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大罷免”的導火索，可以追溯至2024年底的“冬季青鳥在台北”行動。彼時，因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法爭議爆發大規模街頭抗議，公民團體與學生社群高舉“反黑箱”、“護民主”的旗幟，與藍營主導的立法院正麵對抗。隨後，台灣民眾的怒火不僅沒有隨著修法塵埃落定而消散，反而在社會底層緩慢醞釀成一股新的力量——罷免。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立委就職滿一年即可被罷免。2025年初，民間團體便開始行動，向中選會提出罷免提案，最終形成第一波24位藍營立委的罷免案，將於7月26日投票，第二波7人預計8月23日進行。
發起罷免的民團列出了藍營立委四大“罪狀”：
第一，赴中行徑頻繁——有立委在北京拒絕與蔡英文、賴清德政府對話的背景下，卻主動訪問大陸，被批“自降格調”、“邀功乞憐”。
第二，反對國防預算——在兩岸局勢緊張之際，這些立委卻多次阻擋軍費、延宕軍購，被民團指為“掏空防線”。
第三，導致國會癱瘓——“立法院內鬥比摔角場還吵”，民團痛批他們使立法院陷入無效運作狀態，甚至“國會改革”成了“立委內戰”。
第四，出賣台灣利益——從行為到言論上，這些立委常與北京的立場“高度一致”，被冠上“紅統代言人”之名。
與其說這場“大罷免”是一場對在野黨的圍剿，不如說是對民主製度的一次錘煉。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17條，人民擁有“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大基本權利。罷免並非動用國家機器打擊異己，而是一種製度化、法律化的公民自我修複機製。
此次罷免完全遵循法律程序：第一階段，提議人需為原選舉區選舉人數1%以上；第二階段，連署人數達10%以上；第三階段，經中選會審查通過後方能公告進入投票。正是基於程序正義，台灣中選會已確認這批罷免案依法成立，並將於指定時間組織公投。這是一場“人民出題、人民審判”的民主儀式，而非政黨對抗的工具。
在罷免行動升溫之際，北京的“積極關切”如影隨形。中國大陸官方和媒體以“護國民黨”與“打民進黨”的姿態迅速加入戰局，展開輿論總動員。新華社、央視等官媒齊發聲，稱賴清德政府是“綠色恐怖”，用罷免打壓異己；小紅書、抖音及微博鋪天蓋地轉發“台灣民主已死”、“獨裁民進黨”等話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不失時機批評台灣民主是“披著羊皮的獨裁”。
但這一波“援軍”，在台灣內部卻產生了“反效果”。民眾普遍反感外國勢力幹涉台灣事務，尤其是來自對岸的“指點江山”。連國民黨自己都急了，立委、黨主席紛紛發聲明切割，說“我們不是共黨代理人”、“我們是為了民眾利益而赴陸”。
罷免推動者如企業家曹興誠更直言：“北京跳出來幫國民黨講話，反而一錘定音：他們就是站在共產黨那邊！”這波“神助攻”不但未能拉抬國民黨選情，反倒加深民眾對藍營“紅化”的質疑，激起更強的罷免動員力。
雖然媒體普遍稱之為“大罷免”，但這並非一次全國性公投，而是分區、逐案投票。選民資格限定為：
* 原選區居民；
* 年滿20歲；
* 截至投票日已居住滿4個月以上。
在投票日，選民隻需在選票上劃下“同意”或“不同意”。罷免案要通過，需符合雙重門檻：
* 同意票數 > 不同意票數；
* 同意票 ≥ 該區選舉人數的1/4。
例如，一個選區若有40萬人，就需超過10萬張“同意”票，且多於“不同意票”，才能讓該案生效。雖然門檻不低，但此次罷免並非無跡可循。2020年韓國瑜被高雄選民罷免成功，2021年陳柏惟亦遭罷免。兩案皆顯示，在特定政治氛圍中，罷免不僅可能，而且具有實質殺傷力。
本次行動源於“青鳥運動”，基層動員力充足，網絡社群火力全開，口號明確——“立院奪權，我們罷免！”民進黨雖然未表麵介入，但其支持者活躍參與；國民黨則憂心忡忡、四處救火，罷免若成，將是重大打擊。北京的“愛之深、幫之慘”的神助攻，成為罷免支持方最強廣告。
過去，台灣選舉多被理解為“政黨輪替”遊戲：藍贏則紅喜、綠敗則憤。然而，此次罷免並未由民進黨主導，而是由民間社群發起。這標誌著台灣民主體製進入一個新階段：人民不再隻是選舉時投票的觀眾，而是隨時可發動改變的參與者；罷免權不再是“最後武器”，而是民間製衡機製；“票票反製立院內戰”成為新共識。
本周六的投票，並不是對某些立委的“私怨”，而是一場全民對權力傲慢的警鍾。罷免本身無關黨派，而關乎責任。真正的民主，不在於哪個黨執政，而在於人民是否始終握有“讓你上，也能請你下”的權力。
在這場罷免戰役中，北京的“積極介入”成了台灣民意的“反向教材”，國民黨的“割席”行為暴露其內部對“中共標簽”的極度恐懼，而最值得關注的，是台灣社會那股“我們自己來修理國會”的覺醒力量，正在逐漸壯大。26日的投票，不僅是罷免與否的抉擇，更是一場台灣民主製度自我修複機製的高光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