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中國人對西藏看法之演變

在達賴喇嘛特使第六次訪華，中藏會談又告失敗的形勢下，為認識西藏問題的本質，我梳理有關曆史現實的脈絡，試圖概括出中國人對西藏看法之演變過程。令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大半個世紀過去，不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普通中國人，在對西藏的看法上，都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執政前後的巨大轉折是：從把西藏視為“外國”，鼓勵西藏與中國分離，到視之為不可分割的“祖國神聖領土”。隨著時代的變遷，中國社會由政治掛帥轉為金錢掛帥，對西藏的看法，則由悲慘的“人間地獄”，轉而視之為風景獨特的“世外桃源”；從被人嫌棄的經濟累贅，變為熱衷於開發的資源寶庫。近十幾年來，由於民主人權觀念的普及，中國的一些獨立知識分子，在西藏問題上發出與中共當局截然不同的聲音。

 

 

 

（一） 從“外國”到“中國神聖領土”

 

 

在1949年中共奪取江山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在野的中共領袖是把西藏當作“外國”看待的，他們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權的思想，主張讓西藏等弱小民族脫離中國。

 

1922年7月16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兩個宣言。在這兩個文獻中，中國共產黨首次表達了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主張，即民族自決權和聯邦製。1931年11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其中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達到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延安采訪了毛澤東。談到長征途中紅軍遇到缺糧的困境，在藏區獲得了藏人的食物以及借宿的幫助，毛澤東說：“這是我們對外國的唯一債務。”（見《Red Star over China》）

1945年春，毛澤東在他所做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還是認為應該讓西藏實行“民族自決”。甚至在1949年3月舉行的七屆二中全會時，中共高層對各大野戰軍進行戰區劃分，其中並不包括西藏。

 

那麽，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風雲突變，中國大軍壓境西藏？直到2006年，一位叫胡岩的研究者，在《西藏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西藏問題中的蘇聯因素》的文章，根據新刊布的史料和當事人的回憶錄，解開了這個謎底。

 

從1949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議中共“不要過分大度”，不要讓西藏獨立從而在中共執政後縮小中國的領土，此後邀請毛澤東訪問蘇聯。1950年元旦之後，毛澤東從蘇聯發回了《關於由西南局籌劃進軍及經營西藏問題的電報》。

 

這樣，一個毫無自我防衛能力的高原佛國，在當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為犧牲品，成為“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諷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間的轉變，是由於另一個更大的“外國”——蘇俄的指示，而不是根據曆史事實以及藏漢兩族人民的願望。

 

 

 

（二）從“人間地獄”到“世外桃源”

 

 

對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而言，他們對西藏的最初認識，大都來自於一部叫做《農奴》的電影。這部電影演繹出一個“解放軍進藏救民於水火”的故事，竭力渲染舊西藏“奴隸社會”的殘酷。在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該影片以文藝的感染力，為中共殖民主義式的占領歌功頌德，對達賴喇嘛和西藏文化進行惡意的醜化。

 

一個寧靜的佛國，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全都被稱之為“黑暗野蠻落後腐朽”。不但政治宣傳、文藝宣傳如此，就連曆史也被篡改。中共的一位 “西藏曆史權威” 牙含章，曾在他撰寫的《達賴喇嘛傳》的序言中承認，他是“為了鬥爭的需要”而寫，他必須忠實於黨的意識形態，而不必忠實於曆史真實。

 

在其他信息來源被禁絕的時代，中共一家之說主宰了普通中國人對西藏的看法。強烈的大漢族優越感和對西藏人的歧視，甚至影響了家庭生活，例如，魏京生當年曾經打算和一位藏族姑娘結婚，遭到其父母的竭力阻撓，他的父母認為：“老藏民落後得簡直像半牲口”。長期妖魔化西藏的政治宣傳，至今還留下相當嚴重的愚民後果。

 

但時代畢竟不同了。自八十年代中共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對西藏采取懷柔政策，中國民間對西藏的印象也開始改變。一些漢族作家陸續進藏，他們謳歌西藏自然風貌和純樸人情的作品麵世，幾十年來被妖魔化了的“人間地獄”，開始展現出其真實美麗的麵容。與此同時，藏傳佛教在中國民間也受到尊重，不少被漢化的西藏人開始向自己的民族傳統回歸，例如，著名演員大旺堆，曾在批判宗教的電影《農奴》中扮演主角，後來成為一個虔誠的藏傳佛教徒。

 

一輪又一輪的“西藏熱”，使中國人消除了西藏恐怖的偏見。在人們爭相去“世外桃源”旅遊觀光，購買西藏藝術品並對藏傳佛教感興趣的時候，一直迫害宗教人士的中共，以無神論者的身份扮演西藏文化的主導者來了，他們宣稱西藏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奇葩，在共產黨領導下發揚光大。

 

一個曆史的反諷是，過去向往東方神秘“香格裏拉”的西方人，在了解西藏的現實後，開始關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權的問題。與之相反，過去蔑視西藏文化的中國人，現在卻在製造“香格裏拉”的神秘感，以之無視並掩蓋五十年來西藏被欺負被損害的真相。

 

比較起來，西方人熱愛西藏，大都是珍視西藏文化中富有人文主義的內涵，而中國人的“西藏熱”，卻大都是與旅遊興趣與經濟開發有關。

 

 

（三）從經濟包袱到資源寶庫

 

今天，財大氣粗的大漢族沙文主義者得意洋洋地宣稱，不但是西藏文化在他們的領導下保存和發揚，西藏的經濟也要由他們發展壯大，西藏的環境生態更要靠他們來保護。幾十年光陰過去，曾經被視為累贅和包袱的貧窮西藏，一轉而為中國人熱衷於開發的資源寶庫。

 

當初毛澤東決定要攻打西藏時，他對同黨強調的利益隻有一點：西藏的“國際地位極重要”。為了壯大社會主義陣營，在蘇聯接受斯大林指導的毛澤東，不顧軍隊多年作戰已經疲乏，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強行派遣部隊進藏，以致造成藏區的饑荒。

 

在西藏人眼中，被共產黨派遣進藏的漢人，不管是自願還是非自願，都是大漢族帝國的成員和文化入侵的執行者。但那些漢人在天寒地凍、氣候惡劣而又缺氧的高原，卻經曆苦不堪言的嚴峻生活。七十年代我在家鄉湖南認識的一位健壯的體育教師，在“援藏”幾年之中損傷了身體。因此，不少漢人把西藏稱為“鬼地方”。

 

“援藏”成了一個全國性的事業。從中央到地方，一筆筆援藏資金投入藏區，一個個內地援藏項目建成。據有關統計，1965年到2005年40年間，中央對西藏的財政投資累計達到968.72億元。自1993年始，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占西藏地方財政收入的90%以上。這是一種被稱為“輸血經濟”的經濟模式，看起來，西藏似乎成了中國的一個經濟累贅。

 

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1998年3月我在印度訪問西藏流亡社區時，一位從西藏流亡出來不久的詩人，用詩一般的語言激憤地對我說：“也許中國人為我們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最後一件卻是要殺死我們。”使用經濟手段，讓一個小民族在被剝奪自主權之後，又慢慢喪失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使他們賴以存在的語言文化逐漸消亡，這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殺死”。

 

隨著青藏鐵路通車，中共對西藏的投資所獲得的巨大回報，不但是政治上的收益，同時是經濟和資源上的。據說一本名為《西藏之水救中國》的書，令曾經在西藏鎮壓藏民起義的胡錦濤拍案叫好。中國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個國家之一，內地河流大都遭到汙染，於是，中國政府將眼光投向西藏的河流、融雪和冰川。

 

同時，西藏豐富的礦產資源，例如鹽湖礦產，銅、鉛、鋅多金屬礦，黃金礦產，以及可以成為世界最大油田的油頁岩，也是大漢族政權不肯放過的。過去被當作窮山惡水的西藏，已不再是因“壯大社會主義陣營”的需要而背起來的包袱，而是資源貧乏的中國不可或缺的資源寶庫。

 

 

 

（四）獨立知識分子與民族利己浪潮

 

 

盡管對西藏的看法發生了這麽大的變化，但有一點是中共當局五十年來堅持不變的，即中國擁有對西藏的主權。從上麵的分析可以看到，無論是政治上和經濟上，西藏已經是中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不管西藏人怎麽否認他們在曆史上屬於中國，但隻從政治經濟利益和軍事需要考慮的中國人，出於大漢族利己主義，不曾理睬西藏人的呼聲。

 

從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回憶錄中，五十年代時，隻有個別精通藏文的右派學者，在竊竊私語中告知他人，中共這樣對待西藏，藏人決不可能就此屈服。在1958年在西藏高原上的反右運動中，揪出了一個“李、洪、秦反黨集團”，駐藏18軍的三個軍官因為上書毛澤東，建議漢人不要太多地移民西藏，結果被以“出賣祖國邊疆領土”罪名遭到懲罰。即使是這些優秀的漢族軍官，也從未質疑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直到上個世紀後期，在西藏問題上才出現公開的異議聲音。中國最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曾於1992年獄中致信鄧小平，駁斥當局在西藏問題上的謊言和歪曲，指出西藏主權歸屬的不明確性。1994年，曹長青在海外發表了《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

 

拜流亡西方之賜，不少中國大陸流亡者獲得了過去不曾了解的信息。他們開始以同情的態度，重新認識西藏問題。在中文雜誌《北京之春》上，持各種觀點的人一度展開激烈的辯論。不管是支持西藏獨立的激進派，還是主張聯邦製的溫和派，覺醒了的中國知識分子一致認為，西藏人是中共製度的受害者。《北京之春》雜誌經理薛偉率先創辦了“漢藏協會”，以促進兩個民族的溝通與交流。

 

這些獨立知識分子的西藏觀點，大都在海外發表或出版。1996年，曹長青主編了《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論西藏》，該書收集了王若望、嚴家其和丁子霖等十幾位大陸人士的文章。1999年，張偉國主編了《達賴喇嘛與漢人對話》。2001年，茉莉主編了《達蘭薩拉紀行》，其中收集了“漢藏協會”各位成員訪問印度西藏流亡社區的文章。2007年，茉莉在台灣出版了個人專集《山麓那邊是西藏》。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仍然留在中國國內的王力雄所寫的有關西藏的書籍，例如《天葬——西藏的命運》，《與達賴喇嘛對話》。由於《天葬》一書生動地描述了大量親身經曆和實地所見，通俗易讀，因此成為一些中國人的西藏問題啟蒙書。

 

但遺憾的是，在專製國家的新聞報禁和言論鉗製下，在中共鋪天蓋地關於西藏的謊言之中，上述獨立知識分子的思考和觀點，無法傳播到廣大中國人那裏。與此同時，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以及西藏所擁有的資源，又使大漢族沙文主義進一步膨脹，民族利己主義進一步發酵。在“國家統一和國家利益至高無上”的口號下，西藏人的民族自治的權利繼續被侵犯。

 

寫到這裏，我想起英國作家奧威爾筆下的“大洋國”，那裏有一句口號： “誰能控製過去就控製未來，誰能控製現在就控製過去。”這意味著，控製了西藏的中國專製統治者，也企圖控製曆史的話語權。現在我們回顧這大半個世紀來中國人對西藏看法之演變，也就是打破中共對話語權的控製。隻有這種微弱的聲音為更多的中國漢人所聽到、所接受，西藏問題才會有合理解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