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敘父親的文苑春秋（遺缺篇，重發）
芮少麟
摘引：
長篇文學傳記《重吻大地—我的父親芮麟》2011年由上海遠東社出版後，友人提議能否以縮略篇凝煉他特立獨行的文學人生，以補海內外讀者對中國上世紀文苑作家全麵認知的缺憾？現時過境遷，抽暇成篇。父親1909年生於無錫南方泉，係民國史館可查的社會教育家，第三屆中國文官考試及格在檔，是國民政府考試院1946年提名獲批的勝字第二一三七九號抗戰勝利勳章獲得者，時人矚目。他隻是一個新世紀裏得以破繭而出的文壇獨行客，其人生閃光點在對中國現代山水文學和抗戰文學的寫作奉獻。上世紀20--40年代，父親涉足新詩、近體詩、遊記、散文、文藝評論等場域，與林語堂、趙景深、鬱達夫、鍾敬文等同代作家，同期耕耘，作品尚豐，1965年終老於青島。1926年，其散文《香海雪影》，是他發表的處女作，2007年由陳子善等人將其上世紀的多篇文章輯選入人民文學出版社《雪——中國現代經典美文書係》；1930年他的《新詩之變遷及其趨勢》，是在中國文藝評論方麵的成名作；1946年他獲國民政府考試院頒優等獎的《莽蒼蒼行》(抗戰詩集），是他的近體詩代表作，而當時考試院公布的評審意見，可視為文壇和社會對該詩集優缺點的綜合評價與共識。《莽蒼蒼行》與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舊作合集的《神州遊記（1925-1937）》，是他的文苑代表作。
一、蠡湖兒女
父親芮麟（1909-1965），字子玉，號玉廬，出生在離無錫老城三十餘裏的南方泉西林村芮巷土陵上的祖屋，風景秀麗，鄉風淳樸，自耕農傳家。依傍太湖的無錫，以它飽含“吳文化”的傳統特質和湖光山色，孕育滋養著他。父親早年“貧病長苦饑”，家中人丁不旺，三代單傳，從他憶及童年“萬種傷情無說處，此心隻有瓦燈知”等詩句，草根之狀可見。父親少年時的天運家境，每況愈下，飽受的稼穡之苦，無須文學式渲染描繪，僅從當年他記載祖父黯然神傷的哀戚剪影裏，可得佐證。1922年他離家進城，入省立第三師範附小，續進公益商業中學，開始了中學生涯。
該校學生，都是貧苦市民或農家子弟，經濟景況有限，寒門子第的學曆與命途的局限性已決定其人生。父親公商中學過從甚密、留有較深印象的同學有李國偉、王冠生、榮德馨、瞿冠英、楊家楣、薛暮橋、孫冶方等，其青少年時的印象，有文字記載，或留諸口碑中。
無錫學子崇文尊師，世代相傳。他是住宿生，在公商校內組織春潮詩社，辦牆報，辦詩刊等文學活動，受注目。師尊朱烈以伯樂識見，對他報刊發表近體詩及新詩和散文後的喜不自禁，既有防驕警示，也有對作品詳實貼切的點評鼓勵，父親於課堂外，再獲教益，使他在文學創作上立誌奮發。
二十年代中後期，父親就讀公商中學時，對文學創作的體裁，涉麵廣，有近體詩、新詩、散文、小說、文學評論等。他有過對少年摯友的心靈顛倒衝動，有對異性追求的浪漫祈望描寫，還有對發妻細膩情感的陶醉，其情景在他的新詩中，多有體現。他拜無錫山水地利之靈，在與春潮社詩友郊遊時，為促遐想成趣，常約定歸來時寫文成篇。他從小酷愛山水情趣，在雪遊梅園、霧遊雪浪、雨遊華藏等無錫名勝時，對園林泉石、湖光山色的文字描繪，即出於此。1925-1926年間，他以梅枝橫斜、暗香疏影的無錫梅園雪景為抒情內容的散文處女作《香海雪影》，在無錫初出茅廬，受朱烈師等前輩誇讚勉勵。對初涉文壇喜悅之情的追憶，與對少年創作的感念，1930年3月在其出版文字中，他這樣記載；
“《自然的畫圖》，是我中學時代寫的七篇描繪風景的文字的總稱，除《雲天雨痕》外，都已在《商兌月刊》上發表過。《香海雪影》是我的處女作，也是我文學作品向外發表的第一篇。那時我才十七歲，進公商還不到兩年，雖然對於文學感到很濃鬱的興趣，但一向不敢創作，就是試寫了幾篇，也沒有勇氣向外發表。從這篇在《無錫新聞》的副刊《藝海珠塵》披露後，引起了我創作的興趣，鼓動了我發表的勇氣，以後便時常有我的論文和文藝作品在申、鍚各報章雜誌可以看見。所以《香海雪影》在我是覺得很值得紀念的。……那時所遊者不出學校與家鄉的附近，所學者僅係商業與文學的一角，但無論詩歌、小說、散文，什麽都寫，並且寫得很有興趣。現在學識雖不見有怎樣的進境，要是能和從前樣的努力，把所經所曆，所見所聞，一一描寫下來，或許也不致毫無足觀吧！……”。
無錫公商因抗戰停辦，結束了她承載的曆史使命。公商中學，是父親人生記載青春回憶的第一個裏程碑，是係結他與文學結緣的紐帶。父親是公商早年畢業生中，於二十世紀前半葉，湧現在中國現代文壇的佼佼者。“如果沒有朱烈師的教誨指導，我的文學創作之路，不會起步得那麽早，那麽堅定充實”，是其心裏話。
二、愧列門牆
民國初期，軍閥割據，社會動蕩，1927年秋，父親赴南京報考中央大學區民眾教育院被錄取，1928年該校易名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他以民眾教育為專業，師事追隨中國著名社會教育家高陽（踐四）、俞慶棠（鳳歧），愧列門牆，1929年畢業於該教育學院。該校在國內高等院校中極為特殊，其生源、學製及培養目標，異於其它高等院校，以接受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民眾教育理念為宗旨，在國際上該校有高、俞等學者與英、美、丹麥等國的成人教育專家，頻相交往，國內除江蘇省外，還與廣西、廣東、山東、河北、浙江、河南諸省區聯合建立民眾教育實驗基地，頗有影響，是當時教育主管機關極重視的學校。父親是高、俞先師在一期畢業生的高足弟子。他鍾愛詩文，但不以詩人、作家為業，在參加第三屆高等考試前的文化經曆和文學活動中，與社會教育密切，是長三角地區社會文化領域中有影響的中華圖書館協會、中國社會教育社、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早期成員，參與上海光華讀書會活動。1929—1935年間，除社會文化事業外，他對民眾教育及文學藝術類問題，寫過諸多文章與評論，在相關協會的全國性刊物上發表。
這一時段是他與同學好友朱若溪、錢少明等從事社會教育和文學創作的盛期。父親的文章在各地館藏刊物圖書中，可見諸他踏入社會時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對社會文教事業的貢獻，是公認的社會教育活動家。這一淵源和他1935年第三屆高等文官考試及格的資曆，使他三、四十年代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的社會教育係統，聲名鵲起，構成父親前半生的主要經曆。通過民眾教育和人文進步，力圖改變中國麵貌，是他們那代人的願望。
父親1933年赴濟南參加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二屆年會期間，登泰岱、謁孔林、泛明湖後，所著由著名詩人易君左題簽名彰的《山左十日記》一書，詳述了他與母校校友及與鳳歧師的交往，乃至他在中國社會教育界的人氣。 1943年父親在重慶得知踐四師病逝桂林惡耗，曾發表《悼踐四師》、《哭踐四師》、《挽踐四師》等詩文挽聯，表達了無錫學子對恩師高踐四的崇敬深情。上世紀八十年代地方文史資料因“斷代限進”，及惟意識形態影響，對無錫教育學院曆屆畢業生的社會貢獻和描述評價，有應時傾向。據寧、滬、杭、錫的圖書館藏典籍資料比對，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該校畢業生中，若以三、四十年代個人社會地位，和文學影響言，以正統意識的父親離校後業績驕人與文學成就，堪稱傑出，新世紀初，他被篩列入群星璀璨的《蘇州大學名人錄》存檔（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為該校前身），為例證。進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教育學院早年投身共產主義革命的錢俊瑞、秦柳方、郭影秋、楊希文等父親舊時校友，在中國高等文化教育的行政、經濟學領域，政績與地位顯著，是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二十世紀卓有成就的早期畢業生代表。該界定，有曆史資料為據，有跡可循。
三十年代初期，高踐四、俞鳳歧率領無錫民眾教育團隊，在國內獨領風騷。父親肩負無錫地區農民教育、民眾教育、圖書文化建設工作，並熱衷文學創作，借助這些平台與梁漱溟、黃炎培等著名文化人士交往，通過中華圖書館協會、中華職業教育社及相關社團和文藝團體的活動，豐富了人生，獲益匪淺，使他為當時的文化教育事業，貢獻了力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父親有文發表於《無錫教育》《無錫縣政公報》《血汗》《無錫農民旬報》《無錫民眾周報》《讀書月刊》《中國出版月刊》及教育學院校刊、江蘇省社會教育等刊物上，在寧、滬、杭、錫、豫、魯等地名彰。
中國社會教育社首屆年會1932年8月24日在杭州省立圖書館舉行，父親以無錫民眾教育館長的社員身份，隨高、俞先師出席；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二屆年會，1933年8月24日至26日在山東濟南舉行。中心議題是民眾教育應“由鄉村建設以複興民族為要旨”，梁漱溟主題演講。父親作為俞師點將社員，參加年會；第三屆年會，1934年8月17日至19日在河南開封舉行，討論“由鄉村建設以複興民族之實施要點”及民眾教育實驗區的開拓問題，決議由中國社會教育社與河南省教育廳，洛陽縣政府合設“洛陽實驗區”。父親時任江蘇省武進縣教育局社會教育科長，參加年會；第四屆年會，1936年1月在廣州中山大學舉行。父親因高考及格辦理相關手續，恰在赴青島入職期間，未能參加；第五屆年會，原定1937年夏於青島舉辦，由父親負責操辦，因七七事變爆發停辦，抗戰勝利後，1947年5月8日改在無錫舉行。父親返鄉參加該屆年會，悼緬高陽先師。抗戰勝利之初，他花環擁戴，聲名鵲起，為母校戰後持續馳名，帶來榮譽。在中國社會教育社，父親是母校第一屆畢業生中的爭光者，為抗戰和社教事業付出辛勞，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可說是其第二個裏程碑。
父親抗戰前在中國社教事業中，除於上海光華書局《讀書月刊》、杭州省立圖書館的中國圖書館協會會刊《中國出版月刊》、及各省民眾教育機關刊物上發表文章外，因工作關係，曾結合各地民情和時局特點，著有《無錫民眾讀本》《民眾家事講話》《暑期民眾讀本》《戰時民眾讀本》《國難時期的民眾教育》《民眾國防教育實施法》等單行本，為“九一八”後國難時期的抗擊外侮，和相關地區的民眾教育事業，有過奉獻。
三、文壇馳騁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父親以“玉廬”名號，發表詩文和《隨園論詩概觀》、《浪漫詩人李白》、《讀楊蔭深〈一陣狂風〉》等文學評論文章，散見於寧、滬、錫等地的報端刊物。1926年11月，他對郭沫若先生在詩經《卷耳》白話譯詩裏的缺憾，提出異見，並專門發表過《詩經〈穀風〉今譯》一文。1930年3月至5月，他將弱冠前發表的遊記散文、新詩與近體詩歸類，集入三個單行本，定名《自然的畫圖》、《心浪》（新詩集）、《玉廬詩稿》，在無錫版行，是他早年的文學創作見證。
1930年12月父親的長篇詩評《新詩之變遷及其趨勢》與林語堂的《讀書的藝術》、趙景深的《論翻譯》等文章，由上海光華書局《讀書月刊》一卷六期刊登；在《讀書月刊》二卷一期該刊的文藝創作講座中，他與趙景深、鍾敬文、鬱達夫等被分別列稱為“國內著名文藝理論家”，父親是《作詩論》講座的執筆主講人。
三十年代初、中期，燦如群星的現代文苑儒林中，父親榜上有名。他對作近體詩，過於癡情，年輕時幾乎是一日無詩，茶飯不思，寢食難安，其情景和程度，《重吻大地》裏有記載。他以“錫山玉廬芮麟”名號的山水遊記，在上海光明書店，曾獨樹一幟。
他隻是一名稍有成就的詩人、作家，在故鄉無錫真武宮、惠山頭茅峰道院等處遊覽古刹、參禪悟性時，應相關禪院主持請題過“嶂著鹹靈，朝三萬頃，恩波仰麵；武當分氣象，冠七十二峰，頑石點頭”等著名楹聯，上世紀被江蘇省宗教界人士編製史集時輯錄，使之伴風景名勝同在，與山水滄桑並存，網上可檢索示出。
父親是貧困農家子弟，對短衣赤腳的鄉民有著自然純樸之情，如1935年他遊曆太湖馬跡山時，文中毫不諱言有“一般人見了穿短衣的勞苦農工，都有‘若將浼焉’之感，不願接近；我，最樂意接近的，便是穿短衣的勞苦大眾。一見了他們，身上立即生出親切的感覺來。無疑的，我不論在何時，不論到哪裏，將永遠站在勞苦大眾的一邊”之言。這篇當年的詩文遊記，在廣陵書社新世紀的著名《濱湖文庫》裏，留有印跡。
他還是一個文學自由創作主義者。三十年代初期農村社會調查中，父親目睹過各階層物質文化生活差別，及當時表現階級矛盾的方方麵麵。他認為鄉紳地主與種田農民的雇傭，是相互幫扶依存社會和諧關係的顯現，盡管地主與農民或有矛盾，乃至個別人間有所加劇，但哪個社會無此種現象？他以無錫郊鄉為代表的蘇南農村為例，在1931—1932年的《民眾教育通訊月刊》《教育與民眾》上，著文稱在當時的地主與貧苦農民間，並未出現“你死我活”的鬥爭局麵。認為社會雖有階級矛盾，他公開主張不宜采用“階級鬥爭”極端觀點和政治口號，乃至暴力血腥方式，來解決農村矛盾。他當時對“堅持文學的階級性”、“文學應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等提法，不以為然，認為國內各黨派，包括文學不同流派，不應相互鬩牆，而須一致振興中華文化，外禦敵侮，停止充當國際列強代理人的各持己見，化解矛盾，槍口筆尖，一致對外。父親對階級鬥爭口號的評論，坦率表述觀感，與高、俞先師意見，相輔相成，是民眾教育學界等全國性社團，對社會現實的鮮明觀點，是他文學創作觀的基礎。
父親前半生，從事社會教育和習性所致，年年作客，歲歲天涯，大部分時間過著櫛風沐雨的漫遊生活，曾以“江南驢背客”自詡，寫下許多描繪祖國壯麗山河的山水風情詩文，有過影響。他口語交談及留有文檔記錄的三十年代文友如易君左、王統照、鬱達夫、田漢等。他仿效同邑徐霞客，酷愛山水地理風貌，行萬裏路，寫過《馬跡山遊記》、《濟南秋色似江南》、《藕花香裏望黿頭》、《三百裏間春似海》、《雷聲忽送千峰雨》、《獨遊九溪十八澗》、《千峰萬壑拱軍將》和《萬山雪照一燈明》、《登華山》、《才入名山歸去來》、《我之華山觀》、《玉女宮的一夜》、《子規聲裏到黿頭》、《一船人在畫中過》、《驚濤駭浪上前嶗》、《且拋塵夢入嶗山》等膾炙人口的山水風情篇章，為蘇、浙、魯、陝諸省當時的地理人文環境，留下諸多史料詩文。
父親的文學創作，不附庸權貴，早年為看山、聽水、觀瀑、賞月、探幽、尋詩不辭遠，好入名山月夜遊。他將山水化做詩媒的勤奮，和把遊覽西湖風情、會當淩絕頂、雁塔題名、馬跡山望月、耐冬花下再徘徊等有山水共作證的情懷，積澱成六個遊記單行本，是時空變幻和歲月未能帶走的社會財富。隨著深入探索詩體寫法和詩人性靈的洋溢，他將作詩的興趣，轉向熱衷於近體詩的絕句創作，形成山水遊記寫作的詩文合一風格。在《龍門展白香山之墓》中，他曾以“我亦詩名傾海內”的欣然自得，於四十年代中後期，得到國內學界權威人士“作者於詩，專主性靈，不事雕琢。佳處在此，病處亦在此。此為作者所自知，當亦為人所共認”的在典評價。
父親少時即好詩，除散見山水遊記和與摯友親朋題贈酬唱應答外，1939年抗戰時期，他在山東敵後遊擊區還相繼出版過《戰時記行詩草》、《魯西吟草》兩個單行詩集。抗戰勝利後出版過抗戰詩集《莽蒼蒼行》，二十世紀下半葉，他的《子規集》《燕吟集》《半薔集》《南軒集》等詩集遺稿，難得出版，文革抄家時盡毀，成為探討父親二十世紀近體詩寫作的缺憾。
在相關典籍裏，父親以承載其創作思想及劫後尚存的《神州遊記（1925—1937）》、《莽蒼蒼行》踽行文壇，成為不枉此生的自豪與驕傲。
四、國難呐喊
“九一八”後，父親麵對國聯關於日本侵華的綏靖懦弱做法和弱國外交在1932年“一二八”後極端乏力，及山河破碎，民族危難加劇的時政，除參加社會教育界抗敵救國文化活動外，在中國幾種不同文藝思潮劇烈爭論下，他揮遊記之筆，在繪讚重湖疊嶂，抒發眷戀神州之情的同時，借遊曆山水詩文，蜩螗國事，撫今感昔，嗟歎山河淪亡和盡力頌揚愛國民族氣節，望能在這種特殊背景下，盡到詩人表現時代的天職，抒發自己的投筆救國誓願。如：
1933年8月在泰山之巔，他留有“金甌殘缺不忍論！獨對名山吊國魂”、“北望關河零落盡，何人投筆請長纓”的悲憤哀思詩句，以喚醒、啟迪民眾的愛國之心；1934年4月從瞻仰西泠橋畔的鑒湖女俠遺像到悼念湖州英士墓，他又以抑憤心情吟出“漢家已改舊山河，地下有知恨如何？”；1934年11月，在憑吊揚州史閣部衣冠塚時，他麵對荒涼孤塚，念破碎山河，不禁愴懷欲絕，曾以長歌當哭，作《梅花嶺歌》言誌“……‘慨自灑遍亡國淚，風飄萬點都成血！’此心飲恨三百年，為國殺賊終如鐵！終如鐵，腸空結，淚空絕，外患今日一猶昔，一猶昔，腸已熱，誌已決，此心不死國不滅！且莫急，金甌缺！且莫戚，利權奪！多難自古轉興國！要的是：萬眾一心，團結，努力！’我聞此言良久立，獨對梅花長太息，天下興亡誰無責？去去從此即投筆！男兒生得好頭顱，頭顱需向沙場擲！”，借塚中忠魂之語，勸警鞭醒世人，指明隻有團結抗戰才能有希望，並示出個人的投筆誌向；1934年，他又以“我們在承繼著過去的曆史，我們在開創著未來的曆史！我們的曆史，將是光輝的亦將是暗淡的，現在還說不定，而念及山河破碎，人民倒懸，則不能不瞿然以驚，躍然以起！”之句，在《中國出版月刊》上抒發心誌； 1935年4月，他目睹日寇霸控下危如累卵的天津，繼續悲憤寫道“……這樣，豈特門戶洞開，直是閨闥之內，早已任人酣睡，喧賓奪主了……”；當北遊八達嶺時，他在城垣上翹首東北，他高吟“長城依舊是雄關，萬裏腥風戰血殷，除卻人心真死盡，終當奪得滿州還！”，以此誓言，示出熱血男兒的抗敵心願；1935年6月，“華北自治”論調甚囂塵上，姑息氣氛日盛，他在《朱仙鎮展嶽王廟》詩中用“漢家陵闕日蒼黃，熱淚重傾拜嶽王！十二金牌催北國，幾多條件許東洋。是非當日容無定，忠佞後人有主張。拚把頭顱輕一擲，男兒自古不心傷！”，道出他對苟安求榮，嫉惡如仇的心聲；在欷覷宋代嶽飛遭遇同時，他麵對時局，熱血沸騰，在《朱仙鎮》詩裏寫出“朱仙鎮，萬古恨！……當年遺跡宛然在，當年浩氣依然存！誰非中國人？誰無憂國心？國是誰複問？國事誰忍論？慨自辛未沈變起，長官棄城如敝屣。……轉戰獨有義勇軍，前者撲地後者繼，過眼不見炮與火，橫胸惟有勇和義！勢窮力蹙暫來歸，敵我合殲謂剿匪！……賣國賊侯衛國賊，媚外者榮禦外死！今古傷心事一轍，教人長號不自已！方今敵我正親善，敢言抗敵罪當誅！風波亭，薊密區，碧血磷磷燭千古！朱仙鎮，東四省，此恨綿綿無時盡！”，以這痛徹心扉的長恨歌詞，直抒對斷送中國東四省的悲憤與同仇敵愾；當榆林、喜峰口等處長城險隘相繼失陷，華北風雲告急，亡國滅種之禍迫在眉睫之際，他客居中原，在《望月感賦》詩中，再度憂鬱感傷地寫出“鄉夢難全國夢殘，年來歌哭更無端！悠悠今夜中州月，莫作榆關一例看！”等悲憤詩句；1935年冬，他的筆鋒持續留下“我自己知道我對於國事太關心，但於平時，我隻有苦悶，隻有憤怒，今日一到首都，卻隻覺淒涼，隻覺悲哀了。”……。在七七事變爆發前的全麵抗戰時期，諸如父親在《中國出版月刊》上公開發表、獨辟蹊徑的泣血文字，和顯示的愛國情懷，循其遊蹤與時序，篇篇可見。這些愛國文字在當時山水文學裏的寫實，表露出飽經憂患的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意識追求。
在中國同期的文學創作中，父親以貫串時代特色的筆法，刻下另種印跡。嗣後，他投筆請纓，敵後抗戰，業績被時代認可，獲國民政府頒抗戰勝利勳章的經曆，又從曆史角度進一步印證了他昔日以長歌當哭抒發的愛國情結，確係由衷之言。
五、魚躍龍門
父親1935年在28歲時參加國民政府第三屆高等文官考試，其魚躍龍門的三試成績、總分數、及格等級、錄取名次等，在國民政府相關文官考試檔案裏有記載。據1935年12月由考試院院長戴傳賢、考選委員會委員長陳大齊、高等考試第一典試委員會典試委員長鈕永建三人簽名蓋章，頒發父親的考字第拾肆號《高等考試及格證書》載明：他應考第一試的平均分數64分，第二試60.29分，第三試72.25分。第一、二試，各占總分比例40%，第三試占20%，父親高等考試總分64.17分，係第三屆九類高考及格者綜合排名第14名。若比照1931年首屆高考及格人員的評分標準判定，在應試的教育行政人員中，公示的父親高考成績，確屬鳳毛麟角，在蘇、錫一帶成為美談，這亦為民國考試院的曆史檔案所證。
父親對高等考試，與其說投入虔誠，倒不如說是對傳統文化承繼觀念的顯現。該高考《及格證書》是他人生業績標誌，在傳統觀念影響下，他將其珍藏一生，即使東海揚塵後，因該證書不屬國民政府政治性任命書狀，曆次政治運動中，難以將它割舍。文革風雨前，他已辭世，筆者唯恐該《高等考試及格證書》遺禍殃及家人，遂將該《及格證書》額首處的雙旗與總理遺像等政治敏感部分裁剪掉，才躲過那些不諳中國近代曆史的研究生紅衛兵的抄家浩劫，得以實物存留，它足以佐證父親雁塔題名和這段難以磨滅的曆史榮耀。高等考試及格，是他人生轉向教育行政與報國酬誌的另一個裏程碑。
1936年2月父親由國民政府分發青島特別市市政府，開始了抗戰前在青島的文化經曆，並與青島結下不解之緣。1946年國民政府決定由考試院、行政院聯合舉辦高等考試及格人員縣長挑選試，是民國年代中國大陸上唯一一次縣長挑選試，除對文官考試有專門研究的學者外，難得見諸大陸公開文獻，今人更為鮮知。
父親是1935年第三屆高等文官考試及格人員，屬縣長挑選試的報名應試範圍。1945年10月，他時年36歲，已由國民政府以簡任官資格派赴青島市政府，其官職早超縣長行政級階，但縣長挑選試是民國政府考量參試者能力，展示才華，篩選人才的綜合顯示，從中國文人的傳統觀念看，這確是人生難得機遇。父親展才應試，報名申報，再躍龍門，在民國政府撤台前這次唯一的全國縣長挑選試中，他脫穎勝出，獨占鼇頭，獲考試院戴傳賢（季陶）院長親筆手書訓文的傳令嘉獎。該殊榮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現代文官考試中，父親攀登金字塔尖成為佼佼者的標誌。
民國時期的高等文官考試，是繼隋、唐以來，類似科舉考試的現代翻版，是中國文官挑選製度的雛形，與西方文明國家文官考試製度相比，各具特色，學界難以忽視。文官考試及格，在中國文化人欽慕和內心追求的地位，及時代述評認可上，離不開特定時代背景，也決非像極左意識政論家那般貶損。實際上，高等文官考試製度，是國家對社會高水平治理人才選拔渠道和社會人才流動的補充，其擇優錄取考試，循規蹈矩，及當時寧、滬地區諸多教授、洋博士，懼於報考條件和考核審查嚴謹，與當時若幹著名案例在媒體監督下的披露，被社會刮目相看。若參加高等文官考試，是來自社會基層實踐者對個人才學能力和自信力的檢驗，那麽，經全國高考三試篩選後及格，雁塔題名，則視為被社會對時代文化技術精英的認可。這次八年抗戰勝利後行政院與考試院聯合從全國高考及格人員中，專門舉行縣長挑選試位居榜首的殊榮，則是時代對榮登者考選業績的裏程碑式肯定。
父親1935年高考及格到1946年再躍全國縣長挑選試龍門，位居榜首，在去南京考試院領取頒獎時的心情，卻無甚欣喜，隻有發自內心深處的憂時感慨。他發表留世的《考試院聞鷓鴣》一詩，可為明誌樓前的心境映現；
屈指親朋各死生，十年辛苦我何成？
公明堂上愁如海，獨聽鷓鴣喚雨聲。
抗戰勝利後東部沿海縣長的實際權利，遠非抗戰期間的縣長可比，人事崗位競爭激烈。他將高考及格人員縣長挑選試，視為學術能力檢驗的虛榮心驅使，而非圖榮趨利，加之多種因素構成的動機，促成他雖應試再躍龍門奪魁，卻最終未於謀職赴任縣長實缺，獲取現實利益。從這一重要人生路徑選擇上，可略見抗戰勝利初期，官場人稱父親處世迂腐的“書呆子”評價，及他維係清廉操守之一斑。
人或有自己心中曾經的驕傲，父親的自豪在抗戰勝利後，尚未滿不惑之年，若說他投身敵後抗戰，獲得國民政府頒發勝利勳章殊榮，是對民族大節的肯定，畢竟中國還有數以萬千計的戰功赫赫抗戰勳章獲得者，盛譽並不為奇，而文官考試及格後，再躍龍門，和考試院對《莽蒼蒼行》頒發優等獎，這兩項時代特有光環，是對他抗戰詩作的成績認可，也是對人生競業的肯定，在以傳統文化傳承為基的中國，尤顯份量忒重。這三個耀眼光環，使父親為請纓報國，投身反侵略的民族抗戰，獲得時代認可之譽，乃至“出汙泥而不染”的自嘲，足以驕傲一生。
當時，父親雖擁有這三項光環受時人矚目，卻在公眾視野裏，依然以詩人麵目示人。當然，這些光環的曾經擁有，及營壘站錯隊的“原罪”，也為他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後半生，從政治上、學術研究上，帶來未曾料想到的諸多厄運，遮掩了其詩人特質，製約了他文學才能的發揮，確是個人無法回避，也不言而喻的時代造就。
六、敵後抗戰
抗戰爆發後，活躍於中國文壇的三十年代著名詩人作家多多，但象父親能從青島撤守，投筆魯西敵後抗戰，留下親曆詩文的實錄者，並不多見。他在自敘“八年馬跡遍南北，萬裏江山任去留”的連朝烽火裏，為抗戰救亡，身為山東省政府的文臣幕僚，情係國魂，在親曆四年敵後抗戰生涯中，夜以繼日的參與抗戰動員宣傳，於命懸一線的數十役中，與敵寇轉戰周旋，曆盡險阻，為其人生增添了絢麗光彩，無愧國民天職。他以文學藝術形式，從不同側麵，記敘所經所曆的心靈感受，為中國現代文學留下印痕，展現了幾近失憶的魯南抗戰歲月，彰顯出紀行詩作的真實。這八年的日日夜夜，替他勤奮的詩文創作，豐富了詩料，鑄就了文學獲獎貢獻——《莽蒼蒼行》（抗戰詩集）。
父親1936年赴青島特別市任職教育局編審主任，負責中小學教材審定與師資培訓。為應對日本策劃“華北自治”的形勢進逼，他領受上諭，加緊學校師資培訓，並從在職教師擴大到所在地區市民、鄉民，對國家銜恨蒙塵、民族含羞抱恥的自尊等愛國情勢教育，以市教育局名義，將他著述的四卷本《民眾讀本》，刊發全市，為青島民眾戰前動員和嶗山抗戰的青島保安隊兵員組建，作了基礎性工作，是他於“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在文學創作外，未虛度年華的業績。
抗戰全麵爆發後，他受戰時應變洗禮。1937年7月17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對日抗戰，為打亂日軍南進戰略部署，“8.13”淞滬抗戰打響。日本海軍為策應吳淞口戰事，仿照“1.28”式栽贓尋釁之故伎，在不設防的青島特別市重演。當時，在青島由日本浪人相繼泡製了“射殺擊傷”三名日本水兵的“8，14德縣路事件”，揚言士兵要登陸，以逼青島市政當局停止抵抗。基於青島特別市按不平等條約規定沒有軍事設防的情景，緊張局麵突起。在市政府與日本駐青島領事館緊張周旋時，轉入戰時體製的市長沈鴻烈決定從市府各局挑選精幹單身職員，組成特別辦公室。父親由教育局長雷法章推薦，遴選進設在市警察局的應變辦公室。該辦公室有文武兩大職能。文職官員負責青島的臨戰民眾動員，軍事官員負責武裝力量組建和軍事工程籌建。父親負責抓戰時媒體輿論，以增強民眾國防意識，他發動近十家大小愛國報社，對敵強我弱的情勢和國民政府“以空間換時間”的抗戰方略及“焦土抗戰”戰術，予以多形式宣傳，爭取市鄉民眾提高認識；利用教育局所屬中小學師資，向各區縣民眾宣講國家民族的命運前途，及山東、青島形勢和受奴役當亡國奴的嚴重性、緊迫性；因青島地區無正規軍力，急需動員適令青壯年組建地方保安隊這一武裝性組織，以相機擴大抗戰隊伍集蓄力量；組織不願當亡國奴的青年市民、鄉民，參加軍訓……。這些史實在山東省和青島市政協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史資料內部出版物中，有跡可尋。
父親時年二十八歲，血氣方剛，精力旺盛。為實施焦土抗戰，這些年青人在位於青島湖北路警察局的特別辦公室，恪盡職守，一連幾天幾夜無法合眼，白天要全力配合市長沈鴻烈、廖安邦、雷法章等人，檢查應變部署和物資準備，他還需要通宵達旦趕寫各類公告、文告、宣傳提綱、擬寫有關電文等，辛勞雖苦，但為抗戰衛國，卻頗感苦有所值。隨淞滬保衛戰形勢趨緊，東部沿海的既定戰略意圖完成，以炸毀日本在青島九家日資紗廠戰略物資供應地的撤守形勢已趨成熟。由青島至上海的海上客運早已停航，若膠濟鐵路繼斷，父親將難回無錫探親。1937年9月底，他完成應變辦公室工作後，獲假返鄉。
12月24日，濟南被韓複榘不戰而陷。日寇由青城渡河陷濰縣，沿膠濟鐵路東進，逼近青島。為破壞並截斷日本戰略物資供應， 12月28日晚五時日本在青島的紡織廠被盡數炸毀，市政府按焦土抗戰策略，撤離青島，轉戰臨沂，父親這時已無法歸隊。1938年3月父親輾轉流亡武漢時，接山東省政府秘書長雷法章促令他速至魯西曹縣歸隊報到的指令電報，懷揣報國誌，重返山東敵後，投筆抗戰。
3月底，他被任命為山東省政府秘書和省主席行轅教育處長，6月，他由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鴻烈任命為山東省保安司令部政訓處上校秘書，1938年8月山東省黨政軍政治幹部學校在聊城成立，父親兼職具體校務，負責著名的《大山東月刊》、《政幹通訊》編輯出版；10月他被沈繼任省保安司令部魯西行營上校秘書主任，1939年3月父親兼職省政幹校校部副教育長，主持魯西分校校務，兼管山東省戰時出版社的編輯出版。參加魯西敵後抗戰，參與創建並堅持辦好山東省政幹校的經曆，是1946年於高考及格人員中，他榮獲國民政府抗戰勝利勳章的主要原因。
古人有言“觀其詩，可以知其世”，更可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父親情係國魂，自信滿滿，承接中國優秀文化傳統，是他文學創作的積澱，或許也是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抗戰詩歌性靈創作的貢獻。他在敵後抗戰的戎馬生涯裏，用深沉筆調刊行的“放眼神州敵焰高，風雲兒女氣偏豪。一堂共尊千秋業，收拾河山待我曹”、“羈遲空墜思親淚，歌哭長存報國心”、“鄉音寥落情初減，國步艱危感未休”、“國仇種種終投筆，世事悠悠獨息機”、“憂時淚共山河積，報國情同歲月深”、“殘月曉星霧滿天，嚴城欲別涕漣漣，山河破碎人憔悴，辜負頭顱三十年”、“豈有河山長破碎，斷無鷸蚌久紛爭！”、“煎到豆萁無可說，暗揮熱淚泣同舟”、“天邊雲樹罨孤城，又向長途係別情。從此千軍輕一掃，玉郎非複舊書生！”、“燕雲終是漢家物，天遣吾曹北渡河！”、“頭顱留得班生在，誰道神州便陸沉？”等係列悲壯詩句，以及那些風味清雅感慨的“銷盡青春餘涕淚，擷來紅豆苦參商”、“獨向林泉尋好句，每過僧道舒愁顏。”、“骨到傲時難下俗，心從劫後轉宜詩”、“文章海內同淪落，朋舊天涯半離亂。”、“犬驚隔樹知村近，馬逼狂沙覺路長”、“少喜詩書甘淡泊，亂逢山水且流連”、“天為才人開霽色，話投知己論癡腸”、“熱淚重為知己落，窮途偏得美人憐”、“人到有才天亦愛，骨難媚俗我知非”、“悔從背地偷彈淚，懶向人前說感恩”、“天涯底事輕離別，獨對長空望月圓”、“客路何堪逢落魄，人生難得遇知音”、“山高水闊形難即，地久天長共此心！”、“千秋事業書與劍，萬古同心我與君！”、“萍水因緣留爪雪，文章知己屬嬋娟”、“慧眼如君巾幗少，癡懷似我性天存”、“天涯慷慨悲歌日，梅雨梅風又送君！”、“山河故國半沉淪，回首鄉關咽淚頻。壯誌未酬人未老，且分餘事作詩人”等時人評之謂清新逸麗，蒼涼沉鬱兼而有之的詩句一起，從不同側麵，展現了他的創作風格和思想境界，是他敵後抗戰時期的文學作品代表。
當時，父親筆下那“亂來愁恨苦相煎，變發易裝亦可憐！”、“牛馬長依有好緣”“晚蟬聲裏枕瓜眠”等句，是山東敵後遊擊生涯裏曆經場景的再現。這些詩句，集中凝練了敵後抗戰中與日寇遊擊周旋時，棲於牛欄馬廄的政幹校學員之艱苦，與詩人內心情境的描述，是他們戰亂中抵禦日寇擾襲時留下的清晰寫照，其楚楚動人之處，是他內心人性化情感的若幹側麵，在中國古代詩人於戰亂顛沛流離時的文學作品裏，亦難得尋見。在1939年山東省政府敵後抗戰刊物上，曾有山東省政幹校愛好古詩詞學員作如此撰文述評，其部分抗戰回憶文章在父親1947年的《青聲》月刊裏，有摘錄刊載。
父親隻是一名靠吃平價米度日的公務員，抗戰後期在重慶擔任農林部秘書、科長、代司長，期間因緣時會，參加過兩次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及人事班受訓，成績出類拔萃。他度過四年普通公教人員生活，結束了逃難的饑寒顛沛，在陪都又飽嚐類似唐杜工部那“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懷與冷炙，處處潛悲辛”的酸楚際遇，將那段難以忘卻歲月的體會，記錄在詩文裏。他在“入川衣飾典都盡，剩有清風兩袖寒”景況下，無論是“虛博文名浪得官”“書生報國學為官”的入川初衷，還是他“太息詩人成俗吏”“懶向權門更叩關”的感時詠歎，乃至“慚愧生涯貧似昔”“亂蟬聲裏又移家”的居家艱窘，抑或是公務餘暇裏“且尋野趣足詩篇”“又為尋詩飽看山”的悠然消閑，甚至是“故國江南指日還”“黃龍痛飲待明年”“天賜渝州屬漢家”“穿山出峽到家鄉”等切盼勝利的望眼欲穿，這些先蘊蓄於心，後形諸筆墨，再藏之東壁的文字流露，真實彰顯出他陪都生涯裏的心靈情感與印跡，在中國文壇，特立獨行地留下這點雪泥鴻爪。那個苦難時代距今雖漸行漸遠，但抗戰出版文字的時代印痕，畢竟留在時人心間，難被時空消逝遮掩。
戰時蜀地普通公教人員生活於社會底層，生活困苦艱窘，已見一斑。那時重慶處於臥薪嚐膽之秋，社會底層人們，寄望憧憬的是戮力同心，擊潰日寇在湘贛桂等地的進攻，堅持抗戰，及早勝利返鄉，他們對戰時民生凋敝的艱苦，習以為常。當然權貴集團囤積居奇，販賣煙土，倒賣汽油，特權豪奪，劫取難財，盤剝民眾的行徑，被國人不齒，但自古至今，有哪個時代的權貴階層，不是在巧用時機，狂發國難財？
當時對政黨間各懷意圖的爭鬥，及應運而生的蠱惑宣傳，乃至無盡渲染，除門閥政客和有政治興趣者關外，普通民眾不屑一顧，隻作壁上觀。父親是詩人，在此態勢下，惟一印象深刻的是他對“處處潛悲辛”所發“油鹽柴米都加價，偏是文章不值錢”的感歎。
七、班生未負少年頭
1945年抗戰勝利後，父親由國民政府簡任青島特別市市政府人事處長。公務之餘，他研討舊體詩文，兼職青島臨時大學國文課，借《詩學概論》講授中國的詩歌文體進展和各曆史進程中的文學點，結合其文學評論專長，對他選撰國人抗戰期間的舊體詩，輔之成詩背景，詳盡比對，廣征博引，舉例闡釋，引人入勝，受學子歡迎。如他將“九一八”事變後何香凝、柳亞子等人記敘滬地閘北區華人被日浪人淩辱情景的詩歌，寄托遙深、用心良苦，還將“八一三”上海抗戰期間文壇悲壯之士記敘中國軍民驚天地、泣鬼神、氣貫長虹血戰中，與敵寇殊死相搏的一字一淚詩作，乃至詩人易君左的名著《中興集》等，展示講授給學子，以激發勿忘國恥，同仇敵愾，用心良苦，從他《舊詩新話》長文中，可見一斑。該文2萬餘字，是抗戰勝利初期，從詩學研究角度對“九一八”後愛國人士奮起抗戰的近體詩述評，再現了愛國詩人的詩律特點，在《青聲》雜誌連載，嗣後因雜誌停刊未能載完。此文與1930年他發表《新詩之變遷及其趨勢》長篇評論一樣，不僅有個人詩評風格的異曲同工，亦體現了他評論新舊體詩歌創作的學術觀點和特色。其研究方向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文學評論界鮮見，是他對抗戰詩學研究的早期奉獻。
父親1946年登上其人生高峰後，意氣風發，為施展推進戰後文化建設宏願，他與母親及諸多誌同道合者，專心致誌籌建乾坤出版社和《青聲》雜誌社，為戰後時段的文化出版，有過一點貢獻，已載入新世紀的山東省出版資料庫，其版行的“吾生除卻名山業，都作浮雲過眼看”、“不向仕途爭得失，千秋角逐是詩名”、“吾生名世無他物，百卷文章萬首詩”等文壇留言，坦蕩凝煉了他們對文學創作的癡心情結，及人生追求，是他自認從舊時官場裏“出汙泥而不染”的見證。
中國的內戰硝煙，長期影響著民族發展，期間的文壇出版給時代也留下例證，成為研究中國曆史文化的印跡。父親是山水詩人，對青島嶗山有不可磨滅的印象，和夢繞魂牽的留戀。他一生六次遊嶗山，前五次是在抗戰前為看山、聽水、觀瀑、探幽，尋詩做嶗山之遊，每次遊曆，皆有詳細的詩文記載，惜第五次遊程，因“八一三”戰火紛飛，日寇由上海西侵，父親當時在江蘇省省會鎮江市正在連載出版的長篇書稿，因戰毀佚，未能完整麵世。抗戰勝利重返青島後，1946年2月13日父親與李先良、薑可訓、孔福民、高芳先等市府及保安總隊要員，陪同赴青島視察的沈成章先生慰訪市郊鄉區民眾，曾第六次覽遊嶗山，留下一篇文字記載。
八年浴血抗戰中傷痕累累的嶗山舉目在望，越來越近。父親仿佛看到當年那些衣衫襤褸的抵抗者，穿梭跳躍於嶗山的鬆林巨岩隙縫間，抗擊敵寇，保家衛國，他的《千秋抗戰記嶗山》一文，對嶗山懷有深刻情懷，為東壁典藏。
嶗山以風景名勝著稱，抗戰期間，它在阻擊日寇、配合美國盟軍打擊駐青日軍，還有著不朽的戰績，隻是東海揚塵後，被黜削遺忘。
青島與嶗山，山海相依，有著相得益彰的地緣。父親對嶗山名勝，留有一些著名詩作，其《嶗頂觀海》詩雲：“一脈奔騰入海遙，長空萬裏望中消，大風吹的沙鷗起，南北東西正落潮”，道盡了嶗山引人入勝的獨特山海氣勢，在中國抗戰史上，也頗有名氣，若沒有嶗山抗戰，“山海重光”這四個大字，將減少時代風采。
嶗山軍民除周旋堅持八年抗戰，日軍始終未能前進一步外，因敵後根據地牢固可靠，和地理位置特殊，受到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美軍重視。二戰後期，嶗山抗日根據地的沿海一線，被美軍總部選中，太平洋艦隊遠程空襲轟炸日本本土後，受航程油料所限，是返航美戰機的迫降預選地（另一地點為浙東沿海），美軍航空兵攜帶的中國戰區地圖上，有紅筆標示。
1944年春，美軍第14航空隊一架P51型單座軍機，在襲擊日占青島膠濟鐵路後，被高炮擊中，飛機起火，搖搖晃晃飛越膠州灣向西墜落。飛行員威廉茲普利曼跳傘，操作傘具移降在嶗山餘脈膠南小珠山一帶，險遭從市區奔襲而來的摩托化日軍俘虜。後保安一旅薑黎川部抗日遊擊隊，見自天而降的飛行員持有軍委會印發“友邦人士來華助戰，凡我軍軍民務必予以援助，所需物資由軍事委員會嚐付”字樣的白綢緞，知是美軍飛行員而營救，在軍旅中渡過較長時日。威廉茲普利曼需拍電報與在美家人聯係，經遊擊隊與山東調查統計室聯係，電報經中轉後，由重慶發至美國，相互電告安慰。日降後，威廉移交給駐青美軍，後送回祖國。該史實發生在青島市區之外，為保護盟軍人士安全，極端保密，普通民眾鮮知其詳。
抗戰勝利後薑黎川任青島市議長，在市政要員聚餐時，憶述及青島軍民營救美軍飛行員的詳情。薑去台後，赴加拿大定居。八十年代薑的舊部，在青島市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中，對該史實，有過憶述。在曆史風雲變幻的二十世紀下半葉，無人公開提及，但畢竟這是二戰中一首圓滿的中美聯合抗擊法西斯戰鬥凱歌，它已載史冊。
父親雖在魯西南，未親身參加嶗山抗戰，但他對青島嶗山素來一往情深，對抗戰期的嶗山戰績戰史，更關心備至。隨代遠年湮，許多抗戰先人在嶗山抗敵的事跡，已幾無文字記載，筆者隻能依據父親在四十年代中期出版過的曆史文字，結合其口碑資料，扼要簡述抗戰期間，青島保安總隊在市政府指揮下，與侵略者的浴血周旋。
《抗戰回憶錄》是青島市長李先良先生抗戰勝利後，對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來青島後對親曆二戰期間侵略者對不設防的青島市及魯西魯南，及魯東嶗山等地的抗戰戰績回憶。由他本人撰寫，父母親的乾坤社編輯出版。勝利初期，父親在其《莽蒼蒼行》書成時，即向李先良先生建議公務之餘，撰寫抗戰經曆，以免時局變遷而被湮滅。李的這些經曆是青島市高層當事人的親自回憶，是1947年早期成書的紀實版本。該書因青島保安總隊當時難將對日作戰陣亡官兵暨遺屬名冊收集完備，1947年先父母乾坤社出版發行該書時，為尊重嶗山抗戰受難烈士及對烈士名單的完整性負責，《抗戰回憶錄》出版時，不便匆匆輯入。後內戰加劇，鬥轉星移，李先良先生後在台灣將該名單補遺校核後，在台灣出版的回憶錄裏載入，為嶗山抗戰的烈士留名，貢獻可貴。文革中的國民政府抗戰史料，雖然作為“毒品”在特定地域及時代裏被毀，青島市圖書館裏的相關贈書，也被封存，我家藏的若幹舊版書，未得存留。《抗戰回憶錄》在中國大陸，已殘留無幾，李先良先生後赴加拿大定居。
父親敘述往事時說，在1938年2月---1942年2月的抗戰前半期，沈成章先生雖兼任青島市長，但省府工作繁忙，魯西魯東之間，戰時交通難得順暢，沈分身無術，魯東和青島地區的抗戰事宜，多由後來主持魯東行署事務的李先良部署實施。1938年後，李先良由魯東萊陽至膠州，再從海上乘帆船進嶗山，住華嚴寺內，以青島市政府秘書長身份，全盤主持青島地區的抗戰工作，凡七年。他組織青島地區軍民，為破壞日軍軍需供給，多次指揮青島保安總隊和市郊情報人員，與位於滄口、四方日本紗廠內愛國工人，在四方、滄口之間，密切配合，采用調虎離山、聲東擊西戰術，誘引日軍守備軍隊，轉移警戒視線，疲於奔命，後在爆破焚燒日資紗廠設備的同時，組織數百名愛國民眾，將紗廠內大批軍用棉布，搶運出廠區，再組織了一支專門運輸隊，將戰利品經嶗山運出青島市區，通過沂南等地，從微山湖運往魯西魯南，抵山東省府所在地，支援了抗戰急需，使駐青日軍的軍需供應和生產，受到嚴重打擊。父親對李先良指揮青島保安總隊從嶗山進市區，襲日寇，燒紗廠，運棉布，支援山東省的敵後抗戰，尤加讚賞。
青島淪陷時，市郊的李村監獄，發生過兩件震撼之事。一是青保總隊長高芳先率眾越獄，二是青保情報員談明華等被劫獄救出。這些抗日愛國事件，在日軍眼皮底下發生，影響巨大，抗戰勝利後，已載入史冊。
嶗山及近郊的大小戰鬥，凡數十役，李先良的《抗戰回憶錄》，翔實記錄了當時青島保安總隊與日軍討伐隊的重要戰鬥，及若幹次深入市區夜襲偽青島警察四分局、日本商業學校的情景，是青島抗戰的的權威史料。
父親的《千秋抗戰記嶗山》一文，從文學角度記錄了嶗山抗戰時的點點滴滴，他有感而生的絕句：
千秋抗戰記嶗山，絕壑窮岩血染斑。
為問大河東釁石，八年寇騎幾生還？
雄師百戰海西東，十萬男兒鐵血同。
天為名山留勝跡，殘壘斜照夕陽紅。
這與其說是他在遊覽嶗山，倒不如說是在參觀戰跡，警示國人，給嶗山留下一個可供千秋憶念的反侵略場景。
父親是現代山水遊記作家，他以“萬水千山總是情”的個性化遊記文字，在現代文壇瀟灑獨行，1946年他有文稱“十年來轉戰魯西魯南，浪跡川西川東，跋涉冀魯豫陝蘇皖湘鄂諸省，遊蹤半中國，一官役役，饑趨天涯，隻落得‘百卷文章萬首詩’。自憐亦複自笑！山靈有知，或能引我為知己吧？”是他在文苑裏的白紙黑字坦言。其作品筆觸細膩，活潑鮮明、詩文並茂，情真意切，悅人心目，久負盛名，時代感忒強，其匠心獨運的寫作體裁及藝術風格，思想活力與魅力感受，無須人為操作包裝，卻是時空變幻帶不走的一筆財富，這不僅是他人世遊的片段紀實，也象征著他對所處時代近體詩與抒情散文的運筆融貫，是他於文苑走過的履痕。
1946年他的抗戰詩集《莽蒼蒼行》獲國民政府考試院頒優等獎及獎金，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結果，是他八年艱苦抗戰環境裏自詡“誤盡才名添白發，輸將傲骨換黃金”的真實寫照。該詩集麵世之初，社會上對他不避諱真實情感的詩品、人品，反響強烈，名士薑銘九先生閱後詩讚（略）；當時報刊載有“無錫芮玉廬先生，耽文史，嗜山水，以詩鳴大江南北。事變後，轉戰魯西魯南，身經數十役，屢及於危。曆年跋涉蘇贛湘鄂冀魯豫皖川陝諸省，足跡半中國。所為詩，清新綺麗，蒼涼沉鬱，兼而有之。寫戰區軍民的離亂之情，顛沛之狀，尤刻畫入微，可當抗戰詩史讀也”。考試院評委會最後對《莽蒼蒼行》的評審意見，公諸於世的則是：
“晚近詩學不講，得見此作，讀之神旺。作者於詩，專主性靈，不事雕琢，佳處在此，病處亦在此，此為作者所自知，當亦為人所共認。綜觀全體，七言今體，幾占全部。論其工力，自然後優於前。九年之中，得六百餘首，可謂富矣。其中抒寫個人境遇之作多而詳，關係史實之作少而略，以之作一人一家經曆洄溯之參考，自甚有用，若以傳久致遠，則有不必以多為貴矣。又諸作旅字始字，每須作平聲讀，無如字讀，則甚拗口，似宜不囿於個人成見，略從事於詩律也”。
該評審意見從詩學藝術角度所作評論，中肯貼切，恰如其份，得到四十年代中期國學界，及社會識見人士的共識認同，東壁有典可鑒。
父親一生篤誌研究學術詩文，是一個二十世紀裏有著唏噓悲戚人生的詩人。1947年他在文壇自言“三十年來，國家多故，學術事功均碌碌無所表見”，仍“惟以山水文章自娛”。抗戰勝利重返青島後，他發表的“百戰歸來喜欲顛，人生去往果由天，當年故舊驚星散，祖國版圖慶瓦全。痛定回頭餘涕淚，愛深北望半烽煙。高歌敢作升平想，萁豆紛紛猶自煎！”的詩中，顯示了中華民族浴血奮戰八年從萬眾歡騰中分享的喜悅及山海重光的歡愉，但他對民族內戰的豆萁之喻，意會猶深，這是他以文學形式對內戰憂心忡忡的示出，也是他內心世界的真實映現。
在班生未負少年頭之際，無論後人如何看待他個人的詩文業績，乃至大到名城青島的近代沿革曆史，和被現時被忘卻的嶗山抗戰與曾於前海屹立的“山海重光”紀念亭碑的內涵與外延的消逝，後者始終是中華民族與國人心目中，永難忘卻和值得紀念的豐碑。
八、冰海浮沉
1949年，是中國社會劃時代的轉折點。隨著社會大變遷，不僅左右了中華民族走向，也使處經這一時代的個人及其子女，都有著人生的方向性結局。1948年秋，中共的山東省人民政府在益都成立，膠東地區的政治軍事形勢趨緊。1949年初春，山東省人民政府秘書長楊希文委托原無錫教育學院老同學喬鳴九，從鼓角爭鳴稍事停頓的濟南，專程赴青島轉達中共方麵期望父親保護青島市人事檔案不走的寄語。
由於日本侵華，上世紀許多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中國的政治遊戲中，抑或成為被戲弄者，父親隻是南渡北歸大變局中的一員。他出於滿腔熱血投筆民族抗戰八年，象曆代詩人經受戰亂、痛苦、情感波折時，會不同程度留下展示個人心理變化的文學作品那樣，他在岩牆下的這個人生時段，麵對腐敗官場和黨爭政治，隨民族內戰危機趨劇，他企望祛除戰亂流亡，詩文作品裏既有“還我江南老布衣”等意願流露，亦同時兼有憂鬱、苦痛、彷徨，和期待光明和平的心理態勢。
缺乏政治敏感的父親，在聽信友人勸囑下，1949年6月2日前，留青未走，隻是不願涉入黨爭惡鬥的政治漩渦，期盼能有自由寫作空間的抉擇，他承諾護檔，棄政還民和主觀上另謀出路的書呆子意願，雖無關黨爭大局，但其預期追尋期盼的民主光明的奇跡，卻始終未能出現。
個人的小命運在時代變遷的滾滾紅塵中，隻能跟在國家民族的大命運裏隨行，這種未知宿命，將他推向早已鋪就了的當時尚不知情的煉獄命途。他自1949年6月2日起，從一名社會著名詩人、作家、前政權的高級官員，銷聲匿跡，嗣後夾擠在台海兩岸政治板塊罅隙中，成為被忘卻的一名冰海浮沉者和隱逸求誌者。父親在中共軍管會學習班裏將政曆、黨務活動，做了詳盡回憶交代。八月底，舊職人員每人發三個月遣散費，中共青島市軍管會還發給“經本政府教育後，準予轉業”的簽章證明書一份，作為自謀職業的返家憑證。然他即使改弦易轍，成為新政權的擁護者，也未能擺脫信任危機，雖深居簡出，也難避禍從天降，一場猝不及防的牢獄之災，讓滿心寄望平安生活的父親，後半生蒙上另層濃重的心理陰影。
1949年9月20日，父親因出售家中閑置書籍中有幾本自己舊時編寫的《青島市政府職員錄》，引來刑事橫禍，被羈押待處。
常州路看守所是著名的青島歐人監獄，曆經德、日、蔣管多個朝代，見證著世代滄桑。為打探父親入獄罪名，母親幾經交涉，後由市法院老紅軍廖弼臣院長的秘書黃××出麵接見訪談。
母親將父親的簡曆和案發經過述說後，黃秘書說“你丈夫的案件，廖院長很重視。他目前關押在常州路看守所，是為進一步弄清政治曆史問題”。母親後提出臘八節探監要求。黃秘書當即寫了一張法院便箋，上稱“政治嫌疑犯芮麟眷屬”九個字，經電話聯係後，讓母親持該條找負責看守所的×××辦理。
母親據此條陳，知悉父親羈押罪名，呆立良久，驚詫莫名。那個悲情歲月雖經風雨剝蝕，星空飄逝，但今日秉筆直書時，仍讓暮年回憶人，深感八十多年前“政治嫌疑”四個字的觸目驚心和留在父母心靈深處的震撼與傷痛。
母親是島城知名作家，被稱“犯人家屬”，內心的失落痛楚，苦不堪言。她親臨其境，除去無奈，隻能替蒙冤親人奔走呼籲，以文化人的特有方式，陳辯訴冤。她將中共要求父親留青保護檔案所做工作，連夜奮筆疾書，寫成一封封萬言書，向省人民政府楊希文秘書長，和青島市法院廖弼臣院長，多次投送，望能早日對父親按中共入城政策承諾那般，主持公道。法院嗣後接訪母親談話時，也多次提及上級領導的重視，和有過的批示。若將時代鏡頭變焦切換至當代，對比建國之初各級政府對群眾疾苦之重視，和雷厲風行的處理工效，還顯有差異。
195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公布。3月，市法院通知母親找兩個鋪保、兩個人保，去辦理取保釋放手續。父親社會人緣好，即使在鎮反處境極其險惡狀況下，膽小怕事的文化人中亦有好心人不畏懼替父親出麵作保，於是青島四方路敦源書局史經理，青島市著名外科醫生王訓熲, 膠州路香山堂的著名無錫籍中醫陳鴻雪等，數位島城名人賢達，毅然挺身為父親具保解難。
1950年3月10日，鵲噪獄樓，父親冤陷囹圄五個多月獲釋回家，與家人團聚。他向母親淒楚敘說牢獄生活使他對人生際遇，倍感傷悲。他說歐人監獄高牆電網，庭院深深，“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的淒涼，名士落難，冤陷囹圄時的“布衾多年冷似鐵”感受，白天獨關牢房，與鼠蚤相伴，夜間遙念親人，“夢裏不知身是客”的傷悲，使他“世事蹉跎成白首”，徒增思緒翻湧，是獄外之人無法感知的情景。
1950年的元旦、春節、元宵節父親都在牢獄裏苦熬度過，他是每逢佳節皆留有詩作之人，隻能利用音書寂寥的歲月，在書寫交代曆史時，將隨感而發的啟發，不時流露於詩作中。
父親說在獄期間，孤棲室內，即使白天，也有三五成群的老鼠在牢房角落，漫不經心、肆無忌憚地竄來竄去，整天與老鼠、跳蚤、虱子、蟑螂為伍。他從困頓、疑慮、不平到孤獨、冤屈、悲觀，不時掙紮在懊悔、絕望邊緣，毫無人格尊嚴可言。白天，從囚室鐵窗仰望天空自由飛翔的麻雀，靜謐夜晚裏，舉頭望浮雲掠過明月，觸景生情，不可言狀。在內戰期間，他莫名其妙地失去做人尊嚴和自由，尤當入春的夜闌時分，青島前海的細微濤聲，陣陣入耳，監獄後小樹林，慘不忍聽的杜鵑哀鳴，如泣如訴，夜啼達旦，響徹海天，撕人心肺。光影迷離中，子規陣陣的歸家之啼，仿佛不斷訴泣著冤屈與不平，令聞者難以自持，思潮澎湃，慘不可言，實難入眠。父親將此時的心靈感受，隻能一一成詩留人間，是他在牢獄裏唯一的精神安慰與寄托。
父親在獨有杜鵑啼血，卻無江猿哀鳴的淒苦日子裏，雖對人生挫折有些預見，對自身與環境的關係，有點平衡能力，但從未想到要經受如此深重的牢獄之災，他想到上層公布於世且承諾遵循入城政策之信誓旦旦，言猶在耳，自己奉公守法，謹小慎微，卻稀裏糊塗地被以“政治嫌疑”罪名羈押入獄，這政治上的反複無常，毫無信義，可悲可怖，難以想見；想到政治曆史已交代清楚，得到當局者的首肯，卻又麵臨“莫須有”與“政治嫌疑”的古今異曲同工，陷入牢獄之災；想到獄中放風時漢奸市長對抗戰誌士今昔際遇的譏嘲喻諷，直麵這白雲蒼狗的政治變化，愈發對羈押被囚不解；想到審問者對自己過往詩詞用語一知半解的解讀，和俗不可耐的牽強附會；想到妻兒離散的處處潛悲辛；想到昔日黨棍們稱自己辦出版社、雜誌社的特立獨行，不支持政府，想不到中共也從自己曆史出版文字中，挑三揀四，隨意詮釋，不容申辯……；想到那些背離誠信的基本人倫道德做派，一種被愚戲後的蒼涼感，悲透身心；想到世道不公，政治險惡，切膚之痛，不可思議，萬慮俱灰……。
他心靈震撼，背負巨大心理落差和百感交集，出於詩人習性，依然在囚室裏，用交代政治曆史的紙筆，將對夕陽鬥室、歸巢燕雀、囹圄處境、獄中之情、牢房禪悟等情、景、事的感懷，寫成淒絕人生的130餘首近體詩，夾帶在鞋底內層，釋放時帶回了家。
母親萬分感慨下，多次翻讀他這些催人淚下的無奈詩作。母親說這些艱澀精辟，並非白描，嘔心瀝血，含蓄用典，表現人生的詩作，有的是憶及抗戰，九死一生，有的是囚室澆愁自嘲，有的是感傷驅夷成罪的際遇，有的是愴懷妻兒，期望解脫，其字字血淚，句句真情，淒婉哀愁，苦悶至極，抒發出父親對詩聖杜甫“古來材大難為用”的同樣感慨。母親在書房看詩，淒惻時泣淚不止，父親則呆坐一旁，隻是重複歎道“我沒事了，你看，這不已經好好回家了”來安撫勸慰。先父母一生，患難時期，相互扶助，悲淒同行，憂紛時彼此慰籍的情感，亦都一一留記在父親五十年代的詩作及日記中。
對父親雪夜渡斷橋時，涉及情感的獄中苦吟，母親曾說這是古今詩人中的難見之作，非有如此時代現狀的親曆者，難有這種文學上的深層體味。這些飽含心酸，不乏激情文采，標誌人生政治落難的《囚室吟》，頗有文學價值，但她深思熟慮後，嫌集名過白，怕蹈“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複轍，被授人以柄，屢勸父親改掉可能招致禍端的喻比。父親瞻前思後，對特定環境下的心血之作，難得割舍，他說這是一段難以忘卻的經曆，他並不想學唐駱賓王《在獄詠蟬》裏“南冠客思深”“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那般留名千古，但最終還是將《囚室吟》壓縮至百餘首，並適二月杜鵑啼血之典，更名《子規集》。然他身後被革文化之命時，該《子規集》與他嘔心瀝血寫成的《陸遊評傳》及1955年—1960年間七遍細讀《紅樓夢》時每次留有的點評心得，在文革中被毀，未能僥幸留存下來，這隻是詩人文學創作上心血毀佚之悵慨，然他出獄後未因當年的冤悲文字，再行賈禍，文革中家人亦未再遭更深一層的文字株連，亦屬天意。父母雪夜渡斷橋時，痛心疾首的親曆，已溶於血，成為無法抹去，又百思不解的一段苦難記憶。
1950年5月，父親出獄後一個多月，市法院《刑事判決書》送到，稱父親抗戰期間及解放前三年，擔任國民政府高級職務，及所著詩集中亦有反動言論，故以政治嫌疑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期執行一年。父親見狀，有冤無處辯，有苦說不出。他說既然國共合作抗戰，我抗日何罪之有？既然取保釋放，為何又另下判決書？以政治嫌疑論罪科刑，何以麵世，又以何服人？他書生氣十足地辯稱“宋代嶽飛抗金有莫須有三字獄，我如今抗戰竟成政治嫌疑四字獄”，“抗日時期在政府任抗戰之職，是履行中華民族共同打鬼子的職責，即使發表過對兩黨摩擦紛爭的異議，怎能被判有罪？無怪乎自己入獄後，漢奸幸災樂禍，未經法院正式庭審定罪，竟可如此？!但經母親不斷勸說，他這風雪夜歸人，終以身獲自由為大局，退而一想，情緒漸趨平靜。父母親人生雪夜牽手渡斷橋的慘痛經曆，比其友好、抗戰前清華大學畢業的張彥超老師嗣後從勞改營的高煙囪上跳下的悲劇，已幸運得多了。父母就這樣又驚又險地渡過了那段“沒有風雨躲得過，沒有坎坷不能走”的日日夜夜。
父親經一番入獄周折，出獄後除補閱欠看的書報，或補錄牢中遐想時未能記下的某些事項外，經一番周折，以第一名考取了青島市的公立中學教師，擔任第四中學的高三語文教師和班主任，踏上工作崗位，生活相對趨穩，後卻被稱為“混入革命隊伍”。
不知曉他曆史的局外人，難得想象父親作為著名詩人冤陷煉獄的心中苦痛，更體會不到他獄中與難知後果的黑色歲月，是如何渡過的。盡管父親獲釋回家，但因“政治嫌疑”獲罪給心靈深處造成的巨創，實難愈合，留下幕幕噩夢，畢生不散，是他永遠銘記的一個痛苦腳印。
在該案判決三十五年的1985年，即父親故世二十周年時，筆者根據八十年代的中國《刑法》規定與中共政策，鍥而不舍地據理上訴，引起最高人民法院和山東省高院重視，最終再審撤銷錯案，判決書明確肯定了1949年的曆史變革期間，他設法保護青島市人事檔案的業績。
父親曆經思想改造運動後，1953年夏，腦血栓病倒，病休在家。在他晚年的秋風秋雨時節，潛心抱負於研究學術詩文等古典文學評論著寫。他病中完成的長篇書稿《陸遊評傳》，1956年秋與上海已簽約待版，因出版社主編等人反右時“全軍覆沒”落難，約廢未果.。1959年他從中學教師崗位被黯然動員退職，應各級政協之邀，撰寫文史資料，1965年辭世。而他生前做一隻脫離紅塵、致誌學術研究、自由寫作的閑雲野鶴之念想，也未能如願。
文革時，父親生前借“子規夜半猶啼血”流露內心挹鬱文字的全部詩文書稿，如《子規集》、《燕吟集》、《半薔集》、《南軒集》等，於浩劫下皆未能留存。他在人生相對平靜期內大量詩文作品的期望發表，與舊作合集再版心願，隻能成為幻夢飄散。
父親是溫文爾雅，有著現實感的書生，學風嚴謹，魅力親和，文如其人，舊時社會口碑頗佳，素有清譽。時人有文稱其“玉廬性恬淡，耽詩，嗜山水，與人無所迕，寬和謙衝，有古儒者風”，又有人以“福慧修來幾世得，多情萬首作詩人”之譽稱，是舊時社會公認及包括中共入城後軍管會與司法機關共認的文化人。
他專心學術，有著自言“清狂到處容吾輩，俯仰隨緣閱歲華”、“萬裏歸來仍作客，故鄉轉覺似他鄉”、“前塵莫惜重回首，歲月悠悠自古今”的坎坷人生。他的功過是非和文學作品留下的懸念，當由人們客觀評說。
他作為中國的著名抗戰詩人，百思不解的是盡管他去世20年後，有著人民法院頒發的“青島解放前夕能將掌管的人事檔案，予以保護，解放後完整無損地移交政府，確有立功表現”的平反《刑事判決書》，但依然無法免去被以“政治嫌疑”論罪科刑的噩運，是他的畢生的難解之謎。若非人子替他離世二十年後力爭錯案糾正，其它的文學人生，亦將付之東流。
九、恥將心血比黃金
將靈感傾注心血，落筆為文，寄予發表，祈得認同，是學有所成的文化人孜孜以求的共同心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在收集整理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傾向、不同風格流派的作家作品資料時，因現代文壇的厚重博大，加之父親的特有身份和不為人們全麵知悉的獨特經曆，他抉擇民主進步的丹心，仍被蒙貼上營壘性的醒目標簽，其詩文書稿更難避濾光與失憶影響，依然臨禁忌，遭摒棄，蒙命運多舛的冷遇，被掃入忘川。
幾十年來，他文學作品再版之願，被殃及，遭不公正相待，隻能以曾經滄海的心態，濯足洞庭，夢斷琴崗。由於社會歧見猶存，根深蒂固，使他對山水遊記集腋成裘、合集出版的夙願，屢受苛求被左右。即使筆者文革後為防不再淪於散佚再行努力搜集編纂他的幾批次山水風情錄的書稿，麵對固有思維定勢，仍備受側目，別生枝節，這尋夢之旅被擱置延宕，象緣木求魚般，從冤案平反後，又漸行跨越了二十年。這兩代人在半個多世紀的時空變幻中，對文學作品出版尋尋覓覓的追夢跋涉、尚難成就的個中苦澀，無可釋懷，除知情者唏噓之外，他人難得知曉。
因代遠年湮，世事蹉跎，盡管父親筆耕一生無暇日，其二、三萬冊藏書和惜未刊行的大量文稿、詩篇、讀書劄記、考證心得、人生隨筆及與三十年代著名文壇友人的往來書信等，包括《莽蒼蒼行》《玉廬詩稿》《戰時紀行詩草》在內的三千餘首《無錫玉廬芮麟詩鈔》遺稿與《陸遊評傳》一起，這些他自言“慚愧生涯貧似昔，恥將心血比黃金”形成的累累學術成果，在家庭曆經風風雨雨，尤其曆經文革抄家毀佚及九十年代人民法院先予執行強拆祖屋庭園後，蕩然無存，使昔日他“吾生名世無他物，百卷文章萬首詩”的夙誌憧憬，未能成為完整的學術貢獻，以酬世人。
父親隻是一名鍾愛文學的民國年代過客，而非大陸專職於文壇上的定居者，他那尚有點滴時代特色，卻未必周詳精當的幾本舊作，未被磨滅，大浪淘沙後能從視野邊緣回歸社會，重吻大地，受到一點關愛，但它畢竟不是時尚小說，不是政治說教，也非虛構人生，更無驚人的思想和華美文采，僅是上世紀民族大劫難、大動蕩時的個人經曆，和以真麵目示人的書海一粟，在創作風格上，他以不堆砌詞藻、自然清新，有別同代一些不同境遇作家的文學作品。其生命光華能二度梅開，猶如八十年前父親在《莽蒼蒼行》裏“自憐詩骨清如水，羞對人間富貴花”所述，這並不意味作品本身的可圈可點，無可炫耀，而充其量隻是一種創作特色，讓人們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山水文學和抗戰文學寶庫中浩如煙海的原創之作，在領略感受的境界裏，充填著一些空白。
毋庸諱言，即使父親辭世平反後，歧義於民間學界的官印封簽和社會政治影響之根深蒂固，乃至因無知偏見牽蔓到文化出版與史誌領域的潛意識羈束，亦仍成為延續他唏噓命途的組成部分。讓無辜的文學知識分子無限背負黨爭積怨十字架之舉，負荷過重，這種靠文化人自我救贖的方式，讓人黯然謂歎，感悟良多，實欠公允。在風起雲湧的新世紀裏，民族認識的洗心革麵，棄舊圖新，辨識真偽，至關重要。
中國曆史上多次大興文字獄，現代戰亂黨爭時的文學作品立意，與歌舞升平時儼然有別，世人盡知。若能客觀映現及理性對待一個時代的文化人在黨爭激烈對峙時期，以不同文學表現形式從文網禁錮中爭得並非廟堂頌歌的話語權，那才是完整表征中華民族現代文學發展的需要。
在文苑，父親不隻是文藝作品的評論者，又始終是文學作品的積極創作者，在履行全民族抗戰使命中，他不盡是文學藝術和民眾教育的抗敵呐喊者，更是以身禦敵的行動者，他後半生，被滄桑歲月磨蝕，噩運摧殘，時勢湮沒，卻未被俗風陋習熏染，沒去趨炎附勢，追逐虛榮，曲意逢迎及同流合汙。作為一名走進曆史的詩人作家，他內憂外患的莽蒼蒼行之跡，有過重大轉折，但其信守不貳，傾注情感，付諸摯愛的惟一，依然是飽受苦難的祖國，是被中華民族長嘯雲天，浴血奮戰，拯救過的悲運祖國，是生育養育炎黃子孫千秋萬代，渴望和平民主及光明的華夏祖國，而別無其它！
作為詩人學者，父親後半生有過無法自由出版作品的茫然，但作為一個中國人，卻從未放棄對祖國和故鄉的熱愛，這一心中的永恒！他問心無愧地離開人世，赤子之心不泯，遺愛終留，仰不愧天，這是零距離上點睛定格父親一生的立誌情懷，和自塑的文學形象，有跡可循，有史可鑒，有文可尋，皇天後土可證，當不為虛言。
他的舊作曆經八十餘年的淨化淘洗和風雨剝蝕，鉛華洗盡，從命運的複雜回漩中，破土拂塵，舊夢複圓，重吻大地，蠖屈終伸。這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逝川重現，實屬一種包容。
人生不在長短，在於真誠和價值，說真話不說假話與空話，是做人的底線與準則，昨夜星辰是否依然閃亮，對其做人及作品，識者將各有評說。父親對功名事業雖有渴望追求，卻從不豔羨榮華富貴，他的留世詩文將人生價值觀坦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以傾心鑽研點評陸遊詩作及古典名著《紅樓夢》等，作為遲暮之年的寄托，給關愛者留下些許念想。
拜互聯網所賜，1980年2月，父親的舊作《青島遊記》，未被隔海相望的同代愛書人遺忘，其單行本在台灣重露頭角，由在寶島出版學術文獻圖書著稱的新文豐出版公司發行人劉修橋先生，將它甄選再版，並惠輯入《零玉碎金集刊》，互聯網對該書留有“將有山有海的青島、溫良的人性和醇厚的友情表現於字裏行間”之推介。其藏於台灣文學研究機構和各著名大學圖書館可查的即有十餘處。這是父親在青島生前企盼祈禱夢想成真無望，淒楚辭世十五年後發生的事 。
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大陸獨具慧眼，將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初版、筆者編纂二十餘年未被麵世的長篇山水風情錄《神州遊記（1925---1937）》合集出版，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難見的長篇專輯。它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及長江文藝出版社早期篩選出版的上世紀中華百篇經典遊記一起，文苑並蒂，山花爛漫，引領新世紀的讀者，共覽華夏風采。
200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將父親1925年的處女作《香海雪影》及1935年的《萬山雪照一燈明》兩篇散文，與魯迅、梁實秋、沈從文等同代作家的名篇，輯選入陳子善、蔡翔教授主編的《雪——中國現代經典美文書係》出版；嗣後，另如莫幹山人、青島圖書館等若幹著名公眾號，也在網上對其昔日文章推介，助其攜灑著白玉蘭的飄逸芳香，故地重遊，終結了他被摒棄的命途。
2010年9月16日，時任台灣大學校長李嗣涔教授以校秘字第0990039972號署名章複函“少麟先生道鑒：感謝您的來信及惠贈 令先君慈大作《神州遊記（1925-1937）》與《離亂十年（1937-1946）》2書，共7冊。文采卓識，令人欽佩，已送請本校總圖書館典藏，至感 盛意，特函申謝”，為激勵筆者奮進之標誌；
簡言之，《重吻大地》一書，定位於父親人生某些時代節點的自敘詩文展示，而非普遍意義上的傳記。筆者力求按新世紀的價值觀，穿插適用他早年版行的詩文，結合先父母的口碑資料，貼近原貌，按時序聯綴切入他們紛雜動蕩時代裏的家庭身世，恩愛情愁，文學生涯，國事蜩螗，生活變遷，時代光環，仕途浮沉，政治波折及心路曆程等鮮為人知的浮生跌宕，杜絕傳奇，重現於書，點睛佐證，言必有據，望新時代的讀者，知其長短，這有異於其他現代人物傳記之筆法，可算筆者的一種創意。
史海拾趣，補充遺漏，是一種心願。將文苑過客及其作品，置身民族文學發展格局裏評議，始能體現其生命力與價值。父親留下的與其是八十餘年前的若幹本遊記、詩歌和紀實錄，不如說是閃爍其中的真純特質。
不言而喻，在“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中國大陸文壇反複淘洗中，這些映現時代，並不豔羨浮華的作品回歸，也標誌著那株硝煙後有幸存留下的“黃花”，在風雨飄搖中的腳跟立定，在篳路藍縷中的自尊重建，斯人之聲，終難閉鎖。
十、尾曲
先哲有言，曆史是被時光篩眼走漏的和羅網的共同組合，而不論其曾一時隱於筆墨內外。筆者依據館藏典籍和零距離的憶敘，將被壓縮為五十三萬字的《重吻大地》一書，縮略成這篇文字，企盼能為關注中國現代山水文學、抗戰文學、和史傳文學的愛好者、研究者，辟顯出點滴資料線索，以透視中國山水文學創作的個性化風格。倘能獲得觸類旁通的領悟，也算替先人償還了蠡湖兒女抗戰出走時，從“故園鬆菊夢魂牽”到“班生未負少年頭”的宿願，讓南方泉遊子臨終前，苦歎葉落未得歸根的赤子情，在故國文壇的畫板上，增添一抹雨後彩虹。
父親的文壇悲運，成為他人生展示的終曲。他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用二十世紀的獨特人世遊，和曾經滄海的文苑春秋，勤將山水化詩媒，把凝情於筆尖的若幹留跡，在中國獨特的政治態勢下，以表現人生的《神州遊記（1925_1937）》、《莽蒼蒼行》（抗戰詩集），豹死留皮。
2016年6月，凱迪網絡從“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征文的幾百篇電子稿、手寫稿中整理、精選了包括筆者《憶念先父芮麟》在內的三十一文稿，在其《百姓家史 抗戰記憶》書中出版，使曾被裹挾在時代滔天巨浪裏，見證過曆史的某些側麵，得以重現。（該段為遺缺部分，致欠）
新世紀，人子從曆史視野，審時度勢，適時複原其人生聲譽，悲歡翻湧，心情百味，一言難盡，特此僅記。
2025年5月 於美南 休斯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