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段幹伯父尊鑒：
這次到京見到伯父甚覺高興與寬慰。前日辭京，已達藍嶼。幸承明教，一啟蓬心。蒙賜大著，燦若河漢。伯父言及中華民族乃無宗教信仰之民族，愚以為釋儒道三教綿延近兩千年，中國應為有宗教之國家，隻是中國人的宗教觀念比較淡薄吧。
勿勞賜複，敬頌冬安。
侄兒陸遠征叩上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五日
侄兒遠征如麵：
侄兒言及宗教問題，就此談些想法，信馬由韁，深淺由之。
人或人類為什麽需要宗教或信仰，這個問題就象人活著為什麽要吃飯一樣。隻不過一個是物質的糧食，一個是精神的糧食。想初民時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類在奮鬥中即會產生對大自然和人本身的讚美與恐懼。人類無法擺脫憂患和恐懼，繼而對冥冥中的存在頂禮膜拜，崇信這個存在為萬物之主宰，這就有了宗教。宗教規範人類的道德行為，是必須的。馬克思說：“宗教是被壓迫心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裏的同情心，是沒有靈魂的處境裏的靈魂。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這一被奉為圭臬的論斷實際上被極大的歪曲了，這種歪曲首先來自列寧。列寧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這一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現代所有的宗教和教會、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用來捍衛剝削製度、麻醉工人階級的機構。” 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紀，人們把鴉片看成藥品，一種很好的止痛劑。同樣，宗教也可紓緩人們的痛苦。“鴉片”一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伏爾泰說，“即使沒有上帝，也要創造一個上帝。”人是要有所畏懼的，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人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不能無法無天，尤其是統治者。“徹底的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這句話是很危險的，這句幾乎可以說預示著災難。宗教是人、人類的必須，區別在於，你究竟是信一個好的宗教還是信一個糟糕的宗教甚至邪教。至於完全不信仰一個宗教，一個存在，一個至高無上的神，那你反而更容易接受一個世俗統治者的觀念，他很可能是專製魔王。
宗教對人的自由來說是重要的，黑格爾反複強調，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基督教，而是新教才是現代人自由意識的基礎。中國沒有形成基督教式的普遍的人格神宗教，更沒有發展到立足於人的自由意識的新教。中國是無宗教國家，這是中華民族的巨大缺陷。所謂“儒釋道”，首先，儒學不是宗教。宗教有幾大必備要素：一、有一個（或幾個）神；二、有一本（或幾本）經；三、有宗教建築和宗教儀式；四、有基層組織和神職人員；五、有廣大信眾，尤其是社會底層的信眾。儒學並不具備這些要素，儒學是中國人的文化傳統，是中國人長久以來的亦好亦壞的精神家園。漢代以後的統治者“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把儒學當作一種文化，一種思想，一種“術”。儒學不是宗教，甚至連原始的宗教都不是。
道教算是中國人自己的土產，但是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長的，而是在佛教傳入後，在這個外來宗教的刺激下仿造出來的，是中國文化與異域文化相抗衡的結果。
公元初年佛教傳入中國，140年後張道陵創立道教。道教沒有自己的教義，近兩千年沒有一本經書，封老子為“太上真人”，封莊子為“南華真人”，又拉來民間傳說中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各類魔怪，混亂不堪。所謂“八仙”，更是把不同朝代和傳說中的人物拉扯在一起，相當於關公戰秦瓊。道教與世界其它成熟的宗教相比，完全沒有對彼岸的精神追求，有的隻是無信仰的實用文化，對現實人生的渴望和追求。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對內心的僅守，而是煉丹、服藥、禦女等等野蠻荒誕手段。所以道教是相對粗放和原始的，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
佛教在中國這個沒有宗教傳統的土地上，經曆了長期的從抗拒到適應的過程，從東漢延續到宋代，大約一千年。這中間不停地毀佛，又不停地建廟，文化的抵抗相當強烈。直到禪宗確立獨尊的地位，佛教才與中國文化和平相處。禪宗是中國化的佛教，以簡化或取消修行的過程而取悅大眾。中國人真的信釋迦牟尼嗎？真的信觀音菩薩嗎？表麵看，一些中國老百姓信佛很虔誠，但這是中國式的信，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子，求發財，求升官，求子孫鴻運高照。典型的功利心態，交易心態，不是去信奉，而是去和神討價還價。每一聲祈禱都包藏著個人的私欲，每一注香火都燃燒著人間的願望。因此佛成了受賄賂的對象和實現私欲的幫工。
據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的研究，在人類有史以來的26個文明中，除了已經衰亡或解體的和正在衰亡或解體的，隻有一個“西方基督教文明”還存在和興旺。以“兩希”文明為基礎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轉變成為今天的工業文明，這“兩希”就是以《聖經·舊約》為基礎的希伯來文明和以希臘神話為基礎的希臘文明。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宗教分布和社會綜合發達程度和先進性而言，基督教信仰和現代性有一種相關的性質，現代文明國家都為基督教國家。
基督教是最為平民化的宗教。自從耶穌創建和宣講基督教以來就不斷受到迫害，直至君士坦丁將之奉為國教。在整個基督教的發展過程中，也不是沒有走過彎路，也不是沒有灰暗時期，特別是教會組織和神職人員獲得了不可控製的權力時。基督教改造的最後成功是歐洲的文藝複興，文藝複興是資產階級叩響近代社會大門的思想解放運動，怎麽評價也不過分。
宗教改革是更廣泛的文藝複興的一個類革命，在馬丁·路德之前就有一些宗教改革，隻不過馬丁·路德更廣大更有影響罷了。宗教改革的直接的原因是羅馬教會發放贖罪券。路德宗教改革的基本要求是擺脫羅馬教皇的控製，建立一個服從本國世俗政權的“廉價的教會”。路德在《95條論綱》中質問道：教皇是一切富人中最富有者，為什麽不用自己的錢來建教堂，而非要花費信徒們的錢呢？他主張教徒直接與上帝交往而不必經過神職人員的中介。經過馬丁·路德的改革德國社會大變。海涅講到新教改革所帶來的新氣象：“禁止牧師結婚的製度廢除以後，教會界人士的淫亂和修士的邪惡也隨之消失。在新教教牧人員中我們常常看到一些最有德行的人，連古代斯多噶主義者對他們也要肅然起敬。”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更為徹底。加爾文認為，隻有聖經是“上帝的話”，一切宗教的真理都包含在聖經裏麵。加爾文的基本教義是預定說，即認為上帝早已認定誰是“選民”並得救，“選民”最後被引申為最積極進取最有道德的人。新教一般不排斥勤勞致富而是主張它，從此基督教稱得起是一個奮發有為進取向上的宗教了。
馬克斯·韋伯總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有正相關的關係。為什麽現代資本主義發生在基督教國家特別是新教國家，而未能產生於儒家文明或伊斯蘭國家？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依賴於自由勞動。公民這一概念在西方之外從未存在過，資產階級這一概念在西方之外也從未存在過。從十六世紀以來，古老的帝國中一些經濟最發達，自然資源最豐富，自然環境最優越的地區，都轉向了新教。從宗教派別的分布來說，與天主教相比，新教徒受的教育較高，受到訓練的技術人才和工商人才的比例更高。但同時，清教徒的典型特征恰恰是與縱情聲色背道而馳的，消費而不奢侈，克製而不禁欲。新教徒是克勤克儉的，一定的克製和強烈的進取，以宗教式的虔誠來從事經濟活動，這就是新教的倫理。在這裏，一種異乎尋常的資本主義商業意識和一種滲透著支配著整個生活的極其狂熱的宗教虔誠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極大的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
“原罪論”和懺悔成為基督教徒的重要的內省行為，成為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原罪源於《舊約·創世紀》：人類始祖亞當夏娃因被蛇引誘，違背上帝的命令，吃了伊甸園的禁果，這一罪行遂傳給他們的子孫後代，成為人類與生俱來的的原始罪過，並成為人類一切罪惡與災難的根源。這裏我想說一說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在其作品中體現了偉大的宗教意識和人道主義精神，即懺悔意識和救贖行動。高爾基評價說：“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兩個最偉大的天才，他們以其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個歐洲驚愕地注視俄羅斯，他們兩人足以同莎士比亞、但丁、塞萬提斯、盧梭和歌德這些偉大人物並列。”托爾斯泰是俄羅斯文學中宗教意識非常強的作家，是偉大的基督教人道主義者，他提倡非暴力地抵抗。
《戰爭與和平》中，不信神的安德列在奧斯特裏茲戰場上負傷了，仰望天空。想到“我怎麽先前未看那個崇高的天空呢？我終於發見了它，我是多末快活呀！是的。除了那個無限的天空外，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假的。”顯然他已經產生宗教情緒了。這使人想起康德墓前的銘碑：“有兩件事充盈性靈，思之愈頻，念之愈密，則愈覺驚歎日新，敬畏愈益：頭頂之上的繁星，心中的道德律令。”《戰爭與和平》的另一個情節：道洛號夫勾引彼挨爾的妻子，彼挨爾提出決鬥，並打傷前者，隨後彼挨爾無比懊悔。“發生了什麽呢？我殺死了她的情人，是的，我殺死自己妻子的情人。是的，是這麽回事。為什麽？我怎麽會做這樣的事？”安德列欲與勾引他未婚妻娜達莎的阿那托爾決鬥，後安德列見到受傷截肢的阿那托爾，表現出憐憫和愛。“對兄弟們的愛，對於愛我們的人的愛，對於恨我們的人的愛，對仇人的愛。”這個愛就是大愛，就是普世的愛，就是耶穌基督所說的要愛你的仇敵的愛，是真正的泛愛。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整個心靈背上了負罪感，在離家出走的過程中不斷地懺悔。她在病危的時候，唯一的心願是向卡列寧懺悔：“饒恕我，完全饒恕我，我壞透了。”在她臨死的那一刻，她還在懺悔著：“上帝呀，請饒恕我的一切吧。”《複活》是反省意識是最強烈的作品，聶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見到瑪絲洛娃，“這一切都很可憎，同時也很可恥。真是又可恥又可憎，又可憎又可恥。”
托爾斯泰對高爾基說：“少數人需要一個上帝，因為他們除了上帝之外什麽東西都有了；多數人也需要一個上帝，因為他們什麽東西都沒有。”多麽深刻啊！托爾斯泰每看到俄羅斯人民所受的苦難，真誠地流下憐憫的眼淚。1881年民意黨人刺殺亞曆山大二世，五個參與謀殺者被捕。托爾斯泰給即位的亞曆山大三世寫信，要求赦免他們。1894年亞曆山大三世病死，兒子尼古拉三世即位，舉行隆重加冕禮，又是托爾斯泰“不合時宜”地給沙皇寫信，要求沙皇放棄專製。1904年沙皇在中國東北發動日俄戰爭。托爾斯泰給辜鴻銘寫信，把自己的國家稱為強盜：“一些強盜的得逞，引起別的強盜垂涎，贓物成了紛爭的對象，並將毀滅強盜自身。狗是這樣，墮落到動物水準的人也是這樣。”
費爾巴哈的愛也是一種泛愛，一種無條件的愛。恩格斯嘲笑說：這“隻是一個老調子：彼此相愛吧！不分性別、不分等級地互相擁抱吧，——大家一團和氣地痛飲吧！”泛愛不好嗎？總比你恨我我恨你要好，總比你鬥我我鬥你要好。“八億人民，不鬥行嗎？”這是毛澤東晚年的昏話，當然也是他的世界觀。雷鋒說“對敵人象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就是實行一種“恨的教唆”。正相反，意大利亞米契斯小說《愛的教育》，父母和孩子都應讀它。沒有任何豪情壯語虛偽說教，小說宗旨就是一個字：愛。如果說，愛像一個嬌豔的鮮花必須精心嗬護，那麽，恨，放縱它就會象豚草蔓延瘋長。十幾年前四川發生一起命案，14歲少年劉文學發現“地主分子”王榮學偷摘生產隊田地的辣椒，當即大叫“老地主偷辣椒啦！”上去與之搏鬥，於是幾個辣椒送掉兩條人命。地主偷辣椒，小英雄受的教育告訴他，這是敵人，必須與之鬥爭。鬥爭和專政的理論使一樁夠不上盜竊罪的小事變成凶殺案，也使一樁刑事案變成“反革命殺人案”。聖經曰：收獲不要“割盡田角”，要“留給窮人和寄居者”。《禮記》：“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60年代的兒童讀物《黨的幼兒——劉文學成長的故事》，第一個標題即為“仇恨的種子”。這種“仇恨”的基調，貫穿了有關劉文學宣傳的始終。
基督教相信“原罪說”，從吃了智慧果那一刻就有了。孟子認為人性皆善，荀子認為人性皆惡。黑格爾說：“人們以為，當他們說人性善時，他們就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他們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性惡時，是說出來一種更偉大的思想。”天主教認為人七宗罪：色欲（Lust）、貪食（Gluttony）、貪婪 （Greed）、懶惰（Sloth）、憤怒（Wrath）、妒忌（Envy）、傲慢（Pride），懺悔論即產生於此。馬克思所指出的：“羞恥已經是一種革命”，“羞恥是一種內向的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恥，那它就會像一頭準備向前撲去而往後退縮的獅子。”孟子講廉恥。“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醜》)孟子的話與基督教的懺悔和贖罪差幾近之。
世界三大懺悔錄，即奧古斯丁的、盧梭的和托爾斯泰的。盧梭在他的《懺悔錄》中懺悔自己為了混口飯吃，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懺悔（Confession），古典拉丁文本作“承認、認罪”解，是“一種宗教上具權威性的言說：讚美上帝、責備自我、認信信仰”。盧梭不失為一個真正的人，他能夠把“嚴重的缺點”完全向世人袒露出來。《懺悔錄》的第一段就這樣宣布：“我現在要做一項既無先例、將來也不會有人仿效的艱巨工作。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麵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麵前。”他又說：“當時我是什麽樣的人，我就寫成什麽樣的人。當時我是卑鄙齷齪的，就寫我的卑鄙齷齪。當時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寫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萬能的上帝啊！我內心完全暴露出來了，和你親自看到的完全一樣，請你把那無數的眾生叫道我跟前來！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讓他們為我的種種墮落歎息，讓他們為我的種種惡行羞愧。”
盧梭說到做到，他把自己不能見人的隱私公之於眾，承認自己說過謊，行過騙，調戲過婦女，偷過東西，甚至有偷竊的習慣；年輕時常常到幽暗的小路或隱蔽的角落裏，遠遠地對著異性亮屁股，以至於被鄉下人追趕。他懺悔自己在一次偷竊後把罪過轉嫁到女仆瑪麗永的頭上，造成她的不幸，懺悔自己為了混一口飯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懺悔錄》的坦率和真誠達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程度，這使它成為一部奇書。在盧梭的身上，既有崇高優美，也有卑劣醜惡，既有堅強和力量，也有軟弱和怯懦，既有樸實真誠，也有弄虛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種市並無賴的習氣。正如盧梭在篇前引拉丁文題詞所言，他的懺悔是“深入肺腑和深入肌膚”的。盧梭的《懺悔錄》是托爾斯泰非常喜歡的作品，他非常稱讚盧梭的誠摯和真實。
中國既沒有一個正經八擺的宗教，於是中國就充滿了悲劇卻絕少悲劇意識。中國的悲劇意識建立在儒家文化“出世”的思想之上，但佛道思想消解了這種悲劇意識。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使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的衝突消解於西方的極樂世界。禪宗的“我心即佛”、“立地成佛”更是消解了我與世界的認知關係。悲劇精神是在困境中的進取精神，是強烈的發展欲望，而“四大皆空”恰恰是這種精神的反動。
一個沒有羞恥心和悔罪感的民族，在它的曆程中自然充滿了罪惡，卻無罪感意識；悲劇在不斷發生，悲劇意識卻被種種無聊的吹捧、淺薄的訴苦所衝淡。有控訴卻沒有反省和懺悔，使罪惡得以重複和擴大。悲劇不能轉化為悲劇意識，再多的悲劇也不能淨化民族的靈魂，使這個民族在歧路上走的更遠。這才是悲劇的真正悲哀！在這片樂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隻有野草般的“控訴”瘋長，卻不見“懺悔的黑玫瑰”開放。一個民族隻知控訴，不知懺悔，於是就不斷上演憶苦思甜的鬧劇。從前是目不識丁的底層大眾，現在則輪到知識分子，這個大師那個權威。他們中的很多人終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句話曾加害於己，卻拒絕回憶自己遠比紅衛兵更早就使用紅衛兵的手段傷害優秀的同類。而鬧騰得最凶的紅衛兵卻絕少檢討自己的打砸搶行徑。隱瞞自己的罪惡，以至於連一些真相都弄不清。更有甚者推諉於他人或推諉於環境，而少從自己的主觀找原因。這一類的“控訴”實質上是一種可憐的補償要求，而不是高貴的正義之情。他們的內心沒有一絲一毫贖罪的願望，所以，他們從來隻控訴別人對自己的不公平，卻絕難承認自己對別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有些人不成樣子羞羞答答的有選擇有意遺忘的反省，充其量僅僅是後悔。因此，在這個擁擠的國家裏，你絕難看到有左拉式的人物左拉式的控訴——為素不相識者的冤屈而控訴，為社會良心的沉默而控訴。那才是真正的控訴。什麽時候能聽到有我們自己的左拉，在十裏長街長嘯一聲“我控訴！”什麽時候這個國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
林彪用“四個偉大”稱頌毛澤東，毛澤東本人也認為他的一生有兩次偉大的革命，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在沒有質樸，沒有善，沒有真的地方，也就沒有偉大。”辛亥之後戰亂頻扔，建國之後災禍連年，徹底的無神論和幾千年無宗教的曆史，是給了中國人徹底的懲罰。
興之所至，一吐為快，姑妄聽之。
順祝文祺，春安。
段幹鉞示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