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人的“倔”與“貴族精神”

陝西人的“倔”與“貴族精神”

萬沐

陝西人在外地人看來最大的性格特點是“倔”，但是他們往往對其內核卻並不了解，其實這種“倔”，很大程度上是在於他們對原則的堅持，而這種原則據我觀察其實是一種傳統的價值觀念，最起碼也是對自己尊嚴的保護，榮譽的捍衛，這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貴族精神。

把陝西人的精神與“貴族精神”相聯係，可能讓很多人又要笑話我了，他們可能會覺得高官巨賈、豪門大戶，起碼是寶馬香車、衣香鬢影，才和“貴族”二字掛得起鉤。而出現在現代影視劇中陝西的農夫牧人，窮酸書生，與“貴族精神”何幹？但如果這麽說，我覺得實在是淺薄至極，可笑至極，實為市儈之所見也！

先說什麽是“貴族精神”，“貴族精神”本身指的就是一種人格境界，並非指官位、財富和名氣。舉個例子，劉瑾、魏忠賢、和珅、李蓮英權傾天下，家財萬貫，你覺得他們身上有什麽“貴族精神”？曆來經營賭業、妓業而暴富的人也不少，這些人有時竟然還非富即貴，但你覺得他們身上有“貴族精神”嗎？楊國忠、秦檜、和珅也是身居高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可謂不顯貴，但你覺得他們身上有“貴族精神”嗎？韓城人司馬遷很“倔”，遭受腐刑，而著《史記》；武功人蘇武很“倔”，持節牧羊北海十九年，而不忘故國；曲江王寶釧寒窯十八載，備受磨難，而不改其節------他們非窮即困，在當時的社會既不富也不貴，然而，他們身上體現的不是一種“貴族精神”嗎？易中天先生說過，真正的貴族是不會以財富、官職來作為評判標準的。

什麽是“貴族精神”，孟子早就說過了，他老人家認為，貴族精神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甚至他認為蘇秦張儀這樣權傾天下、名滿天下的人也算不上。當然，孟子的原話是討論大丈夫的資格，但我的理解其實就是指的一種“貴族精神”。

宋朝的關中大儒，號稱“北宋五子”的張橫渠先生，雖才高八鬥，很多時間卻是陝西眉縣的一個“民辦教師”，他提出了這樣的驚世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被譽為“關中人士宗師”，也很“倔”，日常聚徒講學，周濟窮人，同時也號召鄉鄰，興修水利，造福桑梓。他雖然曾經做官，死時卻身無分文，請問這種精神算不算“貴族精神”？

我們在《白鹿原》中看到的朱先生，是一介村儒，布衣蔬食，平時很更“倔”，看到有人種鴉片，就套上自家的牛，不管不顧，把這害人的東西給犁掉了。而且為了保護民眾安全，敢於闖清軍大營，敢於和作亂的軍閥較量，關鍵時刻頂天立地，煥發出了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另外，為了踐行一言，又去隴西教書十年。一個村儒，本質上也就是關中的一個農民，體現出的是何等的擔當！身上散發出的是何等的浩然正氣！其實，這個朱先生也並非一個虛構的文學人物，原型是關中大儒牛兆濂，他過著“十畝薄田，一度春風一度雨；數椽茅屋，半藏農具半藏書”的耕讀生活。牛兆濂博學廣聞，諳達天文地理，生性恬淡，為人剛直倔強，是關學的最後一位傳人。其實，朱先生的形象也是以前陝西讀書人的一個縮影，並非個別現象，而是陝西農村引領社會風氣的一個階層，我就見過許多這樣為人正派、行為端正的鄉村讀書人。遺憾的是，現在這類人卻在陝西迅速消失，並為世風日下的社會所不屑。

陝西人的“倔”，其實也是與陝西的文化根植深厚有很大關係，比如長安縣的張靈甫將軍出身雇農家庭，一生精通文史，擅長書法，但卻在抗戰中奮不顧身，打出了威名。什麽原因？並非他不知道戰爭的危險，而是他深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殺身成仁”的價值尺度。華縣的胡璉將軍也出身雇農，但在國與家，義與生之間，他也選擇了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其石牌保衛戰的《祭天誓詞》更是感天地、泣鬼神，堪稱當代之《出師表》。而1939年6月，八百名十六、七歲的陝西籍國民革命軍戰士，在對日本作戰的中條山戰役中，彈盡糧絕後，向西跪拜家鄉父老，唱著秦腔從山崖上跳進黃河，以保全中國軍人的氣節。何等壯烈！何等高貴！這不就是全人類仰望如北鬥、泰山、日月的貴族氣節嗎？

當然，這並不是孤例，而是一種陝西人對高貴精神追求的縮影而已。雖然我們看到很多默默無聞的陝西普通人或衣衫樸素，或黃塵滿麵，然其內在的風骨和節操，由於受關中穆穆王風、儒家義理之熏染，日常的為人處世與生產勞動，傳統的痕跡無處不在。陝西人很“倔”，但“倔”出了道，“倔”出了義，“倔”出了一種“貴族精神”。

我出身陝西豳地，後來工作生活範圍跨越了很多地域和領域，我明顯感到了“道”在陝西人生活中的巨大指導作用。自古及今，陝西人的“倔”、“死心眼”、“楞”，常為外界訕笑，但“倔”的實質是什麽？其實就是陝西人對天理、對公義的持守，當然，很多時候也是體現為對自身尊嚴的保護。我深深感到，在仁、義、禮、智、信這些傳統觀念方麵，陝西人都有比較深入的理解，和固執的堅持。在物質和道義，私利和公益方麵，陝西人也有一個清晰的價值分野。可以說，對傳統文明的堅持，陝西人應該是處於中國社會前列的。

社會複雜，陝西人相對來說，思想卻比較“單純”。陝西人其所以能當官的少，而文人眾多，就在於其理想主義的人格文化，限製了很多人的投機與逢迎趨向，而形成了一種喜愛表達的習慣。當然，由於“倔”，也限製了經濟的發展。

據我觀察，對於保持傳統的道德觀念，並具備一些較高的精神境界，陝西農村比城市堅守得好，受傳統文化教育的人比受現代教育的人多。而且據我所見，上兩代人比在的下兩輩也要好得多。

當然，我這種分析，是就陝西文化的大方向而言，屬於“大數據分析”，如果要找出相反的例子，當然也有，其中比較出名的一個惡人，我現在就給大家舉出來，那就是明朝的太監劉瑾，是陝西興平人。但是，總體來看，陝西人由於傳統文化的影響，還是嚴於律己、持守名節的占絕對優勢。而大奸大惡之人，在陝西的曆史和現實中還是比較少見。而且，陝西人由於一直崇尚文化，追求傾向也偏向自我精神的提升。比如，我在家鄉工作期間，單位領導就給我說過他認識的兩個放羊娃研究《紅樓夢》的事。領導說，放羊娃說別人還笑話他們，但他鼓勵他們堅持下去。應該看到，陝西人對於文化和教育的重視，也促進了道德水準的提升。

同時，必須正視的是，由於在“新時代”，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等價值觀念受到批判，同時受各種社會風氣的影響，一些陝西士人也越來越表現出了更多的投機心理和小聰明的趨勢。巧言令色，諂媚狡詐，裝腔作勢各種醜態不一而足，卻自鳴得意。不過，在我看來，這些人可能是得了一時的好處，但卻失去了風骨，失去了人格。人在做，天在看，背德而行，實在是不可取！

而且，也應該清醒地看到，一些陝西人由於受教育程度低，自身知識儲備不足，缺乏係統的教化，其“倔”，也會造成一種固執己見，蔑視他人，自以為是，甚至愚昧無知的可怕後果。這些都是對陝西君子階層“貴族精神”的一種反動，這是陝西人應該徹底根除的陋習和惡習。

我寫這類文章，看到的人，知我者自知，不知我者，可能不是覺得我在美化陝西，就是我這人有些食古不化，是一種陝西傳統讀書人的迂腐。不過，正如老子所言：“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當然，我這裏說的隻是對陝西人“道”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