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我們把目光放到現代史，特別是近百年的中共政治舞台上，這杆秤似乎徹底壞掉了。因為在一個人治社會裏，“忠”與“奸”並不是客觀評價，而是權力者手裏的橡皮圖章。今天蓋“忠”，明天改成“奸”；此刻是“黨的好同誌”，下刻便是“叛徒、內奸、工賊”，上演了一出出荒唐劇。
劉少奇的遭遇堪稱“忠奸之分”的活教材。他在延安時期是黨的理論家，1949年建國後是國家主席，一度被毛澤東欽點為“接班人”。按理說，這樣的人物該是“忠臣中的忠臣”。然而到了“文革”風暴裏，毛一句“走資派當權”，劉少奇瞬間從接班人變成了“大奸大惡”。那些曾經天天向他表忠心的幹部，立刻轉身批鬥他，把他罵成“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本人在病榻之上被剝奪一切尊嚴，連家屬都不能探視。等到1978年後，又搖身一變，被“平反昭雪”，重新變成“忠”。於是曆史留下一個荒唐的結論：劉少奇是“奸臣”，直到黨說他是“忠臣”為止。
周恩來在民間口碑極佳，被塑造成“鞠躬盡瘁”的形象。無論是中共內部還是國際舞台，周總理都表現得八麵玲瓏。然而，若用“忠臣與奸臣”的二分法來看，他其實是個最模糊的例子。周恩來一生最大的特征是忠於毛澤東。他清楚地知道毛的喜怒無常與權力至上，處處小心翼翼，不惜屈辱自保。在文革中，他既“執行”毛的批鬥命令，又暗中為受難者留條生路。於是有人說他“忠”，有人說他“奸”。
從人治社會的標準來看，周恩來是“最聰明的忠臣”。他的忠誠不是對國家和製度，而是對毛個人的忠誠。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在風浪中存活至終。但曆史若要問一句：他對人民是否忠？恐怕答案就要打個問號了。
林彪的經曆更是跌宕。1969年寫入黨章的“接班人”，1971年轉眼就成了“反革命陰謀家”。林彪是毛的頭號擁戴者，靠“頂禮膜拜”起家，提出“三忠於四無限”，把個人崇拜推向高潮。但這份“忠誠”依然沒能換來安全。當毛懷疑他有異心時，忠臣立刻成了奸臣。林彪一家的“九一三事件”，在中共話語中成了“背叛與叛逃”，林彪的名字被打上最濃烈的“奸臣”標簽。可在此前，他比任何人都“忠過了頭”。忠臣與奸臣的界限，原來隻在於毛澤東心情的晴雨表。
鄧小平更是教科書般的例子。他在延安時是“黨的好幹將”，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複出後又被批為“還在走資派的老路”。然而，正是這個被一度定為“奸”的人，最後成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說明了什麽？說明“忠奸”的標簽完全取決於主子的需要。毛時代，他“不忠”；毛死後，他搖身一變成了“忠於人民”的偉大領導人。於是官方敘事裏，鄧小平既是受害者，又是英雄。這種邏輯的荒誕，恐怕隻有人治社會才能製造出來。
趙紫陽的故事更諷刺。作為總書記，他本是黨的最高“忠臣”，然而在1989年關鍵時刻，他對學生展現了溫和態度，不願以武力解決危機。這一舉動立刻觸犯了最高權力者的禁忌。結果，他被軟禁餘生，定性為“反黨分子”。換句話說，趙紫陽對人民算是“忠”，但對權力來說，他就是“奸”。人治社會隻承認後一種定義，所以他的下場就是被徹底消聲。
再看徐才厚、郭伯雄這兩位。他們是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的軍中大員，一度位極人臣，風光無限。為了維係權力，他們對上阿諛奉承，確保軍隊“絕對忠誠”。然而，等到習近平掌權，這兩人立刻被打成“大奸大惡”的腐敗分子，軍中“害群之馬”。難道他們之前不是忠臣嗎？他們的“忠誠”難道不夠嗎？可見，在人治體係裏，哪怕你跪得再低，也可能隨時變成“奸”。因為真正的標準，從來不是法律與製度，而是權力者的意誌。
說到底，“忠奸”之分，其實就是“忠於誰”的問題。於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展現出來：在一個人治社會，忠與奸不是道德評判，而是權力遊戲的產物。主子說你忠，你就是忠；主子說你奸，你就是奸。忠臣與奸臣之間，隻有一張聖旨的距離。
這種“忠奸隨意切換”的荒唐，說明中國的政治文化，長期受製於人治而非法治。在一個法治社會，忠奸的評判應當基於製度與法律：誰遵守憲法，誰維護民眾利益，誰就是“忠”；誰破壞製度，誰背叛人民，誰就是“奸”。
但在中國的人治邏輯下，忠奸之分等於“是否忠於最高領袖”。法律成了擺設，製度形同虛設。於是，我們才會看到劉少奇的三段論命運，鄧小平的三起三落，林彪的忠奸反轉，趙紫陽的悲涼下場。這種荒唐的社會，就像舞台劇裏的變臉，黑白隻需一聲令下，真假完全不靠事實。
“忠臣與奸臣”的討論在今天依舊有意義，但前提是我們必須跳出“忠於領袖”的窠臼，轉向“忠於製度、忠於人民”。隻有在法治和民主的框架下，才能清晰區分：誰是真正的忠臣，誰是真正的奸臣。否則，在人治社會裏，無論你多麽鞠躬盡瘁，都隨時可能成為“奸”；無論你多麽惡貫滿盈，隻要主子需要，也能被塑造成“忠”。
忠奸之分，本應是曆史的道德審判，但在權力的黑色幽默裏，它成了最高統治者隨手塗抹的調色板。於是，這出荒誕劇一再上演，讓後人看得目瞪口呆，又忍不住想笑：原來所謂的“忠奸”，不過是主子一句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