣是舶來品和洋貨，向東方學習和向西方學習有什麽差別？中國洋務運動的最高境界，所以跳不出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根本原因，是因為“體用之辨”的後麵，是“夷夏之辨”。漢學是中國人自己的東西，“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如何拋棄？漢學對日本來說，本來就不是“體”，而是“用”；不是“身體發膚”，而是一件衣服。扔掉舊衣服，穿上新衣服，不但不會傷筋動骨，還會容光煥發。
再有一種說法，相當於製度結構決定論（institutional or structural explanation）。1949年後，中國史學界被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折騰得麵目全非，曆史寫得根本不像曆史。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曆史經曆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等，根據的是歐洲的曆史情況，對錯不論，但自圓其說。把這種史學觀套用到中國，卻變得削足適履，不倫不類。中國自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建立起來的是中央集權的郡縣製，不是以分封為特征的封建製。像錢穆這樣不容於共產黨的曆史學家，對此早有定論（注7）。但不巧馬克思主義自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同意中國自秦至清兩千多年間，可以留出一段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空白，所以斷定自秦至清這兩千多年，都算“封建主義”。可見，槍杆子裏麵不僅出政權，還出“真理”。在共產黨統治下，這種“真理”普及到千家萬戶，甚至每個人的潛意識裏。我們平日講話，常說“封建思想”、“封建意識”。把自己不喜歡，認為愚昧落後的一切，都歸之於比資本主義更壞的“封建主義”，是我們的口頭禪。其實，中國的問題恰恰是缺乏封建主義。歐洲有封建主義，所以才有今天權力製衡的多元社會。日本有封建主義，所以才有“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前，中日兩國政治製度有一個重大區別。中國是“百代都行秦政法”，實行的是“定於一尊”的中央集權製，上麵一個皇帝，下麵全是奴才。而日本實行的是封建製，日本天皇雖然高高在上，但在“明治維新”前夕手中並無實權，而手握實權的德川幕府又不能一統天下。在幕府統治下，日本存在三百多個割據一方的藩國，其中稱為“外樣大名”的諸藩國，更是幕府將軍鞭長莫及的勢力（注8）。正是在這種封建割據下，在誰都不能一家坐大的環境裏，才有競爭和博弈的自由，才有新生事物成長的空間，才有可能誕生名為“尊皇攘夷”，實為“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
以上說法，用中日間在地理、文化、製度各方麵的差別，來解釋“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的不同結局，都有一定道理。但這些說法，忘記了中日間其實還存在一個更重要的差別：即中國的清朝，是一個少數民族對多數民族進行統治的政權，實行的是極少數極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統治。在少數統治多數的大背景下，清朝的“洋務運動”，難免會遭遇日本“明治維新”所沒有的種種困境，從而為自己的失敗埋下伏筆。
滿族是少數民族，人口不到漢族的百分之一。而且入關前滿人文化極其落後，直到1599年，才在努爾哈赤領導下，創立文字（注9）。我們平日說“八旗子弟”，好像今天“高幹子弟”一樣，聽上去很“高大上”。但翻翻曆史，“八旗”其實土得掉渣。所謂“八旗”，以前叫“牛錄”。“牛錄”是個什麽東西？原來滿人狩獵，規定十人一個組，每人各出一支箭。“牛錄”是十個人中的組長，意思是“大箭”。滿人後來生意做大，有了旗幟，才在“牛錄”基礎上發展出“八旗”（注10）。但生意盡管做大，性質並沒有改變。“八旗”和“牛錄”一樣，都是部落基礎上軍政合一的原始組織，平時狩獵，戰時打仗，和毛主席創辦的“五七幹校”差不多。但就是“八旗”，每“旗”也就七千五百壯丁，“八旗”共六萬戰士。靠這點人，怎麽打敗漢人？“八旗”能打敗漢人，是靠以漢製漢，用漢人打敗漢人，用“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吳三桂來打敗漢人。
靠漢人打江山，靠漢人保江山，又怕漢人奪江山。既要用漢人，又要防漢人，這種兩難局麵，時刻挑戰著滿清朝廷，構成了清朝統治中國兩百多年間，揮之不去的政治糾結。盛世時，固然要削藩國蕩平吳三桂；到了末世，也忘不了釋兵權放逐袁世凱。其中錯綜複雜，恩怨情仇，剪不斷，理還亂。就拿保江山來說，先是“八旗子弟”進城後，溫飽思淫欲，喪失了戰鬥力，隻好代之以漢人的“綠營”。到了太平軍造反，“綠營”也不頂用時，便起用曾國藩、李鴻章等漢臣辦團練。不靠他們，怕保不住江山；靠他們，又怕擁兵自重，尾大不掉，實在左右為難，進退維穀。更要命的是，在逆賊和漢臣之外，還有第三者洋人。差不多在漢臣辦團練，討逆賊的前後，洋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攻入首都北京，把鹹豐皇帝趕到熱河老家，差點從“八旗”，被打回“牛錄”。
正是在如此不堪的背景下，誕生了晚清的“洋務運動”。鹹豐皇帝拍拍屁股逃出北京後，留下禦弟恭親王奕欣收拾爛攤子，去和英法聯軍談判。恭親王是道光皇帝第六個兒子，鹹豐皇帝的弟弟，正宗皇家血脈，清廷紅二代。他天生聰明，讀書比鹹豐皇帝好，道光一度想傳位給他。但就算書讀得好，學的終究不是“四子，六經之階梯”，便是“仁孝治天下”。“洋務”，從來沒辦過。這次勉為其難，在洋人槍口底下談判，開始也是一頭霧水。但“洋務”辦著辦著，還辦出點新鮮事，感覺洋人與眾不同。首先是守信用，條約簽訂後，真從北京撤兵，把首都還給了大清。按大清祖例，不管是皇太極，還是多爾袞，都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哪有拋頭顱灑熱血搶來的地盤，再還回去的？更令人驚訝的是，洋人所以厲害，是靠洋槍洋炮。但洋人不僅願意賣洋槍洋炮給大清，還願意幫助訓練清軍。這些都讓恭親王驚訝之餘，不能不對洋人刮目相看（注11）。都說林則徐是中國近代史上“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實林則徐的“睜眼看世界”，無論是實踐還是影響，都不如恭親王奕?。而且，奕?這位“睜眼看世界”的人，姓愛新覺羅，是無可爭議的自己人。於是，由奕?領銜的“通籌夷務”奏折上達天聽，經鹹豐皇帝圈閱批示，在大清帝國拉開了“洋務運動”的帷幕。
帷幕既已拉開，總要有演員上台表演。就像鄧小平開創“改革開放”，總得有胡耀邦、趙紫陽、萬裏等人搖旗呐喊，付諸實施。但不巧的是，當年大清帝國“洋務運動”的胡耀邦、趙紫陽們，都是漢臣。除了奕?、文祥等根正苗紅的滿人坐鎮中央外，在各地積極推動“洋務運動”的實權派，絕大多數都是漢人。例如，晚清四大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個個是漢人。他們本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如今又成了“洋務運動”的中流砥柱，擁兵自重外，還可能挾洋自重。這種局麵，滿人看在眼裏，難免心驚肉跳。這些漢臣，本來隻是滿清統治下的亡國奴。現在要靠這些亡國奴，來保衛主子不至於亡國；要靠他們組成的“中興功臣”，來推動變法圖強的“洋務運動”。這等於是起用不是共產黨員的胡耀邦、趙紫陽，來搞“改革開放”。
一個政權，到了衰落的時候，最難容忍異己力量。這不是胸襟問題，而是現實問題。體弱多病，就怕喧賓奪主，被取而代之。清朝搞“洋務運動”時，正是極度“體弱多病”。而搞“洋務運動”的漢臣們，難免被當成“異己力量”。曾國藩攻克南京打敗太平軍後，本是“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功高蓋世，名動天下。鹹豐皇帝曾有遺詔：“無論何人，克南京封郡王”。但清廷隻封曾國藩一等侯，防範之心，昭然若揭（注12）。打敗太平軍後，曾國藩為避嫌遠謗，急流勇退，把一手建立的湘軍悉數解散，其“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心態，也昭然若揭（注13）。可見，清廷和漢臣，心裏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輾轉反側的，都是同一層疑慮。
清廷該不該對漢臣心存疑慮，多數曆史學家認為不應該（注14）。認為清廷這麽做，不是出於愚昧，便是出於狹隘。其實，清廷的疑慮恰恰是對的。清廷的疑慮如果不對，其中的心結還有可能解開。但正因為清廷的疑慮是對的，所以這才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曾國藩一度總督兩江，節製四省，長江一帶盡入彀中，麾下大將彭玉麟曾以“東南半壁無主”的話試探過他。後來，英國洋槍隊長戈登更勸李鴻章：“中國今日之情形，終不可立於往後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權以大加整頓耳”（注15）。如果彭玉麟還隻是隱晦的試探，那麽戈登對李鴻章的勸進，則是直截了當的“謀逆”。曾國藩、李鴻章雖沒有“謀逆”的行動，但有“謀逆”的實力，或許還有“謀逆”的動機，足以讓滿人膽戰心驚。再往後，“謀逆”的行動也日益明顯。八國聯軍時，清廷向西方各國宣戰，漢臣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人發起“東南互保”，拒不奉詔，公然抗旨。等到造反的漢人孫中山打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旗幟後，“各省相應，九夏沸騰”，漢臣袁世凱終於圖窮匕首見，把愛新覺羅的孤兒寡母，趕下了皇帝的寶座。可見，清廷對漢人的猜忌，是有道理的。而這種“猜忌”，恰恰構成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重要區別。
“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目的，都是變法圖強。但究竟圖誰的“強”，強大後到底保誰的“國”？這在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是一個比在日本更為複雜的問題。在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的晚清，在變法圖強的曆史變動中，不要“徒保中國，而置大清於度外”的呼聲，不能不在許多滿清貴族的心中激起共鳴。隨著滿清統治日益風雨飄搖，大清不等於中國，保中國不等於保大清，對中國有利的，未見得對大清統治有利的問題，日益尖銳地擺在人們麵前。一個主要由漢族功臣推動實施的“洋務運動”，對清朝最高統治層存在潛在威脅這個事實本身，不能不對“洋務運動”最終失敗產生影響。
“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另一個區別，可能因為不太“政治正確”，更少被人提到。那就是“洋務運動”時，清朝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不僅是滿人，還是女人。如果說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不正常，那麽在男權社會裏，女人統治男人，更在少數統治多數的不正常裏麵，又添了一層不正常。慈禧是鹹豐皇帝的小老婆，人聰明、好強、但沒多少文化。鹹豐死後，她在小叔子奕?鼎力相助下，通過“辛酉政變”擊敗敵手，當上了滿清“垂簾聽政”的最高統治者。一個27歲的小寡婦，成天混在男人堆裏，滿朝文武，王公大臣，烏黑一片全是男人，局麵自然不易駕馭。尤其是奕?，既對慈禧有擁戴之功，又能和洋人打交道，加上真宗皇家血統，哪天心血來潮，真要取而代之，自己坐上皇帝寶座，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對奕?這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小叔子，慈禧撫抱幼帝，孤兒寡母，真的是離又離不開，防又防不勝防。其心態，活脫是“洋務運動”中，滿清貴族對漢人功臣心態的翻版。
當然，對奕?主持的洋務工作，慈禧都給予必要的支持。慈禧恨洋人，一生兩次逃難，最狼狽不堪的境遇，皆因洋人而起。但慈禧是個聰明女人，懂“好漢不吃眼前虧”的道理。對奕?他們掛在嘴邊“以夷製夷”的話，覺得不無道理。所以，“洋務”在慈禧心裏，就像一個有錢的老男人，愛雖然愛不起來，但還有利用價值（注16）。否則，晚清就產生不了“洋務運動”。但“洋務運動”雖然可以“運動”起來，防卻不能不防。所以，慈禧在支持奕?的同時，又庇護以倭仁為首的“頑固派”，用來平衡奕?的“洋務派”。倭仁是慈禧兒子同治皇帝的老師，“四子，六經之階梯”的學問，背得滾瓜爛熟，不買洋務派的賬。在朝堂上和奕?吵起來，就喋喋不休“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注17）。慈禧也和奕?吵，但她講不出倭仁那番春秋大義，吵起來就是“你反對我，你以為你是誰”（注18）？與其說是爭論，不如說是拌嘴。
對倭仁的“春秋大義”，慈禧心裏未必真信。但她重用倭仁，另有一番深意。慈禧的“垂簾聽政”本來不合祖製，她所以能當上最高統治者，是因為肚子爭氣，生了個皇帝兒子。用西方的話講，慈禧的統治“合法性”（legitimacy），完全來自於6歲的兒子同治皇帝。天下人都是皇帝的奴才，而小皇帝是她抱大的，每日裏對她長跪請安，聆聽慈訓，等於是她的奴才。大清是一姓之天下，小皇帝是她一人之奴才。隻有小皇帝孝順，甘願做“一人之奴才”，慈禧才能在簾子後麵坐穩，頤指氣使，君臨天下。所以，慈禧對“以孝治天下”格外重視。而倭仁的學問，恰恰能充分供應“以孝治天下”的道理，為慈禧的合法統治提供理論基礎。張之洞很討人喜歡，他所以討人喜歡，是因為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體用之辨（注19），是因為“體用之辨”符合慈禧的需要。對慈禧來說，“洋務運動”是“用”，而倭仁的“以孝治天下”才是“體”。就像對鄧小平來說，“改革開放”是“用”，而“四項基本原則”是“體”一樣。“用”再好，觸犯“體”，就不能再用。因為，“體”沒了，“用”再好，那是好別人。
但就算小皇帝“以孝治天下”，他總還是要長大。小皇帝長到18歲，就要“親政”，慈禧便得“撤簾”。而晚晴的“撤簾”，往往鬧得朝野震動，禍及“洋務運動”。先是親兒子同治長大“親政”，不知是誰給他出的餿主意，說隻要把洋人燒掉的圓明園再修起來，讓慈禧住進去遊園聽戲，便能玩物喪誌，不再幹政。同治是個長不大的孩子，一聽這計策，心想世界上還有什麽比修園子，聽上去更孝敬老娘？借孝順之名行奪權之實，簡直是神來之筆。於是，執意要修圓明園。奕?是當家人，知道柴米油鹽物力維艱，堅決反對胡亂花錢。同治一怒之下，便要撤奕?的職。最後鬧得“兩宮垂涕於上，皇帝長跪於下”，家事國事混為一談，亂成一鍋粥。奕?是主持“洋務運動”的最高負責人，卻在這對皇家母子的勾心鬥角中，在女人小孩的任性胡鬧下，一會撤職，一會複職，幾乎和鄧小平同誌一樣，三起三落（注20）。
同治死後，慈禧抱個假兒子光緒繼位。假兒子的故事，和親兒子如出一轍。光緒長大親政，光緒的生父，是奕?的弟弟醇親王奕譞。奕譞望子成龍，希望慈禧“撤簾”後，兒子獨攬大權。於是苦思冥想，想出來的計策，居然也是修園。但這次不是修圓明園，是修頤和園，名義上也是“以孝治天下”，慶祝慈禧60大壽。但“天子萬年，百姓花錢”，錢從哪來？奕譞就打“洋務運動”功臣李鴻章的主意。李鴻章負責建設北洋水師，對付日本海軍，手裏有錢。奕譞要李鴻章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李鴻章不敢得罪皇帝他爸，隻好照辦（注21）。誰知這次真的“玩物喪誌”，中日“甲午戰爭”一爆發，大清的北洋水師，被日本海軍打得全軍覆沒。平心而論，這仗打得一點不冤。“甲午戰爭”時，日本是舉國體製，從天皇到平民，紛紛捐錢捐物，同仇敵愾。而大清卻在歌舞升平，遊園驚夢，“一人慶有，萬壽疆無”（注22）。有人說“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是李鴻章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日本國。這樣的戰爭，哪有不敗之理？隨著“甲午戰爭”硝煙散盡，李鴻章“一人之戰”黯然終結，“洋務運動”也終於落下帷幕。
都說曆史不能假設，但有些假設，還真令人遐想，發人深思。如果“洋務運動”時，坐在皇帝位子上的，不是少數民族的滿人愛新覺羅，而是漢人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曆史將如何發展？如果“洋務運動”時，最高統治者雖然是少數民族的滿人，但不是“垂簾聽政”的慈禧，而是“睜眼看世界”的奕?，中國的“洋務運動”，會不會更接近日本的“明治維新”？這種假設所以發人深思，不是因為漢人比滿人聰明，奕?比慈禧能幹。而是因為這種假設，揭示了一種政治現實：即漢人比滿人，奕?比慈禧，擁有更顯然的執政合法性，具備更廣泛的統治基礎，因而有自信實行更徹底的改革。托克維爾（Tocqueville）說：“壞政府最危險之時，正是它開始改良之刻”（注23）。問題其實不是因為“改良”而“危險”，而是因為“危險”到一定程度時，才開始“改良”。就像“虛不受補”，根本問題不是“補”，而是“虛”。
晚清的“洋務運動”，是一種改革開放。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是一次新的洋務運動。“改革開放”幾十年，真正“改革”的地方不多，“改革”是靠“開放”推動，“改革”那些和“開放”不相適應的地方。所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可以稱為一次新的洋務運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始於“文革”結束不久。當時共產黨已經執政將近三十年，執政的結果是人民貧窮，百廢待興。所以，鄧小平“改革開放”之時,正是“壞政府開始改良之刻”。但說來奇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開始並沒有給“壞政府”帶來危險。恰恰相反，一時間似乎還蒸蒸日上，充滿希望。這裏麵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人渴望好皇帝，“萬裏江山萬裏塵，一朝天子一朝臣”，換了天子便是換了人間，相信一聲爆竹，萬象更新。第二，鄧小平繼承的“壞政府”，實在太壞。它壞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至隻要你反對它，別人就支持你；隻要你反其道而行之，便能在全體國民中激起廣泛共鳴，獲得改革共識。
可惜，這樣的好事，終不能持久。先是有人“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接著，更嚴重的是，有人公開要求“自由民主”，相當於要徹底推倒“壞政府”。不久，到了1989年，本來還有“改革共識”的土地上，突然劍拔弩張，血雨腥風。“六四事件”不僅葬送了胡耀邦、趙紫陽等有良知的共產黨人的改革事業，而且暴露了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不可避免的內在矛盾。共產黨搞“改革開放”，就像滿人搞“洋務運動”一樣，都有繞不過去的坎，都有自己特殊的困難。共產黨和“改革開放”，本來是定義矛盾。真正的共產黨，不應該搞“改革開放”；真正的“改革開放”，必定和原教旨主義的共產黨水火不容。
共產黨不能“改革”，因為共產黨是沒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曆史發展有必然規律，而共產黨正是這種必然規律的體現。“規律”怎麽可能有缺點？怎麽可能要“改革”？從斯大林到金正恩，從毛澤東到齊奧塞斯庫，他們哪個有一星半點缺陷？他們沒有缺陷，隻有光芒萬丈，不是紅太陽，便是金太陽。你說太陽有黑點，那便是別有用心，惡毒攻擊。共產黨和毛主席一樣，是不能被批評的。為什麽不能被批評？因為他們完美，並且“偉大光榮正確”。一個完美到“偉大光榮正確”的東西，為什麽需要“改革”？但恰恰是這種“完美”和“偉大光榮正確”，是共產黨最大的弱點。它使共產黨不僅不能“改革”，而且經受不起“改革”。不完美的東西，時不時地需要“改革”，同時也經得起“改革”。完美，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但完美的東西，和“改革”自相矛盾，所以經不起“改革”。任何一點小小的“改革”，都會導致對它執政合法性的全麵質疑。就像一塊鋼化玻璃，碎一個角，就會碎成一地雞毛。國民黨可以“改革”，國民黨成功地把台灣“改革”成了政權和平交替的兩黨製。共產黨不能“改革”，一“改革”，要麽是“六四”慘案，北京屠城；要麽是蘇聯東歐分崩離析，灰飛煙滅。
共產黨更不能“開放”，因為共產黨是一個封閉係統。共產黨的靈魂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封閉係統。和“民主”這種弱意識形態相比，馬克思主義是無比強大的意識形態。從商品的兩重性到生產力生產關係，從生產力生產關係到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從經濟學到哲學再到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在黑格爾邏輯學的驅動下，從細胞生物學到宇宙天文學，建立起一座無所不在（omnipresent）、無所不能（omnipotent）、無所不知（omniscient）的宏偉大廈。但恰恰因為它無所不在，所以是封閉的。正像“完美”不能改革一樣，一個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理論，無法對外開放，因為它沒有外部。
共產黨不僅有一個封閉靈魂，還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封閉肉體。為什麽共產黨的肉體是封閉的？因為共產黨是革命黨。革命黨造反起家，環境險惡。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沒有外部，或者說對馬克思主義來講，外部就是一片漆黑的話，那麽對共產黨來說，外部就全是敵人。共產黨要與傳統徹底決裂，要推翻整個舊世界。所以，共產黨以外的一切，都是腐朽的。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共產黨的手段是“鐵的紀律”。“鐵的紀律”怎麽可以“開放”？“改革開放”全盛時期，有人提議要把共產黨從“革命黨”，改造成為“執政黨”，顯然是看到了問題所在。“執政黨”可以開放，“革命黨”不能開放。開放的起碼條件是透明，共產黨沒有透明，隻有機密。從“大躍進”餓死多少人，到“六四”流了多少血；從右派的遭遇到病毒的起源，都是國家機密。一個充滿機密的地方，怎麽可以對外開放？
一個和“改革開放”充滿矛盾的政黨，後來為什麽又提倡“改革開放”？那是因為迫不得已，就像鹹豐皇帝迫不得已，批準“洋務運動”一樣。鹹豐是迫於逆賊和洋人，共產黨是迫於“文革”。“文革”的“壞政府”，“壞”到出乎共產黨自己意料之外。“文革”以前的“壞政府”也“壞”，大鳴大放打了那麽多右派，大躍進餓死那麽多人，共產黨沒有要“改革開放”。“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把共產黨自己給打倒了，即把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都打成了“走資派”，把鄧小平兒子打成了殘廢。這下“無產階級革命家”不能再漠然視之，痛定思痛，決定“改革開放”。
但“改革開放”和共產黨自相矛盾，一“改”一“開”，就“改”出了“六四”。“六四”一來，鄧小平第一個念頭便是殺人。畢竟革命黨造反起家，有這種想法不足為怪。但陳雲和鄧小平不同，想的不完全是殺人。陳雲在黨內負責組織係統，他想到的是讓自己子弟接班，因為隻有這些人可靠，不會挖祖墳。就像慈禧死後宣統年間的清廷，信得過的隻有“世襲罔替”的滿洲親王。一個政權到了末世，隻能相信“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這也不足為怪。
處於鄧小平時代的陳雲，和處於毛澤東時代的周恩來，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特別注重維護高級幹部的家族利益。不是說毛澤東和鄧小平不維護這種利益，而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有點個人英雄主義。一個忙於“繼續革命”，一個忙於“改革開放”，想得比較多的是自己青史留名。周恩來和陳雲沒有實現“個人英雄主義”的曆史機遇，所以比較有集體情懷，更關注“無產階級革命家”這個大家庭的集體利益。今天因為紅色基因登上曆史舞台的紅二代們，心中更加緬懷的，肯定不是毛澤東和鄧小平，而是周恩來和陳雲。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注24）。周恩來和陳雲，是孟子這句話在共產黨內的身體力行者。
陳雲怎麽個“不得罪於巨室”呢？這可以從“文革”後他重新掌權說起。“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文革”中都吃過不少苦頭，所以對“文革”造反的紅衛兵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但麻煩問題是，“文革”中最早造反的紅衛兵，恰恰是他們自己的子弟，也就是今天所謂的紅二代。紅二代們在“文革”初期無惡不作，血債累累。在北京乃至全國，製造過令人談虎色變的“紅色恐怖”。他們的所作所為，用全世界任何文明國家的標準看，都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刑事犯罪（criminal）。這批罪犯中，有一個人叫孔丹，父母都在周恩來手下工作，勉強也算“無產階級革命家”。孔丹曾在北京夥同一批紅二代，創建過紅衛兵糾察隊，深受周恩來賞識。紅衛兵糾察隊，顧名思義，便是普通紅衛兵的管理者，是紅衛兵的太上皇。就像“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普通無產階級的太上皇一樣。“文革”結束，“無產階級革命家”要清算紅衛兵。按理說，“首惡必辦，協從不問”，首先應該清算的當然是紅衛兵的太上皇。但這時孔丹給陳雲寫了封顛倒黑白的信，說他們這些紅衛兵和普通紅衛兵不同。在“文革”中保護過自己的爸爸媽媽叔叔伯伯，也就是保護過“無產階級革命家”。所以非但無辜，而且有功。陳雲和當年賞識“紅色恐怖”的周恩來一樣，不顧紅衛兵太上皇當年對普通百姓的殘害，批示對孔丹這樣的紅衛兵，不僅不能清算，還要大力提拔（注25）。
陳雲的批示，不僅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而且鬧出了大笑話。原來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有個兒子叫陳楚三。陳潭秋的資曆，在“無產階級革命家”中，應該算首屈一指。可惜，陳潭秋很早就被殺害，沒有福氣看到他的政黨奪取天下。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到了陳楚三這輩，便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陳潭秋的兒子。陳楚三“文革”中也混過幾天紅衛兵，大概命中注定，“文革”後他引起了陳雲的注意。於是，陳雲在提拔孔丹的同一批示裏，為了劃清界線，區分敵我，就把陳楚三當作對立麵，說像這樣的紅衛兵，就應該清算。有了“無產階級革命家”陳雲的批示，陳楚三自然飛來橫禍，倒了大黴。一年後，陳雲得知名不見經傳的陳楚三，原來是陳潭秋的兒子，也屬於“巨室”之後，於是大罵秘書，說“你要早告訴我他是潭秋同誌的兒子，我就不會那樣批示了”（注26）。如此罔顧事實，不分是非的昏話，居然說得雲淡風輕，不以為恥。
有其父必有其子。陳雲的兒子陳元，子承父業，不僅接過乃父衣缽，而且發揚光大。陳元有句名言：“統治階級要有統治意識”。這句話他經常掛在嘴邊，從紅二代的沙龍講到中組部的廟堂，翻來覆去就講這句話。陳元的“統治階級”，自然指像他父親那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但“無產階級革命家”，過去總要標榜“為人民服務”。這在陳元看來，不夠有“統治意識”。有“統治意識”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應該首先想到怎樣照顧子女，為子女當官、經商、出國開方便之門。陳元把這種普通人眼裏的“開後門”，叫做“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政策”（注27）。如果說陳元老爸的“不得罪巨室”，還算老成謀國，想的是“挖祖墳”的大事。到了陳元這輩，“挖祖墳”的事，他們不管。和曆史上任何紈絝子弟一樣，眼裏隻有赤裸裸的利益。國內普通人家，把自己不爭氣，要靠父母接濟的孩子，稱為“啃老族”。陳元和他的紅二代朋友們，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家裏的“啃老族”。不過普通人家“啃”的是私產，他們“啃”的是公權。
陳元初試鋒芒，“文革”後啃“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第一口，發生在1979年。那時陳元所在的清華大學，有公費出國名額。別人公費出國，要參加考試。陳元不考試，跑到“無產階級革命家”王震家裏，請他下道手令，特批出國。消息傳到清華，輿論嘩然，一片罵聲。清華大學黨委有個人叫羅征啟，後來當過清華的黨委副書記。羅征啟不僅是有資格的清華學生幹部，曾是胡錦濤的老上級。而且是胡耀邦看中的培養對象，要他接班胡啟立，當團中央書記。所以，他參加過中共培養高級幹部的培訓班，和他同期的學員有田紀雲、尉健行等，而羅征啟是他們的頭。大概多年接受正統教育，對不正之風深惡痛絕，出於對自己政黨的責任感，羅征啟便給陳雲寫信，反對他兒子開後門出國。也許那時許多幹部，還不具備陳元提倡的“統治意識”，羅征啟一挑頭，支持的人不少，搞來搞去，真把陳元出國的事給攪黃了。羅征啟攪黃陳元出國，陳元就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支持下，攪黃羅征啟的仕途。羅征啟本來仕途看好，是中共第三梯隊的佼佼者。誰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從此仕途黯淡，一貶再貶，中央黨校畢業後，居然成了“待業高幹”，直至最後被開除出黨（注28）。有人說羅征啟如果不給陳雲寫信，後來當上黨中央總書記的，可能不是胡錦濤，而是羅征啟（注29）。如果羅征啟真的當上總書記，中國的“改革開放”，會不會另有一番景象？就像晚清的最高統治者，如果換成恭親王奕?，“洋務運動”會不會另有一番景象？
鄧小平把胡耀邦、趙紫陽趕下廟堂，陳雲把羅征啟這樣潛在的胡耀邦、趙紫陽扼殺於搖籃，是不是都昏了頭？不是。鄧小平、陳雲沒有昏頭，恰恰相反，他們清楚地看到了危險。晚清的滿族統治者猜忌搞“洋務運動”的漢臣，如果這種猜忌是空穴來風，那這種猜忌還有可能消除，“洋務運動”也可能因此獲得生機。但恰恰因為滿族統治者的猜忌是對的，所以這就成了一個死結，成了“洋務運動”繞不過去的坎。同樣道理，正因為鄧小平、陳雲頭腦異常清醒，正因為他們看到的危險是真實的，正因為他們預見到了“挖祖墳”的可怕前景，所以他們絕不允許胡耀邦、趙紫陽，或者羅征啟，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打倒了胡耀邦、趙紫陽，扼殺了大大小小的羅征啟，剩下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自己子弟接班”。於是，“自己子弟”風起雲湧，呼朋喚友，成批量成建製地進入接班隊伍，造成了紅二代全麵登上曆史舞台的奇特現象。陳元從政，官至政協全國副主席；孔丹經商，和胞弟雙雙成為央企董事長，號稱“兄弟兩央企，一門四部級”（注30）。但別看這些人幹得紅紅火火，表麵風光，其實都是末世統治的回光返照。晚清到了國將不國之時，總是危機加深一步，滿人的民族意識便跟進一步。光緒年間，中央內閣雖然滿人占多數，但總還有漢人一席之地。到了末代皇帝宣統，皇帝他爸載灃親領禁軍，皇帝他叔載洵親領海軍，皇帝他又一叔載濤親領總參謀部，一切“親自部署親自指揮”，整個內閣不僅滿人占絕大多數，而且都是皇族近親（注31）。你以為這是強大嗎？這是無比脆弱。越脆弱，越要抱團取暖；越抱團取暖，統治基礎越小；統治基礎越小，危機就越加深。這是飲鴆止渴，惡性循環。滿人因為是少數統治多數，給“洋務運動”帶來了負麵影響。共產黨“自己子弟接班”，更是少數統治多數，能不給“改革開放”帶來負麵影響？
如果說“洋務運動”誕生於兩個挑戰，一內一外，即逆賊和洋人。那麽，“改革開放”也催生了兩個挑戰，同樣一內一外。無論是“洋務運動”，還是“改革開放”，外部的挑戰都遠甚於內部的挑戰。鄧小平可以鎮壓“六四”，陳雲能在搖籃裏扼殺羅征啟，但他們都無法鎮壓和扼殺洋人。中國的“改革開放”，曾經擁有一個相當友善的國際環境。這種友善的國際環境，不是白撿的，是得益於美蘇冷戰，得益於中國在美蘇冷戰中的表現。自從尼克鬆打開中國大門，中國便在“冷戰”中堅定地站在西方一邊。現在很難想象，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曾一度是全世界最反共的政府。當年無論西方如何努力遏製蘇聯，中國都感覺不過癮，都批評西方對蘇聯不夠狠，都擔心美國會對蘇聯實行綏靖政策。弄得美國政府不好意思，不時出來安撫中國，說請你們放心，我們對蘇聯一定夠狠。中共如此“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做法，固然出於革命黨的一貫作風，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希望西方為自己火中取栗。但不管動機如何，在實際行動中，中國畢竟在當年的國際舞台上，扮演了反共急先鋒的角色，從而晉升為西方的準盟國。
但世事難料，誰都沒想到，貌似強大的蘇聯不扛打，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黨陣營不堪一擊。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反共陣線合圍下，蘇聯一夜垮台。這事來得太快，中國共產黨還沒反應過來，蘇聯已經城頭易幟，“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蘇聯既沒有敢對人民群眾開槍的“男兒”，又沒有能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扼殺於搖籃的陳雲，整個蘇東集團就這樣悄然逝去，消失在地平線上。中國共產黨追悔莫及，一麵感到唇亡齒寒的陣陣涼意，一麵眼睜睜看著自己碩果僅存，被戴上了全世界最大共產主義國家的帽子。
蘇聯東歐垮台，和僅存的幾個共產黨國家比，中國“蹲著都比別人高”，突然成了西方潛在的最大敵人。鄧小平是聰明人，知道大事不好。所以一再強調“韜光養晦”，“不扛旗不出頭”，堅定不移地當縮頭烏龜。這中間國際上發生了9/11恐怖主義事件，為中國贏得了一段緩衝期。可惜，在“自己子弟接班”思想指導下，紅二代終於全麵登上中國政壇。紅二代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大的區別，是紅二代沒有打過江山，卻自認為“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到頭來雖然黃袍加身，水平總還是原來的水平：或者組建過紅衛兵糾察隊，或者跑去王震家裏要過手令。沒有水平不要緊，沒有水平加上自以為是，就犯兵家大忌。於是，我們看到一連串的肆意妄為：從對西方國家的戰狼外交，到在第三世界的一帶一路；從東海的咄咄逼人，到南海的四麵出擊；從對香港一國兩製的背信棄義，再到武漢病毒起源的顛倒黑白。樁樁件件，時時刻刻，滿世界地冒天下之大不韙。打垮了蘇聯，平定了恐怖主義，你就是不折騰，西方也要轉而對付你這個最大的共產黨國家，更何況你折騰得昏天黑地。
晚清時期的“洋務運動”，由於是滿人執政，更由於是滿人中的女人執政，構成了“洋務運動”中特殊的困難。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由於是共產黨執政，更由於是“自己子弟”紅二代執政，也構成了“改革開放”中特殊的困難。共產黨不可以“改革開放”，因為共產黨和“改革開放”互相矛盾。共產黨不能“改革開放”，因為一個敵意的外部世界，不允許共產黨“改革開放”。共產黨向誰“開放”？當然是向西方發達國家開放，向資本主義開放。但共產黨之所以是共產黨，就是要埋葬資本主義。你要埋葬別人，人家憑什麽向你開放？“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麵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這樣的豪言壯語，記載在全世界所有的曆史教科書上。共產黨若要改弦更張，不再埋葬資本主義，不僅要改寫所有的曆史教科書，而且要改寫自己的聖經《共產黨宣言》。一個在娘胎裏就視資本主義為天敵的共產黨，人家憑什麽向你開放？
共產黨和資本主義，如果雙方開誠布公，堅持原則，不掛羊頭賣狗肉，本來水火不容。中國共產黨創造出一句“改革開放”，忽悠別人幾十年。如果說“改革開放”，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時代還是理想，那麽到江澤民時代就是腐敗，到胡錦濤時代隻剩下口號，而到習近平時代則變成了反動。今天，在中國還有誰喊“改革開放”？今天在中國喊“改革開放”，等於喊反動口號，是在表達對現政府的不滿。今天要“改革開放”，等於在鄧小平時代要“民主自由”，明擺著是現政府的異己分子。一個“墮落”成異己分子的“改革開放”，在中國國內已經一文不值。“改革開放”在國際上曾一度驚豔，迷倒過一些人。但經過“紅二代”的折騰，尤其是經過新冠病毒的折騰，“改革開放”已經成了忽悠的代名詞。一個墮落成騙子的“改革開放”，在國際上同樣一文不值。時至今日，不知是出於自作多情，還是假癡真呆，有人還在說什麽“中美誰也離不開誰”，什麽“中美是夫妻關係”。你見過和強奸犯成親的夫妻？一個人可以暫時地欺騙所有人，也可能永久地欺騙一部分人，但不可能永久地欺騙所有人。現在再要“誰也離不開誰”，再要“夫妻關係”，那就是想永久地欺騙所有人。
在西方資本主義眼裏，共產黨是納粹，等於洪水猛獸。就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全盛時期，西方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這種觀點。現在，通過紅二代的執政和新冠病毒的流行，這種觀點更將成為西方堅定不移的共識。所以，如果不是共產黨執政，中國的“改革開放”或許還有更多機會。共產黨就是不做任何改變，就改一個名字，譬如不叫“共產黨”，叫“阿貓阿狗黨”，世界也會對中國更加開放。當然，這隻是夢想。但最希望這種夢想成真的人，恰恰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作為“改革開放”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如果能保住他們的利益，他們比誰都更願意丟棄共產黨這塊招牌。可惜，他們的利益和這塊招牌血肉相連。丟棄這塊招牌，就意味著喪失利益。所以，他們隻能選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晚清的時候，滿人不是不想改革，不是不想中國進步。但僅僅因為是滿人當政，就給包括“洋務運動”在內的任何改革，製造了難以克服的困難。當時的滿族統治者，或許也曾夢想，如果一覺醒來，他們都變成漢人該有多好（注32）。這樣，晚清季世會不會變成漢唐盛世？晚清的時候，滿人和漢人漸漸意識到，救中國不等於救滿清，對中國好，不等於對滿清好。到某個時候，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大概也會意識到，救中國不等於救中共，對中國好，不等於對中共好。當年困擾過“洋務運動”的問題，今天同樣困擾著“改革開放”。一百多年前的教訓，今天依然有效。所以，“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的不同命運，才會穿越時空，不絕如縷，影響至今。
（2021年6月8日）
（原載《新世紀》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06/blog-post_62.html）
注釋：
1) 黃逸峰、薑鐸，“洋務運動總論”，《學術月刊》1983年第一期。
2) Philip Lee Ralph et al. 1991. World Civilizations, Volume 2.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pp. 474-475.
3) 紫式部，《源氏物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5頁。
4) 韓愈，“原道”，吳楚材、吳調侯編《古文觀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頁。
5) Simon Schama. 2000. A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1. New York: Hyperion. p. 41.
6) William H. McNeill. 1991.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788.
7)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1-22頁。
8) 徐泰來，“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洋務運動”，《湘潭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
9) 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9冊，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頁。
10) 孟森，《清史講義》，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0-113頁。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9冊，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4頁。
11)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頁。
12)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87頁。
13) 蕭一山，《清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頁。
14) 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清朝的曆史，都是漢人寫的。不是有句名言：“曆史是勝利者寫的”嗎？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還有一句名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是說任何時代的曆史，都是今天的曆史學家，用今天的觀點寫的。曆史和曆史學家的關係，究竟是曆史創造曆史學家，還是曆史學家創造曆史，是個有趣的話題。英國曆史學家和國際關係理論家E. H. Carr對此有精彩的論述。詳見E H. Carr. 1986. What is History? Houndmills: Palgrave.
15) 蕭一山，《清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164頁。
16) 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141頁。吳永曾任晚清懷來知縣，本來七品芝麻官，不太可能得睹天顏。但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兩宮西狩”，慈禧逃難，他因在懷來境內迎駕有功，有段時間成了慈禧的患難知己，得以隨侍左右。吳永在書中記述了慈禧回憶鬧義和團時，清廷向西方各國宣戰時的情形，很形象地刻畫出一個沒有文化的聰明女人，在生死存亡之秋，對國事、對洋人的態度：“王公大臣們，又都是一起兒敦迫著我，要與洋人拚命，教我一個人如何拿得定主意？依我想起來，還算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也不免有些動氣。但雖是沒攔阻他們，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八國聯軍是1900年的事，67年後的1967年，在北京的英國“使館”終於被打下來了。畢竟是“文革”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比慈禧厲害，無所畏懼。
17)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頁。
18) 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42頁。慈禧和奕?吵起來，有如下對話。慈禧說：“汝事事抗我，汝為誰乎？”奕?說：“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說：“我革了你！”奕?說：“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
19) 張之洞，《勸學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30頁。張之洞的書有“正能量”，1898年出版時，正當戊戌變法。光緒帝發上諭為其推廣：“由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為刊布，實力勸導”，相當於“學習強國”，幹部必讀。結果，康梁事敗，譚嗣同砍頭，張之洞卻一點事沒有，所以說他討人喜歡。這和“六四”時一樣，以前一起鼓吹改革的，有的“六四”後關進班房，有的一點事沒有，照樣官運亨通。
20) 郭廷以、劉廣京，“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92頁和516頁。
21) 蕭一山，《清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頁。
22) 這是章太炎名聯中的兩句，他把“一人有慶”和“萬壽無疆”倒過來用，諷刺慈禧慶壽。上聯“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長安？歎黎民膏血全枯，隻為一人歌慶有。”下聯“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灣，而今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圻益蹙，每逢萬壽著疆無。”董海明，《中華經典楹聯賞析》，中國長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頁。
23) Alexis de Tocqueville. 2008. The Ancien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p. 175.
24) 焦循，《孟子正義》上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93頁。
25) 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60-161頁。
26) 陳楚三，《人間重晚晴：一個所謂紅二代的人生軌跡》，明鏡出版社，2017年版，第364-366頁。
27) 閻淮，《進出中組部：一個紅二代理想主義者的另類人生》，明鏡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8頁。
28) 楊繼繩，《羅征啟與陳元出國》，見以下鏈接：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207401.html
29) 萬潤南，《羅征啟：夭折的接班人》，見以下鏈接：https://5455.org/history/88840.html
30) 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206頁。
31)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905頁。
32) 當年汪精衛刺殺清朝攝政王載灃事敗，按清律應滿門抄斬，幸虧肅親王善耆相救，免於一死。善耆還到獄中看望汪精衛，兩人雖政見不同，卻互相欽佩，汪精衛稱善耆為“了不起的政治家”。今天紅二代中，鮮有如此人物。善耆在獄中和汪精衛辯論時，說過這樣一段話：“你們革命黨的確有很多傑出的主見，但你們也應該認真傾耳聽聽我們的看法。說實話，我認為‘三民主義’是一種見識偏狹的理論，不能成為今後中國的指導理念。為什麽要宣揚滅滿興漢？這樣宣揚民族仇視能夠使中國實現五族協和嗎？為什麽要搞平地起風波的流血革命，我們不是已經答應實行憲政，讓各種政治主張都有實現的機會。用和平的憲政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財產損壞的革命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更好嗎？鄰國日本不正是君主立憲的成功榜樣嗎？”以上引自林思雲《真實的汪精衛》一文，這是網上難得看到的好文章。見以下鏈接：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wangjingwei_linsiyun.htm 像善耆這樣頭腦清醒的滿族親貴，一定已看到了滿人執政的尷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