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6日14時許，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同事的電話，說（大意）：鄔書林同誌是個好人，你們之間有誤會……那個會上，他沒點你的名。其實，不用托人帶話，我早就知道鄔先生是什麽樣的人。
2006年，鄔先生在出版社總編培訓會上說：“我是黑白兩道都有人。我剛才接了一個電話，就是□□□打來的……”隨後又說：“你們要讓我不舒服，我就先讓你們不舒服。”當下我被侵害，是不舒服了，但你也未必舒服。至於“黑白兩道”的話，別忘了我是坐了十年大牢的。您能嚇唬總編們，對我可不靈。
“我沒有點你的名”，這是鄔先生私下帶話的重點。看來，我需要再重複一遍您的講話（某些字句比我1月20日的「聲明」有所補充）：“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我們已經反複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幾家出版社，都沒敢出，你們（指湖南文藝出版社）還真敢出，膽子也太大了（一說太猖狂）……對這本書是因人廢書。”接著便是對該社的懲處（摘去優秀出版社稱號，削減20％書號配額等）。在那樣一個場合，用那樣的話語，又針對那樣一個出版社，您所說的“這個人”不是我是誰？那本書不是《伶人往事》又是哪一本？用我從事的戲劇專業術語來解釋，就叫“規定場合、規定情景中的規定人物”。即鑼鼓一響，胡琴一拉，梨園行的人就知道：這是一出什麽戲，角兒是誰了。您是政府高官，已經亮相，就別賴賬。
鄔先生若問這些話，我是怎麽知道的？“朝廷小，江湖大”這是從前的話；“政府小，社會大”乃是今日之現實。“進得衙門是官員，出了衙門是百姓”——這是現在很多官員的行為特點，您該知道吧。衙門裏剛剛發生的事兒，他們能當信息、當聊天、當談資都說了出來，其中還隱含著自己的感受與判斷。這是常識，也是人性。您要明白，為了升官發財、胡作非為，卻能密不透風、一手遮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您還說：“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請問：您是不是要搞文字獄？我的思想有問題與你何幹？犯法，有國家的法律、法院管。犯錯，有我所在單位過問。您管得著我嗎？憲法給你什麽權力來管我的思想？這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權，所以您應當公開道歉，並承擔法律責任。
最後，再來說“查禁”。根據我的切身經曆，現在實施的查禁分速禁、緩禁兩種方法。我的第二本書（《一陣風》）剛印完，即封在庫房，這屬於速禁。我的第一本書（《往事》）則是緩禁，即“賣完了就別再印了”。其實，緩禁的同時也在速禁。我這裏就有一張浙江某市查繳《往事》的收據。這第三本（《伶人》），上邊專門發了個通知，說（大意）：網上流傳的查禁八本書的說法嚴重失實。偏偏就在剛才（1月28日下午6時30分），一位姓戴的先生從張家港市打來電話，告訴我：他們那裏的一家民營書店已接到通知，要收繳幾本書，其中就有《伶人》。香港一位資深記者1月17日給上海某大報寫了篇文章，裏麵提到我去年12月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演講。很快，上海某大報打來電話說（大意）：《伶人》剛剛被禁，“章詒和的名字不能見報”。看來，我真個是書被禁、人被封。您的上級發通知說沒查禁書，您卻要查禁。您這不是扇他們的耳光嗎？
一切都很明了。您——是您個人將我看成思想犯，剝奪我作為一個公民的言論出版權利，您在公然蔑視憲法。否則為什麽不按照法律程序，而是像現在這樣幹些雞鳴狗盜之事，連自己說了的話都不敢承認？還是“聲明”裏的那句老話：查禁我的書需要公開、公正、獨立的司法程序。我特聘請一個法律顧問團。首席顧問張思之先生，另有浦誌強律師、付可心律師，其他律師暫略其名。他們會依法盡力維護我的權利。
鄔先生，我講了這麽多，我與您之間有誤會嗎？基於我對您的了解，事態還可能會起變化，但我的立場不會變化。
2007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