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海外華人之心及其處世之道—致海外華人的公開信

試論海外華人之心及其處世之道—致海外華人的公開信*

劉李子博士**

    海外華人通過長期的奮鬥，在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等方麵起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現了一些成功人士。但這些成功人士除了機遇，還付出很多，正如美國著名偵探專家李倡鈺博士所說“這些成功人士付出的要比常人多得多”。實際上，現在多少還存在著種族歧視，明顯地感覺到我們海外華人的地位不高。舉例來說，今年1月的加拿大聯邦大選，一名安大略省候選人在他的網頁上，發放一張攻擊華裔對手鄒至蕙女士的宣傳畫，畫麵將鄒至蕙的照片與一幅狗的相片並列，標題寫著“他們是同一家族”，雖然在輿論的壓力下，這名候選人宣告退選了，卻說明了白人的種族歧視心態。事實上，華人及其它有色人種經常碰到求職、酬勞和晉升等不公平對待，就說明了種族歧視的存在和我們的地位不高。

兩千多年來，儒家倫理根植於華人的頭腦之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家族延伸到宗族，由宗族擴伸到民族,再展開形成國家的概念。因此，華人首先麵對的就是家族問題，家族觀念比較重，為家族利益而不顧其它影響，形成了“隻管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習慣，以唐人街的髒亂問題為例，認為這與己無關，無人問津。實際上，唐人街是了解華人的一個窗口，髒亂問題能給我們留下不良的印象，同時也能夠勾起60年前我們華人被譏為“東亞病夫”的聯想，對提高我們的地位有負麵作用，若唐人街的髒亂問題得到處理，將更加吸引其它客人的到訪，對唐人街的經濟和商業發展是有利的。

“隻管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意識，與很多華人不關心政治也有聯係。很多人認為政治與家族利益的關係太遙遠了，沒有必要去關心政治，因此，在民主選舉的政治大事件中，我們的投票率最低，例如，在今年元月的加拿大聯邦大選中，我們的投票率大約是20%，這還是曆年最高的，但這個投票率遠比其它族裔低。亞裏士多德指出“政治是與人們的美好生活密切相聯係的”，良好的政治環境對我們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無疑具有正麵作用。如果我們關心政治，積極參加選舉，增加我們在民主選舉中的投票率，候選人競選時就會為了華人的選票重視我們，我們說話的分量就變重了。因此，關心政治、積極參選，這無疑是我們改善形象和提高地位的最有效途徑之一。

我們華人由強烈的家族觀念而引申出了其它一些奇特的現象，例如，與家族名利相聯係的“望子成龍”、“光宗耀祖”等，希望通過培養孩子來提高家族的形象和地位。我們重視後代讀書，希望後代成功，這與世界各個種族一樣，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為了後代不顧一切地賺錢，極其吝惜地花錢，賺錢和花錢的形象實在不雅，因此，“視錢如命”的華人也不在少數，受到當地社會的譏諷，這也能夠影響我們華人的形象。實際上，光靠錢來培養孩子，成為“真龍真虎”的實例尚不多見；良好的賺錢和花錢的形象，注重自己，自己做出表率，這樣來培養孩子，成功的例子卻不少，這同時也能夠改善我們的形象，多多少少對提高我們的地位也有正麵作用。

我們華人由強烈的家族觀念也形成了一些不好的意識，例如，為了家族持續下去，“重男輕女”。去年多倫多出現了一華人拋棄女嬰的事件，還有不生男孩不罷休而沒有不生女孩不罷休的念頭等，這些對我們海外華人的形象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也能夠產生不利的影響。我們早就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號，“男女平等”在海外是非常普遍的；從生物學角度看，男女都能遺傳“家族”基因，都是傳種接代的後人，使家族持續下去。實際上，中華大地在古代和現代，“重男輕女”並沒有產生值得驕傲的結果，很多情況是人們不知道自己前三代的祖宗是什麽。現在還有“重男輕女”的意識就不應該了，也不合理了，因此，我們華人要用“男女平等”來代替“重男輕女”的觀念，既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

    海外華人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斷努力，其中的一部分女性華人試圖與白人通婚來提高自己的地位。華裔社會學家貝蒂·宋訪談了紐約地區50個華人異族通婚案例，認為被美國文化同化的華人女性，更希望通過與白人的通婚來提高地位。貝蒂·宋還指出，華人女性對美國白人男性存在種種“原型偏見”，例如，以為白人男性都很“富”、很“酷”、很浪漫的（近期香港《紫荊》雜誌）。筆者分析華女試圖與白人通婚不成功和成功的情況，認為這兩種情況對改善我們華人的形象和地位反而產生一些負麵作用。

    上海社會科學院心理學教授張結海說，一英國教師在上海的大學教英語，玩弄了想與他通婚的多個女學生，並在他個人的博客上指出，男性白人教師玩弄中國女學生是普遍性的，還嘲笑中國男人是多麽的無能和遲鈍。短期培訓的同學說，一個同廠打工的阿拉伯人，黎巴嫩難民，通過互聯網等方式聯係，玩弄了一百多女人，其中絕大部分是亞洲人，亞洲人中絕大部分是華人女性，有的是結婚的，老公不在多倫多，有的是沒有結婚的，並用藐視神態說話，本同學“感到沒有尊嚴而非常氣憤”，並感歎“我們男的是來做奴隸的，女的是被別人娛樂的”。本人有一次與白人管工抱怨報酬少，該管工居然說，與他同居過的華人女友中，有二個會說中國話，他稱為Chinese Canadian（會說中國話的加拿大人）, 有一個不會說中國話，稱為Canadian Chinese（隻會說加國語言的中國人），都是最便宜的，有時還自己花錢為他做飯, 我的勞酬也該象她們一樣是最便宜的，並要我該滿足了，我隻能發出無言的憤怒。很多實例證明，試圖通婚不成功的情況對改善我們的形象和地位起了負麵作用。

    通過工作、學習等特殊環境，真實地了解男性白人，已建立能通婚的感情，這種通婚是合理的。但還沒有實例證明，這對改善我們的形象和地位具有正麵作用。實際上，白人的男女比例基本上是保持平衡的，甚至女性數量微弱多一些，例如，加拿大的女性白人就多於男性白人，與華女通婚的男性白人大部分是低層次的，或者是找不到女性白人的，社會上存在不少的年輕華女與白人老頭通婚的事實就是證明，這種通婚除了降低自己的身份外，還反諷了男性華人的無能。由於華人的生理特點、文化背景和習慣不同，通婚之後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矛盾，有的導致離婚等爭吵不休的官司，這些事例對改善我們的形象和地位無疑具有負麵作用。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華人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和地位，需要改變一些陳舊的觀念和處世方法，其中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就是關心政治，在民主選舉時積極參選，提高投票率，增強我們華人的影響力。我們的投票率低，執政者就認為華人不關心政治，對自己能否當選沒有用處，就會漠視或蔑視我們，在政府中不為我們發聲，或者發出的聲音也是微弱的，這自然對我們的形象和社會地位產生負麵作用。因此，當民主選舉到來的時候，我們每一個華人都應該參加選舉，積極投票，提高投票率，如果有時間和興趣，還可以為滿意的候選人當義工，為他的競選拉票，為改善我們的形象和地位貢獻自己的力量。

舉一個本人關心政治、積極參選的例子：現在又到加拿大市選的時候，本人看了多倫多20選區候選人段若康（Joseph Tuan）的競選綱領，認為其中“重新評估和凍結財產稅”非常合理。作為打工一族，負擔最重的是房租。房子越舊，被市房產部門評估得越值錢，與房子的真實價值不符，使房產稅很高，租金跟著變高，影響我們的生活。這說明原來評估房價的方法不合理，由房價計算的財產稅也不合理，需要重新評估。高財產稅還使工廠和商店的租金增高，影響人們開辦工廠和商店的積極性，對本地經濟和商業產生不利影響。因此，重新評估財產稅，或是凍結不增加，就顯得更有必要了。這樣，本人決定支持段若康，作他的義工，為改善我們的形象和地位貢獻自己的微薄力量。

*  本文與兄弟發表在2006年11月4日《世界日報》第9版有些不同。

** 本人所起筆名為劉李子，主要原因是根據本人對曆史政治書籍的閱讀理解，初步認為，我們華人強烈的家族觀念與種姓習慣相關，而強烈的家族觀念又導致家族利益至上和對錢的無限占有欲，形成了見錢眼開而不顧其它影響、較少關心政治而缺少遠見的習慣，這對我們華人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能產生不利的影響，因而本人改成雙姓，希望淡化種姓習慣。其次的原因就是希望有吸引眼球的功效，有較多的人閱讀，故敬請讀者理解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