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死了，中國人比美國人傷心。為什麽呢？據說因為基辛格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是不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死了，無處去問。但“中國人民”是基辛格的“老朋友”，卻因基辛格的去世，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從官方的唁電，到網民的悲悼，幾乎兔死狐悲，唇亡齒寒。所以，說基辛格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倒不如說“中國人民是基辛格的老朋友”，來得靠譜。
就算基辛格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那也是位若即若離，時隱時現的朋友。中國人民過去半個世紀來，最波瀾壯闊的事業，莫過於“改革開放”。和中國“改革開放”有關的外國人名字，可以列出一長串。別的不論，光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起碼一半以上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出過力。從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到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從左到右，都曾排著隊去中國出謀劃策。但有誰聽說過基辛格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做過什麽？基辛格是謀略家，擅長縱橫捭闔，和“改革開放”不沾邊。要等到中國出事情，如北京開槍殺人時，基辛格才會現身，奔走遊說於朝野上下，縱橫捭闔在中美之間。也就是說，中國人民的好事都和基辛格無關，隻有壞事才和他有關。所以，基辛格就算是老朋友，也是位時隱時現的朋友，有所為而有所不為的。
當然，也有人說，基辛格根本不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是被中國政府收買，替中國做“大外宣”的。這回“中國人民”闊氣，做上了基辛格的老板。但這種說法，有點太小看基辛格。基辛格雖然生不逢辰，沒趕上春秋戰國，也沒趕上歐洲“維也納會議”的年代，但終究是位謀略家，什麽世麵沒見過？憑基辛格的資曆，哪能隨隨便便為五鬥米折腰？在基辛格的行業裏，他屬於“現實主義”流派。但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和中國語境中的“現實主義”不太一樣。中國人的“現實主義”，總有點“機會主義”的意思，隨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汙。江澤民執政以後，中國人的“現實主義”更野蠻演變，變成了赤裸裸的“有奶便是娘”、“悶聲大發財”，一切向錢看的“撈錢主義”。所以，中國人比較容易相信，基辛格“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在為咱們打工。
基辛格的現實主義，講的是國際關係中的國家行為。其理論根源，是愛德華·霍列特·卡爾（E. H. Carr）和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人創立的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學派。該學派認為，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不同，國內政治是有政府狀態，而國際政治是無
政府狀態。在一國之內，張三打了李四，警察會管。在國際社會裏，A國打了B國，沒有世界警察來管。從“人性本惡”的角度出發，國內的無政府狀態，必然導致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謂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而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同樣會導致國與國之間的弱肉強食。所以，在國際政治裏，沒有什麽“人類命運共同體”，每個國家都隻能拚命增強實力，以求自保。現實主義學派後來經過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Waltz）等人的發展，變成了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強調體係和結構的作用。有什麽樣的結構，比如兩極世界、多極世界等等，就有什麽樣的國家行為。就像天體運動由萬有引力決定一樣，國家行為或外交政策，是由國際關係的結構決定，和政治領導人的主觀意願無關。
不管是新的還是舊的現實主義，都把一個一個的主權國家作為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而忽視國家內部的情況。因為在他們看來，國家內部的情況無關重要。在一定的國際關係結構下，任何國家，無論是民主的還是專製的，都有相同的行為模式。所以，他們不重視人權、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而重視均勢、地緣政治和國家實力。所謂國家實力，在他們眼裏主要是軍事實力，以前是看誰的坦克大炮多，後來則看誰的核武器導彈多。所以，基辛格在中美關係中的所作所為，不是出於對中國的偏愛，也不是要到中國撈錢，而是出於自己對現實主義理論的信仰。
但現實主義也有現實主義的問題。例如，前蘇聯有那麽多的導彈核武器，在基辛格們的現實主義看來，無疑是龐然大物。但這麽個龐然大物，為什麽一夜之間就土崩瓦解，“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了呢？麵對這樣的問題，現實主義顯得相當蒼白，有點難圓其說。蘇聯剛解體那會，有位基辛格的知音，同樣信奉現實主義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趕緊出來寫了篇文章，題目是“為什麽我們即將懷念冷戰”（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意思是蘇聯一解體，好端端一個兩極世界瓦解了。你們別高興得太早，以後天下大亂，你們就要“懷念冷戰”了【注1】。從那時到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世界人民，包括同樣是基辛格知音的“中國人民”在內，好像沒人“懷念冷戰”。米爾斯海默後來又寫了本題為《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的書，從頭到尾沒有新東西，都是些現實主義教條的重複。一如以往地數坦克大炮，一如以往地數導彈核武器。甚至至今認為，陸軍是最重要的軍種，土地是最重要的資源等等【注2】。寫了洋洋數百頁，不忍卒讀。世界上任何主義，往往創立者是天才，追隨者則每況愈下。例如，馬克思是天才，馬克思主義者卻往往是庸才。現實主義的情況大概也差不多，卡爾和摩根索相當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基辛格重在行動，最多算列寧斯大林。到了米爾斯海默，水平相當於中央黨校的老師。
基辛格及米爾斯海默們，眼睛盯著坦克大炮看，看久了難免眼花。例如他們數中國和俄國的坦克大炮，數著數著，心生敬意。以為這兩個國家，坦克大炮那麽多，必須高看一眼。所以，冷戰結束後，北約東擴，他們便大驚失色，以為要出事情。一年前，普京發動“特別軍事行動”，他們一方麵憂心忡忡，一方麵又難掩得意：“看，我們怎麽說來著，大事不好了吧”？沒想到普京打了一年，非但沒把烏克蘭幹掉，自己反倒差點被幹趴下。這次，不知道基辛格及米爾斯海默們怎麽說，不會是“我們即將懷念俄烏戰爭以前的歲月”吧？
所以，基辛格對中美關係的種種言論，主要是他數坦克大炮，數導彈核武器數出來的。因此而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有點自作多情。麵對不算“老朋友”的俄國，他會說同樣的話。有人可能不服氣，說基辛格還是和咱們交情深，你看他來中國訪問一百多次。臨死前幾個月，還不遠萬裏來中國開場生日派對。他和俄國沒這交情吧？是，基辛格是沒
去俄國一百多次。但那不是他不去，而是俄國沒人請他去。除了中國，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熱衷於邀請基辛格去訪問。作為一個迷信“權力就是春藥”的人，基辛格離不開曆史舞台的聚光燈。中國的邀請，對基辛格來說，是曆史舞台上的回光返照。所以，對中國拋來的邀請，基辛格來者不拒。連薄熙來在重慶搞“唱紅打黑”，基辛格都會趕去捧場。可見，離開了曆史舞台，又不甘寂寞的基辛格，對重新出現在聚光燈下的機會，多麽饑不擇食。
“中國人民”最喜歡的美國政治人物，第一要數尼克鬆，第二就是基辛格了。但有趣的是，這兩個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甚至在整個西方世界裏，並不怎麽受歡迎。尼克鬆因“水門事件”，被美國人民趕下了台。當年的毛主席，和“中國人民”一樣，對這事很不理解。心想就這麽點事，至於把皇帝打倒嗎？毛主席講義氣，聽說尼克鬆下台，就派架專機，把尼克鬆接到北京，好言安撫，惺惺相惜一番。毛主席心裏的算盤是，你都下台了，我還把你奉若上賓，夠患難見真情吧？毛主席的算盤打得天衣無縫，幾乎是中國式現實主義的頂峰。但毛主席沒想到的是，他和“中國人民”一樣，對外部世界不甚了了。他的那點算盤，是和蔣委員長爭天下時積累下來的，用在尼克鬆身上，牛頭不對馬嘴，根本不對路。尼克鬆不是西哈努克，不需要北京庇護，他能對你感激涕零？
“中國人民”喜歡尼克鬆，愛屋及烏，自然也就喜歡上了尼克鬆的宰相基辛格。但問題是，“中國人民”喜歡基辛格，基辛格喜歡“中國人民”嗎？基辛格多半並不喜歡“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熱愛，基辛格遠比不上任何一位美國的漢學家，甚至比不上許多被中國政府禁止入境的漢學家。基辛格非但看不上“中國人民”，他連自己的老板尼克鬆，也未見得看得上。基辛格看得上的，是十九世紀歐洲維也納會議的靈魂人物，奧地利帝國的梅特涅（Metternich）親王。在馬克思看來，像梅特涅那樣的人，無疑是全世界最反動的人物。在《共產黨宣言》裏，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指出梅特涅是舊歐洲反動勢力的代表。但基辛格最崇拜的人物，恰恰是梅特涅【注3】。基辛格人生在20世紀，心卻留在19世紀，癡迷於維也納會議裏的外交氛圍。因為在那裏，幾位親王貴族在沙龍坐定，一番縱橫捭闔，便能搞定全歐洲的地緣政治。基辛格喜歡這種氛圍：神秘、狡詐、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所以，在自己的外交生涯中，基辛格也經常故弄玄虛，搞得好像自己是梅特涅再世。一分鍾前，公然讓肚皮舞娘坐在大腿上撒嬌；一分鍾後，神秘飛往某國，展開戰略核武會談。這是基辛格的高光時刻，集權勢、神秘、美女於一身，充分實現了自己對“權力就是春藥”的期盼。
所謂“權力就是春藥”，也是基辛格從梅特涅那裏學來的。梅特涅在十九世紀初的歐洲外交界，以風流倜讜聞名。為了看上去更像梅特涅，基辛格亦步亦趨。梅特涅風流倜讜，基辛格便倜讜風流。別人有緋聞，都是遮遮掩掩。基辛格有緋聞，恨不得滿世界都知道。所以，基辛格的風流韻事，被炒得滿城風雨，從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一直傳進中南海毛主席的書房。
毛主席多年來一直以為自己是哲學家，不知道誰向他報告，說基辛格是“哲學博士”。“中國人民”那時比較閉塞，不知道所謂的“哲學博士”，即PhD，在西方大學裏，是可以通用於任何專業的。基辛格獲得PhD，並不說明他學的是哲學。但毛主席不管，一口咬定基辛格是“哲學博士”。毛主席這人有個特點，對別人的學曆比較敏感。一聽基辛格是哈佛大學的“哲學博士”，不知觸動了哪根神經，非要在會見尼克鬆的第一天，當著基辛格的麵，不談政治，隻談哲學。毛主席大概以為哲學是自己的強項，所以想從“實力地位”出發（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注4】，給尼克鬆、基辛格一個下馬威。但沒想到，當毛主席、周恩來、尼克鬆、基辛格四人，在毛主席的書房落座後，談的竟不是哲學，而是基辛格的風流韻事。四個男人圍成一堆談女人，不知在場給他們當翻譯的唐聞生小姐，內心是什麽感受？
基辛格告訴毛主席，他搞女人是為了掩護自己的外交工作。後來在接受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Fallaci）采訪時，基辛格講得更露骨。說自己搞女人隻是消遣（diversion），是一種業餘愛好（hobby）【注5】。法拉奇是世界級名記者，素以采訪政治領袖著稱。當年在複旦大學新聞係念書時，她是我們那一代新聞係學生心中的偶像。法拉奇獨家采訪過的領導人，包括霍梅尼、卡紮菲、阿拉法特、巴列維、英迪拉·甘地、阮文紹、鄧小平、基辛格等等。法拉奇的采訪不是一般的我問你答，而是言辭潑辣，唇槍舌戰。讀她的采訪，可以讀得熱血沸騰，感到提問比回答更精彩。其中，她對霍梅尼的采訪，堪稱經典。伊朗革命後，霍梅尼是伊朗政教合一的最高領袖，享有神一般的地位。她去采訪霍梅尼時，被迫穿上伊斯蘭婦女的黑色長袍。她問霍梅尼，為什麽要強迫婦女穿長袍。霍梅尼反唇相譏，說這種長袍專為淑女而設，西方女人不喜歡可以不穿。她當即回答霍梅尼：“您真好心，教長。既然您這麽說，我現在就扔掉這愚蠢的中世紀破爛貨”！【注6】回答得果斷、勇敢、擲地有聲、酣暢淋漓。她當著霍梅尼的麵脫去長袍，若無其事地繼續采訪。邏輯嚴明，步步緊逼。整篇采訪，猶如戰鬥檄文，可以看作是伊朗革命後，西方文明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最漂亮的反擊。但在法拉奇采訪過的所有人中，最令她討厭的人物，既不是霍梅尼，也不是卡紮菲，而是基辛格。
在法拉奇看來，基辛格虛偽、傲慢、冷酷、狡詐。她討厭基辛格談話的內容，也討厭基辛格談話的語調，她一度甚至稱基辛格為“小醜”。共產黨最喜歡罵別人“反動派”，但無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像法拉奇那樣的自由主義者，都視基辛格為全世界大最大的反動派（reactionary）。就這麽一個反動派，竟幾十年如一日地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不是很滑稽？其實，基辛格和“中國人民”，誰也不是誰的老朋友。基辛格和“中國人民”，不過因緣際會，一個秉承西方的現實主義，一個秉承中國的現實主義，一個數坦克大炮，一個“有奶便是娘”，互相需要，互相利用。就這樣，兩個相反的極端，終於走到了一起。
注釋：
【1】Mearsheimer, John J. 1990.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in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90.
【2】Mearsheimer, John J. 2014.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p 55-82.
【3】參看基辛格的博士論文，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4】中美安克拉奇會談創造了兩句名言：一句是布林肯說的“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中方理解為美國要從“實力地位”出發和中國談判。但也有人說“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隻是要從對自己有利的地位出發，即揚長避短的意思。另一句是楊潔篪說的：“中國人不吃這一套”。楊潔篪是上海人，講出來的話，充滿上海的市井氣。
【5】法拉奇對基辛格的采訪，見https://scrapsfromtheloft.com/history/oriana-fallaci-henry-kissinger-interview/
【6】紐約時報1979年10月7日刊載的法拉奇對霍梅尼的采訪，見https://www.nytimes.com/1979/10/07/archives/an-interview-with-khomeini.html
（2023年12月16日）
陳翰聖
原載《新世紀》網站：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12/blog-post_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