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人而言，“法治”就是嚴刑峻法。對生活在“新中國”的人來說，“法治”更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聽上去令人生畏。但“無產階級專政”，據說隻對敵人“專政”，對人民則是“民主”的。可是，究竟誰算“人民”，誰算“敵人”？那要由共產黨說了算，也即由共產黨的“黨中央”說了算。但共產黨的“黨中央”，遠在北京，天威莫測，誰知道它肚子裏想什麽？不要說局外人無從得知，就是“黨中央”裏的自己人，也未必了了。這不，“文化大革命”一來，“黨中央”的劉主席，就變成了“敵人”。死到臨頭，劉主席突然想起了“法治”，摸出本自己從不當回事的“憲法”，想把自己從“敵人”中撈出來，變回“人民”。但“無產階級專政”不由分說，揮起“鐵拳頭”，一拳把劉主席砸死了。
砸死劉主席，繼而砸死林副統帥後，“無產階級專政”乘勝追擊，眼看要砸“敬愛的周總理”。千鈞一發之際，沒曾料到，毛主席決定砸人前，先進行“法治教育”。原來，毛主席自視甚高，用“鐵拳頭”砸人這類髒活， 不屑親自動手。所以，在毛主席導演下，億萬軍民，平日裏連白話文都不讀，突然圍坐一團，誦讀起幾千年前的古文。一時“子乎者也”，不亦樂乎，看上去像在演一場古裝滑稽戲。這場滑稽戲的名字，叫“儒法鬥爭”。毛澤東思想雖然博大精深，但簡而言之，所謂“儒法鬥爭”，無非就是“儒家”是壞人，類似“敵人”；“法家”是好人，約等於“人民”。毛主席搞“儒法鬥爭”，不是權宜之計，他是真心推崇“法家”。所以推己及人，雨露天下，要求全國人民一起學習“法家”。毛主席的“儒法鬥爭”，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儒家”有點理想主義，而“法家”則是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在中國從來吃不開，通俗地講就是“中國人民不吃這一套”。中國人民“吃”的，是“法家”的現實主義。
但“法家”靠什麽讓中國人民“吃”上他那一套呢？原來，“法家”的祖宗商鞅，曾給秦始皇的祖宗秦孝公打工。商鞅得到秦孝公重用，要在秦國推行“法治”。可是，老百姓沒聽說過“這一套”，將信將疑。商鞅便在城門口放根木頭，說誰能把木頭搬到城的另一邊，賞“十金”。賞金標準高得嚇人，相當於中產階級一年薪水。老百姓不信，商鞅就把賞金提高到“五十金”。這時走來一個楞小子，搬起木頭就走，商鞅便賞他“五十金”。這就是著名的“立木取信”，商鞅要告訴老百姓，老子說話是算數的。當然，老百姓不是每次都能碰上“立木取信”這樣的好事。有時候，可能會碰上“殺人樹威”。“立木取信”後，商鞅便開始推行“法治”。不料有人不滿，議論紛紛。商鞅決定“兩手都要硬”，拿出革命的另一手，“殺人樹威”。一路“殺”去，所向披靡。直殺得血流成河，渭水盡赤。“殺”過一陣後，不知道老百姓是被殺怕了，還是真對“法治”心悅誠服，便跑來說“法治”的好話。不料商鞅把說好話的，也抓起來法辦，罪名是“妄議中央”【注1】。對商鞅的“法治”，老百姓壞話固然不可以說，好話同樣沒有資格說，一律聽憑“法治”賞罰，就像馬戲團裏的動物。中國有句古語，專門描述這種狀況，叫做“牧民”。“牧”當動詞用，好像“牧羊”一樣【注2】。經過商鞅的訓練，中國人民挺適應，從此“吃”上了這一套。
但商鞅對中國“法治”的貢獻，主要還是“摸著石頭過河”。真正有理論建樹的，是韓非。韓非的理論，雖然和毛澤東思想一樣，博大精深。但概括起來也就三個字：“法、術、勢”。所謂“勢”，指君主的地位。用現在的中國話講，就是誰是老大。“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注3】。“堯”是最好的皇帝，但他做皇帝前，誰都不買他帳。“桀”是最壞的皇帝，但坐在皇帝寶座上，誰也奈何他不得，隻好由他搞得天下大亂。毛主席沒做主席前，最多在圖書館裏打工。做了主席後，就能從“三年自然災害”，一直折騰到“文化大革命”，自己無法無天，卻在教全國人民學“法治”。劉主席也好，周總理也罷，雖然萬人之上，畢竟一人之下，都對他沒有辦法。所以，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皇帝位子最重要。
皇帝位子坐穩，便開始講“法”。所謂“法”，據韓非的研究，就是“二柄”，或叫“刑德”。“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注4】。研究來研究去，還是“賞”和“罰”這革命的兩手，和商鞅的“立木取信”及“殺人樹威”差不多。但如果你以為“法”就是摳法律條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那你就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中國的法治，“治賊，非治所治也”【注5】，著眼點不是罪有應得，而是教育人民。所以“新中國”殺人，往往要開萬人大會，說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其實是不殺不足以嚇倒百姓。用韓非的話說，就是“盜賊被刑而良民恐懼”【注6】，目的是製造紅色的、白色的、或其它什麽顏色的恐怖，讓老百姓不敢亂說亂動。“六四”時，鄧小平為什麽要出動坦克占領天安門廣場？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需要出動坦克這樣的重武器嗎？從軍事觀點這無論如何講不通，但從韓非的“法治”觀點就能講通。鄧小平的坦克，不是去攻打學生，而是去對全國人民進行法治教育。所以，中國的“以法治國”，從秦始皇的祖宗到毛主席的徒弟，都是為了“治民”。真是“百代都行秦政法，莫從子厚返文王”。
“法”把人民“治”服後，就輪到“術”上場。“法”是法治，“術”是權術。“法”用來治民，“術”用來禦臣。用現在的話講，“法”管群眾，“術”管幹部。如果毛主席見到劉主席或“敬愛的周總理”，開口便是“少奇、恩來啊，你們違反刑法某某條啦”，那豈不成了笑話？成何體統？毛主席真這樣說，就不成其為毛主席，成為毛新宇了。劉主席或周總理還能怕他？毛主席的可怕，在於他不僅有“勢”，還有“術”。“術”和“法”不同，“法”看得見，“術”看不見。但“術”的厲害，就在於它看不見。“法布之於民，術藏之於胸。法莫如顯，術不欲見”【注7】。這種古老的智慧，毛主席倒背如流，爛熟於胸。毛主席的“南麵之術”，雲遮霧繞，誰猜得透他的心思？毛主席的心思，是全黨最大的政治。整個黨中央，都在揣摩聖意。毛主席有時也被“揣摩”煩了，憤而出走，跑到“滴水洞”裏去閉關修煉。於是黨中央“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注8】，幾乎不可終日。毛主席沒有這點法術，能當老大？劉主席、周總理，哪盞是省油的燈？黨中央藏龍臥虎，誰不想當老大？
有了韓非“法、術、勢”三位一體的理論，中國漸漸安定。“長幼有序，上下有別”，小日子過得不錯。這種日子，本可以“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但沒想到1840年“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西方洋人。洋人有點難搞，你就說“法治”吧，我們本有幾千年傳統，“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從理論到實踐，還算圓滿。誰知洋人講“法治”，卻要分出個“rule by law”和“rule of law”。毛主席健在，事情尚屬可控。他自己反正“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什麽“by law”，“of law”，統統不值一提。但毛主席一死，改革開放，西學東漸。中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難免亂說亂動起來。所以，有關“法治”，也要學洋人“by law”，“of law”起來。
本來在洋人那裏，“rule by law”和“rule of law”區別得很清楚，沒有多少歧義。“rule by law”指把法律當作一種工具，利用這種工具來統治人民。統治者，至少最高統治者，例如君主、皇帝或主席，站在法律之上，口含天憲，每說一句話就是法律、真理或“最高指示”。中國法家的“以法治國”，就是典型的“rule by law”。相反，“rule of law”是指法律高於最高統治者。君主、皇帝或主席都在法律之下，他們自己必須遵守法律。如果他們認為某項法律不對，他們可以“合法”地按照法定程序去修改法律，但在修改之前，他們必須遵守該法律。“rule of law”的基本原則，可以上溯到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Aristotle）、羅馬法學家西塞羅（Cicero）和意大利神學家阿奎納（Aquinas）。在中世紀，有兩批人對“rule of law”的確立有所貢獻，一批是神學家，一批是人文學者。神學家說上帝比皇帝大，人文學者就說自然法比王法重要。在羅馬教廷，有人主張主教大會的權力高於教皇；相應地在世俗社會，就有人主張國會的權力高於國王。最遲12世紀，注釋法學派的法學家就明確提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is not legibus solutus”，即拉丁語的“不得高於法律”【注9】。到16世紀，學者們更明確了法律的根源是人民。如果說“rule by law”是把法律當工具，那麽“rule of law”則是把國王當工具。“國王是法律的器官，法律則是國王的靈魂”【注10】。所以，從“rule by law”到“rule of law”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它既得益於學者的理論，更得益於人民的覺醒。它既被記載於英國的“大憲章”和匈牙利的“金璽詔書”中，也生動體現在意大利自由市爭取到的特許狀裏。許多年以後，它又進一步發展，終於和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三權分立、製約平衡等普世價值互為因果，融成一體【注11】。
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區分“rule by law”和“rule of law”的，可能是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慎之先生。李先生是老幹部，黨內知識分子，也是八九十年代中國自由思想的領軍人物。他把“rule by law”譯成“法製”，而把“rule of law”譯成“法治”，提出“法治”優於“法製”【注12】。當然，在八九十年代提出類似看法的，也不是李先生一人。法學界的江平、李步雲、賀衛方等人，也持同樣觀點。他們四人中究竟誰首先提出，難以考證。但奇怪的不是他們都持類似看法，而是他們都同意同一種譯法。更奇怪的是，他們不僅眾口一詞地使用這種譯法，而且無一例外地不講為什麽要這樣翻譯的道理。所以，當今中國法學界流行的這一譯法，不僅高度一致，而且同樣不講道理。
其實，稍加推敲就不難發現，和中國法學界流行譯法不同，“rule by law”應該翻譯成“法治”，而“rule of law”，如果沒有更好的譯法，到可以翻譯成“法製”。首先，從中文的字義上講，“治”作名詞用，有“治亂興衰”，“天下大治”的意思。“一治一亂”的循環，是中國曆史演進的基本模式。用魯迅先生的話講，亂世是中國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而治世則是中國人“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做穩了奴隸”，不正是法家的初衷，不也正是一切“rule by law”的最高理想嗎？“治”作動詞用，則直接是“治理整頓”的意思。如“大禹治水”，如法家的治國治民，這不也符合“rule by law”的意思嗎？反過來，“製”作名詞用，是“製度”的意思。“製度”的詞典解釋是：“成員共同遵守並按一定程序辦事的規則”。因此，“製度”本身包含著獨立於甚至高於統治者的意思。例如，資本主義製度高於任何一個資本家。至於社會主義製度，我們以毛主席為例。毛主席講自己是“馬克思主義加秦始皇”。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搞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既不是毛主席發明，也不是毛主席可以隨便取消的。毛主席可以用一根小手指打倒劉少奇，但他不能打倒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製度至少獨立於毛主席，甚至高於毛主席。作為秦始皇的毛主席，就要追隨法家的製度。用他自己的話講：“百代都行秦政法”。對這種秦製，毛主席隻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怎麽可能站在它上麵指手劃腳？我們平時講話也說：“領導必須帶頭遵守製度”，同樣意味著“製度”高於領導。而“製”作為動詞用，更有“製約、製衡”的意思。而“製約製衡”，恰恰是“rule of law”的核心理念。沒有對君主、皇帝或主席的製約平衡，就隻能產生“rule by law”，不可能有“rule of law”。
其次，從英文的字義講，雖然“by”和“of”都是介詞，但意思不同。“by”是作為手段的“靠”的意思，如go by train就是“乘火車去”的意思。我們去某地，“靠”乘火車去，火車是一種手段。因此，“rule by law”就是“靠”或者“以”法律來“治”的意思。“治”什麽呢？不管是治國、治家、還是治民，都隻能用“治”，不能用“製”。中國人曆來說“治國平天下”，沒有說“製國平天下”的。所以，“rule by law”隻能翻譯成“法治”，不能翻譯成“法製”。江澤民總書記喜歡講英文，尤其酷愛當眾背誦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林肯演說中有句名言：“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其中的“by the people”，經典翻譯就是“民治”，這也可以算作“rule by law”應該譯成“法治”的一個根據。相反，“of”是具有某種“特質”的意思。例如，a man of ability，就是“能幹的人”，“能幹”是某人的一種“特質”。“by”是講外在手段，“of”是講內在性質，“rule of law”就是具有“法律高於一切”這種特質的製度。所以，“rule of law”可以翻譯成“法製”。
再次，中國出版的辭書，出版日期在法學界誤譯“法治”和“法製”以前，也就是說沒有受到法學界誤導以前，一般也對“法治”和“法製”作了正確的解釋。例如，由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係編寫，商務印書館1980年出版的《漢英詞典》，就把“法治”翻譯成“rule by law”。由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辭海》，對“法治”的解釋是：“中國古代法家以法治國的政治主張”。而對“法製”的解釋是：“國家政權建立的法律製度和社會秩序，主要原則是依法辦事，一切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必須嚴格遵守法律規定，全體公民都要守法，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沒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無需多加一個字，以前的辭書本已把“法治”和“法製”的區別，講得清清楚楚。可見，沒有法學界在八九十年代的誤譯，“法治”和“法製”的區別，本來是常識，也是共識。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文字語言的使用，既要說文解字探索原意，也要注意曆史沿革，照顧約定俗成。在中國，“法家”和“法治”密切相連，幾千年從不分家。講到“法家”，便聯想到“法治”；講到古代的“法治”，就聯係到“法家”。連曆來厭惡“主義”二字的胡適之先生，也稱這種法治為“法治主義”【注13】。就是“法家”本身，也經常用“法治”思想概括他們的主張。例如管子說“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蕭公權先生因此認為“法治”是“管子治術之主幹”【注14】。韓非說：“治民無常，唯法為治”【注15】。“唯法為治”，豈不比胡適之先生的“法治主義”還要更加“主義”，是純粹的“法治主義”。中國曆史上，“法治”是相對“人治”而言。如果說有什麽“儒法鬥爭”的話，那麽要“法治”還是“人治”，正是他們爭論的焦點之一。法家要“唯法為治”，法律至上。但儒家聖人孔夫子卻說“必也使無訟乎”【注16】，儒家亞聖孟夫子又說“徒法不能以自行”【注17】。他倆的話，雖然被他們的徒子徒孫們，從注到疏地解釋過洋洋萬言。但簡單點說，無非就是看不起“公檢法”那套，不買“唯法為治”的賬。但儒家並沒有直接說要“人治”，說儒家提倡“人治”，是一種推論。因為，儒家認為“德治”比“法治”好。但法律無所謂道德，隻有人類才有道德。讓有道德的人來治理國家，即“內聖外王”，比純粹的“以法治國”好。不僅“王”本人要德才兼備，就是“王”的老婆，也要“母儀天下”。即所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毛主席就因為沒管好老婆，以至人亡政息。可見，儒家的“德治”，是轉彎抹角的“人治”。儒家提倡“修齊治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由內而外由小而大，理想主義的“人治”。而法家卻認為“國治”而後可以“家齊”，提倡的是由大而小現實主義或國家主義的“法治”【注18】。所以，“儒法鬥爭”也好，後人評說也罷，從博學鴻儒，到莘莘學子，從朝堂議政，到爐邊閑話，中國人都把法家學說等同於法治。今天，我們怎麽可以無視傳統，割斷曆史，把一個和法家的“法治”風馬牛不相及，甚至含義正好相反的“rule of law”，翻譯成“法治”呢？中國人常說，“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希望中國的法學理論，在向“rule of law”前進的征途中，也不要“錯”在起跑線上。
注釋
【1】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第八，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231頁。
【2】管仲，《管子》牧民第一，權修第三，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 – 11頁，第21 – 34頁。
【3】韓非，《韓非子》功名，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310頁。
【4】韓非，《韓非子》二柄，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52頁。
【5】韓非，《韓非子》六反，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660頁。
【6】韓非，《韓非子》六反，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660頁。
【7】韓非，《韓非子》難三，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587頁。
【8】焦循，《孟子正義》上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20頁。
【9】Skinner, Quentin. 1978.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16, p. 127.
【10】Tooley, Miss M. J. 1968. “Political Thought and Toleration”,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01.
【11】Berman, Harold J. 1983. Law and Revolution :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92-294.
【12】李慎之，“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見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9445
【13】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290頁。
【14】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冊，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98頁。
【15】韓非，《韓非子》心度，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759頁。
【16】程樹德，《論語集釋》第三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861頁。
【17】焦循，《孟子正義》上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84頁。
【18】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冊，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32頁。
原載《新世紀》網站：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6/blog-post_75.html
（2025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