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朋友圈轉發過一篇關於外公的文章，被一位做編輯的同窗老友瞥見，就鼓勵我自己也寫一篇。我手還真的有點犯癢了，可遲遲下不了筆。因為可寫的雖不少，卻不知如何取舍，也不知該怎麽組織它們……猶豫再三，終於痛下決心：寫最想寫的，想到哪兒寫到哪兒。
“提筆”之際，才發現上一次寫外公已是三十多年前了：那是我小學升初中的統考，語文試卷的作文題是《發生在我身邊的一件事》。我開篇第一句話寫道：“最近有一件事發生在我的外公——著名兒童文學家...身上。” 那篇作文寫的是外公拒絕幫插隊的女兒托關係返京的故事。事情是真的，我三姨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還滯留內蒙，而四姨則終身落戶在了邯鄲。但有一個問題：按照考試規則，作文是禁止透露任何真名實姓的，這是為了防止考生的身份在閱卷時暴露。我卻公然違背了這個規則。可我不但沒有受到處罰，語文還得了高分。我至今也不清楚閱卷老師對我如此仁慈，是因為欣賞姥爺的作品、是敬畏他的名聲地位，還是欽佩他那兩袖清風呢。不管怎樣，我小小年紀已經利用他的名字搞了一次不正之風，雖然寫的正是他反對不正之風的事。
在我交流過的人裏，四零和五零後的讀者記得外公的還有許多。而七零後，我的同齡人，有不少在聽我提到他時會有點不好意思地問：“他寫過什麽？”我就會同樣有點不好意思地啟發他：“你還記得在小學語文課上學過一篇《會搖尾巴的狼》嗎？”我自己當然還記得那篇課文，卻是學完很多年以後才知道那是外公寫的。
所以，雖然我的初衷是回憶外公在生活中的一些點滴，但為了那些不太清楚...是誰的朋友，我覺得有必要簡述一下他的經曆和作品。這個“簡曆”僅限於我的記憶所及，肯定有遺漏和不準確的。但我並不希求這篇文字有任何史料文獻價值，隻願如實描寫出一個外孫心目中的外公。寫這麽一篇既不算傳記、又不是回憶錄的四不像，我是迫不得已。
早年
外公出生於民初軍閥割據時代的武昌。他的外孫和外孫女們按照南方的習慣叫他外公，而他那出生在京郊良鄉的老伴，則根據北方的習俗被我們叫做姥姥。我們不叫外公外婆，也不叫姥爺姥姥，隻有外公和姥姥的搭配對於我們來說才最妥帖最自然。我們從開口叫他們的一刻起，就已經接受了這種地域差異和矛盾。而外公的身上充滿了各種矛盾：他飽滿的頭頂早在青壯年時就謝得鋥光瓦亮，身上卻汗毛濃密；他幼年身體羸弱，日後卻嗓音低沉而渾厚；他個性極強、內心對世界有著冷峻嚴厲的看法，初識他的人卻隻道這是位和善風趣的老者...
他那懷才不遇的教員父親生了八個兒子，他是老大，所以從小就肩負起給七個弟弟講故事的責任。這大概鍛煉了他日後隨口杜撰編故事的才能。我記得有一年我的小表弟萌萌纏著他講故事，他就即興講道：
萌萌當上了部長，就要求秘書給他端汽水喝。喝了一瓶還不夠，於是又要。他喝了一瓶又一瓶，終於憋不住了，又不知道廁所在哪兒，就偷偷尿在部長辦公室的地毯上。結果被發現了，就被大家趕下了台。
萌萌聽了大喜，要外公再講一個。外公就又講：
萌萌當了兵，拿著槍去前線。一路上萌萌可高興了，放了一槍又一槍。等到了前線，他的子彈已經打完了。這時候敵人出現了：“不許動！”萌萌大喊：“我不玩了！我不玩了！我沒子彈了！”
萌萌樂壞了，要求外公繼續講。外公說再講就要每個故事付5分錢。萌萌立刻回頭對三姨嚷道：媽！給錢！
外公從小就在文藝方麵表現出異稟。他中學時已經在報紙上發表散文，而同時又開始了早戀，學習成績是可想而知了。他終於沒有考上大學，還與父親吵翻了，就離家出走，隻身來到北平做了圖書館員（我小時候常常把外公北上的故事，和青年毛澤東來北大當圖書員的故事鬧混）。
他北上的心路曆程，或許可以從長篇散文詩《長城旅客夢》裏略窺一斑。作品寫於三十年代的北平，文中隱約交織著內外兩條線索：外麵描述著火車北上沿途的見聞——春夜的黃河，同車一群清華的學生，兩個活潑而好奇的女孩，壯麗的長城，以及長城腳下玩偶般的駱駝隊……而內在的線索，不自覺地用意識流式的手法敘述著他的各種情緒和聯想——好奇、得意、屈辱及憤懣……兩條線索交替並行著，最終交匯在他沉沉墜入的夢境裏：夢中他和戀人同車奔馳在一個奇幻的世界中，車外美麗的幻境不斷變換，而車內則洋溢著青春的萌動與羞澀……可不知怎的夢境忽然變得幽暗而詭異，後來他發現自己竟躺在一個墳墓裏，並且聽到一個絕望的聲音說“不！不！”……直到他在列車上醒來。
我問過外公，那個墳墓和聲音代表什麽。他說代表他對自己原來生活的完全否定。
北平的生活是寂寞的。他白天工作、夜晚寫作，在深夜奮筆疾書之餘抬起頭來，每每被自己映在玻璃窗裏的影像嚇一大跳。他終於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山寺暮》，文筆飄逸，包含著他早年對於社會和人生的種種觀察和思考。他後來把早年的自己描述成一條生活在封閉的池塘裏的魚，欣賞著池塘裏的水草和各種倒影。
蕭乾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刊登了他的文章，二人日後成了終生的朋友。他又非常感謝沈從文，因為沈雖未直接發表過他的文章，卻會介紹到別處發表，還鼓勵他常常修改自己的文字。他說這個鼓勵成了他終生遵守的寫作“準則”。
戰爭年代
抗戰爆發後，他完成了人生的第二次跳躍：加入了一群投奔延安的文學青年。而我的姥姥也正在在這個行列裏。
我沒聽外公親口談起過這段經曆，但我總是想象此刻的他正是《一個人的煩惱》裏的那個劉明。《一個人的煩惱》是外公一生發表過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是他延安時代的作品，但寫的並不是革命戰爭。主人公劉明是一個小職員階層的青年，在抗戰中逃離北平，寄居在武漢親戚家裏，後來又跑到山西去參加抗日宣傳。他生性敏感而患得患失，不合群又吃不了苦，最終放棄了理想準備廢然而返。小說就在這裏戛然而止，劉明便永遠彷徨在了那個小城的火車站上。
我曾經向外公坦白過劉明的性格和內心都很像我，外公說其實劉明某種程度上正是他自己。唯一的區別是劉明將要回到武漢，而外公去了延安。他寫劉明正是為了告別劉明，同過去的自己決裂。
姥姥出身在一個地主或者說小軍閥的家庭裏。她的父親既要麵子又吝嗇，就常常讓自己的夥夫站到身邊充當衛兵。在他的幾位千金裏，姥姥是最柔弱的。據說她童年吃西瓜時不懂得如何吐籽，結果西瓜都被姐妹們搶完了，她還在捧著頭一塊瓜著急。然而文弱如她，卻有真正的勇氣背叛了出身和家庭，與外公走上了同一條道路。在投奔延安的那一群裏，姥姥是男生們的共同追求目標，最終的勝出者自然是外公了。這是聽舅舅說的，我從未聽外公親口講過他的羅曼史。我隻在他的一篇散文裏看到過這樣一段描述：他們躺在黃土高原的山窪裏，敵機從頭頂掠過。姥姥伸出手遮住外公的眼睛，說：你的眼睛太明亮，會被敵機發現目標的。多年後，外公對已經離世的姥姥說：你毫不懷疑你柔弱的雙手能拯救我的生命！比上帝還要真誠。
外公在延安時期任教於魯藝文學係，經受過整風運動的洗禮或者說下馬威。他在延安的“英雄事跡”裏，我覺得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同情過一隻打架時總是鬥敗的小公雞。他發現公雞的氣勢來自於脖子上炸起的羽毛，於是他把大公雞脖子上斑斕的翎毛都拔掉了。再打架時，大公雞失去了炸毛的威勢，小公雞便終於贏得了勝利。
這到底算什麽，革命戰士的幽默感？共產黨員未泯的童心？我也不知道。總之，他的第一個孩子（也就是家母）即將誕生，他覺得該為孩子寫點什麽了，於是就陸續寫了《南南和胡子伯伯》、《大雁和鴨子》和《皇帝說的話》等故事，這就是他寫童話的開始。他從來不自詡為什麽兒童文學作家，然而當代中國文學史最終把他的名字與兒童文學聯係起來，這或許是個偶然，或許是個幸運。但偶然常常蘊含著必然，而幸運又常常預示著不幸。
在解放戰爭中，他奉調去東北解放區擔任《東北日報》的副主編。我對於這一次轉移的零星印象來自於老媽和二姨的敘述：敵機在延安上空盤旋，保育院的孩子們都被裝在驢背兩側的筐裏連夜轉移。如果敵機投彈驚擾了牲口，就可能連驢帶筐一起墜入山溝，聽家母說周揚的幼子就是這樣不幸遇難的。那時候，咱媽正在驢背右側的籮筐中欺負著坐在左邊筐裏的二姨。好笑的是，直到七十年以後，老姐倆寄居在海角天涯的加拿大，依然繼續著她們在籮筐裏的的吵鬧。當時的平津還是國統區，孩子們必須經海路繞道朝鮮，才能去東北與外公回合。
對於外公在東北的工作與寫作，我所知甚微，也不準備去上網查找他在這段時間創作的那些散文與報告文學。因為我想盡量按照一個外孫腦海中的第一印象來寫他。外公說他在東北從未在夜裏兩點之前睡過覺，他一生戒不掉的強烈的煙癮是這個時候開始的，而他那頭原本濃密的厚發也在這幾年掉光了。我猜戰爭年代的工作強度容不得人們關注什麽養腎或者子午流注吧。
建國後
解放後，外公姥姥終於帶著滿口東北話的孩子們回到了北京。我黨剛進城那會兒，隨軍機關一時還沒有分配好單位宿舍。大夥都熱熱鬧鬧地聚居在中南海裏，其中也有外公一家。
聽說有一天孩子們玩耍時遇見毛主席經過，老人家心情似乎不錯，問他們長大了想幹什麽，家母就表示要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過了幾天我二姨又遇到過偉大領袖，還提起了我媽媽，主席說：“就是那個愛吹牛的孩子嗎？”
中南海是個過渡，外公一家終於搬進了北京東城的一座大雜院。這座院子曾被蕭乾稱為“大醬缸”，就是當時的作協宿舍。外公後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任上一直幹到退休，按他自己的話講：他一生當編輯，主要是為別的作者做嫁衣裳，自己就寫得少了。但當時他還是作協書記處的書記，所以也混居在作家當中。
他的散文集《苦澀的無花果》對作協宿舍有著非常詼諧的描述：他在大醬缸裏有過一土一洋兩位好友——洋的就是蕭乾，二人會一起欣賞交響樂唱片，記不得是蕭乾還是他夫人文潔若女士曾在文章裏感謝過這位沒有歧視他們的作家“官兒”；而土者便是大名鼎鼎的趙樹理。
外公說趙樹理那時愛穿一件掐腰高領的女式皮大衣，紅紅的大鼻子從皮大衣的高領裏陶醉地探了出來，像一隻寒風中的老母雞。趙經常不請自來，送貨上門地要求為外公演唱一段上黨梆子。趙又是外公的圍棋棋友，屢戰屢敗，卻越輸越不肯罷手，被姥姥強行製止了，就對姥姥頗有微詞。趙樹理的結局非常悲慘，外公讚揚他是“一位真正的作家”。
但不論“真假”，作家們終於都先後搬走了，有的升遷，有的流放，隻有外公一家在大醬缸裏一住幾十年。到我記事時，四鄰已全部是當年的軍代表或他們的後人。
在那條名叫東總布的胡同裏，每當夜闌人靜，伏案寫作的外公能聽到街上有軌電車叮咚的鈴聲。經曆過半生戰亂的他，在這樣的時刻心裏會油然而生一種幸福感，以為一切可以永遠這樣下去。他親口承認過那時的他甘願為那位偉人去死。
在相對安定的五十年代裏，他最重要的寓言童話，諸如《四季的風》、《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小鬆鼠》、《三隻驕傲的小貓》以及《蚯蚓和蜜蜂的故事》等等，先後問世了。而他所有童話中的代表作，或許當屬《小溪流的歌》與《唐小西在下次開船港》。
《小溪流的歌》與其說是童話，更像一首散文詩。作品沒有太複雜的故事情節，隻是單純地敘述了小溪一路歡歌奔向大海的過程。它一路上克服了重重阻礙，漸漸演變成了小河、大江，最終匯入了大海。無論他變成什麽，無論誰在半路上勸阻或恐嚇他，他都永不停息。
這首歌頌著生命與進步的詩篇，會讓我想起《周易.象傳》裏所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哲人們常思考時光的流逝，而詩人們愛吟詠世事的滄桑。這種生生不已的變化與流動，或許包含著人類對宇宙精神的終極關懷，或許牽涉著人們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那條歌唱的小溪，麵對這永恒的主題卻並無老氣橫秋的沉思與歎息，而是把那些深邃的感慨和思索融化在了單純與快樂的歌聲裏。
《唐小西在下次開船港》則是一個中篇，有著曲折得多的故事情節。它曾被翻譯成數種文字，又先後被改變成過電影和舞台劇，應該算外公童話的巔峰之作了。
主人公唐小西的原型其實就是童年時代的我舅舅。每當他該學習的時候，他就會說“下一次吧”；可一遇到玩耍他的口頭禪就變成了“這一次”。外公決定在童話裏給兒子一個教訓：唐小西的懶惰和拖遝終於氣走了時間小人，時間停止了。他在灰老鼠的誘惑下來到了一個“比好玩還要好玩的地方”——下次開船港。
在這裏他先後結識了小熊、絨鴨子、紙板公雞、木頭人和橡皮狗，大家都是逃學到這裏來的玩具，終於可以永無終止地玩耍了——當然他們玩膩了偶爾也會解一道算術題換換腦筋。他們又遭遇了灰老鼠的壞蛋朋友洋鐵人、白瓷人和直腸子蛇，灰老鼠還在小西的腳後跟上安裝了一條又沉重又愛插嘴說話的影子，用於監視唐小西。
後來，孩子們試圖從壞蛋手中救出布娃娃，故事便在衝突中走向了高潮。當大家帶著布娃娃準備坐船逃走時，才發現所有的船都掛著“下次再開”的牌子，唐小西終於吃到了“下一次”的苦頭，大家都被壞蛋俘虜了。在最危急的時刻，唐小西真誠的懺悔總算喚回了時間小人，時間恢複了流動，嘹亮的鍾聲嚇跑了壞蛋。然後在老麵人深情的笛聲中春回大地……
這原本是一個教育孩子們珍惜光陰的長篇寓言。但那文字的幽默感和詩意美，在五十年代那一片火紅的革命文學中是特立獨行的。
文中不少滑稽的片段都來源於外公的日常生活。比如小西教小熊和絨鴨子算術那一幕：四盤蘋果，每盤兩個，給了弟弟六個，問還剩多少？先是小熊抱怨：“一盤才兩個蘋果，給弟弟六個，那哪兒夠呀！”接著是絨鴨子困惑：“可是，有幾個弟弟呢？題目上沒有說有幾個弟弟。”小西說想解這道題要先明白一個原理，絨鴨子馬上就問：“圓的？圓的什麽呀？”小西為了形象地演示加減法，就在地上畫出四個盤子和八個蘋果，絨鴨子突然大叫：“什麽什麽呀！那個蘋果太大，都快從盤子裏滾出去了。”小西擦掉了六個蘋果，問他們還剩幾個，小熊和絨鴨子一致認為三個——兩個蘋果和一個盤子。小西再次糾正了他們，最後問他們明白沒有。絨鴨子說：“不明白！那剩下的兩個蘋果給誰吃啊？”
外公告訴過我，當年姥姥輔導小姨們做算術確實是這麽辛苦的。
文革
那場史無前例的風暴終於降臨了，無情地衝擊著每一個家庭，衝刷著每一顆心靈，也衝走了外公深夜書齋裏那點小小的幸福感，和那虔誠的膜拜。其實他在文革中的遭遇遠不是最悲慘的，他隻是個小小的修正主義分子。他的一個女兒曾貼過他的大字報，檢舉這位“修正主義老爺”愛貓勝過愛親人，這在日後的父女關係上多少留下了陰影。他的另一個女兒為了表示造反，把家裏的一窩小貓給送走了。這對於一生熱愛動物、愛貓如子的老人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
我在樓適夷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讀到過這樣一個情節：當作家們被紅衛兵批鬥時，身為修正主義分子的外公因為受不了長時間“坐噴氣式”（就是被紅衛兵從後麵反抬雙手，上體保持九十度的鞠躬），主動跪到地上說：“我有罪！我不配站著！”當我向外公核實有沒有這麽一回事的時候，外公沒有直接回答我，但那雙明亮的眼睛卻忽然失去了光彩，表情多少有點尷尬，但更多的是悲哀與失神。
他自己則選擇了一種比較幽默的方式來記載文革：作協的一群紅衛兵“老將”批鬥他一番以後，讓他老實交代有什麽“四舊”。外公如實地供出了他的字畫、唱片和藏書。但是造反派們顯然還不滿意，最後終於按耐不住了：“交代！你有《金瓶梅》沒有？”
原來在五十年代，根據偉大領袖的指示，人民文學出版社曾經影印過兩千冊《金瓶梅》，在年滿45歲的已婚省部級幹部或專家內部發行。外公也有過這麽一張“內部購書證”，但是他沒有買。原因很簡單：他在十三歲的時候，早已經發現並閱讀過他父親精心隱藏起來的《金瓶梅》，而他不願意這個故事重演在自己的孩子們身上。
外公沒有買這本書，不但讓紅衛兵們大失所望，也讓多年後的我有些遺憾——因為我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賈平凹的《廢都》剛剛出版，北大的男生們正在如饑似渴地搜索著《廢都》裏那些下麵標著“此處略去三百字”的小方塊兒……我那會兒如果能亮出一本欽定版帶圖的《金瓶梅》來，在同窗們麵前將是何等風光。看來我們和造反派們也並非那麽不同。
外公被下放到湖北鹹寧的幹校改造，我那已經工作的媽媽下放到天津的農場勞動，舅舅在西北當騎兵，兩個還在上中學的小姨則去了塞北的廣闊天地裏上山下鄉……一家七口人被分散到了祖國的七個角落。到我這個長外孫出生的時候，外公還在湖北勞動。
姥姥終於沒能熬到文革結束，在五十幾歲的年紀便患絕症離去了。她在我的記憶裏永遠是溫柔而臉色蒼白的。正像她年輕時在敵機下麵虔誠地遮擋著丈夫的眼睛，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她仍在默默陪伴、安慰著那個飽受壓抑而個性極強的丈夫。她一生都在試圖以自己脆弱的生命來保護外公。在外公挨鬥的年代，她曾經在外公桌旁的書櫃上貼了一條最高指示：“要相信群眾，相信黨”，意思是提醒外公不要尋短見，可其實她自己也正在單位受著衝擊。心情的壓抑加上生活中的種種坎坷和艱辛，讓她的身體早早地垮掉了。在她病重的時候，外公查考了大量的醫書，最後得出結論：按照目前的科學水平癌症是不治之症。他和醫生交流他對姥姥的病情的研究心得，說得頭頭是道，讓醫生們佩服不已，卻並不能挽留住姥姥的生命。
晚年
當收音機宣告了毛澤東主席的逝世，幼兒園裏的阿姨們趴在桌上、哭得直不起腰來，我們一群小朋友坐在小板凳上傻傻的不知道出了什麽事，猶豫了片刻，終於決定還是跟著阿姨一起放聲大哭。一個時代就這樣結束了。文革的結束，對於我，意味著姥姥的離去，意味著外公的重獲解放和步入老年，也意味著外公的兩個長外孫——我和大表弟——即將進入上學年齡。
姥姥去世七年以後，在一個相對寬鬆了許多的年代，外公終於把要對姥姥說的話傾瀉了出來，匯集在散文詩《啊，你盼望的那個原野》裏。我隱隱地覺得這仿佛是他早年那部《長城旅客夢》的延續，雖然文字要凝練得多。
他又一次同心愛的人徘徊在了一個奇幻的世界裏。他站在亡妻的畫像前（那幅畫是他的親筆作品），準備舉杯祭奠她，然後就進入了心靈深處的一片陰鬱的原始森林開始徘徊。
在徘徊中他和戀人回到了有著酸棗刺、小溪和蝌蚪的黃土高原上，躲避敵機轟炸……
但一會兒愛人忽又躺在臨終的病榻上，念念不忘地向往著一個花的原野……
他終於眼睜睜地看著年老的護士抬走了愛人的遺體，而這又領他憶起了自己母親的葬禮——少年的他提著一個裝載了母親骨灰的磁壇走向墓地，心中感到”她用自己的肉體裝著我，我用冰冷的瓷壇裝著她。那個給予和這個回報是如此不相稱。“他未必相信什麽俄狄浦斯情結，然而此刻他或許已經把一生中最美好、最善良的兩個女性融為一體了……
然後他又來到了一片開滿鮮花的美麗湖沼，但這並不是妻子向往的那個花的原野，而是他們被迫接受勞動改造的鹹寧幹校……
之後幻象終於漸漸退卻，他來到了林間一片長滿蘑菇和野花的開闊地上，他對妻子說：“不必再呼喚你的歸來，你根本就沒有離開。你就在我的身邊，每朵花都可以作證明。”他還說“我們的心很柔和，還要繼續保持柔和。”最後他許諾愛人說“我們正在走向花的原野……”
在文革剛結束的幾年裏，他還寫過為數不多的幾篇童話，如《歌孩》、《沼澤裏的故事》、《不泄氣的貓姑娘》和《浮雲》等等，此後他餘生的文字就基本以散文為主了。或許他晚年那些散文不如他早年的作品更有名氣，我卻覺得這才是他最凝練、最幽默、也最深刻的文字，思想也最為活躍與解放。
在“喝過延河水”的文人裏，外公大概是思想最開放的人之一。當時王蒙的意識流寫法正在文學界引起軒然大波，衛道士們視之為背叛了革命現實主義傳統，外公卻自稱“像一個青年崇拜者一樣”地寫信給他，讚賞他作品中的詩意美。
我在外公八十年代初的散文集裏，還看到過有一篇是賞析高行健的小說《雨、雪及其他》的。高的小說和實驗話劇比王蒙更加前衛、爭議更大，有人以為大逆不道，也有人（包括外公）非常欣賞，而那時還在讀初中的我隻是在望“名”生義地猜想著他有沒有日本血統，和高倉健有什麽瓜葛。但沒有一個人能想到他會在二十年後成為華語世界裏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
外公的那座大醬缸小院裏，那會兒聚集了不少青年作者，儼然一個小小的文學沙龍。當時的陳建功、北島、顧城和芒克等人，都曾經是其中的座上賓。年輕人不光會聚飲，據說有時還打開錄音機跳迪斯科，而他們蹦迪的時候外公也加入過。
同北京大多數胡同和四合院一樣，作協當年的“大醬缸”宿舍也沒能逃脫被拆遷的命運。外公終於搬進了單元樓。因為下樓不容易，他從此更少外出，腿腳越發的不靈便了。但是他的思維依然敏銳，那對雙眼皮極重的大眼睛依然明亮，嗓音依然低沉圓潤，說話依然在娓娓道來中帶著淡淡的嘲諷。他保持著深夜寫作和閱讀的習慣。他讀書極雜，從圍棋棋譜到哲學與佛經，到現代物理學的最新成果，無奇不有。他很少有特別愛看的電視節目，所以大多數晚上他會用那台老式的先鋒音響放黑膠唱片——他最喜歡的作曲家是貝多芬、老柴與肖斯塔科維奇。
他個性中直率而尖銳的一麵越發充分地顯露出來。對於文壇或者政治舞台上的事情，他不再三緘其口。作為政協委員，他為了去政協會議上對三峽工程慷慨直言，一大早就穿好外衣、在客廳裏正襟危坐，靜候出發去會場。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他在所謂“33人簽名事件”中有份——包括他在內的33位學者和作家在一封公開信上簽了名，而他應該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延安老幹部。在那個夏夜的風波平息以後，他對平安歸來的我說：要“善於鬥爭”……
他冷峻的一麵不光表現在思想和學問上，在生活中也處處透露出來。家母在與家父離異多年以後，曾經帶著她的加拿大丈夫回京來看外公。這位六十幾歲的洋女婿在八十多歲的老丈人麵前有點趾高氣揚。外公坐在輪椅裏不動聲色地說了七個字：“可以相見就相見”。媽媽把這半句話翻譯給洋老公聽，那位五大三粗的老外便忽然態度急轉，刹那間變得恭敬和殷勤起來。我至今參不透這幾個字的力量究竟在哪裏，我想外公自有他的氣場和機鋒所在吧。
越到晚年，他看事情越冷、越透，也越淡。他曾經與我二姨長談過一次，其中的一句話讓二姨受益終生，大意是告訴她不要害怕，凡事隻要想透了——想明白發生了最壞的結果又能如何——就無所畏懼了。
他對自己的剖析也同樣冷峻。在最後的年月裏，他一方麵試圖從宏觀的角度來思考宇宙和世界，同時又在冷靜地反思著自己。他的自畫像《...自剖》帶有明顯的沉思和嘲諷的意味。而他的短詩《自題小像》或許可以看作他本人為自畫像所做的注解：
那是什麽
一個影子
一些元素
無意的排列組合
一些塵埃
有意的玩耍嬉戲
這是永遠
永遠消失了的暫時
他的第二任夫人，我的後姥姥，陪伴他共同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二十幾年。不幸的是，後姥姥的家族所遺傳的精神疾患在她晚年忽然發作，令她倍受妄想與幻覺的折磨。也使她無力承擔照顧外公的職責。所以外公生命的最後的幾年光景十分頹唐，健康惡化得非常迅速。我多麽希望他晚年在勤勉閱讀和寫作之餘，能夠更多地外出散步呀！外公父親家的長輩中高壽者甚眾，外公卻終於沒有將家族的長壽基因進一步發揚光大，他還差三個月沒能熬到自己的九十大壽。
他留給世界最後的聲音是這個：
“現在我仍然活著，也就是說，仍在路上，仍在摸索。至於還能這樣再走多少天。我心中實在沒數。
“我僅存一個願望：我要在到達我的終點前多懂得一點真相，多聽見一些真誠的聲音，我不怕給自己難堪。
“我本來就很貧乏，幹過許多錯事。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還看見了歸來的燕子。
“真正的人多起來。他們具有仁慈而寬恕的心，他們有眼淚，但不為自己而哭。
“我仍在路上，不會感到孤單。
“我也不會失落，因為再沒有地方可以容我失落。”
外公和我
其實我第一次寫外公還不是考初中那一次。之前湖南某兒童文學刊物曾上門約稿，邀請外公的第三代們從兒童的視角來描寫這位兒童文學作家。於是正在讀高小的我和大表弟就開始了我們人生的第一次“創作”。當我們拿上初稿去見外公，他一讀到表弟的文章，就立刻撇下一旁的親人與客人，滔滔不絕地為他講評起來了；可是當老人看了我的文章，卻隻是微笑著說了聲“很好”就不再置評。
這當然不是因為我真的寫得那麽好。原來我那篇“大作”從布局到遣詞造句基本上都是家父大人的靈感，外公是老江湖，自然一眼就識破這四平八穩的文字不可能出自小學生之手。而他又要給女婿留點麵子，就選擇了沉默。說來慚愧，這篇童年時代發表在少兒讀物上的作文，是我平生迄今為止發表過的唯一一篇文章，而且全部是家父的手筆。當然那點象征性的稿費也全部進了他老人家的腰包。
我和外公最親密的時代是在兒時，那時還不知道知他是什麽“著名兒童文學家”，隻是無端地喜歡著這個毫無成年人的穩重的、有趣的禿老頭，每周都在盼望著周末去他家玩。他會扮演老貓，來捕捉我這隻小老鼠。但是那隻老貓一點威懾力都沒有，以至於老鼠不但不跑，還會抬起頭來與貓對峙並且咆哮。
又有一次，我把麵條吃的滿身都是，他看到了卻沒有聲張，反而表演起節目來——他讓我扮演外賓，而他扮演記者。記者采訪外賓：請問您為什麽要把麵條掛在身上？是想把中國的麵條帶回去給你們國家的人吃嗎？
他的童趣不但能討孩子們的好，連動物都似乎特別買他的賬。在那所前作協宿舍院裏，有一家鄰居養過一隻名叫廣立的猴子。猴子很凶，曾經把我的紅領巾扯得稀爛。院兒裏所有的居民都怵它，除了外公。有一天我看見外公緩步從屋裏出來，在當院兒莊嚴而洪亮地喊了一聲“廣立”，廣立便乖乖地匍匐在栓它的椅子上，一動不動地等著外公過來為它抓癢。不用說，他對貓貓狗狗是頗有一手的。他的熱愛動物絕非浪得虛名，而他對動物的描寫也大多源於自己的實際觀察和親身體驗。
但這種歡樂的氣氛並不是永恒的。當我年齡漸長、稍微了解了一點他的成就以後，反而與他逐漸疏遠了。這一方麵可能是因為在1980年代的中國，大家太把那種領國家工資的專業作家當一回事了，過分的敬畏讓我很難再以平常心來對待自己的親人；另一方麵，我在十歲那年父母離異後開始隨父親生活，便與母親家的親人來往少了，雖然大家對我們親情如舊。
在外公的女婿中，有某副部長的公子，有某市委書記的衙內，而家父卻是個不折不扣的貧農的兒子——如果不是因為高考得中進了北京，不知道他能否逃脫家鄉父老們在三年“自然“災害中病餓而死的命運。據說家母大人年輕貌美時也曾傷過不少革命文藝男青年的心，但是特殊的時代竟讓她陰差陽錯地選擇了一位鳳凰男，二人造就了兩個時代的怪胎以後就草草地結束了這場畸形的婚姻，留下我和舍妹用半生時間來迷惑不解地苦苦追尋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父親的出身讓我在懂事後有了自卑感，而母親的身世則從另一方麵造就了我的人格分裂。這種分裂越強，我的自卑感就越強。
在家族的聚會中，我開始不自覺地把自己當成一種“外戚”（”外戚”的本意是指皇後的娘家人，但我覺得這兩個字的錯用與借用能特別生動地表達我的感覺）。外公有許多品德和才能我都沒有繼承，但我顯然繼承了他的過敏與多愁善感。
我們不再表演那些童年的節目，再沒有幼年的那些遊戲。當然這不光是因為心理上的疏遠，也是因為我的年齡漸長，興趣和注意力都改變了。
進入中學以後，我們的話題開始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我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向外公係統地討教過文學。不過，他根本不鼓勵他的後代們吃文學這碗飯，他會說：“我希望你做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最為吊詭的是，在我高二麵臨文理分科的時候，他明確地主張我選擇理科。
他自己是個雜家。他的興趣遠遠不止步於文藝和社科的領域。他在八十年代的中期試圖理解相對論，這對於一個沒有高等數學基礎的老人是何等的艱辛！但是他對科學的熱忱令我受益終生。他曾經向我談起過物理、數學與音樂的關聯，說無論在理論物理還是音樂中，都有著某種美學上的對稱性。我當時聽得似懂非懂，但在日後漫長的年歲中，無論寫詩作文，還是在設計電腦程序時，都在有意無意地照顧著結構上的對稱。我發現每當我打破了這種前後呼應的對稱，程序十有八九會出問題。
廣泛的興趣離不開廣泛的閱讀。他曾告訴表弟說：一個人讀二三百本世界名著是起碼的。非常慚愧，我讀過的中外名著大概連二三十本都沒有。這是一個遺憾，但也給了我盼望和目標。
他的閱讀不但範圍很廣，也很深入。上初中時，我剛學到一點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就急忙拿來分析各種社會現象，那感覺就像是掌握了一種很酷的新式武器，在外公麵前好不得意。而他隻是笑笑，沒有正麵評價我那些宏論，卻告訴我他在文革中把整部《資本論》反複讀過五遍。言下之意是：對於我誇誇其談的那些理論，他更有發言權。
外公的書房和臥室裏堆滿了書籍，和各地編輯部寄來的大大小小的刊物。我們在小學時代喜歡從他家“順”走各種少兒讀物；中學以後，他卻不時會主動塞給我們一兩本他認為對我們有用的書。外公送給我的最後兩本書，一本是凱撒的《高盧戰記》。另一本是奧維德的《愛經》，是這位古羅馬詩人寫給青年們的戀愛指南。這本指南非常實用，但它比王婆的“潘驢鄧小閑”之類要高尚的多。受過了這部古書的熏陶，我常會歎息當今小鮮肉們撩妹技巧之拙劣，不時替他們捏上一把汗，深感不讀書害死人呀！
外公偶爾也會談到文學，但可惜這樣的機會對於我來說太少了。他有一個從未公開發表過的理論，就是認為一個人寫作水平的發展要經曆三個階段，即：歎號階段、逗號階段和句號階段。他沒有明確地界定每個階段的內涵與特征。隻是說當一個小學生寫“今天的天氣多好呀！”這屬於歎號階段。他又說當時正在上初中的我屬於逗號階段。我問他句號階段是否就是句號多逗號少，他未置可否。
讓我跌破眼鏡的是，他還說劉白羽先生的文章尚在歎號階段。劉先生的《長江三日》儼然是新時期革命文學中的美文典範，所以我乍聽到外公這個評價著實嚇了一跳。因為老人一生謹慎，從不議論別人。我偶爾向他打聽過一些知名作家的傳聞，他雖是知情者卻永遠守口如瓶。唯一的例外似乎就是劉先生，外公毫不掩飾對他的看法。個中到底有什麽過節與是非，就不是本文所欲探究的了。但既然二位均已作古，我想不妨如實記載一下外公的這個言論。
總之，後來我寫文章時，開始留心盡量把逗號改成句號。但我猜想：如果一個人的文字沒有真正達到簡潔凝練的地步，強行修改標點是沒用的。
我大學畢業那年不但告別了校園，也告別了生我養我的那片土地。走前最後一次去看外公，他問我出國後的發展方向是什麽，我答不上來。他就告訴我不必急於定型。他鼓勵我繼續保持廣泛的興趣，探索世界、發現自己。他送給我的最後兩句話是：
誌在四方
不忘中國
我與老人家從此各自天涯，約有十年之久。當外公最後一次被送進ICU的時候，我在地球的另一麵開始了禁食禱告。禁食持續到將近一周時，因我出車禍而終止了。差不多就在外公的彌留之際，我也正坐在急救車上奔向地球背麵的另一個急診部。我終於沒能去參加外公的追悼會，聽說會場裏播放著他生前最愛的貝多芬第三交響曲——而我這個外戚，終於是外戚。
外公走後，他的親友同事中提筆回憶他的不少。我幾次試圖寫點什麽紀念他，心裏卻每每冰冷而梆硬，怎麽也寫不下去。又過了幾年，我偶然到了瑞士的日內瓦，忽然夜夢外公。夢中的他清晰異常，年輕而俊朗，正在向我和朋友們談經論道……我至今不明白為何在此時此地夢見他——是因為早上拜謁了盧梭故居？還是因為下午參觀了約翰.加爾文的寶座？可外公從未和我談起過這兩人。加爾文曾被馬克思稱作“新教的教皇”，或許他代表了外公那個時代的嚴酷與迫害？而盧梭代表著他的柔弱與敏感？這是生搬硬套，我完全不明白為何在日內瓦回想起外公。但無論如何，我那顆冰冷而封閉的心忽然打開了，回憶和淚水重新找到了我。
如今又是多年過去了。在這另一個晚上，在寒冷幽暗的夜海的底部，我的心忽又柔軟。我想這正是我與外公的心靈冥合的契機。親愛的外公，讓我繼承你的柔和而擺脫你的軟弱，讓我繼承你的深刻卻脫離你的尖刻，讓我繼承你的豐富又沒有你的複雜，讓我擁有你一切的美好但不要你的名聲與成就……親愛的外公，我一生以你為自豪，渴望與人分享你，但越渴望就越發不敢和人談起你，因為我的分裂，因為我的驕傲與自卑……親愛的外公，當年你寫劉明是為了告別他，我此刻寫你也是為了告別你，從今以後我再不寫你——不是因為怨你，正是為了愛你——或許當我終於走出你的陰影，才能真正回到你的懷抱，像我嬰孩時那樣。從今以後，我再不提你，直到我們重逢在另一個時空，無論天堂還是地獄——你脫離了你的複雜與矛盾，而我擺脫了我的分裂——我將重新踴躍展顏於你的懷中，聆聽你新的旅途見聞。
嗚呼，魂之安息！我親愛的姥爺，你是我的外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