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大學同學約在汾陽花園酒店重聚。

按地址找到了酒店。那不是昔日的海關學校嗎？有40多年沒來此地了，學校變成了酒店。

進了大門，映入眼簾的是花園和那座紅瓦黃牆的洋房。這座洋房建於上世紀30年代，曾是江海關（上海海關）稅務司官邸。

有必要說點兒曆史，民國時期（1912–1949）上海是全國海關收入最高的口岸，因此海關的最高主管機構——海關總稅務司署一直設在上海，隻有在太平洋戰爭時期一度遷往內地（1941-1945）。中國的海務建設，如航標、燈塔、航道等，也以上海為中心。

海關的最高主管——海關總稅務司（Inspector-General）在民國時期都由外籍人士擔任（三位英國人和一位美國人），這是因為1854年小刀會起義後，英美法三國通過19世紀末與清朝簽訂的條約，強行接管了上海海關的征稅權。

丁貴堂是首位成為海關總稅務司高管的華人，1928年擔任上海海關代理副稅務司，這是當時華籍官員能達到的最高層級。1940年代初，丁貴堂入住汾陽路的稅務司官邸，因此，這座洋房也被稱為“丁貴堂舊居”。

丁貴堂在抗戰勝利後，因美籍總稅務司尚未上任，曾被國民政府任命主管上海海關。他對中國海關體係做出了極大貢獻，打破了海關長期的洋人壟斷。最主要的貢獻是把海關英文報表、單據全部譯為中文，並在所有文檔中加入中文欄，實現了中國海關第一次係統性的“中文化”，方便了華商與國外的商務交易。

50年代初，官邸和花園成了海關學校。這座洋房是學校主要的辦公樓，內有校長、行政人員和教師的辦公室，醫務室也在這座樓裏。

花園酒店入口

文革時，海關學校的學生分成兩派，有一天據說兩派正在激烈爭吵，有可能爆發武鬥。那時休學在家，沒事幹，跟著朋友去看熱鬧。隻見一派占領了洋房，另一派和眾多看熱鬧者擠在大草地上，團團圍住了洋房，頗有要攻下城堡（洋房）的架勢。守城堡的仗著地形好，可以從高處用自來水“射擊”，或用房子裏的東西“轟炸”進攻者，站在陽台上擺出大義凜然與城堡共生死的悲壯模樣。兩派拿著喇叭哇啦哇啦“辯論”，所謂的辯論就是各說各的，誰也不聽誰的。見他們吵了半天也沒吵出個名堂來，又到了午飯時間，我們就撤了。最後好像沒打起來，遵循了上海人的傳統“動口不動手”。

海關學校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這座洋房和綠茵茵的大草地。記得校園內還有操場、遊泳池、教室樓、食堂、學生宿舍等。可是眼下除了大草坪，其他設施都不見蹤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酒店大樓（見下圖）。

查了一下資料，海關學校1952年成立後一直在這兒教學，直到1997年遷往浦東新校園為止。之後校園被改建成五星級精品酒店。2010年，汾陽花園酒店開張了，是梧桐區罕見的大型私家草坪花園酒店，內有客房70間。因擁有花園和4千平米的大草坪，不少人選擇在此舉行婚禮。

下圖是酒店大堂和餐廳，低調的奢侈，令人舒適。春節期間，食客不多，幾乎都說一口上海話，且有了點兒年紀，可見是老上海所愛。

聚會後，走出酒店大門，對麵就是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院的大門比以前氣派多了，而且校園內看似多了不少新建築，大家決定進去看看。

保安說，隻要刷身份證就能進去。我哪來的身份證？又沒帶護照。幸好手機裏有一張護照照片，給保安看了看，他讓我去入口旁邊的平板電腦輸入護照信息。正好來了一大家子，男女老少，這家的小青年不停地刷身份證，我三步並作兩步，跟著最後一位家族成員混了進去。

第一次去上海音樂學院時尚未上學，那是一個夏天的上午，我們樓裏一名中學生不知如何“買通”了門衛，得以進入音樂學院。他帶著一幫興致勃勃的“小蘿卜頭”（滬語：小孩），包括上二年級的我哥，扛著竹竿去音樂學院抓“野烏子”（滬語：知了）。一聽有這等趣事，我跟上了他們的隊伍。本來一幫男孩高高興興的，回頭見到了個小尾巴，不免掃興。幾個男孩大聲告訴我哥：你妹妹跟上來了！我哥回過頭來三番五次趕我走。也不知中了什麽邪，我鐵了心要跟著，他罵我“跟屁蟲”，我依舊死咬住他們不放，讓我哥在朋友麵前丟盡了臉。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跟屁蟲居然感動了“上帝”，領隊的中學生下了命令“算了，讓她跟我們去吧。”甚至還讓我緊跟著他，別走丟了。

記憶中的音樂學院很大，建築之間有許多綠化（見下圖，校園一角）。跟著男孩在樹叢裏鑽進鑽出，他們抬頭看到樹幹上的知了便興奮不已，在竹竿頭上塗一層漿糊，舉起竹竿去粘，粘到了放進竹編的籠子裏，直到籠子滿了，才意猶未盡走上了回家的路。

我上二年級的時候，六月中旬剛滿了九歲，七月一日就入隊了。我們小學沒有大禮堂，於是大家排好隊，過了一條馬路，走了半個block，去音樂學院的大禮堂舉行入隊儀式。那天，戴上紅領巾，唱了少先隊隊歌，是郭沫若作詞馬思聰作曲的那一版：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團結起來繼承著我們的父兄/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

從音樂學院出來後，我戴著紅領巾，很驕傲地沿著淮海路走回家，以為所有的路人都會注意到我入隊了。下圖是春節期間，我當年走過無數次的那段淮海路。圖中左邊的高樓蓋在我們小學的操場上。

後來因為馬思聰“叛國投敵”了，少先隊隊歌改成了“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這首歌的歌詞作者是同班同學的爸爸周鬱輝。1964年幹部大調動，他們家搬到北京去了。

正逢寒假，音樂學院校園裏人影稀疏，幽雅清靜，全不像平日，校園裏到處蕩漾著悠揚的樂聲歌聲。

春節期間，幾乎每座建築都關閉著，隻有一座開著大門，見下圖。這座樓曾是武警總隊的辦公樓，現在是音樂學院的東方樂器博物館。那天門可羅雀，本想進去參觀一下，卻被告之，沒有預約不得入內，隻好作罷。

出了上海音樂學院的大門，往南而去，三四分鍾後，到達了我的中學舊址。文革開始那年，我們從小學畢業後就失學了，在家混了一年多，直到1967年秋冬之際，被分配去了一所新成立的初級中學“複課鬧革命”。

第一次見到這所中學時，大失所望，非常小，隻有一座外形粗糙的水泥教室樓，旁邊一塊很小的水泥地是操場。當年，由於要入學的學生人數太多，各中學人滿為患。結果在一片空地上，快速造了一幢四層的教學樓，從各中學抽調了一些老師，一下子招收了包括我在內的500多名學生。我們這屆有10個班，每班人數超過50人。

在中學沒學什麽知識，天天念小紅書，搞大批判，學工學農，稀裏糊塗兩年過去了，全校學生一鍋端，都去鄉下插隊了。我對這所中學毫無好感，畢業後從未回去看過。

聽說20多年前，學校從市中心遷去了較為偏遠的地區。站在校門口，這座曾經簡陋的水泥樓不知被什麽公司或機關接收了，如今操場成了停車場，水泥樓的外部裝修得漂漂亮亮（見下圖）。無法想象，當年在如此小的空間裏，曾擠過500多荷爾蒙旺盛，活蹦亂跳的青少年，住在附近的居民一定是叫苦不迭。

從中學舊址往北走了幾分鍾，就到了小學舊址。我的小學可沒中學那麽幸運，連一塊磚一片瓦都沒留下。小學曾坐落在東湖路和淮海路的轉角。90年代末，學校的大操場和鬧中取靜的地理位置不幸被當年最有權勢的官二代之一看中，這所創建於1917年的法國教會學校若翰納公學 (St Jeanna d’Arc College) 的校舍被夷為平地。1999年蓋起了一座高達31層的豪華公寓——嘉麗苑。盡管已有20多年的房齡了，目前的平均房價為15萬人民幣/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