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間寫道楊振寧在文革期間在紐約宣講文革的偉大成就，扮演了一個托的角色。
托還是不托，這是一個問題。從個人利益的角度來說，托是有利的。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來說，托是有害的。
略舉幾例。郭沫若就是一個托，他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文革期間，他鼓吹文革。粉碎四人幫時，他也可以寫下“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錢學森也是一個托，寫文章為大躍進畝產萬斤糧食助力。華羅庚也是一個托，向毛主席請教，推廣優選法和統籌法。我不是說這些人物沒有做出貢獻，而是說他們在處理與政治人物的關係時扮演了一個托的角色，而使自己處於一個有利的位置。
馬寅初提出計劃生育，受到毛澤東批判，選擇沉默。梁漱溟因為農村問題與毛澤東在政協會議上發生爭論，受到批判，選擇沉默。那些選擇直言的，受到迫害。
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共產黨找到了對付知識分子的有效辦法。以前，與教授辯論經常辯不過教授，遼寧省委書記說已經找到了辦法，那就是電泡。大家都不知道什麽意思，請他解釋。電泡是東北話，用拳頭毆打對方頭部，會讓對方眼冒金星，產生劇烈的眩暈並有後續的麻木和疼痛，有觸電的感覺。周恩來毛澤東聽後都笑了起來。
理想的狀態是學術獨立，言論自由。
即使在美國，政治也在不斷幹涉學術，特別是在一些著名大學。一些冒充科學家的政治家正在掌控權力，壓製學術自由。新冠疫情就是一個例子，由於所謂“科學家”的戰略誤判，美國多死亡一百萬人，經濟損失達萬億美元數量級。政治運作還把一個沒有效果的新冠疫苗授予諾貝爾獎，諾貝爾獎都變成了遮羞布。
當然，也有正直的科學家反擊，但基本上是以卵擊石。比如，我聽到一個故事，斯坦福大學有一個物理教授，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覺得自己這下牛逼了可以反擊了，結果他的科研經費沒有了，他的博士生畢業都困難了。
最近，有政治家加入反擊。斯坦福大學的校長下台了，哈佛大學的校長下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下台了，賓州大學的校長下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