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兄弟5人（無女孩）在上個世紀20-40年代都接受了高等教育，顯然是與他們的父親，我的曾祖父有關。根據山西文史館李明經先生和山西大學曆史係喬誌強教授等人所撰文獻，加上借助網上搜索，我試著把曾祖父劉文炳的一生做一簡要記述。為文字方便，本文以第三人稱敘述。
劉文炳1948年於蘭州
劉文炳 (1876-1954)，山西徐溝(現清徐縣) 寧家營人，字耀藜，號餐菊，晚號存叟，學者稱耀藜先生。他少時曾受業於汾陽進士常棣華，清末義和團鬧得山西停科考，1902年清朝最後的一次科考，他赴陝考中陝西辛醜、壬寅並科舉人。還鄉後，任徐溝縣金河書院、清源縣清源書院山長，後公費東渡日本，入東洋大學攻哲學並學習自然科學。在日留學期間加入同盟會。在日兩年後，費用告罄回國。當時鄉間大多仍是私塾學堂，徐溝大常村開明地主秦某熱心新學，出資辦秦氏小學，劉文炳應聘創辦新式學校，著力發展現代教育，親任博物教師，設法添置理化設備、博物標本，一時罕見，在山西乃開風氣之先。中國哲學史家王孝魚（中國“船山學”的開拓者）曾自稱“少年時代得山西徐溝劉耀藜先生啟蒙……”。劉文炳後任山西省學務公所科長、山西省谘議局議員。
辛亥武昌起義，山西省的革命黨人響應，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義，劉文炳即赴省谘議局參加會議，共商大計，創議立刻選舉都督，組成軍政府，發展革命。事先擬推督練公所總辦姚鴻法為都督，姚推辭不就；後由趙戴文提議選閻錫山為都督，閻錫山等人軍權在握，開會時少數人鼓掌即通過了。後因軍紀不嚴，藩庫被搶，軍政府財政陷於困境。劉文炳素孚眾望，受谘議局委托，即日帶警衛一人乘騾去百裏外的祁縣進士渠本翹家中，會見渠父票號商人渠源楨，曉以大意，借得窖銀三十餘萬兩。後來革命軍政府防禦清軍進攻，組織聯軍等費用，頗得力於劉文炳此行。
民國初年，原山西提學使駱成驤(清朝四川唯一的狀元) 掌管教育，劉文炳助之，積極提倡增設自然科學課程，並宣傳婦女放足等新事。劉文炳後任山西大學堂教務長兼講授理化、博物等課目。
1914年到北京，劉文炳先後任內務部和教育部鑒事、參事、代理司長等職。袁世凱帝製，在京官員聯名上書勸進，劉文炳拒絕簽名，幾經威脅不為所動。
1919年，劉文炳以教育部官員身份再赴日本考察教育，親見日人盛氣淩人，回國後內心憤慨，曾倡言：“日本決意滅亡中國，不出二十年必定大舉進攻。北京首當其衝，國民將遭大難”。劉文炳在京不置房產，收入除供子孫入學外，盡數購置圖書。1930年出任北京《新晨報》主筆。不久，深感軍閥混戰不已，不願有所營求，在京十餘年後返回山西纂修“徐溝縣誌”，並執教於太原平民中學。
劉文炳著《釋徐溝》
劉文炳先前已有《釋徐溝》之作，回鄉後，議修“徐溝縣誌”，縣誌局成立，被推任總纂。對地方曆史、地理、風物、經濟、語言等詳細調查，事必躬親，親自操作儀器測繪地圖，足跡遍及全縣，以美金為參照值，搜集商號金帳，統計數十年物價變動，為不可多得的經濟研究成果。劉文炳研究古漢語，音韻學有素，對於方言、方音也深有造詣，頗有見地。所論雖以徐溝為重點，也旁及太原、呂梁以至陝北、內蒙、西南等地區，多發前人所未發。如論述保留於華北地區之入聲，即其一例。因其方法科學，縣誌尚未完稿，已蜚聲於時。後地方經費拮據，誌局撤銷，劉文炳至太原平民中學任教，自己出資繼續纂修工作。
當時汾陽也修縣誌，進士常棣華推薦劉文炳主持，後因七七事變，不了了之。期間，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籌辦山西銘賢大學，聘劉文炳掌文學院，劉文炳婉拒不就。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蔣閻軍潰退，劉文炳自知為留日學生，敵來必會被迫接受偽職，他堅持民族大節，乃毅然出走，攜家眷多人，渡黃河而西，長途跋涉，最後流寓甘肅天水。途中衣物多散失，獨徐溝縣誌稿及資料一箱則視為珍寶，悉心保護。以一己之力, 在甘肅天水國立五中任教時繼續修纂，並將全部稿件謄清。。（見《歲月留痕 1.“七.七”逃難記》）。如今《徐溝縣誌》清稿本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毛筆手抄本珍藏山西文史館。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溝縣誌》(電子版），484頁, 50餘萬字。
全誌於1942年在天水殺青時，劉文炳在《徐溝縣誌》誌首題詩，纂誌之艱辛與回首感慨盡在此詩中：
幹戈落落五周星，
抱器西來畢汗青。
寫出秋風汾水色，
夢魂夜夜蘿摩亭。
山西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副主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王定南在《徐溝縣誌》的出版說明中寫道：劉文炳先生遺著《徐溝縣誌》手稿是我於1961從北京中國科學院借來，請6位文史館員以毛筆抄寫珍藏的。“劉文炳先生學識廣博，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較深造詣，又具有近代科學知識。所以他編寫的《徐溝縣誌》對以往的地方誌書有所繼承，但堪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劉文炳先生對修誌事業有很多貢獻，他是中國誌書的改革者。他豐富了誌書內容。他在修誌事業方麵的許多建樹，在此難以一一例舉。”
山西大學曆史係喬誌強教授在其“《徐溝縣誌》點校記”中寫道：
“…..不僅是為了將這五十餘萬字的方誌公諸於世，更有意義的是這部縣誌反映著我國方誌發展中的一個階段，許多方麵它不同於明清時代，也不同於民國初年的地方誌，它不但提供了以前誌書不列的內容種類，收集了豐富而新穎的資料，而且在結構和編纂思想上也有所發展，值得今天使用、借鑒和參考。”……“可貴的是本書不但錄載了比較豐富的資料而且是以當時具備的科學水平、科學方法來搜集、處理、取舍這些資料的，這一點是舊誌所達不到的，是方誌的新發展。”
1944年劉文炳應聘到蘭州任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國文係教授，結合陝甘出土先秦彝器銘文等，講授古代文選讀等課。他治學嚴謹，執教認真，深受同事學員敬重。劉文炳又工書法，有“蒼老遒勁，氣象空靈”之輿，然不輕為人作書。物理係蔡鍾瀛教授卒，師生立碑紀念，劉文炳特應請書丹。
劉文炳手書扇麵真跡
劉文炳早年曾學唯物論、辯證法，從不違言對李大釗之敬佩。抗戰起，他支持長孫女建星參加八路軍，每有信從前線來，必欣喜回信鼓勵，建星犧牲於晉東南。劉文炳以其高齡，尚力掩悲痛，反勸家人不必悲傷，以為中國多有如此青年，抗戰才能勝利。
山西文史館李明經還記述了一件事情：山西安邑人朱曉天是原運城某中學校長，在淪陷區因拒受偽職被捕，日寇集體槍殺同囚多人，彈中左目，跌濠中，又兩發中臂上，所幸死裏逃生。輾轉到蘭州西北師院附中，劉文炳與朱素不相識，邀至家中招待，了解山西抗戰情況。晉籍師生每有迎新集會，劉文炳就指著朱的傷痕，表揚其不屈不撓精神，激勵愛國主義思想。晉籍學生問及閻錫山、傅作義其人，劉文炳必以親身經曆告之，勸導學生要正確估計形勢。
抗戰勝利，劉文炳反對內戰，盼望和平統一。蘭州解放，劉文炳極為興奮，稱：“我生於憂患之中，不期老年能看到民族複興。” 解放後劉文炳遷居北京，仍然筆耕不止，1954年病逝，享年79歲。
還有一事值得告慰仙逝的曾祖父。劉文炳退休後在京重新撰寫過去關於喬鶴儕的著述，未竟而卒。他的原著《喬鶴儕(鬆田)年譜》、《喬鶴儕學案》兩部手稿，被國民黨政府審查教授資格時要去，未發還。我在網上搜索發現“國學大師”網站上有劉文炳編《喬鶴儕(鬆田)年譜》，館藏於中科院圖書館的消息，該藏書顯然就是當年國民政府沒有退還給劉文炳的原著。曾祖父可以安心了。
劉文炳研究涉獵領域頗廣，抗戰期間避居西北，深感西北宗教問題的重要，認為其不僅有曆史、政治、宗教背景，而且有深刻的社會根源。“過去漢回同胞的隔閡，十九皆起於誤解回教”，故“討論伊斯蘭內容之責，非特其信徒者為然也”。劉文炳認為采取“理智之立場”，研究伊斯蘭教的曆史、性質、機能、形態及文化觀念上之意義與價值，“使伊斯蘭教徒與非伊斯蘭教徒先有返躬及相互之認識”，可以“將清代二百數十年之間向晦宴息，從此奮興，協同國人共造新的文化以濟時艱”。劉文炳的宗教研究著作《伊斯蘭教之理智研究》主要講述了伊斯蘭教的曆史、教義、教律和文化，也介紹了明清以來中國伊斯蘭教政治及文化情況。原稿曾在《西北論衡》第9卷1～7期連載，1941年在西安又鉛印出書。該書觀點新穎，資料豐富，曾在社會上產生一定影響。1985年寧夏人民出版社的《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下冊)》又全文收錄，等於3次出版，可見廣受歡迎。
我在網搜中還發現劉文炳的名字在“梁啟超信劄及12位民國名家學者題跋介紹”一文中，赫然與梁啟超、梁實秋、胡適等民國大家的名字排在一起，著實讓我吃了一驚。該文記載：受業於梁啟超、王國維等國學大師門下，被梁啟超譽之為"美才"、"奇才"的馮國瑞，曾也在西北師範學院國文係任教，請他在天水結識的忘年交劉文炳欣賞梁啟超手劄並題跋……劉和馮都是學問家，誌同道合，自然少不了過往交流。
民國30年，馮國瑞大作《麥積山石窟誌》一書完成，邀請劉文炳為之作序。民國33年，馮國瑞編著的《天水出土秦器匯考》也收錄了劉文炳三篇大作：《與馮仲翔論秦公簋書》《秦公簋及秦和鍾兩銘為韻文說》《十有二公後之秦公》。可見劉文炳在文物考古方麵的興趣和造詣。同年，劉、馮還偕同一起考察麥積山。寓居天水的劉文炳和馮國瑞的學術交往非常密切。
劉文炳為馮國瑞所著《麥積山石窟誌》作序
另外，劉文炳在語言、音韻、宗教方麵的研究文章，散見於各種報刊雜誌。日記數十年不間斷，詩、詞、曲均載日記中，惜均佚。
最後，介紹劉文炳不可或缺的一點是，劉文炳一生中對子女後代不論男女的教育十分重視，對子孫後世的成才有著殷切的期望，當他在蘭州師院做國文教授時，曾寫過一部家譜《寧家營劉氏簡譜及存叜紀世》，很遺憾，原文稿後半部不慎遺失，從僅剩下的幾頁書稿中有這麽幾段教育子孫後代的文字，收錄於此:
“在教育上之注意：
現學校之導師製設備如何，為之父母者可查明二十七年三月部頒《導師綱要》及其《實施注意之各點》，在家予以實施。建字諸孫（注：我父親和兄妹一輩），多得力於平民中學，科學與體育，在太原為特色，故其學生多有出息。諸北（注：二爺爺的子女一輩）所在之中學，如其不稱，可設法減郤家中次要之事，與之發生參加關繋先為當務之急。”
“家中特聘教師辦法，在前清時聘名儒其效甚大，故名儒多出之於家，在今日科哲時期，卻未必與所學一一皆合。當年，‘老夫子’舊製，亦往往以涵泳不適貽患終身。今日就人館地者，未必能知當代具體教育之要。就我都中所見，家請教師者都少善果。科學之修，隻要將學校所授按部就班從容為之既有成就。科學性所最忌者躐等及虛榮心，一切所學在教育上都是如此。”
“數學之深求，為今日任何學業不能茍且之事。不祗自然科學上一切專門學術皆為需要；又不祗社會科學上事物之經濟與統計皆有關繋，今日哲學基礎，先必明瞭數理邏輯哲學，而後學術大前提始有著落。同、和兩兒思想簡單，即無數學的涵泳為之一因。”
“好學是人生終身之義務。在平常的人，都是受社會支配而不能發揮‘自我’之力故好學亦是一種天才。因其智識慾比之一切生存慾為大。但平常的人，則有賴於社會相就之涵泳。所謂良好有益之社會，在事實上得之甚難。”（此後文稿遺失）。”
如今我已垂垂老矣，深感有愧於曾祖父對子孫的期盼。幼時曾隨母親去北京見過住在阜成門內白塔寺的曾祖父曾祖母一麵，怎奈年紀幼稚，居然現今對二老毫無印象，但願二老在天之靈還能記得你們的小曾孫的樣子。
謹以此文紀念我畢生筆耕，博學精思的曾祖父劉文炳。
謝謝到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