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音樂之二十五 --- 走近《清明上河圖》

		文章來源: 青蟲愛你 於 2005-01-04 06:24:49

在一場輕雪一陣細雨有如江南般溫潤的初冬裏走進共和國第一博物館——遼寧博物館的展覽大廳，來看“清宮散佚書畫國寶展”，來看那件從北京故宮運來的國寶巨跡《清明上河圖》。站在《清明上河圖》前，雖然隔著一層玻璃，但我仍有再遇故舊的親切之感，因為在最近的五年之中，我曾三次走近《清明上河圖》，得以幸運地仔細欣賞這件國寶的真跡尊容。 一 第一次是1999年，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季，我在北京開會，故宮博物院正舉辦所藏國寶級書畫展。那一次參觀的人不是很多，能夠從容地近距離細細觀賞每幅書畫。我用了兩個小時的時間，不僅看到了《清明上河圖》，還欣賞到了像西晉陸機的《平複帖》，東晉王珣的《伯遠帖》，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唐代韓滉的《五牛圖》和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重量級國寶書畫。當我走出展室的時候，想起了電視中的一句廣告詞：“叫你一次看個夠！”那一刻，心中仿佛儲滿了無限的風華與底蘊。 第二次是2002年12月出差在上海，也正好趕上上海博物館五十周年館慶而舉辦的“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又有幸再次走近《清明上河圖》。遺憾的的那次參觀的人太多，不能像在北京故宮那樣細細欣賞。但上海人的文化品位確實讓我折服，為了鑒識晉唐宋元書畫國寶，望不到頭的人在寒風中排著長隊苦苦等待，天上還下著毛毛細雨，枯黃的梧桐葉從樹上翻飛而下，為了一睹《清明上河圖》，上海人等得淒苦。 這一次我走進遼博新館，是第三次看《清明上河圖》，其實沈陽人與《清明上河圖》是很有些機緣的，從1950年發現到 1955年上調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五年間，《清明上河圖》都在遼寧博物館中展出。我手中有一冊1953年東北博物館編印的《偉大祖國古代藝術特展圖錄》，圖錄中的書畫部分選登了12幅作品，都屬國寶級的，《清明上河圖》則刊於最後，可見當時這件作品遠沒有今天這樣熱，這樣受到人們的喜歡。有一位老先生曾對我說，那時沈陽人想一睹這件國寶的真容，很容易的，花上相當於現在的幾毛錢就可細細地欣賞半天，那時的沈陽人真是奢侈的夠可以。 我家住遼博社區，與遼寧博物館一街之隔，每天晚飯後散步都要從博物館那奉係老建築的闊門高牆前走過。自從於北京、上海看過《清明上河圖》之後，我對老遼博更有了一種親近之感，每從它的門前路過，總要想起《清明上河圖》，想起張擇端，想這位山東老鄉和沈陽有緣。 二 和沈陽有緣的張擇端留讓我們了解起來很難，雖然他創作的具有社會百科全書性質的宏闊畫卷《清明上河圖》在中國畫史上名垂千古，然而有關張擇端的一切後人卻知之甚少。其生平僅見於此畫後幅的金人張著題跋，而不見於同時代的畫史記載。綜合張著題跋和明代王夢端在《書畫傳習錄》中的記載，我們今天對這位大畫家可以勾勒出這樣的一個簡單的形象：他是山東人，長期生活在開封，學問之外，兼習繪畫，曾位至翰林學士承旨，宦途失意後，做了職業畫家，他的代表作《清明上河圖》曾為宣和內府所收藏。這些經曆是在宣和七年（1125）以前，即主要在北宋末年徽宗趙佶在位時期。他的另一幅名作《西湖爭標圖》，經近世研究者考證，即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所藏的冊頁《龍舟圖》，圖上題有“張擇端呈進”字樣。另外據記載，張擇端的作品還有《煙雨風雪圖》、《春山圖》、《武夷圖》等，可惜都已失傳。 從現存的作品看，張擇端是一位具有極強的寫實技巧並善於處理複雜的生活場景、達到舉重若輕的大畫家。但是他的名字卻隻能是“人以畫傳”。究其實，後世論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清明上河圖》完成的時代較晚，雖曾入宮廷，但卻未及為《宣和畫譜》所錄。二是張擇端為人正直，不肯阿附權貴，所以被排斥於《宣和畫譜》之外。我倒是比較相信第二個原因。性格決定命運，張擇端的“人以畫傳”是他人生的必然。 天下文章寫得好、書畫作得好的人未必都有一顆單純之心，越是閱曆豐富，盡覽人生的城府之士，越是寫得有見地。繪畫大概也需要這樣的本事，總要看破世情，才能置身畫中事外，洞悉個中的真性。所以說古今中外成大器的畫家，多有一段不很如意的心路曆程，無風無浪的生命揮灑不出滿紙雲煙的丹青巨構。張擇端也很難超然這種規律之外，這在作品就可看出一二。他在畫中畫了不少犯宋徽宗忌諱的畫麵，如街頭行乞的乞丐、路旁奔跑的豬群、衙門口懶洋洋坐著的士兵，這是一種明顯地對北宋徽宗朝所謂太平盛世的違戾，同時也是畫家的點睛之筆。它讓後人從《清明上河圖》中固然可以看出北宋國都汴京的極度繁華，卻仿佛也能窺得到大宋朝行將繁華落盡，最終亡於異族之手的底裏消息。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張擇端是一位在傳統題材之外另辟蹊徑，不肯苟合於人的畫家，可能也是一個“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人。雖然他在當是沒有太多的資料記載或是留下顯赫的聲名，但是他的卻以高超的藝術修養與個性張揚給中國美術史留下了一份極為寶貴的遺產。它所包容的宮廷生活、市井生活、建築營造、科技工程、士農工商、三教九流，各方麵的社會內容，實在是太豐富了。它不僅是我國繪畫藝術的瑰寶，即使在世界畫史中也難有與之匹敵者。而這種藝術功底、藝術修養與個性又來源於他那沉實而厚生的人生。一種沉實厚重的人生總是體現出從容淡遠之境，它不以看破紅塵自居，卻又長著一雙睿智的紅塵之眼，就是張擇端的高明之處。而沉實厚重的生命，又不全是個人的修養，它還關係到整個民族的素養。在北宋那樣一個積貧積弱的時代裏，如張擇端這樣的清醒和具有這般厚重的生命者畢竟不占大多數，皇帝盡可以欣賞他的才華，他繪畫的藝術價值，但卻很難也不可能理解他畫中所包含的深遂底蘊，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張擇端的悲哀。 三 從當時看，張擇端可能是“人微言輕”，但從曆史看，他的作品卻是震憾古今。我曾在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千年遺珍——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上看著偌大的展廳中唯有《清明上河圖》前排起了長長的隊伍，等待的人群環繞上博二層一周後又順扶手電梯延伸至了三樓。此外，本幅畫卷之前還配有專門的警衛人員維持秩序，提醒觀眾不要過久滯留。麵對如此壯觀的場麵，諸如《簪花仕女圖》、《韓熙載夜宴圖》之類的名作相形之下也黯然了許多。我當時特別驚訝於它之於中國民眾的魅力。《清明上河圖》之所以能在市民中產生這樣的轟動效應，原因是多方麵的。我想最主要的是除了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以外，還有兩點是至關重要的：一是他在流傳過程中的傳奇色彩；二是作品與觀眾之間隱藏著的身份上的對應性。 《清明上河圖》在問世以後的近 900年，曾被無數收藏家和鑒賞家把玩欣賞，是後世帝王權貴巧取豪奪的目標。它曾輾轉飄零，幾經戰火，曆盡劫難......它曆經四朝，宮裏宮外數易其主，曾經五次進入宮廷，四次被盜出宮，曆經劫難，演繹出多種版本的傳奇故事。其中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故事就是楊仁愷先生發現《清明上河圖》。 關於楊仁愷先生發現《清明上河圖》真跡一事，20世紀80年代以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我曾在楊老遼藝的宿舍家中和現在的禦花園家中多次談及此事，回想當年的情景，楊老的臉上總是浮現出興奮的光澤。然而畢竟事過50多年，連具體的時間都說得含糊，比如他在中央電視台《走遍中國》節目中說是1949年，在《國寶沉浮錄》中說是1950年，而徐光榮所著的《國寶鑒定大師楊仁愷》中則說是1951年。我認為1950年是準確的，因為《國寶沉浮錄》為楊老早年所寫，記憶當為清晰。 據楊老回憶，1950年的冬天，時任文化部研究員的楊老與館員一起在堆積如山的藏品中進行檢拾和鑒定的工作。由於已經有幾幅明清年間由蘇州片作坊或清宮畫師所繪製的仿摹本，所以當楊老最初發現題簽上寫著《清明上河圖》的殘破畫絹時並沒有多少驚喜。然而隨著畫卷地展開，楊仁愷被眼前這卷古畫驚得幾乎要叫出聲來。這是一卷長卷絹畫，畫麵呈古色古香的淡赭色，而畫中描繪人物街景的方法，都體現著獨特的古老繪畫法式，與先前所見的摹本有著明顯區別。楊老隨後又發現了一位金人在畫後的題跋，已初步斷定它就是八百多年間見於各種著錄，聞名遐爾卻很少有人見過其真麵目的北宋張擇端真跡——《清明上河圖》。後來，在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國寶沉浮錄》（增訂本）中，楊老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1950年冬，我在東北博物館臨時庫房裏竟然發現張氏的《清明上河圖》真本，頓時目為之明，驚喜若狂，得見廬山真麵目，此種心情之激動，不可言狀。” 那一刻，也絕對是沈陽曆史文化天空中是燦爛的一瞬。 四 對於《清明上河圖》普通百姓是怎樣看的呢？據台灣藝術家蔣勳講，他在上海博物館參觀時曾遇到這樣一件事：排在他後麵的一個老年婦女驚奇地指著畫說道：“這裏有一個老太正在刷馬桶呢。”蔣勳聽到這話後不無感慨地說：“汴梁（京）城裏刷馬桶的北宋老太太和今天上海的老太太相遇，後者就像看到了自己。古代與現代、藝術和生活在這一刻莫分彼此。”這裏的最關鍵之處就是這幅作品從圖像直觀上展現出的是一個社會整體，而不是如《虢國夫人遊春圖》或是《韓熙載夜宴圖》那樣，描繪的是某一特定階層的價值判斷和精神理想，並且這個社會整體主要是由市民百姓構成的，所以今天的普通觀眾在欣賞作品之時也就會引起更大的興趣。上海的老太太對圖中的刷馬桶感興趣，北京的老大爺也會對汴京大街上遛鳥的細節更注意；愛做足療的人可能一眼就會看到圖中有一家“腳屋”，賣肉的也會盯上圖裏胡同中跑出的一群肥豬。這就是作品與觀眾之間事實身份上的對應性，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從這張圖上找到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或者是自己的影子。 走近《清明上河圖》，細看那林林總總800多位畫中人物，我曾產生過一種困惑之思，就是發現其中都是市井中人，而其中竟十有八九似為遊手好閑的無賴小民，有一些還讓我突然想起《水滸》裏那個纏著青麵獸楊誌的潑皮牛二。為什麽張擇端要刻畫這樣的人物呢，按著人物的典型化原則，他怎麽不重點描繪偉人或是英雄呢？困惑之餘，我又感覺到這正是張擇端成熟、清醒和睿智之處，正如巴爾紮克的偉大不在於為後人塑造了多少慷慨激昂之士一樣，張擇端的不凡之處也同樣不在於他為我們留下多少值得圈點的偉人。其實，細想想，那些希冀以畫或是寫偉大人物的偉大來折射作者的不同凡響，隻能是一種具有原始拜物般的的幼稚幻想。作為一名現實主義畫家，張擇端以準確地反映出汴京眾生的生活原真為己任，為後人提供了一幅真實的而非虛華的汴京風俗畫。於是我們在今天能看到這樣一群比《東京夢華錄》或宋徽宗題簽過的所有文人畫都更為真實的祖先：他們或無所事事地在城根袒腹嚼舌，或呆頭呆腦地在橋頭傻看風景，或旁若無人地在橋下交通要道處呼朋引類，或愣頭青十足地在鐵匠鋪裏推弓拽弦......對畫諦視良久，我們儼然能聽到畫中人的擾攘喧嘩聲，如果換一個時空，這類喧嘩在我們中年人都曾經曆過的那個時期，似乎也是司空見慣的。 我也曾經極為認真地試圖在其中找到某位我們在傳統文人畫中所熟悉的高人逸士形象，一個梅下吹簫的書生，一位攜琴訪友的高士，一襲江樓倚門而立的紅袖，或是悠然地在河邊垂釣的老叟，然而幾次細看全圖，終歸徒勞。與尋常中國文人畫不同，張擇端的藝術興趣係乎世相人情，而那些飽讀詩書的文人型畫家則總忘不了在作品裏寄托一己的抱負和感慨。理解了畫家的這一點，站在畫作麵前，我更加無比地佩服這位藝術家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及高超的描摹人物才能。這也正是在中國繪畫史上那麽多宋以前的畫作論價值雖然都不在《清明上河圖》之下，但在普通百姓中的影響卻遠沒有它大的主要原因。 五 站在遼博展廳的《清明上河圖》前，從右至左，沿著縱24.8厘米、橫528.7厘米的絹本水墨淡設色長卷，我仿佛進入九百年前的汴河岸邊和汴京大道上。“清明上河”這個節氣，多半會有一場蒙蒙細雨，還有搖金的柳絲的鵝黃，共同織就一份紛紛揚揚的情趣，飄灑著隱隱約約的詩意，一幅宣和時代的浮世繪本，終於在我的麵前展開。出荒徑柳林，入雅舍茅簃，剛剛見識了少婦讓驢掀下的場麵，又碰上河中船要沉下的驚險。過虹橋入街巷，迎麵走來官服與布衣，他們各自踩著與我不同的平仄，在同一個時辰的同一個市集，步入同一闋宋詞之中，是《踏莎行》、《賣花聲》，還是《玉樓春》、《江梅引》，抑或《摸魚兒》、《綺羅香》，每人有每人的節拍和選擇。 我疑惑，汴京的大街上可以見不到整日有鶯鶯相伴的張先，見不到宰相府中批閱公文的歐陽修，見不到大晟府裏譜製詞曲的周邦彥，但為什麽不見多情的晏幾道和“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柳三變呢？入目都是擔柴的、換米的、買酒的、鬥雞的、對弈的、抬轎的、看榜的、打鐵的、賣力氣的、提著樸刀的、眉來眼去的。但是我如何也不敢小看他們，因為他們是宋人。 在這裏，畫家沒有林逋式的孤高，沒有範仲淹式的沉鬱，沒有秦觀式的淡雅，也沒有周邦彥式的風流自賞，有的是質樸與冷靜，還有那溫和的心胸和入世的笑容。就這樣，一幅長卷風俗畫，一段草色煙光般的繁華舊夢，一片搖曳千年的物相市聲。走近《清明上河圖》，如同走過一座光陰的老城，有一點恍忽，還有一絲淡淡的清愁，我是遊子還是歸人？漿聲橋影，茶苦雨疏，聽人漫說前塵影事，我倒似乎渾然不覺今夕是何年了。 出得遼博展館的大廳，看沈陽的初冬天氣一片豔陽，街路兩旁仍是滿樹碧綠，空氣濕潤有如江南。氣候變化無常，曆史興廢有序，回首遼博，楊仁愷先生新題的大字匾額在陽光下金碧爍爍，一出京戲的道白在我耳邊響起：“道的三皇五帝，功名夏後商周，七雄五霸鬧春秋，頃刻興亡過首。青史幾行名姓，白茫茫無數荒丘，前人田地後人收……”得先人文化遺脈，後人總顯得幸運，兩千多年的古城，沈陽有發祥三百年皇朝的盛京之名，有進入世辦文化遺產的“一宮兩陵”，有典藏《四庫全書》的文溯閣，有新中國第一博物館之稱的遼博，有《清明上河圖》的“省親”之舉，又有“中國最具經濟活力城市”的稱號。由此可見，沈陽繼先人田地之沃，得開放振興之先，正是“一座從來就不缺少實力的城市”，地緣實力，經濟實力，更有文化實力。 附：《清明上河圖》流轉過程 1101—1125 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當時即收入禦府。宋徽宗趙佶在卷首題五簽，並加蓋雙龍小印(已佚)。 1127 靖康之變後，《清明上河圖》卷流入金人地區。 1186 (金)張著、張公藥、酈權、王磵、張世積等題跋於圖後。 1260 元朝建立後，《清明上河圖》收入秘府，後為官匠裝池者以贗本偷換出宮，售予某貴官，中途又為保管人偷售給杭州陳彥廉。 1351 楊準從陳處購得，題長跋記述始末。次年，江西劉漢從楊準處獲觀，為之題跋，譽為“精藝絕倫”。 1365 (元)李祁，記圖在靜山周氏家。 1461前後 (明)吳寬題稱，圖在大理寺卿朱鶴坡家。“朱公雲：‘此圖有稿本，在張英公家。’” 1451 —1515 (明)李東陽在圖後兩次題寫長跋，詳記畫麵內容和在明代中期流傳始末。弘治以後，圖歸華蓋殿大學土徐溥所有。徐臨終時，贈李東陽。 1524 圖歸兵部尚書陸完。陸作題記。 陸完死後，其子售予昆山顧鼎臣家，不久，歸相國嚴嵩、嚴世蕃父子。 在此期間，社會上流傳很多關於嚴嵩父子借《清明上河圖》打擊、陷害都禦史王忬的傳聞，時人筆記著作中多有記載。 嚴嵩敗，家產被籍沒，圖入宮廷。 1578 (明)司禮監馮保跋。圖由內府轉入馮保之手。 1644 入清以後，圖先後為陸費墀、畢沅等人收藏。 1799 畢沅死後第四年，家產被籍沒，圖收入清宮，並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 1921 溥儀以賞賜溥傑為名，將《清明上河圖》等文物偷運出宮。由天津轉長春偽滿皇宮。 1945 溥儀攜圖出逃，被蘇聯紅軍截獲。 1949 楊仁愷先生在東北博物館庫房內發現些圖為張擇端真跡。些圖成為東北博物館（現遼寧博物館）藏品。 1957 此圖撥交北京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