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個視頻比較火，就是前鄧小平的翻譯高誌凱，登台了半島電視台哈桑主持的談話節目《當麵對質》(Head to Head)，他的表現引發廣泛關注，其實客觀地說高誌凱的表現本身不能說很差，首先是他的英文表達能力應該說是比較少有的。從國際社會看，中國目前在人權紀錄、言論自由、法治建設、習近平的任期、新疆西藏香港、維持地區和平等議題上贏得的正麵評價非常有限，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很難給辯護者留下多少發揮作用的空間，畢竟事實勝於雄辯。
另外從這個節目的性質（有相當的娛樂性）和安排（被訪者通常都是被主持人和提問者雙重夾殺）來看，高誌凱參加的不像是一場平等的討論，而是被審判的角色。可能跟很多觀眾一樣，我特別好奇的是高誌凱為什麽要參加這個《當麵對質》的節目，他的目的是什麽，是不是需要得到某一個層級的批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高誌凱上這個節目是怎麽自我定位的，他是來自中國的學者？如果是學者，他的研究方向是什麽？自己專業領域以外的話題也需要解答嗎？
從哈桑這個節目來看，他承擔著為中國在國際社會麵對的主要挑戰展開全麵辯護的角色，這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遠遠超過扛200斤麥子走十裏山路不換肩，所以這就回到我們的原初問題，高誌凱為什麽要上這個節目？他事先對這個節目有多少了解？對可能的風險和收益是如何評估的？
我來介紹一下《當麵對質》Head to Head這個節目，它的宗旨叫“有態度的采訪，直麵我們時代的重大問題。Interviews with attitude, tackling the big issues of our time。這個態度attitude，基本上就是指的主持人邁赫迪·哈桑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參與節目的受訪者展開質疑的方式了。
《當麵對質》從2020年8月到2024年7月，4年間都沒有任何節目，到了8月以後有兩期，在高誌凱的節目以前有一期，以色列曆史學家Benny Morris上節目，話題是“曆史、種族滅絕與以色列對加沙的戰爭”。我們來看看幾個片段，這樣會有一個更好的語境，來理解這個《當麵對質》的節目和主持人哈桑。
哈桑的立場很清楚，以色列在加沙開展的行動就是對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殺，跟美國不久前一些高校參加抗議的大學生差不多。到場的以色列曆史學家莫裏斯立場偏中間，在目前的以色列哈馬斯衝突中他對內塔尼亞胡持批評態度，但同時也認定以色列的行動並不是大屠殺genocide，哈馬斯是恐怖組織。莫裏斯一開始就希望講清楚，自己是曆史學家，並不是以色列政府的發言人，你主持人哈桑不要將我放到以色列政府發言人的位置上。相比之下，高誌凱在節目中無怨無悔地扮演著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中紀委、中宣部、國防部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言人的角色，為所有這些巨無霸的機構去做解釋和辯解，所以其實他也是勉為其難。
很多人都知道半島電視台是卡塔爾出資的，它在美國媒體市場影響似乎並不太大，但是它確實也是少有的有全球影響力的阿拉伯媒體，在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和南南國家（除了中國，北韓等極少數國家）都有播放。我們再來看一下主持人邁赫迪·哈桑的背景，他是在英國出生的印度裔穆斯林後代，牛津大學畢業，擁有英國和美國雙重國籍。
哈桑在其他媒體工作的狀態我沒特別注意，他在美國的有線電視頻道MSNBC上出現的時候我看過一些，感覺辯才不錯，然後就是即使在非常左的MSNBC平台上，他仍然顯得特別左，特別進步派。所以後來我就是換頻道的時候偶爾會路過他的節目，但並不會停下來。2023年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以後，MSNBC取消了他的訪談節目，原因當然不會說是因為他反對以色列的立場，而是正常節目調整，當時他的節目收視率已經位居最低之列。哈桑今年1月份正式離開了MSNBC，加入半島電視台。
從高誌凱這次參加哈桑的節目來看，總的來說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情，總還算有中國人能夠夠膽到英文世界來討論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在很多議題高誌凱這樣根本就沒有一丁點騰挪空間的條件下。當然對於中共外宣的教訓也很多，對海外受眾來說高誌凱具有說服力非常困難，但是有比沒有好。自江澤民、朱鎔基、溫家寶以後，副國級以上的領導人已經多少年沒有接受過真正的媒體采訪了，能夠鬧出一丁點動靜的隻有幾位駐外大使，包括擔任駐美大使時候的秦剛。從用進廢退的角度看，中國副國級以上的領導人恐怕已經失去接受媒體采訪的能力，他們沒法做出示範說怎麽才能講好中國故事，隻能要求下屬摸著石頭過河了。
我把高誌凱上“哈桑訪談”的視頻鏈接發送在這裏，有興趣的可以看一看。
但是我個人覺得非常有趣的幾個訪談點卻是，整個訪談過程（超過25分鍾）中，高誌凱似乎根本就不敢提到習近平的名字，那種通過屏幕就能看到某種對於個人的恐懼（我個人不覺得是因為崇拜，因為他也沒有提到英明偉大的頭銜），另外就是各種的極度難於做到的自圓其說，其實我們從王滬寧推出的各種理論就可以知道，自圓其說其實是個非常困難的事情，比如全過程民主，人民民主專政等等。但是對於高誌凱在整個采訪中展現的風度還是值得肯定的，至少沒有暴跳如雷，也沒有和主持人對著吵架。
但是我從這個采訪節目中，也想到了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的一本書"後極權主義社會"。
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位傑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戲劇家著名，後來又成為突出的異議人士、哲學家，最後因為1989年底柏林牆被推倒以後捷克斯洛伐克發生革命而被推為總統，雖然他擁有極其耀眼的頭銜，但是曆史將永遠記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後極權主義結束的思想家與實踐家。他最大的功績就在於教導人們如何在後極權主義社會尊嚴地生活，做一個真正的人。
哈維爾出生於1936年10月5日，不到兩年半，希特勒的鐵騎就占領了他的祖國。他12歲的時候，也就是1948年，發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維爾一生時間絕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極權主義之下度過的。雖然他幾乎沒有過比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於良知，由於他相信“潛藏於人民心底的人道與民主的傳統”，他還是能夠對極權社會作出深刻的反思與批判，為爭取真實的生活而奮鬥。他堅持不懈地這樣做了，終於成功了。
哈維爾成年之後大部分時間所生活的社會是他所謂的“後極權社會”。哈維爾所用的“後”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後工業化社會與前工業化社會之“後”，相當於“在……之後”的“後”。但是，我認為這個“後”在西方文字中應是與EARLIER 相對的LATER ，相當於前漢與後漢之“後”。因為哈維爾所說的極權主義社會與後極權主義社會，在道統上與法統上並無改變，在性質上也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會認為是極權主義之後的社會，那麽捷克在1989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總統以後的社會，如果不算做極權主義之後的社會又是什麽社會呢？
還有一點，我對捷克的曆史近乎無知。我不知道那裏的後極權主義應當從什麽時候算起。哈維爾的文章裏有一處把1956年人民起義被鎮壓以後的匈牙利稱做後極權社會。如果那樣，那麽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給被處死的捷共原總書記斯蘭斯基平反以後的捷克就也可以算作後極權主義社會了。但是捷克情況的複雜之處在於它在1968年曾有一個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執政時期，後者很快又因為蘇軍的鎮壓與占領而歸於消失，哈維爾的論文絕大部分都是在那以後寫的。在哈維爾的心目中，是不是1968年以後的捷克才算進入了後極權主義的時代呢？
除了在用辭上我不能不提出異議和在時代劃分的界限上有一點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維爾對後極權主義社會所作的描述與分析。
什麽是後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家阿爾馬裏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製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製（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
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看到這裏，在看一下高誌凱上“哈桑訪談”中表現出來的恐懼和謊言，是不是覺得那麽的相似。
哈維爾屢次以下麵的一個案例來開始他的分析：
某一個蔬菜店的經理在他的櫥窗裏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們傳達什麽信息？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強烈到非得讓公眾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麽實現，實現了又怎麽樣？
哈維爾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於櫥窗上的標語的意義是從來不會過問的。標語是上麵批發蔥頭和胡蘿卜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隻有照貼不誤，否則便會有麻煩。他這樣做不過是表示：“我，某某經理，懂得自己該作什麽，是個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應該過上平安日子。”如果這個經理奉命貼上另外一條標語：“我膽小怕事，最守本分。”雖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經理倒不會無動於衷，因為這樣做就表示了他是一個怯懦的人，而這有辱他做人的尊嚴。因此這個經理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可以掩蓋他唯命是從的可鄙的心態，同樣也掩蓋了權力的可鄙的基礎。“它用某種高等的東西掩蓋基本的現實。這個高等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
為什麽一個蔬菜店的經理會被編織進意識形態的網中？因為恐懼。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
“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不穩；學生跟在老師後麵重複他的話，因為恐懼自己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加入共青團參加不論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製度下，因為恐懼自己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采用所有責任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懼拒絕的後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推薦出來的候選人投票，並且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懼，他們投票讚成每一項決議，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樣才能打破這種出於恐懼而憑借謊言生活的現實？哈維爾的答案十分簡單：“在真實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這話看起來太理想，太虛無飄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議譯者改變譯文，因為如果用大白話來說，無非就是“過說真話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話中”，“做一個說真話的人”而已。
不要把這樣簡單的話的涵義看得太簡單了。在哈維爾看來，“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麽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
說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這對極權主義是極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說真話的威力被哈維爾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話《國王的新衣》裏那個首先衝著國王叫“他光著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樣，能得到所有的人道義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無比的。
正因為如此，哈維爾說：“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與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難以預料的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麵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衝突或者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發生無法壓製的轉變。因為所有的問題的關鍵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蓋著，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麽時間那最後一刻會來，那最後的打擊會來。”
哈維爾相信一定會來而又無法預言的最後打擊終於在1989年11月27日到來了。哈維爾的主張實際上是“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除此之外，他還加上了第一次大戰後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總統馬薩裏克的號召：“從小處著手！” 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爭取做到的。這就是哈維爾所說的“無權者的權力”。
哈維爾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極權主義社會的結構和運作情況。在那個時期，生活的邏輯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開腔，我一定滅亡。” 例子多到不勝枚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還有哈維爾本國的斯蘭斯基都是。哈維爾應該能夠認識到，從那個時代轉變到人們多少可以爭取“說真話”，“從小處著手”，橋下流過的水（不，是血）已經很多了。既然曆史已經走到後期極權主義社會，那麽也就可以套用中國人十分熟悉的雪萊的詩句：“如果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
人們說真話，動因是什麽？哈維爾回答說：“良心”。他認為政治不應僅僅被理解為對權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製人的權術和伎倆。也許陰謀可以使得某個人登上某個寶座，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不可能以陰謀改進和推動社會。在哈維爾看來，“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和服務人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甚於所有抽象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圖超越於良心的呼聲上的責任”。換言之，人們有權拒絕為適應政治需要而壓抑自己內心深處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這裏，哈維爾有兩層意思：一層是針對後極權社會的。因為那是一個荒誕的道德淪喪的社會，要擺脫那樣一個社會，“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另外一層是針對曆史翻轉以後的社會的。他的觀點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機構，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所支持，也將不能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沒有共同擁有的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價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
自從馬基雅維利以來，西方政治學一直把政治定義為權力的遊戲，而哈維爾卻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為政治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正因為如此，他把這樣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反政治的政治”初見於1977 年的“七七憲章”。哈維爾是憲章的發起人之一，大概這個詞就出自他筆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幾十年間，哈維爾就是憑借無權者的權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權力。我們現在期待他倡導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進一步的成功。哈維爾最初以荒誕劇作家成名，我對他的劇作沒有看過一個字，因此也不做評論。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寫荒誕劇就是要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上尋求意義。他的一生是追求意義的一生。
為了這種執著的追求，哈維爾曾多次被捕，幾度入獄，甚至在他當總統那一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裏度過的。他說：“監獄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也許，他在1979 年底到1983 年初最長的一段鐵窗生涯期間，給他的妻子奧爾加寫的幾百封信是他的哲學思維和生命體驗的最集中的呈現。如他自己所說：“這些信使我有機會用一種新的方式審視自己，並且檢驗我對人生根本問題的態度”。
因為，在哈維爾看來，他所處的後極權主義的世界是一個荒誕的世界。它是無姓名的，無麵目的，沒有個性化的人，沒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頂多再加上“祖國”、“階級”這麽幾個詞。因此，哈維爾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義。他說：“隻有我們從存在中分化出來，進入異化的世界，我們才能認識到存在的根源。”從存在分離出來的“我”，“隻能通過他自己在這個現實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種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這些話也許有些拗口，但是其實同中國古代哲學所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題相去並不很遠。世界各種哲學的初始命題和終極命題，大致都應該是差不多的。
哈維爾並不諱言他對存在有一種神秘的信仰。他說：“追求存在，作為一種精神狀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信仰。一個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質上就是對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義，對他自己持有一種信心。希望、驚奇、博愛、對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這一切揭示了他與生活的關係。”他還相信有“一個無所不在，絕對存在的地平線，……它存在於任何事物的背後，又居於任何事物之上”。對此，人們永遠應當謙卑。
我們中國人幾十年來飽受唯物主義的思想訓練，也許會不習慣於哈維爾很少提到但是決不諱言的對神的信仰。其實，中國哲學中本來有“敬畏天命”的傳統。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問題，隻是，也許是受了“無法無天”的思想的影響，近年來有人以“與自然交朋友”來對“天人合一”作極其庸俗的解釋，使我們對中國哲學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來越生疏了。
哈維爾在存在與人的關係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這是我們中國人不難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於天心”、“良心即天理”這樣的話現在還存在於人們的口中筆下，可悲的隻是，這樣說、這樣想的人越來越少了。哈維爾的特異之處是他從人的同一性（IDENTITY ，我譯“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責任，每一個人對萬事萬物的責任。良心和責任構成了他的哲學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話“非常籠統、模糊和不現實”，但是他保證“所有這些看上去樸素的字句來源於非常具體的對世界的經驗”。“實事求是”不也僅僅是兩千年前一個漢朝的皇子說過的相當模糊籠統的話嗎？但是在經曆過20 年極左路線之後，又有多少中國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麽意思呢？
比良心和責任更具體一些的是，哈維爾特別強調公民和公民意識，這未免使我感到一絲悲哀。因為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著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
哈維爾深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因此行文晦澀冗雜，但是即使如此，讀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種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總統時的就職演說——“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中，他在曆數國家麵臨的問題之後說：
“這些都還不是症結所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道德淪喪的環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我們已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隻顧自己……（我這樣說時）我針對的是我們所有的人，因為我們全都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製度，接受了這個製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這些話同我們二十多年前還想要“解放全人類”的橫霸之氣和現在侈談中國哲學“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虛驕之氣相比，反差何其鮮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經在勝利中之後又說：“但是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它將來也不會得勝。隻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沒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縱曆史的人才會安於得勝的觀念。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我們前麵還有許多困難的時刻，得勝的隻是一個真正的希望。”
對最高的存在的謙卑永遠是哈維爾哲學的一部分，也應當是每個人的哲學的一部分。
哈維爾的反政治的政治當初甚至反對組織政黨，反對提出政綱，他唯一的主張就是人人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做實事，不過他始終強調要“幹”。他說：每件事情堅持或失敗就在於“幹”……事情在“幹”，原則上總比“不幹”要強。他在給妻子的一封信裏說：“我可以以我認為合適的方式行動。我深信每個人都應該這樣，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有人會反對說這沒有用處。我的回答十分簡單：有用”。
這段話也許是哈維爾對現在在中國紅極一時的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又一次答複。昆德拉曾經認為哈維爾他們所幹的不僅徒勞無益，而且隻是為了表現自己，也就是出風頭。但是曆史僅僅在幾年之後就證實了哈維爾的行動的價值。
我個人無法評判，現在的中國是否就在"後極權主義社會"的階段，但是如果說現在的中國是“極權社會”，估計大多數人都是同意的，那我們從從高誌凱上“哈桑訪談”展現出的恐懼和謊言，想到哈維爾的"後極權主義社會"，中國什麽時候會邁入"後極權主義社會"（如果不是已經在這個階段了），值得讓我們深思。
（本文大多數文字總結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