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讀了七年中學 （6）一生最好的朋友李小懷

     二、我讀了七年中學

（6）一生最好的朋友李小懷

1958年，我在首義路小學畢業，被保送到剛剛創辦的與華中師大一附中（以下簡稱華師一附中）一牆之隔的湖北大學附中。

一年後，僅有兩個班學生的湖大附中被合並到華師一附中，我被分到二班。後來，與班上的李小懷、楊利生和郭進軍成了好朋友。郭進軍家住學校附近的湖北省高級法院宿舍。我們三人住在初中男生宿舍樓。（下圖是我們當年讀書時，華師一附中的俯瞰圖。右邊中間兩棟的前麵一棟是女生宿舍，後麵一棟是初中男生宿舍。右下角那一大棟是學生食堂。它的前麵是教師宿舍。右上角是高中男生宿舍。操場左邊從下到上依次是學校行政樓和大禮堂、初中教學樓、高中教學樓。）



當時，我們隻知道班上有很多同學是“東湖八一子弟學校”保送來的軍隊幹部子弟，還有一些同學是從“水果湖小學” 保送來的地方幹部子弟，他們也從不在同學中說自己的父母是幹什麽的，我們也沒有誰問他們的父母是幹什麽的。那個年代中學同學之間，不是看誰的爸爸是“李剛”，能玩得一起，最後成為好朋友，也許隻有“緣分”一說了。

我的父親種了一輩子香花，我就是一個“花農”的兒子。後來好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中學的三位好朋友都是“高幹子弟”，用當下的說法都是真正的“紅二代”。但是，當時年少懵懵懂懂，實在不知道他們的父親是多大的官。

讀初中三年級時，正趕上國家遭遇三年自然災害，大家都沒有飯吃，住校學生就更艱難了。我的父親在五六十年代，種花之餘，還養過豬，那時父親養豬就是為了存點錢好過年。每天起五更趕到武昌起義門附近的一家豆製品店，去買豆渣回來喂豬。常來常往，與那個店的老板就非常熟了。三年困難時期，那位老板隻要偶爾搞到黃豆做一次豆腐，一定要給我父親留一點豆渣。那就不是買來喂豬了，而是拿回家，在柴火灶上炒好後，就是全家的一餐佳肴啊！每次媽媽都要我帶一點給住校的李小懷他們吃。小懷在2014年寫的中學生活回憶文章中說：“李培永的媽媽把以前喂豬的豆渣用油、鹽、蔥花炒好帶給大家吃，確實非常好吃。雖是豬飼料，可我們沒有絲毫的不快和忌諱。”他在這篇文章中還寫道：“

 

一張老照片，楊利生和我站在後麵,還有李小懷和郭進軍坐在前麵。初中畢業後，我們四個好朋友都考取了母校高中，而且都分到了二班，班主任是唐啟金老師。

現在也記不清，為什麽我們四人於61年12月2日，一個周末的下午放學後，去照相館留下這張合影。是為了逝去的少年時代嗎？也許更可能是為了紀念我們同步跨入了青年時代吧！

從高一開始，我和小懷住在高中男生宿舍一樓；郭進軍家住在首義路與張之洞路交叉口的高級法院宿舍，走路十幾分鍾就到學校了；楊利生家住在水果湖張家灣，乘一路電車，從大東門站到水果湖終點站，下車就到家了。

讀高中時，我和小懷住在同一間寢室。有一次，他感冒了，沒有到教室去上晚自習。快下晚自習時，譚亦丹問我：“小懷怎麽沒有來上自習啊？”我告訴她，小懷感冒了,在宿舍休息。當天晚上熄燈鈴後不一會兒，就聽到走廊傳來女高音：“小懷！李小懷!”小懷急忙叫我趕快開門答應，他說：“譚亦丹媽媽來了！”

譚亦丹的媽媽帶著一位軍醫進寢室了，她走到小懷床前，摸摸小懷的頭，讓那位軍醫給小懷量一量體溫，問校醫來看過沒有，吃過感冒藥沒有。就像媽媽那樣心切細致、那般溫柔體貼。臨別時還再三囑咐小懷，“一定要按時服藥。周末到我們家來，好好給你補一補身體。”原來，譚亦丹的父親時任武漢軍區政委，與小懷的的父親是老戰友。戰友情深，蔭庇子孫，可見一斑！

還記得1964年，小懷考取了西安軍事電信工程學院（以下簡稱“西軍電”），離開武漢之前，曾悄悄地對我說：“李培，你還沒有坐過小汽車吧？哪天有機會，我要帶你坐著小車逛武漢三鎮！”

真沒有想到，1967年武漢“7·20”事件後，他的爸爸於1968年初，從廣州軍區調到武漢軍區任副司令。有一天，下午快放學時，一輛黑色高級轎車開進我們水廠路中學，當時正是課間休息時間，李小懷一下車，他那一米九多的高個子，就引來學生圍觀，還有調皮又膽大的站到他身邊，仰起頭來看他有多高。我們一見麵，他說：“李培，走！逛武漢三鎮去！”原來，他回武漢休假，特地來請我去見他的爸爸媽媽。當時，他的爸爸媽媽住在武昌小洪山，我們從礄口區經江漢橋、穿過漢陽、上長江大橋後，一條路直奔小洪山，不到半小時就逛了武漢三鎮。老朋友真是一諾千金啊！讓我第一次坐著小車逛武漢。

晚飯後在客廳聊天，李伯伯當時分工負責“支左”工作，特別關心我們學校的“文化大革命”和“軍宣隊”的情況。問得很詳細。臨別時，高阿姨一定要小懷去拿幾個芒果給我帶回去，給我爸爸媽媽嚐一嚐。再三囑咐：“以後不論小懷在不在家，你都要經常來啊！”

記得是那次與小懷見麵不久，他回西軍電後，有一天我去他家。高阿姨問我：“你最近收到小懷的信沒有？”那個年代遠程書信往來，是唯一通訊聯絡方式。

“沒有。”

“怎麽回事呢？我們給他寫信、匯款，都沒有回信。”高阿姨焦急地自言自語。

過後不久，小懷在李伯伯和高阿姨的關照下，回武漢了。

我們見麵才知道，他們宿舍有個同學到“軍宣隊”舉報了他，說他經常在熄燈鈴後，躺在床上散布“反動言論”。因此被關進“學習班”接受審查，與外界中斷了一切聯係。

他的“反動言論”，一條是在“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事件之後，黃永勝當了總參謀長。大家在七嘴八舌議論時，他隨口說了一句：“將來黃永勝倒了，下麵又是一大幫要倒。（不幸而言中）”；另一條是私下與同學抬杠時，也是話趕話隨口說的。他們兩個人的字都寫得不好，但都說自己的字寫得好。他隨手指著牆上的一幅字隨口一說：“我是沒有名，如果有了名，我的字也可以在全國滿牆掛。”那幅字就是林彪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小懷在家休息了一段時間後，在西軍電“軍宣隊”三番五次電報催促之下，準備回西安了。李伯伯與他談話時，特別叮囑：“第一，要相信自己！相信黨！第二，要實事求是，自己錯了可以檢討！沒有錯不要給自己上綱上線！第三，不要為了減輕自己的問題，而亂說別人！”審查結束後，他被分配到蘭州軍區通訊團。因為檔案中有“反動言論”記錄，雖然各方麵都很積極努力，卻一直被組織考驗了三年才解決了入黨問題。

1980年，我調回母校後，住武昌千家街；楊利生也調回湖北省統計局，任辦公室主任，家住水果湖；郭進軍和李小懷都在北京工作，但他們的爸爸媽媽都還是住在武昌。

1986年2月6日，幾年不見的小懷，大清早到武昌站，一下火車，就到我家來告訴我：“這次出差廣州，返京途中回家過個年，請你明天中午去我家吃飯。我還邀了郭進軍、楊利生。”

這是我們幾個在華師一附中讀書時的好朋友，高中畢業二十二年後的第一次聚會。

第二天中午，李伯伯和高阿姨辦了一桌豐盛的宴席招待我們。李伯伯給我們每個人一杯茅台酒，我們趕緊起身共祝兩位老人家身體健康！春節快樂！隻見李伯伯非常高興地一口就幹了，我們幾個人都不會喝酒，隻能抿一口表示一下敬意。我們邊吃邊聊，一席飯吃了一個多小時。

飯後，李伯伯和高阿姨請我們到客廳喝茶聊天。

李伯伯乘著酒興，談笑風生。他當時是中央後補委員，經常去北京參加會議。對一些不正之風深惡痛絕，他笑談《會議簡報》，說：“我如果在小組會上發言，講武漢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會議簡報》馬上就刊登出來，‘武漢軍區副司令李化民說……’，如果要說現在武漢的問題，《會議簡報》上麵就看不見李化民了。哈哈！”

兩老與我們聊了一會兒就上樓休息去了。

我們幾個老朋友聊了兩三個小時，還不盡興，就去水果湖楊利生家繼續聊天。



（左起李小懷、郭進軍、李培永、楊利生。1989年2月7日下午在利生家客廳喝茶聊天。）

往事真的並不如煙。

李小懷從小就在學校獨立生活，小學在武漢東湖八一小學住校，中學六年在華師一附中住讀，不僅鍛煉了獨立生活能力，而且錘煉了獨立思考能力，但是，不論對人對事都是直言相告，不善世俗為人處世之道，既無害人之心，更無防人之心。有人說，人是有磁場的，心善品正的好人是相互吸引的。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之緣吧！

小懷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李培永與我的友誼，隻說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交情之深了。我家在外地，他的家在武昌火車站旁邊。他的父親是花農，母親是家庭婦女。我從初二到高三，幾乎每學期結束，上火車前，把被子、床單背到他家。他媽媽為我漿洗，為我做一頓餞行飯。回來時，下了火車，到他家吃一頓迎客飯，然後背上幹淨、用米湯漿洗過的被子回學校，他父母對我的恩情，我永世不忘。”

想起了我休學後重讀高二時，與一位女同學開始有初戀的苗頭時，也是在我們幾個好朋友課餘聊天時，小懷善意地、直言不諱地告誡我：“你要小心喲！不要跑在時間前麵去了！”

我們幾個老朋友，還有小懷正在武漢大學讀研究生的小弟，在客廳邊喝茶邊聊天，海闊天空，想到什麽就談什麽。我環顧一圈後發現在座的沒有一個當官的。我當百姓理所當然，他們幾個都是根正苗紅的“紅二代”呀！

李小懷後來在同學聚會時，戲說自己一生是“普通人一個：是黨員，沒有進入三梯隊；是軍人，沒有授銜，屬文職；是工程師，沒有高級二字；是領導，沒有大於小組長。”後來，大家歸納了一條。就是生性太直，做實在人，說實在話，動輒得罪領導的結果。

他們非常關心母校的教育教學情況。我告訴他們，許多我們當年讀書時的好傳統，比喻讓高中優秀學生團員對口（高一對初一）輔導初中學生，不僅得到傳承，而且與時俱進不斷創新。至於教學改革，不僅有領先全國的語文、數學實驗的輝煌成果，而且各科課堂教學生動活潑，學生思維積極，發言踴躍。我以為現在的學生比我們讀書時更聰明更能幹。我的語文課代表創作的中篇小說《正值青春年少時》，省作協《長江》的主編田野看後，認為是一部反映當代中學生生活的好作品，正在指導該生修改，準備公開發表（1988年第三期《長江》）。

小懷的弟弟聽說我在課堂上進行討論式教學，讓學生充分發表意見。問我：“你真是這樣上課的嗎？”“當然”。隨後我講了大型公開  課《孔乙己》學生討論“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時的情況。他由衷地說：“你可以當特級教師了！”借他的吉言，五年後真當特級教師了。

 1989年6月5日下午，武漢交通癱瘓了。我從武昌大東門走到小洪山小懷家，不一會，楊利生也來了。我們在小懷家吃完晚飯後，李伯伯在客廳給小懷打電話，怎麽都打不通。小懷當時住在北京軍博附近的總參通訊部宿舍，他是總參通訊部的文職工程師。李伯伯後來隻好用軍線接通了小懷家的電話。

李伯伯：“你們那裏現在情況怎麽樣啊？”

小懷：“北京全亂套了！情況非常複雜，說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

李伯伯：“你家冰箱裏有多少吃的東西呀？夠不夠你們一家三口吃一個禮拜？”

小懷：“夠吃一個禮拜。”

李伯伯：“那就好了！你們都不要下樓，一個禮拜就差不多了！”李伯伯放下電話，長歎一聲。

我不合時宜地問李伯伯：“你跟趙紫陽總書記在廣州共事那麽多年，他有問題嗎？”

“哎！你們不懂政治啊！”李伯伯說完，就與高阿姨出門散步去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伯伯的老毛病——哮喘發了，在武漢軍區陸軍總醫院住了一段時間，不見好轉，隻好去廣州陸軍總醫院住院治療，還是治不好。

恰逢李伯伯創建的44軍132師的時任師長，去看望老首長，建議他去海南看看，也許可以治愈他的老毛病。

於是，李伯伯和高阿姨一行就到了海口，住在海南軍區招待所。住下不久，哮喘病竟然不治而愈。老人家聽說我所在的海南農墾中學，在海南軍區招待所旁邊，就讓秘書聯係我，一定要到我家裏來看看我們一家。我再三請老人家讓我們晚輩，去招待所看望兩老，他一定要來農墾中學，實在卻之不恭，就在家裏敬候兩位老人家。

我們當時住在農墾中學高級教師宿舍四樓，沒有電梯。我和秘書再三勸老人家不要上樓了，就在學校轉一轉，然後去學校一樓接待室坐一坐。老人家一定要上樓到家裏去看看。說完，他就先上樓去了。到家裏還沒有坐下來休息，就從客廳走到裏麵，看了主臥看次臥，走進書房看我的藏書，仔細看了掛在牆上的劉國正先生的題寫的條幅，最後還去看看餐廳和廚房。一間一間房仔細看了一遍，才回到客廳坐下來。



（李化民伯伯與高阿姨在海南農墾中學我家客廳）

李伯伯笑著說：“你們看看，我今天蠻好呀！一點都不喘！還是海南好啊！我看培永這一步走對了！”

接著問我：“小懷來過吧？”

“剛建省不久就來過，而且到我們農墾總局通訊站，聯係過有關通訊業務。郭進軍也來過海口，他們郵電部研究所，計劃來海南做相關的無線通訊業務。

1995年，農墾總局林詩鑾副局長，計劃做桂林洋農場“上市”。他說我的人脈資源比較豐富，請我找懂行的朋友來幫他一下。我馬上就想到樂於助人的楊利生，跟他一說，果然就找到了幾位“懂行”的朋友。應林副局長的邀請，利生帶著那幾個朋友，到桂林洋農場實地考察、了解有關情況。差不多花了兩周時間，為桂林洋農場，做好了上市資料的相關準備工作。利生得空到農墾中學來我家，像李伯伯一樣看了看我們家的三室兩廳，就在這個客廳與我們聊天，還彈了一首鋼琴名曲。

“好啊！你們幾個好朋友要經常聯係，互相學習，共同進步！”

“謝謝李伯伯，我們幾個好朋友這麽多年來，一直經常有聯係。我每次出差到北京，小懷、郭進軍，還有一個在中央做機要工作的老同學劉先旭，一定要聚會的。”

“好！你們現在交通發達，通訊先進，聯係起來也方便。要珍惜友情啊！”

李伯伯是創建132師的首任師長，這次到海南，還特地去五指山部隊駐地，看了看他創建的鋼鐵之師。

2002年8月，李伯伯去世之後，小懷特地來海南，讓我陪他一起上五指山，去132師駐地住了三天，受到非常熱情的接待。在該師曆史資料陳列館，我們瞻仰了李伯伯年輕時的戎裝英姿，認真閱讀了132師的戰史。李伯伯率部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的輝煌戰績，讓我們深受教育。

因了與李小懷中學同學六年，又因武漢“七二零”事件後，他的爸爸調任武漢軍區副司令，讓我得以走進共和國開國將軍之家，經常零距離接觸老紅軍，雖然，那個年代解放軍官兵著裝都是一樣的，兩麵紅領章掛兩邊，一顆紅星頭上戴，但是，老將軍那魁梧的身材，那慈祥的笑容，言談舉止無不展現出戎馬一生的老軍人的風采！

那個年代的黨的高級幹部，雖然身居高位，但是真的始終不忘初心，不僅自己與普通老百姓魚水情深，還要求自己的子女與百姓子女同甘共苦。正因為如此，我特別珍惜，更難忘這份學友情和朋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