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鄧小平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

第一次聽到凱恩斯的名字及讀到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還是“文革”時期。那時我年少失學，待業滬上。雖然青春時光，但是境遇狼狽。舉目四顧，黑夜沉沉；翹首遙望，前程茫茫。有時思前想後，難免憤憤不平地、相當幼稚地將社會弊病和個人遭遇，統統歸咎於當時“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位與我同樣心懷不滿、且同樣不懂經濟學的朋友，一日突然相告：西方有位叫凱恩斯的經濟學家駁倒了馬克思！我聞言怦然心動，情馳神往。所以，當我費盡周折，最終借到一本凱恩斯的《通論》時，一陣“反革命”竊喜，湧上心頭 （1）。

三十二年，彈指一揮。中國大地早已發生了翻天複地的變化。凱恩斯《通論》中有關“有效需求”、“赤字財政”的論述，早已忘得一幹二淨。但是，三十二年的歲月，卻無法抹去《通論》最後一章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在凱恩斯題為“通論導致的社會哲學”這章中，最被人廣為引用的名言，要算那句：“經濟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遠比人們估計的影響深遠。其實，真正統治世界的就是這些思想”（2）。然而，在這些統治世界的“思想”中， 究竟哪些細節撥人心弦、使人頓悟、激起一輩子的共鳴，卻可能因時因地因讀者而異。對我這個“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文革”待業青年來說，當時真正令我心動使我折服，以至三十二年而不能忘卻的，是包含了下麵兩層意思的一段話。

 

在第一層意思中，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在於這種製度允許人們追逐金錢。隻要存在發財的可能，就不僅能刺激人們從事有價值的活動，而且能減輕人性中其它更危險的衝動。如果不讓人追逐金錢，更多人就會追逐權力。與其讓某些人成為統治人民的暴君，不如讓他們成為統治自己銀行存款的富豪。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和市場經濟製度，正是在“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市井喧囂聲中，為人性的欲望和衝動提供了一個紅塵滾滾的舞台，開辟了一條相對安全的宣泄渠道。

 

凱恩斯的第二層意思是：雖然我們需要一個允許人們追逐金錢的製度，但追逐的金額不能過高；雖然我們需要追逐金錢的遊戲，但遊戲結果導致的利害得失 (stake) 卻要盡量降低。換句話說，雖然我們需要資本主義的賭場，但賭注卻要減小。賭注大小是習慣，而習慣則可以引導和培養。當人們習慣後，小賭注照樣能保持和刺激遊戲的興趣，卻不會產生大賭注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3）。 亞當 ^· 斯密“看不見的手”，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資本主義的龐大賭場。但賭注大小，卻有賴於人為設計。

 

鄧小平的改革，做到了凱恩斯上述第一層意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石破天驚地在世界的東方，一夜間聳立起一座“具有中國特色”的賭場。在中國共產黨的鐵腕領導下，短短十幾年間，中國人民在這個賭場中，展現出驚人的潛力，創造出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特色的“追逐金錢”遊戲，不僅創造了經濟繁榮，而且創造了政治穩定。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兩位數年增長，之所以能在沒有大規模街頭抗議的環境中實現，“賭場”和“遊戲”功不可沒。

 

西方學者和媒體在評論中國當前的繁榮和穩定時，普遍地犯了一個方法論上的典型錯誤。即他們把兩者的“相關”關係 (correlated) ，誤解成了“因果”關係 (causal) ，而忽視了兩者同是第三個變數 (a third variable) ，即“賭場”和“遊戲”的產物和結果。基於這種誤解，他們常常杞人憂天地預測中國下一輪的“動亂”。他們認為，中國政府當前的統治合法性 (legitimacy)， 主要建立在經濟的高速增長上。 因此，經濟增長的減速，就意味著街頭抗議的開始。他們完全忽視了在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的背後，存在著一股共同的強大力量，存在著一個資本主義的“賭場”和全民參與的拜金“遊戲”。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僅沒有促進“穩定”，相反，在某種意義上，還是“穩定”的不利因素（4）。真正在中國促進“穩定”的，除了其他原因外，是“賭場”和“遊戲”造成的人們心理的改變。資本主義的“賭場”和追逐金錢的“遊戲”，在過去十多年間，徹底改造了中國人的精神狀態，改變了他們的政治文化和價值標準。在毛澤東時代，什麽是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最高夢想？是政治上的高升。這種夢想和封建時代相差無幾，盡管一個表現為“金榜題名”，一個表現為“入黨提幹”，但其終極目標，都是入朝做官。因此，當年的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不管人們是否喜歡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成功的典型。他們當年的地位和產生的社會效應，和比爾 ^· 蓋茨在今天中國年青一代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不相上下。

 

當我“文革”讀凱恩斯時，耳畔經常縈繞的，是收音機裏播送的中共中央全會公報，以及那後麵一遍遍重複的中央委員們的名單。這些名字，每個中國老百姓耳熟能詳，猶如今天的歌星、影星、球星一般。但和影視明星不同的是，這些名字不僅耀眼，而且威嚴。聽著它們，你會感到金鑾寶殿的存在。他們那麽遙不可及，卻又那麽近在咫尺。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政治文化氛圍？今天的中國，似乎已與這種政治文化相隔了幾個世紀。今天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中共中央有多少委員，姓啥名誰？今天，與跨國公司和富比士中國排行榜相比，中共中央委員的名單，顯得多麽落伍，多麽蒼白。這種老百姓價值標準和政治心理的變化是好是壞，可以見仁見智。但畢竟一個王洪文倒下去，千百個周正毅站起來。周正毅是否比王洪文更好無關重要，重要的是周正毅能有“千百個”，而王洪文隻能有一個。更重要的是，周正毅比王洪文離“富豪”更近，卻離“暴君”更遠。正是這種千百個周正毅取代一個王洪文的曆史變化，標誌著中國社會非政治化和價值多元化的偉大進步。而後者才是促進中國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5）。

 

鄧小平的改革，沒有做到上述凱恩斯的第二層意思。不僅沒有做到，而且在無意中反其道而行之，將凱恩斯欲加避免的狀況推到了極端。鄧小平是革命家。雖然在其晚年通過“改革開放”，他實際上在中國實行了社會改良；通過“四項基本原則”，他實際上在中國反對並製止了革命。但終其一生，鄧小平都沒能真正擺脫從少年時代便投身其中的那場革命對他的影響。因而，從總體上講，鄧小平始終是一位自覺的革命家、政治家，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鄧小平的革命家本色，在其晚年也時有流露。譬如，他提倡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他講過“反圍剿都不怕，還怕物價改革嗎”之類辭不達意，不知所雲的外行話。鄧小平的“改革”，是一場革命家倡導的社會改良，政治家操縱的經濟發展。這種固有的矛盾，使鄧小平的改革，一方麵在客觀上把中國逐漸引向遠離革命的彼岸，另一方麵卻又在實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有革命的缺陷和痕跡。

 

作為政治家，鄧小平高屋建瓴，胸有全局，當機立斷，沉著堅定。作為革命家，鄧小平臨危不懼，處變不驚，無所顧忌，永往直前。鄧小平的這些特點，使他能在曆史的關鍵時刻，力挽狂瀾於既倒，扭轉乾坤於瞬間。這些特點，對實現凱恩斯的第一層意思，即從無到有地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的賭場，意義重大。但要實現凱恩斯的第二層意思，即恰到好處地在賭場中減小賭注，鄧小平的這些特點卻毫無用處。因為，要實現凱恩斯的第二層意思，需要的不是勇氣和無畏，而是設計和知識；不是意誌和魄力，而是細膩和耐性。這裏不需要“舉重若輕”。恰恰相反，需要的是“舉輕若重”。總之，實現凱恩斯第二層意思所需要的一切，恰恰都是鄧小平的弱項。

 

鄧小平蓋棺定論的正式頭銜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顧名思義，中國官方的意思，自然指鄧小平是最好的設計師。當然海外也有人故意唱反調，說鄧小平是最壞的設計師。其實兩者同樣錯誤。因為鄧小平從來不設計，也從來不屑設計，所以根本不是設計師。對“改革開放”，鄧小平究竟設計過什麽呢？他在“改革開放”中的一係列指示，大多都是英文中所謂 “ad hoc” 式的講話，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改革初期，鄧小平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講過“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這可以看作是決心、是氣勢，但決不是設計。否則，世界之大，何以偏偏要“造”香港？港英殖民下的香港，究竟有什麽世界之最？若真是“設計”，就要考慮“法乎其上，僅得其中；法乎其中，僅得其下”的道理。可惜，“君無戲言”，有人偏偏將這當作設計，於是“港氣”南來，“港風”北漸，以至廣東國語，竟領一時風騷。貽禍後世，使中國的大眾文化如電影電視，傳染上港式“武打”和台式“愛情”的陋習；使社會生活中彌漫著“港風港氣”，於今為烈，揮之不去（6）。“南巡”途中，鄧小平放話：“誰不改革誰下台”，“姓社姓資，不許爭論”。這可看作鐵嘴定案、軍令如山，但不能看作是設計。若是設計，就要鼓勵爭論，就要有真理越辯越明的氣度。豈可仗勢壓人，不等對方把話講完，嘎然中止，宣判定案（7）？“六四”以後，鄧小平寄厚望於上海。提出上海要“一年一變樣，三年大變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這種時不我待急功近利思緒的鼓動下，全國大興土木，遍地政績工程。確實，世界上還有什麽比造房子更能滿足“變樣”的要求？教書育人不能“一年變樣”，清除腐敗不會讓夜上海華燈齊放。可惜，這種“變樣”同樣不是設計。如果這也算“設計”的話，那麽美國的“拉斯維加斯”，豈不成了聯合國“科教文”的社會發展典範？

 

眾所周知，鄧小平的政治哲學基礎，是“白貓黑貓”加上“摸著石頭過河”。而這兩者，恰恰是“設計”的否定，是“設計”的正向反對。中國政府在萬千溢美之詞中，偏偏選中“設計師”一詞贈予鄧小平，實在匪夷所思。其實，對鄧小平來說，本有不少讚美之詞，可以當之無愧。例如，“改革開放的倡導者”，“精明老練的政治家”等等，都不失為恰當的評價。縱然缺乏想象，因襲守舊，總還有“人才難得，綿裏藏針”的遺訓。謹從先帝教誨，應也不失中肯。如今，偏偏將一頂“總設計師”的桂冠，強加給從不設計的鄧小平，哪壺不開提哪壺，指著和尚罵賊禿，聽著就像別有用心的諷刺。

 

鄧小平的不設計，並非純粹的壞事。鄧小平真的搞起設計，恐怕反倒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喪失了自己的政治個性。在中共的領袖圈中，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性格，形成鮮明對比。鄧小平“舉重若輕”，周恩來“舉輕若重”；鄧小平高屋建瓴，周恩來精於設計。但“文革”後，如讓周恩來主政，他恐怕難以象鄧小平那樣，在萬千頭緒中快刀斬亂麻，毅然決然地踏上“改革”的不歸之路。因此，要完成凱恩斯的第一層意思，要在中國創建資本主義的賭場，鄧小平是遠比周恩來合適的人選。

 

但是，當資本主義的賭場在中國一經建立，鄧小平沒有“設計”的缺陷，就日益暴露出來。今天中國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搞資本主義而沒有設計。就是因為沒有設計，而導致賭局的“賭注”太大。中國資本主義的問題，不是沒有活力。而是為了喚起這種活力，付出了不必要的代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市場經濟，不是沒有自由。而是這種自由，心中沒有信仰的靈光，身外缺乏法律的框架。中國特色的追逐金錢遊戲，不是不夠刺激。而是這種刺激的程度，常人無法承受，一旦閃失，後果不堪設想。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商場上的江湖險惡、刀光劍影，都日益向人們表明，在鄧小平的賭場裏，玩的其實不是輸贏，而是身家性命。

 

中國當前的許多焦點問題，似乎都與“賭注太大”有關。例如“兩極分化”，如果在“改革”初期，就能有所“設計”，就能盡量減小“賭注”，那麽今天的中國，雖然“分化”依舊難免，“兩極”卻可能縮小距離（8）。再如“腐敗”，雖然減小賭注不能消滅腐敗，但也能減輕其程度。至少不會讓“警察開妓院，醫生賣假藥”這類事，發生在“以德治國”的土地上。不會讓“教育產業化”這種聞所未聞的新興產業，在“三個代表”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年頭，掛牌上市，擇吉開張。

 

“六四”前，曾有人提倡用“高薪養廉”的辦法，杜絕官員腐敗。十多年後，官員的薪金翻了幾番。但同期，官員的腐敗卻翻了幾十番。以至在任何一本中國的就業指南裏，政府公務員都成了炙手可熱的職業。為何“高薪”在中國不能“養廉”？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的“賭注”太大！賭注一大，紅塵滾滾，春光無限。外麵世界太精彩，就必定有人不甘寂寞，鋌而走險。在“一夜暴富”的故事甚囂塵上的環境裏，誰能耐住寂寞，安得清貧？在“國資”可以流失，“國企”能夠改姓的現實中，“高薪養廉”無非杯水車薪，揚湯止沸。就是整個國庫傾其所有，全部“養廉”，恐怕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頭還是落個國企改革“吳邦國（無幫國）”，反腐倡廉“尉健行（未見行）”。

 

此外，“賭注”太大還有個與眾不同的特點，那就是輸贏雙方都不喜歡它。它與“兩極分化”不同。“兩極分化”隻使不幸分成“改革代價”的一極怨恨。而有幸分到“先富起來”那極的，卻感到十分滿意。它與“腐敗”也不同。“腐敗”隻使腐敗的受害者憤懣，而“腐敗”的受益者，如從事“教育產業化”的專家，卻感到生逢其時，如沐春風。“賭注”太大卻不一樣，它不僅使輸者絕望，還使贏者恐懼。輸者絕望，是因為幾乎沒有翻本的機會。贏者恐懼，是因為輸者絕望。贏者的心理，就像一個爬得高而怕摔得重的冒險家，終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舉個不精確的例子，如果一個人的收入是社會平均水平的十倍，他本可以生活得舒適並且安心。但如果他的收入是社會平均水平的一百倍甚至一千倍，他的舒適程度增進有限，但卻可能失去安心。因為，任何社會都很難為這種“懸殊”作出道德辯解，每個公民都可能對贏者的“幸運”提出質疑。這就是為什麽從亞裏士多德開始，“兩極分化”曆來被視為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如果這種分化發生在社會變革和法規不健全的條件下，並完成於相當短的時間內，則加倍糟糕。這不僅因為時間越短，賭注必然越大。而且因為整個分化過程，在一代人的眼皮底下完成，因而在同一代人的記憶中形成強烈反差，格外觸目驚心。

 

其實，贏者往往也是“賭注太大”的受害者。在中國政府每年懲處的“貪官”中，在不時傳來的被仇殺的“大款”裏，不少其實也是變革時代的犧牲品。他們都是凡人，並非三頭六臂，青麵獠牙。在他們的故事中，同樣包含著委屈、無奈和不幸。他們雖然曾是變革的得益者，但他們既不決定變革的方向，更不左右遊戲規則的製定。某種意義上，他們其實非常可憐。他們是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了突如其來的中國資本主義大潮中。在既定的時間條件下，在浮躁不安的社會風氣中，在別人劃定的跑道裏，身不由己地加入了“先富起來”的賽跑，對前方究竟是禍是福，茫然無知。

 

如果“賭注”不是太大，這些“貪官”“大款”們，也許不至於有牢獄之災，殺身之禍。如果“賭注”不大，他們也許會三思而行，也許能退步抽身；他們也許會有回旋餘地，也許能對命運多些把握。可惜，他們參與的是一場類似革命的改良，變數之多，前程難測；他們加入的是一局不能脫身的豪賭，賭注早已確定，中途不許退場。這種自己無法決定江湖進退的局麵，恰恰是當今中國資本主義的險惡所在。正因為“賭注”太大，一旦下海，便無回頭之路。不作座上客，便為階下囚。所以為求自保，隻能繼續為惡。正像一個違反交通規則的人，不會想到持槍拒捕。而一個命案在身的要犯，卻隻有頑抗到底一樣。所以，今天中國的富豪，與比爾 ^· 蓋茨的真正區別，不在於錢的多少，也不在於擁有技術的高低。而在於比爾 ^· 蓋茨的口袋裏，不會藏有外國護照，隨時準備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正因為鄧小平的改革是一場類似於革命的社會改良，所以這種改良處處呈現出革命的缺陷和痕跡。當鄧小平的改革在完成凱恩斯的第一層意思時，它確實帶領中國開始了逐漸遠離革命的行程。但是，當鄧小平的改革做不到凱恩斯的第二層意思時，在這一行程的時間隧道裏，又處處呈現出時光倒流的景象。其實，在任何社會裏，隻要“賭注”大到一定程度，經濟問題都會變成政治問題，經濟矛盾就必須用政治手段加以解決。遺憾的是，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經濟利益衝突，正在當今中國的舞台上反複上演（9）。

 

如果說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的社會變化，可以用“一個王洪文倒下去，千百個周正毅站起來”的比喻加以概括的話。那麽，不幸的是，在“賭注”太大的環境中，周正毅身上就會殘留王洪文的影子。周正毅的商場，就會更象你死我活的戰場。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那麽中國的改革，就會真被鄧小平不幸言中，變成了“第二次革命”。今天，周正毅們正在被冊封為中國的中產階級。但是，中產階級不是綠林好漢。中產階級不會動不動“向錢看人生豪邁，大不了重頭再來”；中產階級不會像黑社會老大般勾結權貴，網羅門客；他們更不會隨時準備“今為座上客，明作階下囚”。

 

中國資本主義的“賭注”之所以太大，關鍵是對人性缺乏認識。毛澤東和鄧小平是在兩個相反的極端上誤解了人性。毛澤東的“一大二公”，是想有意識地改造人性。鄧小平的資本主義，卻是在無意中放縱了人性。凱恩斯站在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提倡管理人性。所謂凱恩斯的“兩層意思”，其實隻有一個中心：那就是對人性的認識，就是如何區別“改造人性”和“利用人性”的不同，如何平衡“放縱人性”和“管理人性”的利弊。如何減小中國資本主義的“賭注”，是擺在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麵前的課題。隻有減小“賭注”，才會有“和諧社會”，才能獲得“可持續的發展”。中國新的領導人，不再需要鄧小平的魄力和手腕。但是他們更需要知識，更需要設計。隻有當中國的政治家離革命越來越遠，中國的周正毅們，才可能離“叢林”越來越遠。對中國期待中的“和平崛起”來說，千萬個正人君子的周正毅，會遠比夜上海的燈火闌珊和北京城的“奧運” 情結更有意義。

 

 

 

注釋：

（1）    凱恩斯的批判對象並不是馬克思。恰恰相反，他的批判對象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他隻是在批判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同時，順便從馬克思手中拯救了資本主義。所以，我之“文革”讀凱恩斯，純屬歪打正著。記得對《通論》的書名，曾頗感失望。什麽“貨幣”、“利息”，猶如商人的賬本。哪象羅斯托的《非共產黨宣言》，旗幟鮮明，立場堅定（見 Walt Rostow,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沒想到“文革”後，作為《世界經濟導報》記者，我有緣采訪了羅斯托。更沒想到，當時作為總理的趙紫陽，居然在講話中援引了那篇報道。對一個在“文革”中偷看禁書的人來說，這真恍如隔世！但是，這其實隻是一個偉大進程的開始，是整個中國社會非政治化過程最初的艱難起步。在這個進程中即將扮演主角的，是“六四”後的全民經商大潮。而與這個進程相反，“六四”時的學生運動和天安門絕食，卻是我當年誤讀凱恩斯、錯愛羅斯托的情緒，在年輕一代身上更任性、更勇敢、雖驚天動地卻可能注定為最後一次的表達。

（2）    Keynes, John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p. 383.

（3）    Keynes, John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p. 374.

（4）    如果單純經濟增長就能促進穩定，那就不會有“拿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更不會有“六四”的學生運動和天安門絕食。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史，恰恰是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間存在線性關係的證偽。

（5）    一個社會“夢想”的變化，其實最敏感最生動地體現在年輕女性的擇偶標準中。中國女性的擇偶標準，從“文革”中的政治上要求“黨團員”，到如今的“跨國婚姻”、二奶三奶，其間曆盡多少世俗冷暖，人間滄桑，難以一一追記。但女性擇偶標準的千變萬化、峰回路轉，縱然水性楊花，畢竟無比生動地反映了中國近三十年來的世俗變遷和社會沿革。

（6）    記得九十年代回上海，在一家酒店的廁所裏，見位五十多歲的中年人，神情窘迫而謙卑的站著。初見十分驚訝，後來才知道，他的工作是伺候如廁者洗手，做開水關水及其它雜役。我在美國多年，從未見識過在廁所裏，居然能玩出人伺候人的把戲。後經人指點，方知這是香港進口的港式享受。從這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的具體含義。跨入本世紀，這種港台式享受，更是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諸如洗頭、踩背、足浴，遍布上海大街小巷，幾成遊客的一道風景線。幸好鄧小平沒有信口開河，說在內地再造幾個“曼穀”。否則，“人妖”表演一定作為人類最先進文化的典型，翩然加入了“三個代表”的莊嚴行列。

（7）    所謂“不爭論”，其實是知道自己“姓資”。否則，以當年親赴莫斯科，舌戰赫魯曉夫；坐鎮北京城，督辦“九評”雄辯的經曆，一定老當益壯，不致臨陣怯戰。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確實目光如炬。所謂“走資派還在走”的評語，經過實踐反複檢驗，不能說“一句頂一萬句”，但至少一句頂一句，字字是真理。

（8）    中國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相當具備科學的“理性”精神。對平民苦難、人間不公，異常冷靜。據他們研究，兩極分化是社會轉型時期，不可避免的“陣痛”。這些經濟學家，學問一定極好，因而在“轉型”年頭，不曾“轉” 去“陣痛”一邊。或者，他們的學問，本來就為“陣痛”鳴鑼喝道，推波助瀾，是“陣痛” 的幫凶。現在，他們不僅不“痛”，而且忙於在“陣痛”中收獲。用他人的“陣痛”，分娩自己的功名。但是，隻要他們的學問及其研究，還不好意思發明“陣痛”必須越痛越好，那麽凱恩斯關於“減小賭注”的話，就對他們同樣適用。

（9）    這種舞台劇，需要話分兩頭，各表一方。一方麵，它在中共上層表現為政治鬥爭的經濟化。現在，對付政敵的有力武器，不再是“走資派”、“自由化”等政治帽子。而是貪汙、行賄、瀆職等更與“世界接軌”的新罪名。另一方麵，它在民間又表現為經濟利益的政治化。這種表現的特征，就是錢權交易，官匪一家。文中的周正毅們，指的就是後一種現象。

 

 

陳翰聖，2005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