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貧窮是誰的責任？

今天在馬斯克的愛克斯平台上，看到網友發的一條推文。

推文如下：

電影《華爾街之狼》中有這樣一段引人深思的對話：

妻子問丈夫：為什麽你不把垃圾股賣給有錢人？而是專門賣給窮人？

丈夫回應道：你傻嗎？有錢人的錢哪有這麽好騙。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既笨又貪婪，而有錢人太過聰明，自然不會買。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貧窮的本質》一書的兩位作者。兩位麻省理工的教授，為了探究人們貧窮的根本原因，跑遍了世界各地，經過多年深入調查研究，最後得出一個顛覆認知的結論：人之所以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父母窮。父母的階級、生活環境以及個人經曆會對我們的人格動機和思維方式產生深遠且持久的影響。我們窮，往往是因為隻著眼於短期規劃，而從不進行長期規劃。對於未來，我們常常持悲觀態度，並且經不住誘惑，總想著投機取巧，結果卻接連失敗。此外，窮人還存在著貧窮的死循環，不學習導致貧窮，貧窮又致使認知能力低下，而認知能力低下則會讓人缺乏學習意識，沒有學習意識便不會去學習。

《貧窮的本質》作者關於人們貧窮原因的觀點我是比較認同的。一個人的成長發展與原生家庭有極大關係。

一個懵懂的少年，在未來的人生之路上是多麽渴望得到父母的指點與幫助。可惜的是，許多國人都不夠資格為人父母。

這裏所說的貧窮，我的理解是不光指物質世界的貧乏，也指精神世界的貧乏，而精神世界的貧乏比物質世界的貧乏對人的影響更大。

有人說，父母是兒女的第一任老師，但許多人並不勝任這個角色。

在中國古代，有孟母三遷的傳說，也有嶽母刺字的故事，在古代文化典籍《三字經》中，有“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的遺訓。

然而有眼光、三觀正、愛子深的父母真是少之又少。

計劃經濟時代，我出生在一個偏僻的蘇北農村，東有大海，隔絕了與文明世界的聯係，南有長江，阻斷了與杏花春雨江南的往來。

當年，許多人過著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沒有什麽文娛活動，更談不上精神生活。

那時，正是十年文革剛剛結束，改革開放欲來未來之時，蘇北農村極度貧瘠，不管是從物質還是到精神。

一個百萬人的農業縣，隻在縣城有一個圖書館。一個萬人的鄉，竟然沒有一個圖書室。

作為一個少年，我是如此的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當時沒有出門旅行這一說，了解外部世界最便捷的途徑就是圖書。

可惜的是，除了僅見的幾本宣傳黨建的書，我幾乎看不到任何圖書。

我們鄉下離縣城有二十公裏，一年到頭，許多人難得有機會去縣城，就是去了縣城，縣圖書館也不會將書借給一個鄉下人。

而我父母作為鄉村教師，除了幾本教學用書，幾乎沒有藏書。

在我最需要精神營養的時候，卻無論如何得不到什麽營養。

父母微薄的工資，隻能維持全家人的溫飽，而有限的學識，你也不能奢望他們能給你指點迷津、讓你醍醐灌頂。

我讀過京東集團創始人劉強東的 文章，他的父母1970年代從外地調入蘇北的貧困縣宿遷，他的父親當時在鄉政府工作，劉強東上小學的時候，每天去父親的鄉政府食堂吃飯，在他父親的辦公室，他每天能讀到一份《人民日報》。這份《人民日報》就是劉強東獨一無二、而他的同學無論如何無法得到的資源。

這份報紙劉強東不一定全都能讀懂，但幾年下來，劉強東有了他班上大多數同學所沒有的知識儲備與不俗眼光。

這份報紙為劉強東考上大學立下了汗馬功勞。

我在網上看過北京電視台對央視主持人董卿的采訪。

董卿曾連續13次主持過CCTV春節聯歡晚會，她的知性、大氣、圓融，為她贏得了“央視一姐”的美譽。

在強手如林的央視，董卿何德何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呢？在紛繁複雜的“名利場”，她是如何做到遊刃有餘的呢？

是她自己揭開了謎底。

她的成功主要得力於父母特別是父親的嚴格培養。

董卿的父親是崇明人，母親是上海人，文革前，兩人都畢業於複旦大學，一個學的是新聞，一個學的是物理。

因為個性倔強，不願低眉順眼奉迎人，一對戀人被貶到安徽淮北的一個縣裏工作。董卿的父親被分到縣委黨校做老師，母親被分到一個鄉村中學。

1972年，夫婦倆生下獨生女董卿，差不多十年以後，董卿的父親被調到浙江嘉興日報任副總編，全家才從貧窮落後的淮北來到比較發達富裕的浙江生活。

董卿回憶父親小時候對她的教育，她是這樣說的：“我爸爸很煩我照鏡子，有時甚至對我媽媽說，不要給她買新衣服，他有句名言：土豆打扮得再漂亮也還是馬鈴薯。他對我要求很嚴格，要我每天早晨跑步1000米，當年我家就住在淮北中學旁邊，學校操場一圈就是400米，我每天要跑兩圈半，有時我也會欺騙我父親，躲在下麵的樓道裏，等到時間差不多了，裝作氣喘籲籲的跑上樓去。我父親不喜歡我打扮，但要求我成績一定要好，我還沒有上小學時，就讓我抄連環畫上的成語。上了初中後，寒暑假讓我去勤工儉學，我爸當時是報社副主編，每到我放假時，他就打電話給他的朋友，說我的女兒放假了，到你那裏來打工，不要錢。那些年，我在商場、飯店、賓館都打過工。往往一打兩個月，一點錢都不給，老板們不好意思。我爸就說，那就一元錢一天，兩個月就收60元。”

董卿在浙江嘉興高中畢業後，考上了浙江省藝術學校，後進入浙江電視台、上海電視台工作，最終進入中央電視台。

按照董卿的說法，早年她對父親不無怨言，感歎父親對她一點不寵愛，一味的要求她做這做那。

後來她理解了父親的一番苦心。

在采訪現場，麵對北京電視台的攝像機鏡頭，她一字一頓的說：“現在想想，我父親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父親給了我強大的內心，使我後來走上社會麵對各種打擊、挫折，我都能忍受，並且堅持了下來。”

沒有父親的嚴格要求、嚴酷訓練，董卿恐怕走不到今天。

較高的認知水平離不開學識，而過硬的學識離不開教育，而教育的發達離不開社會的重視與投入，而社會對教育的重視與投入離不開國家的現代化與民主化。

歸根結底，人是社會的產物，然而人也有個體的差異，同樣的社會，同樣的人，會有不一樣的選擇，所以個人的奮鬥也有意義。

那麽你現在想想，你的貧窮到底是誰的責任？

          2024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