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時代，作協很可能並不是被什麽人“取消”，而是自然地走向它的消亡。
作協的曆史功能，從來不隻是文學聯誼，而是一種組織化寫作機製。它通過你的身份認證（也就是資格，有年齡、作品和名額等許多的限製）、資源分配和話語引導，把文學納入一種政府可管理、可預期的軌道。在這種政府的行政編製結構下（說是群眾組織但它的組織管理部門和大牌作家都是吃皇糧的有薪水發），寫作首先是一種正能量的角色行為，其次才是個人表達。唱讚歌並非道德缺陷，而是製度內寫作的必然結果。
正因如此，當AI出現之後，作協所承擔的那部分“功能性寫作”，反而最先失去不可替代性。主題明確、立場安全、語氣規範、邏輯完整——這些恰恰是AI最擅長完成的部分，而且更高效、更穩定，也不需要編製與撥款。當一種寫作隻剩下“正確表達”，那麽由人完成，反而顯得成本過高。
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學本身的終結。恰恰相反，AI正在迫使真正的文學與體製化寫作分道揚飆。
在實際創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與AI協作並沒有削弱作者，反而重新確認了作者的核心位置。人提供材料、經驗和判斷，AI完成語言展開。這種協作關係，使“作者”不再等同於文字工匠，而回歸為問題的提出者和立場的承擔者。材料是否真實，問題是否尖銳，判斷是否經得起推敲，成為作品能否成立的關鍵。
這正是作協結構最難適應的地方。組織可以統一口徑，卻無法統一經驗；可以分配任務，卻無法生產判斷。而AI恰恰放大了這一差異：沒有經驗與思想輸入，AI隻能生成空洞文本；而一旦輸入來自個人真實世界，作品的原創性便不再依賴寫作工具。
因此，AI淘汰的並不是文學，而是一種早已脫離個人經驗、僅靠組織運轉維係的寫作形態。作協之所以顯得多餘，並非因為AI太強，而是因為它長期承擔的，並非文學必須由人完成的那一部分。即使沒有AI，它也沒有存在的必要，隻不過AI的到來提前宣判了作協的消亡。
當寫作重新回到個體判斷，當作者重新為自己說話，文學反而擺脫了機構的庇護，也擺脫了機構的限製。AI並沒有奪走作者的位置，而是讓那些本就不在作者位置上的人，無處可藏。
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協的消亡不是文化衰敗的標誌，而是文學重新變得誠實的前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