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作為一個人物,登上世界舞台亮相,是2009年的事。那年，作為國家副主席兼皇儲的習近平訪問墨西哥，講了段頗有意思的話。他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麽好說的”。這段脫口而出的話，雖然缺乏外交素養，但充滿個性，展現了習近平的個人特點：七分淺薄，三分蠻橫。這種自以為是，奠定了日後習近平執政時期，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礎。隻是，習近平當時忘了加一句：“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但卻有可能輸出病毒”。
自從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把整個世界搞得天昏地黑以來，世界各國對中國群起攻之，或要問責，或要索賠。中國人民大學有個叫金燦榮的，是個烏鴉嘴。他經常講些習近平喜歡聽的話，什麽十年後，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到那時，美國相當於中國一個廣東省，日本還不及浙江省等等。因為中國太強大，所以世界上隻剩下兩個國家：一個叫中國，一個叫外國。言下之意，世界其它各國和中國比起來，都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計，所以統稱外國即可。“新冠病毒”爆發後，烏鴉嘴不幸言中，世界上真的隻剩下兩個國家：一個叫中國，一個叫外國。譬如，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國主張不忙下結論，等科學來慢慢研究。大概賭定證據已經抹幹淨，科學研究不出名堂。但除中國以外的世界其它各國，也即烏鴉嘴裏的“外國”，卻眾口一詞，咬定病毒起源於中國。世事紛爭，錯綜複雜，在世界這個大舞台上，對一件事能取得“一個叫中國，一個叫外國”這樣的高度共識，即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世所罕見。
世界舞台上的事，規範點就叫“國際關係”。國際關係裏的事，用學術視角看，尤其是用現實主義的觀點看（1），是一個個主權國家間的博弈。為什麽是博弈，而不是協商、謙讓，甚而至於“人類命運共同體”呢？因為，主權國家內部雖然是有政府狀態，但主權國家外部，也即國際關係裏，卻是無政府狀態。在國家內部，張三打了李四，李四可以告官。在國際關係裏，甲國打了乙國，乙國沒地方告官。在這個由現代國家組成的叢林裏，“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便成了關乎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國家安全”有多重大？不用國際關係理論進行分析，就是普通老百姓，一聽到“國家安全部”，就知道挺嚇人的。這次中國在香港強推“國家安全法”，打的也是這個主意，都提到“國家安全”高度了，還怕你老百姓不閉嘴？
“國家安全”雖然對老百姓絕對權威，但本身卻是個相對概念。譬如，甲國有一千輛坦克，本來挺安全。但乙國造了兩千輛坦克，甲國就不安全了。甲國便會找乙國談裁軍，談軍控。乙國如果不予理睬，甲國就會多造坦克，擴軍備戰，形成軍備競賽。甚至，甲國有可能孤注一擲，對乙國發動“先發製人”的戰爭。按理說，乙國花自己的錢，用自己的知識產權，在自己的領土上製造兩千輛坦克，追求自己的“強國夢”，不是純屬主權範圍裏的內政嗎？管你甲國屁事？但事實上，這種“屁事”，卻可能導致兩國間的戰爭，因為它打破了國際關係裏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所以，在各國互動的國際環境裏，不僅“國家安全”是相對的，就是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Westphalia）中誕生的“主權”概念本身，也是從出生第一天起就是相對的（2）。你家房子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不等於你可以在房子裏胡作非為，打老婆孩子，這是同一個道理。
“國家安全”的概念，不僅相對，而且發展變化。現實主義的理論家們，主要從軍事實力出發來解釋“國家安全”。他們數坦克、數大炮、數飛機、數導彈，認為這些東西構成了“均勢”裏的“勢”，即power，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最近，“環球時報”的胡錫進先生，還數過一遍中國的核彈頭，現有的加預期的，據說數到了一千，大概是同樣的思路。但現實主義理論家也有局限，前蘇聯有那麽多導彈、那麽多核彈頭，遠遠不止一千，怎麽就一夜之間城頭易幟，“三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人是男兒”了呢？可見，軍事實力不是影響“國家安全”的唯一因素。現實主義的批評者們，多年來在軍事實力以外，提出過無數其它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並據此要求重新定義（redefine）“國家安全”。但真正能做到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不是理論家的文章，而是曆史。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要求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呼聲，此起彼伏，莫衷一是。有人說“我們即將懷念冷戰”（3），有人說“曆史已經終結”（4）。2001年的9/11事件，舉世震驚，為“後冷戰”時代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爭論，劃下了句號。隨著世貿大廈的轟然倒塌，數千美國家庭妻離子散，天人永隔。珍珠港事件的悲劇，竟然在美國金融中心紐約重演，這是美國本土在曆史上第一次遭到外敵入侵。但是，這個入侵的外敵，既沒有坦克，也沒有導彈，它甚至不是一個“主權國家”。本·拉登對美國的“超限戰”，成功地重新定義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把“恐怖主義”四個大字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當小布什總統含淚向全世界宣布：“美國將不再區分恐怖主義者和窩藏恐怖主義者的國家”，並發動阿富汗戰爭後，“恐怖主義”終於代替“共產主義”，成了不僅是西方，而且是全世界的敵人。連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也聲稱自己反對“恐怖主義”。當然，中國的反對恐怖主義，和中國加入WTO後的市場經濟是一路貨色，都是打著別人的旗幟，幹著自己的勾當。
“恐怖主義”創造了9/11，但9/11並沒有創造“恐怖主義”。“恐怖主義”不是在9/11那天才存在的。早在9/11以前，無數國際關係的理論家們，就探討過“恐怖主義”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但書生議政，始於課堂，終於論文。沒有9/11，他們的議論，終究隻是議論而已，改寫不了“國家安全”。除了“恐怖主義”，國際關係的理論家們，多年來還提出過無數其它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其中就包括病毒和生化武器。
由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在2020年肆虐全球。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已有一千多萬人感染，五十多萬人死亡。美國有三百多萬人感染，十多萬人死亡。美國因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數，已遠遠超過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造成死亡人數的總和。新冠病毒讓整個現代社會陷於停頓，讓世界各國公民變成在家軟禁的囚犯，創造出聞所未聞的亙古奇觀。新冠病毒造成的經濟損失，更是難以估量的天文數字。顯然，新冠病毒遠比恐怖主義更危險。一個國家如果不能防範病毒入侵，還有什麽“國家安全”可言？所以，此時此刻，我們正在見證曆史。我們會看到“國家安全”再次被重新定義，世界格局因此而重新改組。正像在“後冷戰”時代，恐怖主義代替共產主義，成為“國家安全”的頭號敵人。在“後恐怖主義”時代，病毒將代替恐怖主義，成為“國家安全”的頭號敵人。
把病毒作為敵人，這場“仗”怎麽打？沒人知道。但一些共識正在全球浮現。首先，世界各國都要求病毒溯源，搞清楚新冠病毒從什麽地方，怎麽起源的，無疑是防止下一次病毒爆發的起碼前提。這一點，連中國政府都不能不同意。中國政府雖然不肯公開承認病毒起源於中國，但世界衛生組織派出的病毒調查組，現在正在中國，而不是世界任何其它地方，調查病毒起源，這不正說明了全世界對病毒起源地的共識嗎？病毒的起源無非是兩種：自然的或人工的。在一個嗜欲熏天，斯文掃地；人人急功近利，處處貪汙腐敗；上層公開號召“彎道超車”，下層無比信仰“不擇手段”的地方；在一個創造了毒奶粉假疫苗，科學淪為金錢的婢女，倫理底線被不斷刷新，敢於喪心病狂地編輯嬰兒胚胎基因的地方；在這樣一個地方，無論是自然產生的，還是人工製造的病毒，不是都能找到最理想的土壤嗎？有人說人類將迎來新的冷戰，那人類也會產生新的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來重新書寫新冠病毒後的“國家安全”嗎（5）？讓我們堅持樂觀主義，相信人類總會有足夠的智慧，打掃幹淨新冠病毒及其產生的土壤。
注釋：
- 國際關係理論裏現實主義的經典著作是Hans Morgenthau的“Politics Among Nations”.
- Stephen D. Krasner. November 1991. “Westphalia”.
- John J. Mearsheimer. August 1990.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In the Atalantic Monthly.
- Francis Fu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 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曾是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的外交官，他在1946年發給美國國務院的著名 “長電文”，以及1947年發表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署名X的文章，奠定了美國冷戰中“遏製政策”的基礎。
（原載《光傳媒》https://www.ipkmedia.com/）
（2020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