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間寫道楊振寧在文革期間在紐約宣講文革的偉大成就,扮演了一個托的角色。
托還是不托,這是一個問題。從個人利益的角度來說,托是有利的。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來說,托是有害的。
略舉幾例。郭沫若就是一個托,他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文革期間,他鼓吹文革。粉碎四人幫時,他也可以寫下“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錢學森也是一個托,寫文章為大躍進畝產萬斤糧食助力。華羅庚也是一個托,向毛主席請教,推廣優選法和統籌法。我不是說這些人物沒有做出貢獻,而是說他們在處理與政治人物的關係時扮演了一個托的角色,而使自己處於一個有利的位置。
馬寅初提出計劃生育,受到毛澤東批判,選擇沉默。梁漱溟因為農村問題與毛澤東在政協會議上發生爭論,受到批判,選擇沉默。那些選擇直言的,受到迫害。
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共產黨找到了對付知識分子的有效辦法。以前,與教授辯論經常辯不過教授,遼寧省委書記說已經找到了辦法,那就是電泡。大家都不知道什麽意思,請他解釋。電泡是東北話,用拳頭毆打對方頭部,會讓對方眼冒金星,產生劇烈的眩暈並有後續的麻木和疼痛,有觸電的感覺。周恩來毛澤東聽後都笑了起來。
理想的狀態是學術獨立,言論自由。
即使在美國,政治也在不斷幹涉學術,特別是在一些著名大學。一些冒充科學家的政治家正在掌控權力,壓製學術自由。新冠疫情就是一個例子,由於所謂“科學家”的戰略誤判,美國多死亡一百萬人,經濟損失達萬億美元數量級。政治運作還把一個沒有效果的新冠疫苗授予諾貝爾獎,諾貝爾獎都變成了遮羞布。
當然,也有正直的科學家反擊,但基本上是以卵擊石。比如,我聽到一個故事,斯坦福大學有一個物理教授,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覺得自己這下牛逼了可以反擊了,結果他的科研經費沒有了,他的博士生畢業都困難了。
最近,有政治家加入反擊。斯坦福大學的校長下台了,哈佛大學的校長下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下台了,賓州大學的校長下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