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2年，法蘭西波旁家的亨利，新晉法蘭西國王但尚未加冕，為了守住不列塔尼、諾曼底和皮卡第這些北方大區，同時收複首府巴黎，他需要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的軍事幫助；但魯昂會戰失利後，伊麗莎白將駐守不列坦尼的英軍主帥諾裏斯爵士召回國了，雖然軍隊還留在不列坦尼，在下級軍官指揮下繼續守城。
我們之前反複說過，伊麗莎白女王對戰爭的態度一直都是謹慎到厭惡的地步，這一點雖然有小塞西爾的共情，但也的確也與伊麗莎白的女君主身份直接相關。作為女人，伊麗莎白不可能像亨利五世、亨利八世這些中世紀君主們一樣熱衷於征戰甚至禦駕親征。
伊麗莎白的父王亨利八世19歲上位後就推翻了亨利七世與法蘭西停戰主和、側重英格蘭國內發展經濟的既定方針，一心收複英格蘭在法蘭西的失地，與法蘭西連年開戰，結果將亨利七世留給他的英格蘭國庫打了個精光[1]。加上愛德華六世和瑪麗一世在位時的連年通貨膨脹，伊麗莎白執政後沒有一天不在為國庫的開支平衡而傷腦筋。
伊麗莎白的方針一向是打仗燒錢，能不打就不打，能拖延就拖延。每次出征，女王都必須和主帥事先約定軍餉數量和期限，如果戰事拖延或不順，就需要重新商討。但伊麗莎白的猶疑不決對法王亨利四世來說卻是件很不妙的事情。麵對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強勢支持的天主教聯盟，尤其是帕爾馬公爵這位久經沙場的大將，亨利四世始終無法盡快結束法蘭西內戰並奪回巴黎。
1592年4月幫助天主教聯盟守住諾曼底大區重城魯昂後，帕爾馬公爵在一直避免與亨利四世的胡格諾新教軍隊正麵交戰，之後帕爾馬的人馬順著塞納河到達下遊的科德貝克（Caudebec）並拿下此城。到5月初，亨利四世的法蘭西/英格蘭/荷蘭聯軍開始對科德貝克攻城。
俗話說，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帕爾馬公爵在指揮守城時被火槍子彈射中右前臂，子彈滯留在他的肘關節和腕關節之間，之後感染化膿，加上他原本就有肝病，便於該年12月3日在多佛海峽對岸的卡萊（Calais）去世了，而此前他已將全家老小從布魯塞爾遷居到卡萊，並將長子送回意大利帕爾馬封地，以確保帕爾馬公爵繼承人的安全；因為他知道，一旦自己不在了，西班牙最後必將失去對低地局勢的控製。 這位身經百戰文武雙全的一代名將，就這樣為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帝國戰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享年47，一生在奧斯曼-威尼斯戰爭（1570-1573）、荷蘭80年獨立戰爭（1568-1648）、英格蘭-西班牙戰爭（1585-1604）和法蘭西宗教戰爭（1562-1598）中指揮了幾十場大型會戰。
帕爾馬公爵的受傷和逝世，引來低地北方七省民眾載歌載舞的歡慶，但亨利四世和法蘭西天主教聯盟之間的拉鋸戰整個1592年仍然持續。4月份英軍指揮官諾裏斯被召回國後，諾曼底的英格蘭軍隊群龍無首，而亨利四世需要在確保不會失去諾曼底的前提下集中兵力攻打巴黎，所以再次請求英格蘭女王將諾裏斯爵士送回諾曼底。
雖然伊麗莎白明白守住諾曼底對英格蘭的重要性，但她還是猶豫不決，一直到5月份伊麗莎白收到情報，說菲利普二世有意攻下諾曼底，然後讓自己的女兒伊莎貝拉公主做諾曼底總督。伊麗莎白便不能繼續猶豫了，畢竟諾曼底就在英吉利海峽對岸。
到6月，伊麗莎白與亨利四世在一係列緊張談判後再次達成協議，女王提供另外四千兵馬外加槍械和數量可觀的彈藥，亨利四世同意日後償還這筆折合每星期3200英鎊的支出。
然而，就在英格蘭與法蘭西簽署協約之時，西班牙軍隊已經控製了法蘭西東部大區馬恩省的埃佩爾奈（Épernay），巴黎的主要物資供應區。此後，亨利·波旁和法蘭西天主教聯盟之間的拉鋸戰進入長期膠著狀態，英格蘭和法蘭西兩位君主之間的相互不信任也越來越明顯。亨利四世指責伊麗莎白冷酷無情；而伊麗莎白不僅擔心自己在法蘭西的投資打水漂，還預測麵對天主教聯盟的強大攻勢，亨利四世最後不得不選擇背叛新教，通過皈依天主教來實現法蘭西國內和平，確保自己順利登基。
而這正是亨利最後的決定。
到1593年春天，法蘭西戰場上發生的事情已經完全不被亨利四世或伊麗莎白控製。這麽多年的宗教戰爭，各方軍閥加外國軍隊為了各種目的打來打去，無論是胡格諾新教基地的北方諾曼底還是巴黎外圍地區和南方，老百姓都受夠了，戰爭造成糧食短缺，農民造反，整個法蘭西都渴望和平。
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抓住這個機會，已經66歲的他，開始親自介入法蘭西政治鬥爭，提出將自己的女兒與之前被刺殺的基斯公爵的長子聯姻，之後由法國三級議會推選他們為法蘭西國王和王後，取代波旁家的亨利四世。
此舉逼得亨利四世不得不采取行動。1593年7月25日，亨利·波旁莊嚴地走進巴黎北郊聖坦尼皇家大修道院（Abbaye Royale de Saint-Denis，如今的Basilique Saint-Denis），這裏是法蘭西王室將近千年的墓葬修道院。
亨利一身白袍，手捧蠟燭，跪在大修道院內殿門外，在修道院院長引導下走到祭壇前，正式皈依天主教，並宣誓此生無論生死都是天主教徒，之後接受了彌撒禮。當天，巴黎蒙馬特山點燃巨大的篝火，向巴黎市民宣告亨利四世的皈依。1594年2月27日，亨利·波旁在巴黎西南方大約80公裏之外的夏特聖母堂加冕為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羅馬教廷撤去開除他教籍的教皇詔書。一個月後亨利·波旁進入巴黎，但法蘭西宗教戰爭並未就此結束，一直到1598年亨利四世頒布南特赦令（Édit de Nantes）允許胡格諾新教在法蘭西的宗教和武裝自由。
亨利四世上位後，極端新教和天主教都多次嚐試刺殺他，最終於1601年5月14日在盧浮宮被狂熱天主教刺殺成功。天主教和加爾文主義胡格諾新教在法蘭西從未得到真正和解，亨利四世的孫子、法蘭西強勢君主路易十四上位後用另一道赦令（楓丹白露赦令 Révocation de l'édit de Nantes）將南特赦令推翻，宣告胡格諾新教在法蘭西非法。
回到英格蘭，進入1593年，眼看就要過六十歲生日的女王脾氣越來越暴躁，經常弄得身邊仕女們躲起來哭。不管出於什麽原因，是自己幼年親曆母親安·波琳和表姨凱瑟琳·霍華德這兩位王後先後被父王斬首而造成對婚姻的恐懼，還是不願意和任何男人分享君主權威而將自己成為附庸，女王都還是孑然一身，無子無孫，看到自己的仕女們一個一個嫁為人婦兒孫繞膝，再強勢理智和聰敏的女君主，恐怕也會心理不平衡吧。
好在伊麗莎白不是常人，到1593年，女王閑時開始翻譯六世紀古羅馬參議員、政治家、法學家波伊修斯（Boethius）的拉丁文著作《哲學的慰籍》（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但十六世紀君主的閑暇時間是有限的，法蘭西國王重回天主教聯盟，意味著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與法蘭西之間的對恃結束。加上尼德蘭的局勢隨著帕爾馬公爵的死對菲利普來說變得更為嚴峻，1585年英格蘭直接介入低地的軍事衝突，北方加爾文新教七省在英格蘭支持下獨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種情況勢必讓西班牙國王集中力量來對付英格蘭，英格蘭必須做好備戰，迎接西班牙的再次入侵。
於是， 1593年1月4日伊麗莎白召集了她的第八屆議會，討論與西班牙之間衝突以及女王所付出的“過度開支”。女王的掌璽大臣約翰·帕克林爵士明確表示，此屆議會目的是迅速有效地為應對西班牙的入侵而提供撥款。
2月19日開議典禮上，女王一如既往警告清教議員們不要幹涉英格蘭宗教改革問題；議會當然也一如既往要求言論自由。
在教改問題上，伊麗莎白女王當然不會退讓，我們之前也解釋過，女王的出發點並非教義立場，而是和解兼容。於是議會開議典禮上，女王致辭時嚴厲指出：“精心策劃的機智和演講旨在製造傷害，議員自由的限度是選擇回答是或否”[2]；並明確警告清教議員們放棄“建立某種宗教或政府體製”的企圖，任何合格的君主都不會容忍此等“荒謬之事”。
即便如此，清教議員們還是無視女王警告，堅持提出倡議剝奪主教權力和敦促女王明確指定繼承人的幾項議案，為此女王將領頭的幾位清教議員送進了大牢。其中女王前大法官的兒子亨利·布羅姆利爵士和另外兩名清教議員被送進艦隊街監獄，關到4月份議會結束時釋放[3]。而在1576年議會上大膽向女王發難的那位清教領袖人物彼得·溫特沃茲[4]則被送進倫敦塔，這一次沒有等到釋放而死於獄中，在獄中還寫了一篇讓女王指定繼承人的勸勉書，他是1590年去世的女王前國務卿沃辛漢的妹夫[5]。
1593年議會於4月10日閉會，期間除了一共出台14項公法，除了新征稅收，還出台了英國曆史上第一個傷殘軍人撫恤金法案《士兵與海員救濟法案》【Act for the Relief of Soldiers and Mariners (34 Eliz c.4)】。規定撫恤金由地方政府籌集，傷殘士兵由各自的指揮官出具證明，回來源地領取救助。該法案在1597和1601年兩次修改，增加撫恤金額。
該屆議會出台的另外兩項法案則耐人尋味，因它們同時針對英格蘭宗教改革的兩個極端。
一項是《1592/3 宗教法》（The Religion Act 1592/3），也被稱為《反清教徒法》（The Act Against Puritans）。規定全英格蘭和威爾士16歲（都鐸時代成人年齡）以上者，無論男女，星期天必須去國教教堂做禮拜，一次缺席者罰款一先令，連續缺席者每月罰款20英鎊，屢教不改者可被判監禁或流放。
另一項是《對教皇主義天主教拒不皈依者限製行動法》（The Act Against Popish Recusants: Restricted the movement of Catholics），將天主教徒的行動範圍限製在離家五英裏範圍內。
到1993年，已經執政34年的伊麗莎白，已經不是那個還有耐心和議會玩權遊的女王了，此時明顯的比任何男君主都“霸道”，她已經不再容忍任何膽敢忤逆或破壞她政策的議員。
雖然1571年議會出台《三十九條教綱》之後英格蘭國教教義基本確定，但為安立甘宗神學理論奠定最後一塊基石，也是對清教理論攻擊力最大的，是伊麗莎白時代神學家理察·胡克（Ricard Hooker ）。這位德文郡出生的平民子弟，背景和加爾文宗鼻祖約翰·加爾文有些相像。兩人都是中產平民家庭出身，年輕時都通過親屬關係獲得在教會做事的機會，也都因敏而好學而被保送進入高等學府。
胡克有幸進入索茲伯裏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並被主教保送進入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就讀，並在1579年在25歲那年授神職後加入倫敦主教的班子。倫敦主教坐席從古到今就是英格蘭教會的主要權力基地，其宗教地位也僅次於坎特伯雷和約克這兩個大主教坐席。1581年，胡克被教會任命為聖保羅十字廣場（聖保羅大教堂外）的布道牧師，這裏從來就是各教派推廣教義的場所，就和十九世紀倫敦海德公園的演講角（Speakers' Corner）一樣。
1594年，胡克出版了一套四本神學理論書，《論教會政體的律法》（Of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反駁清教徒對英國國教教義和《公禱書》的攻擊。
胡克在書中論證，絕大多數教義爭議都是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指出清教徒對聖經經文的過度依賴沒有神學根據，因為聖經是教義標準但並非教會紀律準則，教會也無須將新約中使徒們的實踐奉為一成不變的模式。胡克強調，英國國教教會，如同任何其他教會，都是人組成的社團，隻要在不違背聖經的前提下就可以為自己的社團製定行為準則；而對聖經沒有明確規定的事情，人類權威可以幹預。
胡克繼續指出，清教徒的“唯獨聖經論”(Sola Scriptura) ，即聖經已經包含救贖所需要的所有一切，是毫無根據的；教會有權製定自己的崇拜儀式，而出身於或生活在自己母親教會的會眾應該服從自己教會的禮拜程式和規定，因為這是每個教會體製結構的基礎。
與此同時，胡克指出，肉眼可見的教會絕非完美，每個教會裏都有聖人和罪人，隻因教會存在於不完美的人間世界；追求對今生無法完全理解之事的確定性徒勞無益，關於“預定論”的爭論不僅無必要而且有害，因為答案永遠無法在地上此生揭示。
對於加爾文主義，胡克則持一種複雜微妙的觀點。首先他承認加爾文學識淵博，但是人就有局限性，加爾文也不例外。胡克認為，日內瓦模式加爾文主義教規是對特定時間特定地點動蕩環境的一種務實回應，並非適用於所有教會的普世模式，尤其不適用於英格蘭的宗教需要，強行將“日內瓦模式”應用於英格蘭教會隻會帶來分裂。
對於羅馬教廷，胡克承認它仍然是基督大家庭的一份子，但卻是一個藏汙納垢的教會。換言之，宗教改革後的英格蘭教會已經去除了這些汙垢。
胡克同時提到，教會和政府是國家缺一不可的兩根擎天柱，但這兩者都必須符合人類普遍理性所能理解的上帝法則。就拿“三位一體”教義來講，它並沒有在聖經中被明確闡述，所以必然是通過人類理性而推導得出的。
如果說此前推出的《公禱書》和《三十九條信綱》是新教安立甘宗的骨骼神經係統，那麽胡克這套書籍則往英國國教這個身體裏加進了血管肌肉係統。胡克1597年出版了這套叢書的第五本，另外三本在他逝世後出版，很可能是在他遺稿基礎上的編輯理察·胡克一生默默耕耘，生前沒有輝煌的事跡，死後也沒有耀眼的殊榮，但他的這套叢書至今還在出版，還是安立甘宗布道台上一塊靜止而穩固的立石。
索茲伯裏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前麵的胡克雕像
File:Hooker-Statue.jpeg - Wikimedia Commons
回到1593年的伊麗莎白和議會。1593年議會批準為備戰而設的新征稅後，女王要求英格蘭南方沿海地區加強海防，並下令嚴懲那些一旦與西班牙開戰後不戰而逃的地方官員和平民。
而此時的英格蘭，尤其是倫敦，民間局勢卻不容樂觀。多年的備戰征稅，加上連年壞收成，國內物價飛漲，即便是童貞女王和榮耀女王的人間神話也壓製不住民間怨言了。偏偏雪上加霜，彷佛這一切都還不夠讓女王頭疼的，4月份議會閉會後，倫敦就發生了又一場大瘟疫。
從1585年女王派軍隊去低地協助荷蘭北方七省的獨立戰爭，到1588年英吉利海峽與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殊死一戰，再到1590年數次出兵法蘭西協助守衛諾曼底，加上從亨利八世開始的在愛爾蘭駐軍，雖然英格蘭本土沒有戰爭，但軍備開支卻一直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而作為當時最大的新教王國，受迫害的歐洲新教難民也一直把英格蘭當作避難地，其中低地羊毛紡織手工業移民傳統集聚在以諾福克為中心的東南地區，但以其他商貿為主的意大利和法蘭西新教移民則把倫敦當作他們在英格蘭的首選定居點。
故此，倫敦的城市人口一直處於非正常增長，資源競爭和工作機會等原因，造成歐洲商業移民和倫敦本土人口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到1592年，倫敦人口大約為十五到二十萬，是當時第二大城市諾福克郡首府諾維奇的十倍。
市政設施方麵，倫敦和約克、巴斯和徹斯特（York, Bath, Chester）這些古羅馬城市不同。古羅馬不列顛時代，約克、巴斯和徹斯特都是羅馬軍營和市政管理者的定居地，它們的城市布局中衛生和下水道等市政設施相當完善。倫敦在古羅馬時代雖然已經是商業中心，但羅馬人隻是把這裏當作商船從泰晤士河進出停靠的碼頭。一千年來，經曆了昂撒、維京、諾曼底和中世紀金雀花時代，倫敦雖然在征服者威廉之後就成為英格蘭首都，但除了建築物數量增多，排水排汙市政設施卻沒有得到明顯改善。一直到十九世紀之前，倫敦都隻有通過泰晤士河的開放排汙，而且平民區的房子也都是矮小的木結構，通風很差，加上人口擁擠，故此倫敦從十五到十七世紀一直是個瘟疫大本營。
1592年，倫敦異常炎熱，久旱不雨，嚴重缺水加上泰晤士河水位嚴重降低，給本來就已經很緊張的市政管理帶來更大挑戰， 尤其是泰晤士河南岸的南華克（Southwark）。這裏人口密集，是十六世紀倫敦的貧民窟，毛氈、製革、紅燈區、賭場、鬥獸場、監獄都在這裏。當時的倫敦南岸屬於薩裏郡，不受倫敦市政廳法律管轄，但與倫敦市僅一橋之隔，故此是南來北往三教九流的聚集地，也常常是歐洲窮移民到倫敦的落腳點，素有“自由監獄”（Liberty of the Clink）之“美名”。
南華克區的歐洲移民中，很多1572年巴黎聖巴塞洛繆日大屠殺[6]之後到倫敦避難的胡格諾新教法國人，到倫敦後開始經商。他們從自己在法國的親眷朋友那裏直接采購葡萄酒、奶酪等日用品，價格自然比其他人特別是本地人進口產品便宜很多。這些法國人賺了錢之後就開始在南華克購買房產，而且是連片購買和出租， 他們的店鋪也都隻雇傭自己的下一代，就這樣在20年後造成南華克土生土長年輕人失業率的急劇上升。
1592年6月初的一天，一大群憤怒的南華克皮革作坊學徒們舉著棍棒匕首衝出博蒙德西街（Bermondsey），在街角加入另一大群失業青年和戰場回來的老兵。河對岸的倫敦市長威廉·韋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從自己家樓上看到對岸的情況，迅速衝出家們，帶上倫敦警長和警官們，過倫敦橋，將領頭的幾位逮捕了，並將人群分散。後來才知道，這群人聚在一起的原因市一名本地學徒因欠債無法償還而被關進監獄，他們是想衝進監獄把他救出來。
韋伯寫信給宰輔塞叟，指出倫敦以及附近郡歐洲經濟移民造成的年輕人失業問題會進一步深化這些地區的社會矛盾。
到8月份，倫敦開始爆發鼠疫，而大批從諾曼底和不列坦尼戰場回來的英格蘭士兵也到達了倫敦，不僅成為易感人群，而且也帶來其他傳染病。隨著倫敦人口死亡率的不斷增高，倫敦進入封鎖狀態，女王所在王宮周圍七英裏範圍內隻允許緊要大臣出入，倫敦劇院等娛樂場所被政府下令關閉長達十五個月，所有戶外娛樂活動隻允許在寬大通風的場地舉行，發現病例的街道封鎖40天，發現有患者的家庭門上全部用紅色十字標記並禁止人員出入；倫敦的有錢人紛紛逃離倫敦去鄉下躲避，倫敦的大小商鋪也都關門，留下窮人和病患聽天由命。
這是英格蘭曆史上的第一次政府指揮的Lockdown，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疫情的發展。到1592年冬季，這場瘟疫似乎有所好轉，但1593年開春後疫情反撲，到6月份女王和她的貼身人員離開倫敦去伯克郡的溫莎城堡躲避瘟疫。8月21日，伊麗莎白宮廷女官斯克洛普夫人（Philadelphia, Lady Scrope，伊麗莎白大姨母瑪麗·波琳的孫女）的侍女在溫莎城堡門樓傭人寢區死於瘟疫，這是離女王距離最近的瘟疫病例。
1592/93倫敦瘟疫的死亡人數雖然沒有確切的數據，但一般認為倫敦市區死亡人數在15,000人左右，加上倫敦外圍地區大約5000人。以後幾十年，倫敦不斷有瘟疫發生，直到1665-66年倫敦大瘟疫之後那場著名的大火（the Great Fire of London），將包括聖保羅大教堂在內的整個倫敦木質結構房屋連同老鼠跳蚤一起燒毀殆盡，這才給了倫敦一個徹底重建的機遇。
都鐸王室風雲錄（四）：童貞女王伊麗莎白（29）
南澗采萍 (2026-01-31 05:48:30) 評論 (4)1592年，法蘭西波旁家的亨利，新晉法蘭西國王但尚未加冕，為了守住不列塔尼、諾曼底和皮卡第這些北方大區，同時收複首府巴黎，他需要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的軍事幫助；但魯昂會戰失利後，伊麗莎白將駐守不列坦尼的英軍主帥諾裏斯爵士召回國了，雖然軍隊還留在不列坦尼，在下級軍官指揮下繼續守城。
我們之前反複說過，伊麗莎白女王對戰爭的態度一直都是謹慎到厭惡的地步，這一點雖然有小塞西爾的共情，但也的確也與伊麗莎白的女君主身份直接相關。作為女人，伊麗莎白不可能像亨利五世、亨利八世這些中世紀君主們一樣熱衷於征戰甚至禦駕親征。
伊麗莎白的父王亨利八世19歲上位後就推翻了亨利七世與法蘭西停戰主和、側重英格蘭國內發展經濟的既定方針，一心收複英格蘭在法蘭西的失地，與法蘭西連年開戰，結果將亨利七世留給他的英格蘭國庫打了個精光[1]。加上愛德華六世和瑪麗一世在位時的連年通貨膨脹，伊麗莎白執政後沒有一天不在為國庫的開支平衡而傷腦筋。
伊麗莎白的方針一向是打仗燒錢，能不打就不打，能拖延就拖延。每次出征，女王都必須和主帥事先約定軍餉數量和期限，如果戰事拖延或不順，就需要重新商討。但伊麗莎白的猶疑不決對法王亨利四世來說卻是件很不妙的事情。麵對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強勢支持的天主教聯盟，尤其是帕爾馬公爵這位久經沙場的大將，亨利四世始終無法盡快結束法蘭西內戰並奪回巴黎。
1592年4月幫助天主教聯盟守住諾曼底大區重城魯昂後，帕爾馬公爵在一直避免與亨利四世的胡格諾新教軍隊正麵交戰，之後帕爾馬的人馬順著塞納河到達下遊的科德貝克（Caudebec）並拿下此城。到5月初，亨利四世的法蘭西/英格蘭/荷蘭聯軍開始對科德貝克攻城。
俗話說，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帕爾馬公爵在指揮守城時被火槍子彈射中右前臂，子彈滯留在他的肘關節和腕關節之間，之後感染化膿，加上他原本就有肝病，便於該年12月3日在多佛海峽對岸的卡萊（Calais）去世了，而此前他已將全家老小從布魯塞爾遷居到卡萊，並將長子送回意大利帕爾馬封地，以確保帕爾馬公爵繼承人的安全；因為他知道，一旦自己不在了，西班牙最後必將失去對低地局勢的控製。 這位身經百戰文武雙全的一代名將，就這樣為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帝國戰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享年47，一生在奧斯曼-威尼斯戰爭（1570-1573）、荷蘭80年獨立戰爭（1568-1648）、英格蘭-西班牙戰爭（1585-1604）和法蘭西宗教戰爭（1562-1598）中指揮了幾十場大型會戰。
帕爾馬公爵的受傷和逝世，引來低地北方七省民眾載歌載舞的歡慶，但亨利四世和法蘭西天主教聯盟之間的拉鋸戰整個1592年仍然持續。4月份英軍指揮官諾裏斯被召回國後，諾曼底的英格蘭軍隊群龍無首，而亨利四世需要在確保不會失去諾曼底的前提下集中兵力攻打巴黎，所以再次請求英格蘭女王將諾裏斯爵士送回諾曼底。
雖然伊麗莎白明白守住諾曼底對英格蘭的重要性，但她還是猶豫不決，一直到5月份伊麗莎白收到情報，說菲利普二世有意攻下諾曼底，然後讓自己的女兒伊莎貝拉公主做諾曼底總督。伊麗莎白便不能繼續猶豫了，畢竟諾曼底就在英吉利海峽對岸。
到6月，伊麗莎白與亨利四世在一係列緊張談判後再次達成協議，女王提供另外四千兵馬外加槍械和數量可觀的彈藥，亨利四世同意日後償還這筆折合每星期3200英鎊的支出。
然而，就在英格蘭與法蘭西簽署協約之時，西班牙軍隊已經控製了法蘭西東部大區馬恩省的埃佩爾奈（Épernay），巴黎的主要物資供應區。此後，亨利·波旁和法蘭西天主教聯盟之間的拉鋸戰進入長期膠著狀態，英格蘭和法蘭西兩位君主之間的相互不信任也越來越明顯。亨利四世指責伊麗莎白冷酷無情；而伊麗莎白不僅擔心自己在法蘭西的投資打水漂，還預測麵對天主教聯盟的強大攻勢，亨利四世最後不得不選擇背叛新教，通過皈依天主教來實現法蘭西國內和平，確保自己順利登基。
而這正是亨利最後的決定。
到1593年春天，法蘭西戰場上發生的事情已經完全不被亨利四世或伊麗莎白控製。這麽多年的宗教戰爭，各方軍閥加外國軍隊為了各種目的打來打去，無論是胡格諾新教基地的北方諾曼底還是巴黎外圍地區和南方，老百姓都受夠了，戰爭造成糧食短缺，農民造反，整個法蘭西都渴望和平。
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抓住這個機會，已經66歲的他，開始親自介入法蘭西政治鬥爭，提出將自己的女兒與之前被刺殺的基斯公爵的長子聯姻，之後由法國三級議會推選他們為法蘭西國王和王後，取代波旁家的亨利四世。
此舉逼得亨利四世不得不采取行動。1593年7月25日，亨利·波旁莊嚴地走進巴黎北郊聖坦尼皇家大修道院（Abbaye Royale de Saint-Denis，如今的Basilique Saint-Denis），這裏是法蘭西王室將近千年的墓葬修道院。
亨利一身白袍，手捧蠟燭，跪在大修道院內殿門外，在修道院院長引導下走到祭壇前，正式皈依天主教，並宣誓此生無論生死都是天主教徒，之後接受了彌撒禮。當天，巴黎蒙馬特山點燃巨大的篝火，向巴黎市民宣告亨利四世的皈依。1594年2月27日，亨利·波旁在巴黎西南方大約80公裏之外的夏特聖母堂加冕為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羅馬教廷撤去開除他教籍的教皇詔書。一個月後亨利·波旁進入巴黎，但法蘭西宗教戰爭並未就此結束，一直到1598年亨利四世頒布南特赦令（Édit de Nantes）允許胡格諾新教在法蘭西的宗教和武裝自由。
亨利四世上位後，極端新教和天主教都多次嚐試刺殺他，最終於1601年5月14日在盧浮宮被狂熱天主教刺殺成功。天主教和加爾文主義胡格諾新教在法蘭西從未得到真正和解，亨利四世的孫子、法蘭西強勢君主路易十四上位後用另一道赦令（楓丹白露赦令 Révocation de l'édit de Nantes）將南特赦令推翻，宣告胡格諾新教在法蘭西非法。
回到英格蘭，進入1593年，眼看就要過六十歲生日的女王脾氣越來越暴躁，經常弄得身邊仕女們躲起來哭。不管出於什麽原因，是自己幼年親曆母親安·波琳和表姨凱瑟琳·霍華德這兩位王後先後被父王斬首而造成對婚姻的恐懼，還是不願意和任何男人分享君主權威而將自己成為附庸，女王都還是孑然一身，無子無孫，看到自己的仕女們一個一個嫁為人婦兒孫繞膝，再強勢理智和聰敏的女君主，恐怕也會心理不平衡吧。
好在伊麗莎白不是常人，到1593年，女王閑時開始翻譯六世紀古羅馬參議員、政治家、法學家波伊修斯（Boethius）的拉丁文著作《哲學的慰籍》（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但十六世紀君主的閑暇時間是有限的，法蘭西國王重回天主教聯盟，意味著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與法蘭西之間的對恃結束。加上尼德蘭的局勢隨著帕爾馬公爵的死對菲利普來說變得更為嚴峻，1585年英格蘭直接介入低地的軍事衝突，北方加爾文新教七省在英格蘭支持下獨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種情況勢必讓西班牙國王集中力量來對付英格蘭，英格蘭必須做好備戰，迎接西班牙的再次入侵。
於是， 1593年1月4日伊麗莎白召集了她的第八屆議會，討論與西班牙之間衝突以及女王所付出的“過度開支”。女王的掌璽大臣約翰·帕克林爵士明確表示，此屆議會目的是迅速有效地為應對西班牙的入侵而提供撥款。
2月19日開議典禮上，女王一如既往警告清教議員們不要幹涉英格蘭宗教改革問題；議會當然也一如既往要求言論自由。
在教改問題上，伊麗莎白女王當然不會退讓，我們之前也解釋過，女王的出發點並非教義立場，而是和解兼容。於是議會開議典禮上，女王致辭時嚴厲指出：“精心策劃的機智和演講旨在製造傷害，議員自由的限度是選擇回答是或否”[2]；並明確警告清教議員們放棄“建立某種宗教或政府體製”的企圖，任何合格的君主都不會容忍此等“荒謬之事”。
即便如此，清教議員們還是無視女王警告，堅持提出倡議剝奪主教權力和敦促女王明確指定繼承人的幾項議案，為此女王將領頭的幾位清教議員送進了大牢。其中女王前大法官的兒子亨利·布羅姆利爵士和另外兩名清教議員被送進艦隊街監獄，關到4月份議會結束時釋放[3]。而在1576年議會上大膽向女王發難的那位清教領袖人物彼得·溫特沃茲[4]則被送進倫敦塔，這一次沒有等到釋放而死於獄中，在獄中還寫了一篇讓女王指定繼承人的勸勉書，他是1590年去世的女王前國務卿沃辛漢的妹夫[5]。
1593年議會於4月10日閉會，期間除了一共出台14項公法，除了新征稅收，還出台了英國曆史上第一個傷殘軍人撫恤金法案《士兵與海員救濟法案》【Act for the Relief of Soldiers and Mariners (34 Eliz c.4)】。規定撫恤金由地方政府籌集，傷殘士兵由各自的指揮官出具證明，回來源地領取救助。該法案在1597和1601年兩次修改，增加撫恤金額。
該屆議會出台的另外兩項法案則耐人尋味，因它們同時針對英格蘭宗教改革的兩個極端。
一項是《1592/3 宗教法》（The Religion Act 1592/3），也被稱為《反清教徒法》（The Act Against Puritans）。規定全英格蘭和威爾士16歲（都鐸時代成人年齡）以上者，無論男女，星期天必須去國教教堂做禮拜，一次缺席者罰款一先令，連續缺席者每月罰款20英鎊，屢教不改者可被判監禁或流放。
另一項是《對教皇主義天主教拒不皈依者限製行動法》（The Act Against Popish Recusants: Restricted the movement of Catholics），將天主教徒的行動範圍限製在離家五英裏範圍內。
到1993年，已經執政34年的伊麗莎白，已經不是那個還有耐心和議會玩權遊的女王了，此時明顯的比任何男君主都“霸道”，她已經不再容忍任何膽敢忤逆或破壞她政策的議員。
雖然1571年議會出台《三十九條教綱》之後英格蘭國教教義基本確定，但為安立甘宗神學理論奠定最後一塊基石，也是對清教理論攻擊力最大的，是伊麗莎白時代神學家理察·胡克（Ricard Hooker ）。這位德文郡出生的平民子弟，背景和加爾文宗鼻祖約翰·加爾文有些相像。兩人都是中產平民家庭出身，年輕時都通過親屬關係獲得在教會做事的機會，也都因敏而好學而被保送進入高等學府。
胡克有幸進入索茲伯裏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並被主教保送進入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就讀，並在1579年在25歲那年授神職後加入倫敦主教的班子。倫敦主教坐席從古到今就是英格蘭教會的主要權力基地，其宗教地位也僅次於坎特伯雷和約克這兩個大主教坐席。1581年，胡克被教會任命為聖保羅十字廣場（聖保羅大教堂外）的布道牧師，這裏從來就是各教派推廣教義的場所，就和十九世紀倫敦海德公園的演講角（Speakers' Corner）一樣。
1594年，胡克出版了一套四本神學理論書，《論教會政體的律法》（Of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反駁清教徒對英國國教教義和《公禱書》的攻擊。
胡克在書中論證，絕大多數教義爭議都是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指出清教徒對聖經經文的過度依賴沒有神學根據，因為聖經是教義標準但並非教會紀律準則，教會也無須將新約中使徒們的實踐奉為一成不變的模式。胡克強調，英國國教教會，如同任何其他教會，都是人組成的社團，隻要在不違背聖經的前提下就可以為自己的社團製定行為準則；而對聖經沒有明確規定的事情，人類權威可以幹預。
胡克繼續指出，清教徒的“唯獨聖經論”(Sola Scriptura) ，即聖經已經包含救贖所需要的所有一切，是毫無根據的；教會有權製定自己的崇拜儀式，而出身於或生活在自己母親教會的會眾應該服從自己教會的禮拜程式和規定，因為這是每個教會體製結構的基礎。
與此同時，胡克指出，肉眼可見的教會絕非完美，每個教會裏都有聖人和罪人，隻因教會存在於不完美的人間世界；追求對今生無法完全理解之事的確定性徒勞無益，關於“預定論”的爭論不僅無必要而且有害，因為答案永遠無法在地上此生揭示。
對於加爾文主義，胡克則持一種複雜微妙的觀點。首先他承認加爾文學識淵博，但是人就有局限性，加爾文也不例外。胡克認為，日內瓦模式加爾文主義教規是對特定時間特定地點動蕩環境的一種務實回應，並非適用於所有教會的普世模式，尤其不適用於英格蘭的宗教需要，強行將“日內瓦模式”應用於英格蘭教會隻會帶來分裂。
對於羅馬教廷，胡克承認它仍然是基督大家庭的一份子，但卻是一個藏汙納垢的教會。換言之，宗教改革後的英格蘭教會已經去除了這些汙垢。
胡克同時提到，教會和政府是國家缺一不可的兩根擎天柱，但這兩者都必須符合人類普遍理性所能理解的上帝法則。就拿“三位一體”教義來講，它並沒有在聖經中被明確闡述，所以必然是通過人類理性而推導得出的。
如果說此前推出的《公禱書》和《三十九條信綱》是新教安立甘宗的骨骼神經係統，那麽胡克這套書籍則往英國國教這個身體裏加進了血管肌肉係統。胡克1597年出版了這套叢書的第五本，另外三本在他逝世後出版，很可能是在他遺稿基礎上的編輯理察·胡克一生默默耕耘，生前沒有輝煌的事跡，死後也沒有耀眼的殊榮，但他的這套叢書至今還在出版，還是安立甘宗布道台上一塊靜止而穩固的立石。
索茲伯裏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前麵的胡克雕像
File:Hooker-Statue.jpeg - Wikimedia Commons
回到1593年的伊麗莎白和議會。1593年議會批準為備戰而設的新征稅後，女王要求英格蘭南方沿海地區加強海防，並下令嚴懲那些一旦與西班牙開戰後不戰而逃的地方官員和平民。
而此時的英格蘭，尤其是倫敦，民間局勢卻不容樂觀。多年的備戰征稅，加上連年壞收成，國內物價飛漲，即便是童貞女王和榮耀女王的人間神話也壓製不住民間怨言了。偏偏雪上加霜，彷佛這一切都還不夠讓女王頭疼的，4月份議會閉會後，倫敦就發生了又一場大瘟疫。
從1585年女王派軍隊去低地協助荷蘭北方七省的獨立戰爭，到1588年英吉利海峽與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殊死一戰，再到1590年數次出兵法蘭西協助守衛諾曼底，加上從亨利八世開始的在愛爾蘭駐軍，雖然英格蘭本土沒有戰爭，但軍備開支卻一直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而作為當時最大的新教王國，受迫害的歐洲新教難民也一直把英格蘭當作避難地，其中低地羊毛紡織手工業移民傳統集聚在以諾福克為中心的東南地區，但以其他商貿為主的意大利和法蘭西新教移民則把倫敦當作他們在英格蘭的首選定居點。
故此，倫敦的城市人口一直處於非正常增長，資源競爭和工作機會等原因，造成歐洲商業移民和倫敦本土人口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到1592年，倫敦人口大約為十五到二十萬，是當時第二大城市諾福克郡首府諾維奇的十倍。
市政設施方麵，倫敦和約克、巴斯和徹斯特（York, Bath, Chester）這些古羅馬城市不同。古羅馬不列顛時代，約克、巴斯和徹斯特都是羅馬軍營和市政管理者的定居地，它們的城市布局中衛生和下水道等市政設施相當完善。倫敦在古羅馬時代雖然已經是商業中心，但羅馬人隻是把這裏當作商船從泰晤士河進出停靠的碼頭。一千年來，經曆了昂撒、維京、諾曼底和中世紀金雀花時代，倫敦雖然在征服者威廉之後就成為英格蘭首都，但除了建築物數量增多，排水排汙市政設施卻沒有得到明顯改善。一直到十九世紀之前，倫敦都隻有通過泰晤士河的開放排汙，而且平民區的房子也都是矮小的木結構，通風很差，加上人口擁擠，故此倫敦從十五到十七世紀一直是個瘟疫大本營。
1592年，倫敦異常炎熱，久旱不雨，嚴重缺水加上泰晤士河水位嚴重降低，給本來就已經很緊張的市政管理帶來更大挑戰， 尤其是泰晤士河南岸的南華克（Southwark）。這裏人口密集，是十六世紀倫敦的貧民窟，毛氈、製革、紅燈區、賭場、鬥獸場、監獄都在這裏。當時的倫敦南岸屬於薩裏郡，不受倫敦市政廳法律管轄，但與倫敦市僅一橋之隔，故此是南來北往三教九流的聚集地，也常常是歐洲窮移民到倫敦的落腳點，素有“自由監獄”（Liberty of the Clink）之“美名”。
南華克區的歐洲移民中，很多1572年巴黎聖巴塞洛繆日大屠殺[6]之後到倫敦避難的胡格諾新教法國人，到倫敦後開始經商。他們從自己在法國的親眷朋友那裏直接采購葡萄酒、奶酪等日用品，價格自然比其他人特別是本地人進口產品便宜很多。這些法國人賺了錢之後就開始在南華克購買房產，而且是連片購買和出租， 他們的店鋪也都隻雇傭自己的下一代，就這樣在20年後造成南華克土生土長年輕人失業率的急劇上升。
1592年6月初的一天，一大群憤怒的南華克皮革作坊學徒們舉著棍棒匕首衝出博蒙德西街（Bermondsey），在街角加入另一大群失業青年和戰場回來的老兵。河對岸的倫敦市長威廉·韋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從自己家樓上看到對岸的情況，迅速衝出家們，帶上倫敦警長和警官們，過倫敦橋，將領頭的幾位逮捕了，並將人群分散。後來才知道，這群人聚在一起的原因市一名本地學徒因欠債無法償還而被關進監獄，他們是想衝進監獄把他救出來。
韋伯寫信給宰輔塞叟，指出倫敦以及附近郡歐洲經濟移民造成的年輕人失業問題會進一步深化這些地區的社會矛盾。
到8月份，倫敦開始爆發鼠疫，而大批從諾曼底和不列坦尼戰場回來的英格蘭士兵也到達了倫敦，不僅成為易感人群，而且也帶來其他傳染病。隨著倫敦人口死亡率的不斷增高，倫敦進入封鎖狀態，女王所在王宮周圍七英裏範圍內隻允許緊要大臣出入，倫敦劇院等娛樂場所被政府下令關閉長達十五個月，所有戶外娛樂活動隻允許在寬大通風的場地舉行，發現病例的街道封鎖40天，發現有患者的家庭門上全部用紅色十字標記並禁止人員出入；倫敦的有錢人紛紛逃離倫敦去鄉下躲避，倫敦的大小商鋪也都關門，留下窮人和病患聽天由命。
這是英格蘭曆史上的第一次政府指揮的Lockdown，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疫情的發展。到1592年冬季，這場瘟疫似乎有所好轉，但1593年開春後疫情反撲，到6月份女王和她的貼身人員離開倫敦去伯克郡的溫莎城堡躲避瘟疫。8月21日，伊麗莎白宮廷女官斯克洛普夫人（Philadelphia, Lady Scrope，伊麗莎白大姨母瑪麗·波琳的孫女）的侍女在溫莎城堡門樓傭人寢區死於瘟疫，這是離女王距離最近的瘟疫病例。
1592/93倫敦瘟疫的死亡人數雖然沒有確切的數據，但一般認為倫敦市區死亡人數在15,000人左右，加上倫敦外圍地區大約5000人。以後幾十年，倫敦不斷有瘟疫發生，直到1665-66年倫敦大瘟疫之後那場著名的大火（the Great Fire of London），將包括聖保羅大教堂在內的整個倫敦木質結構房屋連同老鼠跳蚤一起燒毀殆盡，這才給了倫敦一個徹底重建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