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01 年間再次全麵修複，如今的紀念館包括銷煙池舊址、虎門銷煙博物館和林則徐紀念雕像等片區。 我在兩個銷煙池旁站立許久，當年在這裏可是風起雲湧，成為改變中國曆史進程的偉大事件。
銷煙池旁的博物館裏展出了虎門銷煙的全過程，它其實是19 世紀中西方貿易失衡、鴉片泛濫對中國社會造成毀滅性衝擊，以及清政府禁煙政策升級的必然結果。英國在18世紀的工業革命後， 迅速向全球擴張。1792 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以祝壽為名謀求通商與外交關係； 1793 年 9 月在北京覲見了乾隆皇帝。代表團要求清政府開放通商口岸，減免關稅、提供貿易居留地、協定關稅等，目的是打開中國市場。 由於代表團不願按照清朝禮節向皇帝下跪請安，乾隆帝龍顏不悅，草草打發了該代表團。1816 年英國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團訪華，由於代表團還是不願為皇帝下跪，嘉慶皇帝立即驅逐了他們，這成為鴉片戰爭前中英關係惡化的關鍵節點。
自18 世紀下半葉開始，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在歐洲市場供不應求，而英國工業製品（如紡織品）因不符合中國國情而滯銷，形成巨大的中英貿易順差。英國每年需向中國輸入大量白銀彌補逆差，這成為其傾銷鴉片的直接動機。此時期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孟加拉地區大規模種植鴉片，並通過走私方式輸入中國。19 世紀初鴉片輸入量尚不足千箱，到1838-1839 年間已激增至近 4 萬箱，短短 40 年輸入量暴漲 40 倍，中國的白銀由此大規模外流。鴉片的大規模流入從經濟、軍事、社會、民生四個層麵摧毀清朝根基，成為迫在眉睫的國家危機。清廷內部對此出現兩種意見，爭論的核心是 “是否禁煙和如何禁煙”：“弛禁派“認為鴉片難以禁絕，提議“放寬鴉片進口、征收重稅，允許國內種植鴉片”， 試圖以本土鴉片替代外國鴉片， 減少白銀外流。而以林則徐等為代表的大臣們主張嚴厲禁煙： “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這句諫言直擊道光皇帝的痛點，成為其禁煙決策的關鍵。
道光皇帝於是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粵禁煙。林則徐抵達廣州後，隨即頒布禁煙令，采用武力施壓和收繳鴉片等措施，最終在1839年6月3日至25日間，在位於廣東虎門的這兩個池塘裏銷毀了全部收繳的鴉片，其總重量達到2376254 斤（約 1188 噸）。銷煙期間，林則徐率文武官員現場監督，全程嚴肅有序。虎門海灘萬人空巷，百姓紛紛前往觀看；外國商人和傳教士等也前往現場參觀驗證。博物館裏用圖片和實物形式展現了當年的場景。
虎門銷煙的全過程，既體現了林則徐的謀略與強硬，也展現了清政府禁煙的堅定態度。但 其結果也成為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直接借口。1840 年 6 月，英國遠征軍抵達中國沿海，鴉片戰爭爆發。結果是清朝戰敗。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其核心內容包括：1）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2）賠償英國軍費、鴉片損失費等共計2100 萬銀元（約合當時清朝全年財政收入的 1/3）； 3）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這第三條就是當年兩個英國使團覲見清朝皇帝的全部要求。
鴉片戰爭是中國這個以農業為基礎的亞洲老大，遇上了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這個世界霸主，雙方的實力不在一個層次上，戰爭的結果可想而知。 清廷雖然打不過英國，卻可以拿林則徐等出氣，稱其 “禁煙啟釁”；還在 1841 年革去林則徐兩廣總督之職，又加罪流放至新疆伊犁。1842 年秋，林則徐曆經長途跋涉抵達新疆伊犁，開始了近 4 年的戍邊生涯。
在曆史教科書裏，虎門銷煙和鴉片戰爭的故事到此似乎結束了。但有意思的是，博物館裏還展出了此後的情況。戰爭後進口鴉片數量上升，白銀持續外流、財政吃緊。“以土抵洋”逐漸成為清廷的主流意見， 認為土藥（國產鴉片）成本低、稅收可控，可奪洋商利權並增稅。清廷於是在各地設 “土藥局”，征收 “土藥稅”（其實就是鴉片稅）， 以價格與稅收雙重擠壓洋藥 （進口鴉片）。各地政府也紛紛鼓勵農民種植鴉片，雲貴川、陝甘、晉冀魯豫等地由此成為鴉片主產區，雲南一度竟有三分之一的耕地種罌粟。 “土藥稅“由此成為清廷的重要財源。 十九世紀後半段，鴉片稅一直占全國財政收入的 10%左右，成為北洋水師、救災、河工等的重要經費來源。
而西南地區生產的鴉片經工藝改良，口感與成癮性接近洋藥，甚至被認為 “性緩價廉，癮薄”。國產鴉片質量高，價格低， 由此導致吸食人群逐漸擴大。 由於“政策導向”， 國產鴉片逐漸主導市場，年產量從 1840 年的 0.5 萬擔，增至 1900 年峰值的 60 萬擔，60 年間暴漲 120 倍，自1882 年起達到“自給自足“。而進口鴉片的數量則成呈斷崖式下跌：從 1879 年峰值的 8.5 萬擔，跌至 1906 年 1.8 萬擔，67 年間下跌了 78.8%；鴉片貿易由此從 “逆差” 轉為 “順差”，部分國產鴉片還出口東南亞。 清廷由此逐漸減少了白銀外流，同時還增加了財政收入。
國產鴉片的盛行，整個社會當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大量良田改種罌粟，糧食大規模減產，由此產生的饑荒後果嚴重。 更要命的是“十室九吸”，國民體質與勞動力大幅衰退。清政府以 “土藥替代洋藥” 本質是 “飲鴆止渴” 的財政自救，在短期內可以減少白銀外流、增加稅收，但卻以犧牲農業、國民健康為代價，導致鴉片泛濫成災，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危機，成為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沉重負擔。
進入二十世紀後，情況有了轉機。 迫於國際和國內形勢，1906 年 9 月 20 日，清政府頒布《禁煙章程》，宣布以十年為期禁絕鴉片，同年中、美、英、法、德、俄、日等 13 個國家的代表在上海舉行國際禁言會議，開創了跨國禁毒合作之先河，為國際禁毒機製奠定基礎。隨著 1912 年《海牙鴉片公約》的簽署，禁毒納入國際法框架，鴉片貿易逐漸衰落並最終絕跡。
虎門銷煙的主人公林則徐在新疆住了幾年後，於1849 年因病辭官回福建老家養病。1850 年太平天國運動在廣西興起，鹹豐皇帝下旨任命他為欽差大臣兼廣西巡撫，督辦當地軍務，其實就是去鎮壓太平軍。林則徐奉旨抱病從福州出發，由於久病和征途勞累，於同年 11 月 22 日在廣東潮州普寧縣病逝，享年 66 歲，清廷追贈其太子太傅，諡號“文忠”。
曆史教科書中未曾提及，在紀念館中也不便提及的是，在流放新疆期間，林則徐已經意識到“嚴禁鴉片” 已無現實可能。 他開始思考 “變通之法”，認為若無法禁絕“洋藥“”，可通過生產“土藥“減少對外依賴。他在1847年明確表明“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主張以土藥替代洋藥，將土藥視為 “奪洋商利權、堵白銀外流” 的工具， 這就與清廷當時的“國策“相一致。
虎門銷煙是林則徐一生的高光時刻，“幸運”的是，他在前去鎮壓太平軍的路上去世。曆史的假設是，如果林則徐率軍鎮壓了太平軍，那他就是“鎮壓人民起義的劊子手”， 其一世英名絕對受損。其實對林則徐來說，他首先是“忠君”， 依據朝廷的意思辦理差事，英國的鴉片販子固然是敵人，太平天國的農民軍也是敵人。但無論如何，林則徐是幸運的，尤其是在後世的評價上。而比他稍晚一些的另一位清朝大臣趙爾豐就沒有那麽幸運了。清末時期他以川滇邊務大臣和駐藏大臣身份在西藏地區推進軍事平叛、改土歸流與新政建設，頑強抵抗英國軍隊的侵略和西藏分離主義勢力，鞏固了中央政權對西藏的控製。 可惜的是此後的趙爾豐被調任至四川總督， 鎮壓當地人民起義。 此時正逢辛亥革命，趙爾豐被起義軍抓獲並斬首示眾。 趙爾豐在西藏之所為，至少為大清王朝，或者說是中國，保住了西藏地區。 他的功績絕對不亞於，甚至超過林則徐。可惜的是“晚節不保”，後人很難為趙爾豐樹碑立傳，否則會有否定辛亥革命之嫌，但我還是從網絡上下載了趙爾豐的照片以作紀念。
曆史就是曆史，林則徐因虎門銷煙而百世留名。 這裏所蘊含的愛國情懷、抗爭意誌與禁毒決心，由此成為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