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爺爺出生在長安縣何家營村。那時候不叫“新村”，就叫何家營，一個依著終南山、守著滈河灘的老村子。曾祖父給爺爺取名廣田。廣有良田，是莊稼人最樸實的念想。
何家營這地方有老話：“先有何家營，後有長安城。”唐代這裏是郭子儀的偏將何昌的營地，後來成了村子，村裏人大多姓何，其他姓都是後來遷來的。爺爺不管那些掌故，他隻認一件事：村東頭那三百畝地，旱澇保收，是滈河水澆出來的好田。
爺爺出生那年關中大旱，但何家營靠著滈河，莊稼好歹收了幾成。曾祖母說，爺爺生下來那天，她抱著他去地裏看麥子，麥穗剛灌漿，綠得發黑。“這娃跟莊稼有緣”曾祖母這樣說
爺爺確實和莊稼有緣。他七歲跟著曾祖父下地拾麥穗，十歲會吆牛耕地，十五歲就成了村裏數得上的莊稼把式。他沒念過一天書，但他能看雲識天氣，能聽風知雨來。村裏人種地拿不準的時候，就到地頭喊一聲：“廣田叔，你看今年種啥好嘞？”爺爺蹲在地頭，捏一把土，搓一搓，說：“種玉米，墒夠了。”
1956年，爺爺娶了奶奶，是鄰村賈裏村的楊家女子。奶奶嫁過來那天，爺爺家院子裏的棗樹開滿了花。婚禮簡單，村裏人湊了幾桌席，爺爺喝了兩碗稠酒，臉紅撲撲的，跟奶奶說：“你嫁到何家營，就是何家營的人了。咱家雖窮，但地肥，肯下苦，就餓不死。”
1962年，爸爸出生。三年困難剛過，村裏日子緊巴。奶奶沒奶水，爺爺白天在生產隊幹活，晚上偷著在自留地種紅薯。紅薯還沒長大，他就挖出來，磨成粉，和著麩皮熬成糊糊，一勺一勺喂活了爸爸。爺爺後來再也不吃紅薯，說“聞見那個味，胃就泛酸”。
1986年，我在西安城裏出生。爺爺那年五十二歲，身體還硬朗，騎著自行車從何家營出發，沿著韋曲的大坡一直蹬到南門，再轉到醫院，騎了兩個多小時。他拎著一籃子土雞蛋，每一顆都用麥草裹著。他進了病房，看見我，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黑牙。他說：“我孫女，就叫麥穗吧。麥穗好，沉甸甸的”，我媽沒同意，但是他私下裏還是叫我麥穗兒。
何家營那時候還是純粹的農村。村口一棵老槐樹，樹下是碾盤和老井。村子南邊是成片的麥田和玉米地，北邊是通往韋曲的土路。爺爺的家在何家營新村的北頭。說是新村，其實還是土牆青瓦的老房子，隻是八十年代新劃了一片宅基地，從那以後大家都這麽叫了。院子不大，一棵核桃樹，一棵石榴樹，東邊是豬圈和雞窩，西邊堆著農具。爺爺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先喂雞，再喂豬，然後扛著鋤頭下地。
我小時候每個暑假都在何家營過。爺爺帶我去地裏鋤玉米。玉米比我高多了，葉子劃得胳膊疼。爺爺給我一頂草帽，說：“戴上，玉米葉子怕草帽。”他鋤地的時候，嘴裏哼著秦腔，我一句也聽不懂，但那個調子像老牛叫，慢悠悠的，能把人聽睡著。
有一次他帶我走到滈河邊，指著一大片地說：“麥穗兒，你看，這九百畝地，過去都是咱們村的。土改時分給各家各戶，你太爺分到了六畝。現在地少了，蓋房子、修路，都占了。”他蹲下來，掏出一把旱煙，慢慢卷著，說：“地是越來越少，但地還在，莊稼就還在。”
1995年，爺爺六十一歲。那年夏天下了連陰雨，滈河漲水，淹了村東的玉米地。爺爺披著塑料布在地頭站了一夜，看著水一點點漫過莊稼。第二天天晴了，水退了，地裏全是淤泥。爺爺二話不說，扛著鐵鍁，一腳踩進泥裏，開始清溝排水。村裏人勸他等泥幹了再說，他說：“等不了，玉米根泡爛了就全完了。”他在泥裏泡了三天，腿上的皮膚爛了一層。那年秋天玉米還是收了不少，爺爺蹲在院子裏剝玉米棒子，笑嗬嗬地說：“人跟莊稼一樣，遭了災，還得往下長。”
2005年，何家營開始變了。韋曲通了公交車，村裏的年輕人進城打工，地裏漸漸不種麥子了，改種樹、種苗圃、種草坪。爺爺的地還在村東頭，但他幹不動了。他七十一歲，腰彎了，膝蓋疼，鋤頭提不動了。他把地包給了河南來的菜農，每年收幾百斤麥子當租金。但他每天還是要走到地頭看一趟，哪怕在田埂上坐一會兒。他說：“這兒的風不一樣，有莊稼味。”
2009年，我在外工作了，一年也少有機會回何家營看爺爺。但是隻要回去就能看到他坐在院門口的石墩上，遠遠看見我就站起來，手搭在額頭上望。等我走近了，他說：“麥穗兒回來了，好，好。”然後回頭喊奶奶：“殺雞！孫女回來嘞！”那幾年，我每次回去都勸他去城裏住幾天，他不肯。唯一一次破例，是2015年我結婚的時候。他穿著中山裝，坐在婚宴的角落裏，不太動筷子，就是笑。臨走時他從懷裏掏出一個紅布包，遞給我，沉甸甸的。我打開一看，是兩萬塊錢，一遝一遝的十塊、二十塊，整整齊齊。我問奶奶哪來這麽多錢，奶奶說：“你爺爺攢了五年，賣雞蛋、賣菜、給人看果園，一塊一塊攢的。他說孫女結婚，不能太寒酸。”
我哭了。爺爺說：“哭啥嘞嘛，嫁人了，高興。記住，何家營的門永遠給你開著。”那一年，爺爺八十一歲，身體越來越差。他走路要拄拐杖了，耳朵也背了，但精神還好。
2018年底，爺爺摔了一跤，髖骨骨折。手術後恢複不好，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我回去看他，他瘦了很多，臉上的皺紋像幹裂的田地。但他看見我還是笑，拉著我的手說：“麥穗兒，你還記得不，小時候我帶你去滈河邊，你問我，河水往哪流？我說往南，進秦嶺，再出來就是漢江，最後到長江。你說水要走到那麽遠，累不累？我說不累，水就是要走的，人也是。”
2019年芒種那天，爺爺走了。早上還好好的，奶奶給他喂了半碗小米粥，他忽然說：“叫麥穗兒回來。”我趕回國的的時候，他已經說不了話，閉著眼睛，呼吸一下一下的。我喊他：“爺爺，麥穗兒回來了。”他睜開眼，看了我一眼，嘴唇動了動，沒聲音。然後閉上了，再也沒有睜開。
爺爺葬在何家營村後的地裏，頭朝著終南山，腳朝著村子。下葬那天又下了一場小雨，村裏人說，好雨，正好種秋玉米。我跪在墳前，抓了一把新翻的黃土。土是濕潤的，有麥茬的澀味，還有一點雨水的甜。我知道，爺爺這下真的跟土地融為一體了。他種了一輩子莊稼，最後自己也變成了這莊稼地裏的養分。
麥穗兒
撫琴的人 (2026-05-04 00:57:27) 評論 (0)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爺爺出生在長安縣何家營村。那時候不叫“新村”，就叫何家營，一個依著終南山、守著滈河灘的老村子。曾祖父給爺爺取名廣田。廣有良田，是莊稼人最樸實的念想。
何家營這地方有老話：“先有何家營，後有長安城。”唐代這裏是郭子儀的偏將何昌的營地，後來成了村子，村裏人大多姓何，其他姓都是後來遷來的。爺爺不管那些掌故，他隻認一件事：村東頭那三百畝地，旱澇保收，是滈河水澆出來的好田。
爺爺出生那年關中大旱，但何家營靠著滈河，莊稼好歹收了幾成。曾祖母說，爺爺生下來那天，她抱著他去地裏看麥子，麥穗剛灌漿，綠得發黑。“這娃跟莊稼有緣”曾祖母這樣說
爺爺確實和莊稼有緣。他七歲跟著曾祖父下地拾麥穗，十歲會吆牛耕地，十五歲就成了村裏數得上的莊稼把式。他沒念過一天書，但他能看雲識天氣，能聽風知雨來。村裏人種地拿不準的時候，就到地頭喊一聲：“廣田叔，你看今年種啥好嘞？”爺爺蹲在地頭，捏一把土，搓一搓，說：“種玉米，墒夠了。”
1956年，爺爺娶了奶奶，是鄰村賈裏村的楊家女子。奶奶嫁過來那天，爺爺家院子裏的棗樹開滿了花。婚禮簡單，村裏人湊了幾桌席，爺爺喝了兩碗稠酒，臉紅撲撲的，跟奶奶說：“你嫁到何家營，就是何家營的人了。咱家雖窮，但地肥，肯下苦，就餓不死。”
1962年，爸爸出生。三年困難剛過，村裏日子緊巴。奶奶沒奶水，爺爺白天在生產隊幹活，晚上偷著在自留地種紅薯。紅薯還沒長大，他就挖出來，磨成粉，和著麩皮熬成糊糊，一勺一勺喂活了爸爸。爺爺後來再也不吃紅薯，說“聞見那個味，胃就泛酸”。
1986年，我在西安城裏出生。爺爺那年五十二歲，身體還硬朗，騎著自行車從何家營出發，沿著韋曲的大坡一直蹬到南門，再轉到醫院，騎了兩個多小時。他拎著一籃子土雞蛋，每一顆都用麥草裹著。他進了病房，看見我，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黑牙。他說：“我孫女，就叫麥穗吧。麥穗好，沉甸甸的”，我媽沒同意，但是他私下裏還是叫我麥穗兒。
何家營那時候還是純粹的農村。村口一棵老槐樹，樹下是碾盤和老井。村子南邊是成片的麥田和玉米地，北邊是通往韋曲的土路。爺爺的家在何家營新村的北頭。說是新村，其實還是土牆青瓦的老房子，隻是八十年代新劃了一片宅基地，從那以後大家都這麽叫了。院子不大，一棵核桃樹，一棵石榴樹，東邊是豬圈和雞窩，西邊堆著農具。爺爺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先喂雞，再喂豬，然後扛著鋤頭下地。
我小時候每個暑假都在何家營過。爺爺帶我去地裏鋤玉米。玉米比我高多了，葉子劃得胳膊疼。爺爺給我一頂草帽，說：“戴上，玉米葉子怕草帽。”他鋤地的時候，嘴裏哼著秦腔，我一句也聽不懂，但那個調子像老牛叫，慢悠悠的，能把人聽睡著。
有一次他帶我走到滈河邊，指著一大片地說：“麥穗兒，你看，這九百畝地，過去都是咱們村的。土改時分給各家各戶，你太爺分到了六畝。現在地少了，蓋房子、修路，都占了。”他蹲下來，掏出一把旱煙，慢慢卷著，說：“地是越來越少，但地還在，莊稼就還在。”
1995年，爺爺六十一歲。那年夏天下了連陰雨，滈河漲水，淹了村東的玉米地。爺爺披著塑料布在地頭站了一夜，看著水一點點漫過莊稼。第二天天晴了，水退了，地裏全是淤泥。爺爺二話不說，扛著鐵鍁，一腳踩進泥裏，開始清溝排水。村裏人勸他等泥幹了再說，他說：“等不了，玉米根泡爛了就全完了。”他在泥裏泡了三天，腿上的皮膚爛了一層。那年秋天玉米還是收了不少，爺爺蹲在院子裏剝玉米棒子，笑嗬嗬地說：“人跟莊稼一樣，遭了災，還得往下長。”
2005年，何家營開始變了。韋曲通了公交車，村裏的年輕人進城打工，地裏漸漸不種麥子了，改種樹、種苗圃、種草坪。爺爺的地還在村東頭，但他幹不動了。他七十一歲，腰彎了，膝蓋疼，鋤頭提不動了。他把地包給了河南來的菜農，每年收幾百斤麥子當租金。但他每天還是要走到地頭看一趟，哪怕在田埂上坐一會兒。他說：“這兒的風不一樣，有莊稼味。”
2009年，我在外工作了，一年也少有機會回何家營看爺爺。但是隻要回去就能看到他坐在院門口的石墩上，遠遠看見我就站起來，手搭在額頭上望。等我走近了，他說：“麥穗兒回來了，好，好。”然後回頭喊奶奶：“殺雞！孫女回來嘞！”那幾年，我每次回去都勸他去城裏住幾天，他不肯。唯一一次破例，是2015年我結婚的時候。他穿著中山裝，坐在婚宴的角落裏，不太動筷子，就是笑。臨走時他從懷裏掏出一個紅布包，遞給我，沉甸甸的。我打開一看，是兩萬塊錢，一遝一遝的十塊、二十塊，整整齊齊。我問奶奶哪來這麽多錢，奶奶說：“你爺爺攢了五年，賣雞蛋、賣菜、給人看果園，一塊一塊攢的。他說孫女結婚，不能太寒酸。”
我哭了。爺爺說：“哭啥嘞嘛，嫁人了，高興。記住，何家營的門永遠給你開著。”那一年，爺爺八十一歲，身體越來越差。他走路要拄拐杖了，耳朵也背了，但精神還好。
2018年底，爺爺摔了一跤，髖骨骨折。手術後恢複不好，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我回去看他，他瘦了很多，臉上的皺紋像幹裂的田地。但他看見我還是笑，拉著我的手說：“麥穗兒，你還記得不，小時候我帶你去滈河邊，你問我，河水往哪流？我說往南，進秦嶺，再出來就是漢江，最後到長江。你說水要走到那麽遠，累不累？我說不累，水就是要走的，人也是。”
2019年芒種那天，爺爺走了。早上還好好的，奶奶給他喂了半碗小米粥，他忽然說：“叫麥穗兒回來。”我趕回國的的時候，他已經說不了話，閉著眼睛，呼吸一下一下的。我喊他：“爺爺，麥穗兒回來了。”他睜開眼，看了我一眼，嘴唇動了動，沒聲音。然後閉上了，再也沒有睜開。
爺爺葬在何家營村後的地裏，頭朝著終南山，腳朝著村子。下葬那天又下了一場小雨，村裏人說，好雨，正好種秋玉米。我跪在墳前，抓了一把新翻的黃土。土是濕潤的，有麥茬的澀味，還有一點雨水的甜。我知道，爺爺這下真的跟土地融為一體了。他種了一輩子莊稼，最後自己也變成了這莊稼地裏的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