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磨滅的記憶:中原鄉村那三年
2008年4月14日
前天4月12日,我看到複旦大學金融與資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謝百三教授撰文講解“這次通脹可能是建國以來最難調控的一次”,文中說“建國以來我國發生過五次通脹。1949—1950年,這是解放前惡性通脹的尾聲;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大量的男勞力非正常死亡,引起供應不足,物價上漲;1985年,物價改革大規模展開,被壓抑多年的物價像火山一樣引爆了;1994—1996年,進入市場經濟後,出現新一輪投資熱引發通脹。”我注意到謝教授再一次指出“三年困難時期,大量的男勞力非正常死亡”這一嚴酷的、至今沒有被公開承認,更沒有定論的曆史問題。
謝教授發表這篇文章那天,正巧我為了解中原鄉村那三年的真實情況,特意起了個大早,驅車趕往北京遠郊區,采訪了兩位大饑饉年代的親曆者。他們並不知道我來訪有這個目的,以為隻是一位借春遊之機到郊區看望遠親的普通造訪,前後與兩人分別的交談,我都是從隨意聊家長開始,然後突然問“58年以後那三年的事,你還記得嗎?”之所以選擇這樣突然發問,目的有兩個,一是怕聽到含有水分的不實之詞,二是擔心他們不願意回憶痛苦而拒絕我的采訪。
沒想到,兩人一聽我問起這事,立刻像被注射了一針嗎啡似的,聲音陡然增高,幾乎是喊出來一樣,不約而同地說“呀,那幾年可是太苦了……”,“這輩子忘不了啊,我差點被餓死……”,接下來不用我多問,他們就像打開了記憶的閥門,邊回憶往事邊對我述說起那三年的經曆。因為前天我是前後分別與兩人交談,所以我分兩次,盡量不加工(方言直譯為普通話除外),分別記錄下兩人的回憶:
一、西華縣那兩年沒有新生兒
受訪者:孫偉光,男,1948年4月8日出生在河南省西華縣北街,曾擔任西華縣黃泛區農場園林技術員,現在北京郊區某公司任高級園藝師。(注:下麵用第一人稱來寫)
“大躍進”和“禹縣農場”
我生父抗戰時期加入八路軍地方遊擊大隊,解放戰爭後期與國民黨交戰時犧牲了,父親犧牲後我才出生。媽媽當時是西華縣婦聯主任,後與孫姓幹部結婚,隨夫到許昌市工作。我從1957年就記事了,那年我上小學三年級,第二年學校不讓回家了,吃住都在學校,白天停課上山抬煤,夜裏讓學生們搓煤球,供老師燒小土爐煉鋼,老師外行根本煉不出鋼,用燒化的鐵水澆到模子裏,好歹弄出個小五星、小手槍啥的,算作為“大躍進”期間推行的“超英趕美”“全民大煉鋼鐵”做出了成績,敲鑼打鼓四處報喜。
1957年反右運動時,我繼父是許昌市的紀檢委書記,許多人經他手被劃成右派,送進附近的禹縣勞改農場,那裏條件極其艱苦,大批右派集中到那裏,吃不飽還得幹重活,生病了不能醫治,病重就被活埋了。繼父得罪的人很多,有人去告他狀,揭發他“嶽父是個大地主”,繼父一挨整,惱了,為與嶽父徹底劃清界限,提出離婚。開始我媽媽看在兩人已經有了女兒,不想離婚,繼父就威脅說“不離婚就把你送到禹縣農場去!”嚇得我媽媽趕緊辦了離婚手續。父親沒事了,接著當官,我媽媽可倒黴了,被之前由她擔任主管領導的許昌市煙棉麻公司的上級部門借口她出身不好,逼她離職返鄉。
“碰蒜瓣兒”和“毒草充饑”
1959年秋,我們一家回到西華縣媽媽的娘家劉魁莊,發現村民們個個黃胖腫脹,沒有血色,好多人腳腫得連鞋都穿不進去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因為長期吃不飽患上浮腫病鬧的。當時全村人都在劉魁莊集體大食堂吃飯,吃的是碾壓過的沒脫過絨的棉籽,摻一點點紅薯麵做成麵片湯,每家分一點,打回家不夠吃就加一些野菜或發黴的紅薯,還是不夠吃。
那時候家家戶戶都家徒四壁,之前洗臉洗腳的臉盆,洗菜盛飯的鋁盆,連做飯的鐵鍋,都被入戶民兵搜淨拿走煉鋼煉鐵去了,有戶人家因為把一個鋁盆藏到院子裏草垛子中,沒人時拿出來偷偷用,結果還是被鄰居告發了,為此夫妻倆被拉到村民大會上批鬥。
我問:批鬥?咋鬥法呢?
孫偉光:哎,整人的辦法多啦。我們那兒最常用的是“碰蒜瓣兒”,讓有毛病(挨批鬥)的人站中間,圍上去一幫人推推搡搡、連腳踢帶拳打地羞辱。我姨父的弟弟,建國後當過兵,複員後在隊裏開拖拉機,他仗著出身好,說話衝(直率),好開玩笑。有一天他聽到拖拉機“嘭嘭嘭”的響聲,就說“碰碰碰,再碰大家就餓死光了!”這話讓村幹部聽見了,就說“你小子反動,回去開會碰你的蒜瓣子!”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姨父的弟弟害怕了,收工回家半路上把拖拉機一停,抽出捆麥秸的繩子,走進路邊林子裏,把自己吊在樹上尋了短見。
那兩年整天給社員派活,吃不飽照樣得幹重活,幹了好多沒用處的瞎活,耽誤了伺候莊稼。收成不好還有個原因,就是缺少肥料,沒肥料哪能長好莊稼呀?村幹部到各家各戶強迫一切肥料充公,每天隊裏派出“太平車”,一種木質的四輪推拉人力車,挨門挨戶收集屎尿肥料,餓肚子的人屙不出多少糞,家家戶戶就拿漚過的垃圾,摻過黑灰的草末啥的強充屎尿糞便,上交這些不是肥料的東西,再用太平車拉到地裏撒到莊稼上冒充施肥。
那時候興“一平(除幹部、地富分子以外的人平均分配)、二調(發現哪家有農具、種子等一切東西都可以隨時調走充公)、三抓(隨時發現有問題的人隨時抓走)、四鬥(群眾性的批鬥會)”。村裏沒吃的了,就開批鬥會,抓不出新的“壞分子”,就批鬥原有的地富分子。沒完沒了地憶苦思甜,把吃不飽飯的原因歸結給地富的剝削。上麵既然這樣提倡,廣大貧下中農隻能用這種辦法轉移自己的貧饑。
地裏的麥子說啥也長不好,莊稼稀稀鬆鬆,細細歪歪,兔子在裏麵跑都看得一清二楚。麥子不好倒長出好多野草,大家幹脆吃野草充饑。有一種曲曲菜,是一種開黃花的苦菜,采回來先揉搓,衝些水泡淡苦味,加一點點紅薯麵做成麵湯當飯吃。這東西不擋饑,一人能吃12碗還沒覺著飽,小孩子每頓都能吃4到5碗呢。
有一種白根的草好吃,味甜,麵麵的好吃,但是吃了以後肚子生疼,明知有毒,不吃太餓,也不敢多吃。最好的是榆樹皮,一長出來就被人扒光摳淨。到了春天,我們就吃柳樹芽,椿樹芽、槐花那是最高級的吃食了。幸好那時我們劉魁莊的村子裏樹多,野菜多,加上我們村的南瓜結得多一些,救了我和好多人的命。我們旁邊周圍村裏死的人都比我們村多。
那幾年可是把我餓怕了,我家劉魁莊裏死人少一些,可也沒少死人呢,不讓打聽,誰也不敢打聽死過多少人,大家都不敢說,誰提起這些事,就會被戴上壞分子帽子,馬上要挨批鬥。其實人人都知道餓死鬼太多太多了,我姥爺還有多個親戚都是59、60年被餓死的。
那兩年,整個西華縣從來沒聽說村裏有人生孩子,連二連三聽到的都是誰誰又“病”死了,沒人敢說是餓死的。開始死了人用炕上的草席一卷,席子很快用光了,後麵死人隻能就那樣光著,瘦骨嶙峋被扔進溝裏或扒個坑一埋就算了。
二、好風水之蓮池公社的遭遇
4月12日,我借口到北京遠郊區春遊,采訪了兩位大饑饉年代的親曆者,第一位是河南省西華縣的農民孫偉光,第二位是河南沈丘縣蓮池公社陳莊的張耿氏。下麵用第一人稱記錄下張耿氏的話:
威信高的生產隊長張文泉
河南沈丘縣蓮池公社陳莊張耿氏:我出生在1935年,今年73歲。
我們蓮池鄉緊鄰一條河,10多裏河道直拗拗的,土地肥沃,老人都說這裏風水好,過去還出過一位娘娘呢。公社剛成立那會兒還中,到1959年就不中了,吃不飽了,到1960年真是太苦了。記得村裏人都到河裏撈雜草,偶爾能摸到幾個蛤蜊那就算開葷了。撈回一點點雜草,在雜草裏摻點穀糠或一點癟豆子,糠和癟豆也沒有了就摻點發黴的紅薯麵,捏成窩窩頭充饑。那時候發黴的紅薯5毛錢一斤,曬幹磨成麵,吃起來很苦,就這也吃不飽,一個勞力能分上兩個小窩窩頭,老人孩子能分到一個或半個。再到後來,連河裏的草也撈不到了。
1960年那年太苦了,多虧我們村挨著那條河,能撈點雜草充饑,就那還是餓死一些人,我也差點被餓死,人餓狠了那滋味忘不了,到現在想想都嚇死人啊。怎麽也沒料到,第二年1961年秋天收成了,我哥哥和好多人卻被撐死了。那年秋季收下糧,公社食堂終於開始做數量大的飯,人們吃了還想吃,哪知道腸胃不中了,餓的時候太長了,腸胃變得精薄,猛一吃多,人就不中了,那一下撐死不少人呢,我們村撐死的竟比前一年餓死的還多!
再說回60年,那時候孩子餓得嗷嗷哭,我姥姥下地幹活時偷偷往腰裏別了兩小塊紅薯,收工時一緊張順褲腿掉出一塊,被發現了,薅到場院挨批鬥,人被抬回家就不中了,很快咽氣了。那時經常批鬥人,我村旁邊不遠的劉莊村,有個壯漢陳文德說了句“西北出了掃帚星,怕是要翻天了。”為這一句話,他挨批鬥挨了半個月。那時上頭有精神,發動各村批鬥壞人,“壞人”站當間(中間的意思),上去一群人,你一拳我一腳,倒下去馬上被薅起來接著再打。
我村有個中農,餓得實在受不了,沒錢買紅薯,又想起自家入社時太實誠,能交能不交的東西都上交了,如今餓得半死了,越想越生悔意,忍不住發了幾句牢騷,這下更壞了,被戴上“反攻倒算”的帽子,被反複多次批鬥挨打。
1960年春夏之交是最難過的時候,那年春季樹可遭罪了,梨樹葉不好吃,人也揪來吃,桑樹葉吃了身上浮腫,也有人吃。那些榆樹葉、柳樹芽剛發出來就叫人擼光了,發出來又擼光了,幾次後樹芽再也發不出來了。有一種枸樹,春天枝頭上長出穗穗,以前沒人吃,那年春上也成好東西了。不久之後,村裏所有的榆樹皮被剝得幹幹淨淨,都被當成果腹的糧食吃了,從春到秋,樹上光禿禿的。
“大躍進”那些年,社員們隻能吃大食堂,到了1960年,大食堂的吃食差得沒法提了,當時有句話說“勺子七猛子,撈個菜梗子”,說用勺子撈啊撈,七八下隻能撈個菜梗子,真是那樣,飯稀得清湯寡水。我在食堂做過飯,我負責做13口人吃的飯,就是一大鍋水,撒把鹽,幾根菜切切扔進去。有幾天好過一些,收獲到一種叫“根達”的菜,大葉子,葉片厚厚的,奇怪的是葉片裏好多小黃蛆,這種菜在地裏長得速度瘋快,看見有蛆蟲大家也歡迎,畢竟眼下能充充饑。
家家戶戶的人餓極了,夜裏紛紛出來偷隊裏的作物。我跟丈夫偷過地裏的豌豆秧子,顧不上多想細看,連秧子帶豆角揪幾把,趕緊往家跑,嚇得魂都丟了,就這樣度過最困難的那半年。
記得那時我們生產隊的隊長叫張文泉,他威信高,因為心眼可好,不想看著大家一個跟著一個餓死,上頭布置為防止偷盜集體作物,讓安排民兵夜裏巡邏防盜。張隊長故意在村民會上當眾透露說“民兵上半夜巡邏”,村民們就上半夜睡覺,下半夜跑地裏偷吃的。張隊長後半夜假裝在家裏睡覺,第二天上頭追問,他就說“我們隊沒有人偷東西。”後來大家生活好過些時,他早已經不當隊長了,可是威信一直很高,誰家做了好吃的,先就想起去他屋裏送點給他嚐嚐。
撐死的比之前餓死的還多
我問:你們鄉村旁有條河,隊長又這麽好,村民在夜裏都能往地裏跑,可見大家不懶惰啊,那幾年收成怎麽就那麽不好呢?怎麽至於把人先餓死一些,隨後怎麽又撐死更多人呢?
張耿氏說:哎,說起這個真氣人。1958年人民公社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不知上頭什麽人出的餿主意,讓下頭瞎折騰,我們蓮池公社按上頭要求到處挖魚塘,規定每30畝地必須挖一口很深的水塘,說是以後塘裏能養魚,有魚吃,農民的生活就改善了。村民掏大力挖水塘,挖出的土壘在塘堰上,上級告訴我們計劃要在塘堰種上桑樹,以後家家戶戶都養蠶,農民就能穿上過去隻有皇上和豪紳才能穿得起的綾羅綢緞,就能過上共產主義的富裕日子。村民按規定的標準每口塘都挖得很深很深,挖塘那些日子,幹部們接二連三來檢查,幹活的人被要求一邊幹活一邊大聲喊口號:“大躍進啊,掏勁幹啊……”一旦發現誰“偷懶”會挨批鬥,為這累壞了不少青壯漢子呢。
我問:後來養魚、養蠶了嗎?
張耿氏說:養個鬼啊,接下來什麽也沒養就沒人再提這些事了,挖的塘也不能種莊稼了,一直廢棄在那裏。每年夏天下大雨後,水塘灌滿了黃湯兒,農村孩子沒地方玩,就結伴跳下去遊泳,由於那些水塘的塘沿兒沒有河床的緩坡,直愣愣的深,整個中原鄉村為這些荒廢掉的水塘,每年可沒少淹死孩子呢。當然有的塘後來被重新填平了,白挖了,但是有好些深塘到現在也沒填上,聽說裏麵住了好些水蛇,挺嚇人的,年年還是有孩子被淹死。
1959年、60年,人民公社各鄉村還興起深翻土地,所有的農田都讓深翻一遍,農民們問“深翻,該翻多深?”上頭有統一標準,要把田裏的土都翻個一米多深,我們挖著,幹部隨時用細長棍子丈量,挖到那個刻度後,差不多一個成年人深的時候才中(河南方言,可以或行的意思)。這下壞了,有油性的土弄底下去了,生土被翻上來,肥料根本跟不上趟,那幾年的產量當然不中了,麥子稀疏長得不像樣子,產量更不用說了。
產量不好還不讓說,到了秋天,把以前的幹豆秸碼得高高的,上麵鋪一層糧食,用給來視察的幹部們表功。還讓社員敲鑼打鼓,用轎子抬著幹部們四處遊街、爭相表功,抬著轎子去到上級辦公的地方,衝著街上的人大聲喊叫:“豐收了!又立大功了!”大家沒想到,豐收當然需要多上交糧食,回來沒過多久,各村就開始餓死人了。
我們那一片地方,1960年餓死的人太多了,比1959年更多,後來中央下來政策,實行“暫借地”,暫借給每個農民半畝地,還有每戶1分6,個別村是2分自留地,規定暫借地和自留地的收成不用交公糧,這條政策一出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人們的饑餓就緩過來了。家家戶戶種紅薯,紅薯產量高,旱澇保收,秧子和薯根都能吃,有紅薯吃,我們的臉色慢慢就不像病鬼似的了。
聽到這兒,我不禁鬆了口氣,高興地說:這下你們可好了!沒想到張耿氏馬上瞟了我一眼,憤憤地說:好?能好到哪裏?剛好沒多長日子,又搞起狠批“三自一包”,暫借地、自留地都被收回去了,開初說好每人1分6自留地的政策保持30年不變,自從批判“三自一包”,自留地都收走了,又吃不飽肚子了。哎,農民命苦啊!
張耿氏最後對我說:1958年人民公社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叫我們中原農民看到美好前景,結果挖魚塘、種桑養蠶、深翻土地累壞多少人,毀了多少良田,哎!1960年餓死的人最多,1961年秋收時,誰也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了,有了新打下來的糧食,好些人因為多吃了一些,生生被撐死了,當時我們村撐死的人數,竟比前一年餓死的人還多!
我驚訝地問:什麽?吃頓飽飯被撐死?怎麽回事……
猛然間看到張耿氏眼淚流下來,嚇得我不敢問了。突然想起剛才她說過“餓的時候太長,腸胃變得精薄,猛一吃多,人就不中了”,張耿氏還說過“我們村撐死的人”中就有她哥哥,“好多人”中也多是親朋故舊。我趕緊站起來,端杯水遞給她,說“大姐,您喝點水,說這麽多話累了,謝謝您讓我知道你們家鄉的這些事情,您多保重!”
又坐了一小會兒,我和先生再次道謝並離開。回到家後,我上網查到大饑荒時期的河南民謠,附在這裏。
附:大饑荒時期的河南民謠
毛主席、打電話,問問社員吃的啥。灰灰菜,芨芨麻,小蟲子臥蛋穭葵花(分別指四種野菜)。
食堂的饃,洋火盒,(洋火即火柴盒大小)大人倆,小孩一(讀yue,一個的意思)。
晌午的麵條撈不著。晚上的湯,澄清水兒,社員氣得噘著嘴兒。
毛主席,大胖臉,社員餓死他不管。毛主席,肚子大,社員餓死他不怕。
一季紅薯一年糧,紅薯就是保家王。
一天吃一兩,餓不到夥食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炊事員。飼養員聽後大怒,說:隻要上麵發牲口料,我就敢跟你們龜孫摽(意為比著幹)!
於向真 2008年4月14日 北京朝陽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