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是個人觀點，所以僅供參考，吳瑛教授兼顧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和美國西北大學的教職也有她的苦衷。她當時沒有預見到，這正是自己悲劇的根源。
首先的原因是她不放心那個老公，離婚本身就是她對他行為的憤怒。具體的東西我們不好說，他們再次離婚的事實已經說明了一切。
再者她的女兒即將進入準備和申請美國大學的階段，完全回國幾乎對女兒的教育是災難性的影響，她女兒隨後從芝加哥申請到哈佛和耶魯就是反向的證明。
我想吳瑛當時也是擔心在國內的兒子的，老公高調帶兒子回國秀愛國主義的教育，讓他擁有一顆中國心。
父母這樣做對孩子很不公平，他們的苦水隻有往肚子裏吞，他們根本不認識那些方塊字。現在朋友說那兒子也必須重返了美國，他的美國人生需要從頭再來。
談點我所帶過的美國華裔二代學生，他當年因為學費拒絕聖路易斯華大本科選擇讀北大，重返美國後對我吐槽北大的痛苦經曆，他慶幸能夠回到美國讀研究生院。
在留美華裔夫妻中，丈夫往往對自己的頭銜與所謂的事業更在乎，妻子則更關心自己基因產物的未來。吳瑛也是這樣的價值觀，況且她還要兼具一流科學家的角色。這麽大的壓力又沒有人傾訴，所以最終將她壓垮了，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這裏強調一點，我認識的人也不少，在我認識的所有海歸人士中，無論他們現在國內多麽風光，他們都是在美國找不到相應職位才回國的。
早年有些人是找不到教授職位，隨後教授們遭遇基金到頭隻有回國糊口，近期則是在美國當不了係主任、院長或研究所所長，北京和深圳的機會來臨時，他們毅然決定回國的。
他們可以在中國指點江山，但是他們的後代則隻能在美國隨母親留守，都在美國7-8年級了怎麽回國讀書？如果回國孩子們麵臨的命運是：中國高考不行，美國大學申請也完蛋。
我都見過90年代窮時留守美國的小中男拿美國中午餐補助券的，為早年老爸回清華的結果。他們可以說是苦不堪言，最終的命運就是家庭破裂。
中國的離婚草率度比美國普遍多了，十幾年前北大青年才俊在華大告訴我，某校著名海歸教授在辦公室放張床，用途大家可以想象。
吳瑛真不應該回國去趟千人計劃的那趟渾水，她在美國經營實驗室可以生活得很好。吳瑛的生活經曆也表現在她的政治觀點中，我們可以從她將斯坦福的博士論文獻給誰看出。
吳瑛在1991年獲得的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學位，她明知道自己的博士論文會被美國的圖書館永久地收藏，但是她仍然在論文手稿的第八頁明確寫上：“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MARTYRS OF JUNE FOURTH, 1989” (“獻給1989年6月4日遇難者的紀念”)。
吳瑛是在父母去勞改營時隨祖父母長大的，從安徽合肥考入上海第一醫學院的英語醫學班。吳瑛一路走來可以說完全靠自己，幸運的是父母給了她聰明與漂亮的基因。她隨後在上醫聞玉梅院士實驗室做研究，然後直接申請到斯坦福博士研究生。
吳瑛在斯坦福的研究有過曲折的經曆，這使得她在未來經營實驗室時特別地小心，但是她在哈佛又做出一篇Cell論文後找到了華大的教授職位。
我導師史良如教授在講德國故事時，重點提到歐洲人總以那位英語說得最好的中國女士稱呼聞玉梅。她是著名詩人聞一多的侄女，應該是我們湖北人。聞一多出生於湖北黃岡市浠水縣，聞玉梅雖然出生在北京，但是祖籍仍然是湖北浠水縣。
我將吳瑛一口漂亮的英文歸功於上醫的英文醫學班，她也不是鄉裏人，再加上聞玉梅的影響。我昨天專門問了上醫的校友，當年的上醫英文醫學班是入校後經過考試英文選撥的。每班隻有30人左右，他們的學製是六年，基礎科目幾乎全部用英文上課，臨床可以是中英文兼用。
吳瑛從開始發表英文論文就是英文名的Jane Y. Wu, 她的斯坦福博士論文也是，老公抵聖路易斯時還叫Bob, 愛國後就隻有中文名號了。
吳瑛應該是經不起以前的中國郎君的追求，找了一個背景完全不同的人，那郎君的人生軌跡奇跡般地與他的教授父親幾乎是重疊的：江西醫學院、上醫和UCSF。
吳瑛的婚姻使她生活在中美友好的幻想中，現在還有不少美國華裔教授也像她一樣，她們抱著一顆樸素的心去幫助中國。問題是你幫助了中國，到時候誰來幫助你？在自己被體係逼到死亡邊緣時，甚至連自己的至親都靠不住，這就是吳瑛悲劇讓人最傷心的地方。
海歸著名教授的私人留言，以此可見老中做事多麽沒有底線：“其實我個人認為，一個人還是需要最起碼的認知和底線，很多千人、萬人之類的人才，和中國的大學簽的是全年工作，和美國也簽的是全年工作，然後12月拿24個月的錢，說白了，就是貪嗎！當然這種貪，不一定是錢，也一定是名或利，甚至回國謀個一官半職。另外一點，就是留美的少部分人，回國講學、探親、休假、賺外快，個個不落下。我甚至見過個別人，回國所有的費用都讓國內支付，如果兩個或多個學校邀請，讓每個學校給他們報一個往返飛機票的例子，然後大言不慚的說，你們這是公家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