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紀思道 (Nicholas Kristof) 最近重訪中國，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係列有關中國的報道和評論，讀來饒有興趣。紀思道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交時的駐華記者，因而有緣躬逢“六四”。“六四”後在海外媒體一片“血流成河”聲中，他有關“六四”傷亡的報道卻比較冷靜。他後來曾因對“六四”的報道而獲新聞“普利策”獎。聽朋友講，他曾戲言全世界“六四”受益者隻有兩位，他是其中之一。
事隔十五年，再讀紀思道有關今天中國的報道，不禁有滄海桑田，換了人間的感覺。這次在北京采訪“民主”和“新聞自由”，紀思道已不必去天安門廣場，而隻需坐在計算機前進入互聯網的聊天室。據他了解，中國目前擁有七千八百萬網民和兩億五千萬手機用戶。他上網時，新當選的溫家寶總理正在美國訪問。他連續三次企圖用中文在中國網站上貼出一則有關溫家寶訪美的短訊。第一次他寫道：“為什麽溫家寶不管國內的嚴重問題，而去給帝國主義者磕頭”？ 短訊被禁。第二次他稍加修改，短訊依然被禁。第三次他這樣寫：“溫家寶訪美相當成功。但當國內麵臨失業等嚴重問題時，他在國外浪費了太多時間。”這次短訊成功貼出。紀思道認為這是胡溫當政後中國的巨大進步。因為這是中國政府自八十年代以來第一次允許公開批評國家領導人，雖然這種批評仍需用中國新聞特有的“擦邊球”技巧。
在這篇刊於紐約時報的英文報道中，“擦邊球”三字用的是漢語拚音。大概紀思道還記得八十年代末去上海訪問“世界經濟導報”的舊事吧。正是那個多事之秋的一天上午，在“導報”故總編輯欽本立與他的會麵中提到了這三個字。從此，“擦邊球”三字通過紀思道的筆走向世界。我從來不太相信靠“擦邊球”能打出一個世界冠軍，但也從未料到當“擦邊球”三字在紐約時報刊出之日，便是“導報”危機四伏，英雄末路之時。
這次從上海發出的報道，紀思道談的是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民族主義情緒。他認為中國作為崛起的大國，軍事戰略相當謹慎，正在國際事務中日益起著建設性的作用。相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卻遠為可慮。他舉出的例子有中國網民對美國“九一一”的反應，以及中國媒體對日本人在珠海集體嫖娼事件的報道。麵對中國成千上萬的妓女，他認為後者頗為虛偽。
我想問題不止虛偽。我們不妨將事情作另一番設想。譬如，日本來華的不是“集體嫖娼”，而是“集體走私”、“集體販毒”、“集體洗錢”、“集體行賄”團，結果怎樣？交易雙方能聽憑輿論宰割？輿論能一臉正氣，窮追不舍？如若不是，“集體嫖娼”，錯就不在嫖娼。因為法理也好道德也罷，嫖娼不比販毒行賄更罪不容赦。“集體嫖娼”錯更不在集體。集體必人多勢眾，法不責眾，何罪之有？“集體嫖娼”的真正錯誤，是日本男人尋歡的中國妓女的無權無勢。錯在她們都“集體”地、無一例外地屬於中國的弱勢群體。弱勢而有錯，色情而裏通外國，打著燈籠找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此時不施行“輿論監督”，甘當“人民喉舌”，中國新聞界難道還能“激揚文字，指點江山”，寫出中國的“水門事件”？
另有一說：日本人不該在“九一八”紀念日來華尋歡。但考慮到目前繁榮“娼”盛的國情，我們能否反求諸己？譬如，籲請全國人大公開立法，明令天下：凡逢國恥紀念日，如甲午海戰、辛醜條約、七七事變、八國聯軍，全國所有發廊、酒吧、桑拿、按摩、夜總會、三溫暖、街頭流鶯巷尾暗娼，統統停業一天，以示臥薪嚐膽，以昭毋忘國恥？
與“集體嫖娼”類似的還有女演員趙薇穿日本國旗裝一案。記得當時不僅輿論群情激憤，同仇敵愾；還有壯士挺身而出，潑糞示威。幸好中國是禮儀之邦，法治國家，並且“穩定壓倒一切”，趙薇才免被亂石擊斃，吐沫淹死。但最終還是不得不向國人道歉了事。
我始終不懂趙薇何“歉”可“道”？中國沒有憲法第一修正案，不能侈談趙薇有否穿衣的“言論自由”。但是，查遍黨紀國法、紅頭文件、四書五經、馬恩全集，上窮碧落下黃泉，恐怕也找不到穿日本國旗，便是漢奸賣國賊的根據。若穿日本國旗事涉國家安危、民族存亡，痛心疾首者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例如，重金延聘日本藝人，著中國國旗登場助戰。以愛國者的慷慨激昂、中國政府的“綜合國力”計，這點應該不難做到。果真日元貶值、東京地震，豈不兵不血刃稱雄亞洲，輕而易舉“和平崛起”？
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因而民族主義情緒備受外界關注。紀思道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政府對青年的教育有關。我不太相信中國政府在青年中有如此高的號召力。中國政府曾經有過這種號召力。它始於1949年大多數中國公眾“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日，終於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中期。從“文革”結束到1989年6月的十多年中，中國政府處於摸索階段，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找一套新的統治方式。“六四”開槍最終確立了這套新的統治方式及其遊戲規則。這套遊戲規則的具體內容遠超出本文範圍。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決不建立在“號召力”之上。所以，我不認為中國政府有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能力。今天西方有人指責中國政府煽動民族主義，正像當年中國指責美國政府煽動1989年中國學生上街一樣，都是基於同樣的誤解。
近年來，我更相信中國政府失去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意願。“六四”剛過時，中國政府曾有過這種意願。但隨著鄧小平南巡開始講述“春天的故事”，這種意願早已束之高閣。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希望中國民富國強，但民富國強對毛澤東來說是手段，對鄧小平而言卻是目的。毛澤東要通過民富國強而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否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鄧小平卻隻求在現存秩序下完成民富國強，不惜“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體現在國際戰略中，雖然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說“不稱霸”，但毛澤東的“不稱霸”是有霸王之心而暫無霸王之力，心中念念不忘“國際的農村包圍國際的城市”。鄧小平的“不稱霸”卻是根本沒有霸王之心，雖然也虛晃一槍，自稱“韜光養晦”，但真正在意的卻是在“內地再建幾個香港”。香港能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提供廉價玩具，卻不可能有改變世界政治格局的野心和能力。近年來隨著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日益“接軌”，中國的上層社會已成為這種“接軌”的最大受益者。他們更不會允許包括民族主義在內的任何情緒輕舉妄動，破壞來之不易的、“穩定壓倒一切”的享樂生活。正是這種差異和變遷才是紀思道所謂中國“小心謹慎的軍事戰略”的真實基礎。
紀思道文章中還有一段令人矚目的論述。他說中國的政治統治曆來建立在“畏懼” (fear) 之上。中國人受苦時不一定抗議，但當預料到抗議而不會遭懲罰時，就一定會抗議。這種模式已被從1956年的“百花齊放”直到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的曆史所驗證。他認為“六四”後中國之所以穩定，就是因為又有了畏懼。而胡溫的親民舉動卻在削弱這種畏懼，因而可能導致新的抗議浪潮。他預言“好戲”正在開頭。
我敢斷言“好戲”不會開頭。因為，今天的中國社會，思想意識已開始非政治化，而物質利益又已充分多元化。因此，很難想象能用一句口號凝聚成千上萬的民眾。能用一句簡單的口號凝聚民眾擁護或反對某種東西，恰恰是傳統共產黨社會的典型現象。因為這種社會重視意識形態，強調統一行動，提倡非對即錯的是非觀念，相信你死我活的對抗關係。這種社會又往往是“革命”的直接產兒，“革命”還留在這種社會的集體記憶中，還是一種激動人心的浪漫理想。在這種社會中教育成長起來的大多數年青人，天生地具有激進的、簡單的、非敵即友的、黑白分明的世界觀。他們擁護某物，往往擁護到迷信的程度；反對某物，又往往反對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在這種社會中爆發的“群眾運動”雖然可以有不同的口號，但在這種口號掩蓋下的卻往往是同樣的“革命”胎教。所以，雖然1966年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紅衛兵高舉“毛主席語錄”，而1989年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學生揮舞 V 字型手勢，他們的口號雖有天壤之別，但他們的內在衝動卻不到一步之遙。今天的中國，已與這種傳統共產黨社會漸行漸遠，它雖然難免平庸，但已更為正常。
紀思道非常正確地描述了中國政治“畏懼”和“抗議”此消彼長的模式，雖然“畏懼”和機會主義的行為原則並不是中國政治的專利。但是，從1956年到1989年的中國曆史確實證實了這種模式：即在兩個相反的極端間來回擺動，要麽“於無聲處”，要麽平地驚雷。然而，1989年很可能是這種模式的最後一次靈驗。因為，1989年是一條分界線。在這條分界線後，中國正式接受了一套新的政治原則。如果說“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的公開遺產，那麽，這套新的政治原則就是鄧小平的秘密遺產。這筆遺產或被外界粗心忽略，或被內部刻意淡化，但決不會被鄧小平的繼任者輕易更改。最後，這次“胡溫”新政親民的對象不再是知識分子，而是普通下層民眾。民眾沒有多少理想主義的激情，新政也不帶多少意識形態的色彩。但正是這種平庸，卻可能是朝曆史的正確方向邁進了一步。
本文到此原已該結束，但傳來了恐怖主義對西班牙的襲擊。聽說國內不少網民又在歡呼這一悲劇，好像北京又一次“申奧”成功一般。這使我想起紐約時報上紀思道文章中的另一句話，他說：“我熱愛中國，並為她的每一個成功而歡呼”。如果有一天，人民日報的記者能在人民日報上寫道：“我熱愛美國，並為她的每一個成功而歡呼”。那麽，我相信中國一定已經更加成熟、更加健康。如果真有這一天的話，我相信其意義一定超過在北京舉辦十次奧運會。
陳翰聖
2004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