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國，徐悲鴻是義務兼課，不取分文，連上課的車費都自掏腰包，除了授課外，他就置身在南國那間簡陋但卻是田漢精心為他改建的畫室，著手創作了第一幅大型人物主題油畫《田橫五百士》。而畫中田橫，徐悲鴻是以田漢的形象為藍本，其中的好多模特都是南國藝術學院的學生，如徐風、吳作人等。《田漢傳》中也有如此記錄：“他（徐悲鴻）看看田漢，覺得這位“南國”的頭頭恰似他正在他創作的巨畫《田橫五百士》中的眾士之首：再看看台下那一張張勇敢、熱情的臉，覺得他們有如畫中那群忠誠的壯士。”
徐悲鴻書法《孟子》 1937年 縱39cm 橫128cm
30年代初田漢創作的《械鬥》、《黎明之前》、《洪水》在南京公演。其中《械鬥》表現“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隱喻強敵當前，國共理應停止互鬥，共雪中華民族的公仇。可該劇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打壓，演出的賣座率很低，難於繼續上演，因此大家的情緒消沉。徐悲鴻公開發表了一篇鼓勵讚美田漢的文章，其中寫道：“垂死之病夫偏有強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裏乃有田漢之呼聲，其音猛烈雄壯，聞其節調，當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
和田漢一樣，徐悲鴻對“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親日政策強烈不滿，他不但拒絕給蔣介石畫像，而且對蔣介石標榜的“新生活運動”侈談禮義廉恥無比氣憤，他還在《新民晚報》上發表文章《為蔣介石的禮義廉恥詮注》，文章道：“何謂蔣先生的禮義廉恥？禮才，來而無往，非禮也，日本既來中國，雙手奉送東三省，此之謂禮也。義，不抗日，捐廉（上海方言錢與廉同音）買飛機，平西南。阿拉（我）不抗日，你抗日，你就是無恥……”。字裏行間流露著徐悲鴻與田漢這對人生知己息息相通的家國情懷與人生抱負。
對於民族的痛苦與危難，徐悲鴻從來不是無動於衷，他用自己的方式呼喚民族的新生，徐悲鴻說，所有的畫都要有精神所寄。他的愛國情懷在其藝術創作中表達得最充分，最鮮明。留法歸來後，徐悲鴻以極大的熱情、體力和精力，創作了許多反映“民生向往”、寄托“家國情懷”的古典題材人物畫，如《田橫五百士》、《傒我後》、《伯樂相馬》、《九方皋》等等。油畫《傒我後》取材於《書經》，描寫的是夏桀暴虐無道，民不聊生，商湯帶兵去討伐，受苦受難的百姓渴望得到解救，企盼明君的到來。於是便說“傒我後，後來其蘇”，意思是“等待我們賢明的聖君，他到來了我們就得救了。”
1935年2月19日，因叛徒告密，中共江蘇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壞，田漢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後羈押在南京。在白色恐怖之下，徐悲鴻挺身而出，兩肋插刀，以身家性命擔保，為營救田漢多方奔走。最後他求請宗白華一起為田漢擔保，田漢才得以保釋出獄，並把田漢及其家人安置在自己家中居住。
1938年國共合作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成立，組織一批有名望的文化名人參加抗戰宣傳。田漢應周恩來之邀，到郭沫若執掌的三廳第六處擔任處長，主管藝術宣傳工作。於是田漢邀請此時身在重慶的徐悲鴻出任第六處美術科科長，負責繪畫、木刻，主管戰時救亡美術宣傳活動。接到邀請的徐悲鴻，也把武漢視作他報效國家的一個出發地，從重慶壯誌籌酬地來到三廳報到，不曾想在三廳卻找錯了門，在政治部主任陳誠的辦公室門口坐了好幾個小時的冷板凳，或許是因為徐悲鴻曾在廣西支持桂係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發起的抗日救亡“反蔣”的“六一運動”，讓蔣派嫡係的陳誠心存成見，很難釋懷，所以對於徐悲鴻的到來不理不睬，這讓乘興而來的徐悲鴻大為惱火，徐悲鴻本就無意混跡官場，他隻是想讓他的藝術為抗戰服務，實現他“盡其所能，貢獻國家，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的情懷，此番冷遇，讓他對國民黨官場的官僚作風深惡痛絕，所以不顧郭沫若的勸說和挽留，決然拂袖而去。關於此事，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如此說道：“我揣想，悲鴻是可能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門的氣事實上比封建衙門的還要難受。請也不容易請來的人，請來了，卻又被一股怪氣衝跑了。”
然而憤然離去的徐悲鴻，投身抗戰的激情並未消退，也從未脫離抗戰救亡的洪流，他以自己的方式，本著一顆愛國之心，創作了不少表現抗戰內容的藝術作品，身在重慶的他對於田漢主持的三廳六處藝術處，給予各種力所能及的幫助和謀劃，同時還推薦吳作人、陳曉南等畫家去找田漢，組成戰地寫生團，奔赴台兒莊前線戰地作畫。
1942年“皖南事變”爆發，國立中央大學的進步師生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妄圖消滅新四軍製造千古奇冤的罪惡行為進行口誅筆伐，徐悲鴻懷著憤怒的心情，在磬溪中國美術學院畫了一幅《怒貓圖》。畫中一隻小老虎似的雄貓立於巨石上，豎立兩耳，怒睜一雙像電燈泡那樣閃閃發光的圓眼睛，貓須挺直如利錐，微張巨口，麵向紙外作捕捉鼠類狀，圖上隻寫了寓意深刻的“壬午大寒”四個小字，蓋上悲鴻名章。不久田漢來訪，悲鴻將此畫給他看，田漢讚不絕口，當即吟詩一首，題在畫幅的上角：“已是隨身破布袍，那堪唧唧啃連宵，共嗟鼠輩驕橫甚，難怪悲鴻寫怒貓。”
1946年5月6日，田漢邀請徐悲鴻一起，前往在重慶江蘇同鄉會參觀軍委政治部劇宣四隊美術資料聯展，徐悲鴻高度讚揚了劇宣的成就，並撰文《民族藝術新型之劇宣四隊》發表在重慶《大公晚報》上。文中說四隊本身“是一首偉大而壯烈的史詩”，隊員們“克服一切艱難困苦之環境，曆時既久，便個個如鍛煉成之純鋼，光芒四射。”讚揚演劇隊的音樂“音調剛毅，歌詞鋒利，直刺聽眾心弦，達到藝術的美滿境地”。認為演劇隊的繪畫“題材新穎，作法深刻，為抗戰中之珍貴收獲。認為話劇演出最為精彩，手法巧妙，情緒緊張”。讚揚歌劇隊的歌者與演員演技之事，“非一般國內外學校應付幾年所能學得到”，認為演員有高貴的理想，“今後將為團結統一的民主而努力。”
徐悲鴻對田漢評價很高：“田漢畢竟是條好漢，他喊出的聲音，的確是民眾的聲音，盡管率直簡單，可是一憑直覺，真實肯定，不假思索的自由意誌……田先生之長處，乃在其動中肯綮。他所啟示，乃民族問題，不僅是國家問題……”。
1948年解放前夕，北平藝專作為官辦最高學府，被南京政府教育部一再催促，盡快南遷。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派遣，田漢從解放區秘密進入北平，在徐悲鴻學生，同樣也是共產黨員的馮法祀陪同下，秘密來到徐悲鴻家裏，兩個離別多年的南國社老友，緊緊地擁抱在一起，田漢對徐悲鴻說：“毛主席和周恩來同誌讓我轉達你，希望你不要離開北平，而且請你盡量動員一切文化人，不要離開北平，我們就要來了！”。聽到田漢說“我們就要來了”這句話，徐悲鴻激動不已。
二十多年來，早已參加中共地下黨的田漢，與沒有政治背景的徐悲鴻，兩人親如手足，一個在戲劇戰線上，一個在美術領域裏，為了國家和民族的複興，都盡了自己創造的天職，如今他們要一起邁過曆史的門檻，進入一個新時代。
1949年春，“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在巴黎隆重召開，徐悲鴻與田漢、郭沫若、洪深等44位著名人士，作為新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和平大會。臨行前，徐悲鴻讓廖靜文買了兩份毛巾、香皂和手帕，其中一份是給田漢的。在漫長的旅途中，徐悲鴻在代表團轉道莫斯科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參會的國際列車上給代表團成員畫速寫素描，然後把畫像送給被畫者留作紀念。繪畫是有生命的，徐悲鴻給田漢的速寫至今都在見證者他們的知己情誼。畫中的田漢頭戴鴨舌帽，鼻梁上架著一副圓框眼鏡，側目前方，神情剛毅堅定。
會中聽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各國代表為中國人的偉大勝利歡呼，整個會場一片歡騰，徐悲鴻激動不已，當場掏出速寫本，把這個鼓舞人心的場麵定格在紙上。回國後，徐悲鴻立即走筆揮墨，創作了一幅立軸彩墨畫《在世界和平大會聽到南京解放的消息》，田漢等許多真實人物的神態都記錄其間，展現了中國人對民族和平的渴望與揚眉吐氣。
1968年，田漢冤死在“文革”時的監獄裏，此時徐悲鴻已辭世15年。1979年2月，文化部複查委員會審查結論：“田漢同誌1935年在南京經徐悲鴻、宗白華、張道藩保釋出獄後，在南京組織中國舞台協會演出《洪水》、《黎明之前》、《械鬥》、《回春之曲》等進步話劇。……田漢同誌這段曆史是清楚的，撤銷1957年5月21日中央專案組所做的錯誤結論，建議中國文聯舉行追悼會進行平反昭雪。”
如今，在長城腳下的名人園裏，徐悲鴻與田漢的塑像近在咫尺，這兩位奮鬥一生、相知一生的藝壇老友，仍指點江山、談天說地，成為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