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流傳這樣一段順口溜：“科級幹部不算數，處級幹部剛起步；司級幹部剛醒悟，部級幹部顯威武。”乍一看像打油詩，細一想卻道盡北京這座城市的“幹部生態鏈”。在北京，隨便往地鐵裏一站，不小心撞到肩膀的，可能就是個剛從某部委會議室出來的正司級幹部；在三裏屯隨便坐個咖啡廳，對麵喝拿鐵的人說不定就是掛職回京剛滿的副部級“老同誌”；在頤和園遛個彎，手拎保溫杯的阿姨可能是某單位的黨委副書記，正帶著孫子小心翼翼地避開湖邊的鴛鴦，腦中還在思考下周的人事安排。
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空氣中彌漫著行政級別的分子。從中南海到東長安街，從海澱蘇州街的中科院樓群，到朝陽的國資委、發改委、文旅部等機構，一棟棟寫字樓不再是鋼筋水泥的代名詞，而是“一格一命”的封疆大吏聚集地。每扇窗戶的背後，可能都坐著一個正處級以上的“父母官”，正在斟酌下一步的五年規劃，或是一紙調令的行文措辭。這一切，構成了北京獨有的“地表行政級別密度”。
北京人常說：“在這兒，當個處長和在外地開個便利店差不多。”這聽起來有些刻薄，實則寫實。在全國絕大多數地方，處級幹部是縣裏一把手、市裏要角，風風光光，地位穩固。而在北京，處級幹部隻是“剛起步”。
這不是貶低處級幹部，而是北京幹部結構的奇特性決定的。從國務院到各大部委，甚至大型央企，幾乎都有層層疊疊的處室編製。處室之下是科室，處室之上是司局，司局之上才是部委領導。也就是說，一個剛升到處級的同誌，在北京這片官場密林中，才剛剛找到一根樹枝棲身，前方還有“司”“部”“常委”等高山在等著他一步一步去爬。所以，有人戲稱，北京的處級幹部，如果掉進西南某縣的組織部，能直接掀起一陣“高級人才引進”的風暴。換句話說，北京的“中產階級”，可能就是全國的“政壇精英”。
你問北京的土特產是什麽？有人說是“豆汁兒炸醬麵”，也有人說是“京韻大鼓”，但真正有產量、有規模、有製度保障的，是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幹部外派”這項傳統活動，早年間可能是軍中將士鎮守四方；如今，演變為北京部委向全國輸送“精英人才”的典範模式。一個年輕的北京幹部，從中組部出來，被外派到某地掛職三年，再回來提一級；另一個部裏的老同誌，去某地方掛個副書記，順帶管理個國資企業，幾年後榮歸故裏，再升半格。
北京成了一個高官批發市場。不僅自己出產幹部，還承接各地“進京朝貢”的人事流通：來進修、來培訓、來掛職，來“熟人推薦”一個位子。春去秋來，幹部流轉如候鳥遷徙，隻不過這些“候鳥”，飛的不一定是季節，而是“級別”。
北京人講究“人以官論”，但這種“官”不一定是現職，往往是過往的“光輝履曆”。你可能在公園裏碰到一個穿運動服的老大爺，他隨口一聊：“我當年在國家計委幹過，後來去過沿海某省掛職，那會兒還沒有‘自由貿易區’這個概念，我們搞的叫‘出口特區’。”你以為是在聽故事，其實是在回顧一段當代經濟史。
在北京，“你爸原來是哪個部的”往往比“你現在在哪兒上班”更有分量。因為一個老幹部家庭所積攢的“人脈資產”，在京城的人事生態裏，有著比房產證更保值的流通價值。再比如，一句“我在中直機關上過班”，聽起來像是在描述一次工作經曆，但在飯桌上能瞬間使話題重心向他傾斜——這不是簡曆上的一行小字，而是一整套“你得知道我是誰”的暗號。
北京的“高官密度”，也帶來許多荒誕卻真實的社會錯位喜劇。比如，某小區物業貼出“請配合物業管理”的告示，業主群立刻炸鍋：“你知道我們這棟樓住的都是哪一級單位的嗎？”一場小小的電梯維修，背後可能牽扯到七八個部門意見協調，“信息報批比部委還慢”。
再比如，孩子幼兒園開家長會，老師感到巨大壓力，因為麵前坐著的“家長們”，一個是財政部的處長，一個是審計署的副司，一個是中辦的副調研員，還有一個據說是中央某領導的司機——誰都不能得罪，但誰都想安排“好一點的班主任”。這類喜劇在北京日常生活中層出不窮，人們嘴上笑嘻嘻，心裏卻要仔細掂量每一句話的分量，因為你永遠不知道，眼前穿棉襖、騎共享單車的“中年大叔”，是不是某個部裏準備提拔的下一任司長。
在北京，真正形成了一種“幹部產業鏈”：上遊是體製內儲備資源：高校、黨校、青年幹部訓練營；中遊是各部委機關、司局處室，分布密集，如同珊瑚礁；下遊是全國各地幹部流動的“調配市場”，有出有入，有進有退；終端是編製之外的人脈關係，成為這座城市最難測量的隱性資源。
這座城市以一種讓人哭笑不得的方式，把幹部當作一種特色資源，進行“精細化養殖”和“區域性輸出”。它不生產高官，它隻是高官的轉運中心。於是，北京的“土特產”，不再是老北京炸醬麵，而是處級幹部；不再是絨鳥兔爺，而是一批批即將被派往全國各地的“優質官員”；不再是文物古跡，而是“某部某處”的人事推薦函。
一句話，北京的風景不在故宮長城，而在人事安排表裏密密麻麻的那一行“調往外地鍛煉幹部”。誰說首都沒有支柱產業？北京的幹部輸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樣板。——畢竟，在這裏，連風，都可能是正部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