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 “蒯司令”
1967年夏天，八一學校舉辦“摧毀‘聯動’展覽會”，清華足球隊的幾個人參與展覽會工作，展覽會有來自師大女附中、女二中、女十二中的中學生講解員。年輕的大學生都是二十出頭的毛頭小子，血氣方剛，對異性充滿渴望。我們帶女孩子到頤和園玩，到清華園玩，給她們拍照。隻有師大女附中的女孩兒有氣質，有一個女孩叫田青青，隻15歲，稚氣未脫，是那樣地清純美麗。她喜歡讀小說，穿衣打扮有個性，在大家不敢穿裙子的時候，她竟然穿一條藍色短裙上台講解!
這一年的冬天，同宿舍的時作隆請我到他哥哥那裏畫油畫。他哥哥是一家建築公司的小頭頭，邀我去畫一張三米高的毛主席像。畫畫的地方在西單劈柴胡同，師大女附中旁邊。於是我打一個電話，叫青青來玩。那時候北京胡同有傳呼電話是城市唯一的通訊工具。青青來了，乖乖的，坐在一邊看我畫畫。我給她畫一張素描肖像，領她到西單吃頓飯。這是我的第一次約會,而對青青來說，是找一個帶她玩的大哥哥。
1968年春天，清華園爆發武鬥，我隨大多數學生和老師逃離校園。我的避難地是北京電影學院，那裏有好友洪平，導演係學生。電影學院是很小的學校，在新街口豁口外的小西天，永樂皇帝重建北京城的時代，這裏是佛教聖地。洪平的父親是著名導演洪吳天，洪平演算子承父業。洪平在學校主樓占一間辦公室，為我們倆布置了一間舒適的小窩，藝術的課堂。樓下是貼了封條的圖書館，我們可以隨意索取古今中外文學藝術名著，又有取之不盡的賽璐璐唱片，莫紮特、貝多芬、蕭邦和柴可夫斯基。這些“封資修”“大洋古”的毒草，絕對禁止的藝術品，對我們是完全開放的。更重要的是這裏也是青青溫馨的港灣，她和呂其穎三天兩頭呆在這裏，我們讀書，聽音樂，用電爐燒飯，到太平湖遊泳。
此時的青青蒙昧無知，情竇初開。若幹年以後，青青成了加拿大公民，在溫哥華，她有許多音樂家朋友。她成立的一個幫助中國西部農村貧困孩子的助學基金會，其中許多讚助人是音樂家。初戀確實影響了青青的一生，她學會了很多東西，對文學、戲劇、音樂的鑒賞，她的藝術趣味，她的生活趣味，以及對烹飪的愛好。
無論是書籍還是唱片，我們用過之後送回圖書館。盡管圖書館的大門鎖了，我們是從窗戶爬進爬出的。最後一次偷出一部線裝《金瓶梅》，看完後一把火燒掉了。當時電影學院的造反派發現我們在圖書館的勾當，對門窗做了一番加固，《金瓶梅》送不回去了。
橫梅
青青家在東城交道口香餌胡同，一個誘惑人的胡同名，家裏有母親和兩個哥哥。她的父親是在押政治犯，罪名是“美國特務”。對於這個嚴重而又敏感的問題，我沒有問過她，不願意開口，怕傷她的自尊心。在我和青青相識五年到了談婚論嫁之時，母親為了兒子的政治前途，表示堅決反對。其實，青青的父親曾是一名戰士，他是中國空軍最早一批飛行員中的一員，二戰時期，他數十次飛行昆明至加爾各答的“駝峰航線”。在他刑滿釋放之後，他向我描述第一次飛越橫斷山脈幾乎墜機的驚險，以及從空中看到金沙江、怒江、瀾蒼江，美麗的洱海和大理三塔。二戰結束，他是“中華航空公司”駕駛員，1949年在香港參加“兩航起義”，投入共產黨懷抱。1858年他在香港認識了一個女人。後來，這個女人作為“美國特務”在廣州被捕，青青的父親以同案犯入獄，判刑15年。
1968年8月，我和青青約幾個同伴到雲水洞玩，回來在前門棋盤街遇到同學說“時作隆受重傷”！原來足球隊的時作隆參加清華園武鬥，攻打東區浴室。他攀登雲梯到屋頂，被對方長矛刺中，仰麵跌下，胸椎折斷。我趕到積水潭醫院，運動隊來了許多人，又有“井岡山兵團”眾頭頭，包括“蒯司令”。
我和蒯大富打過幾次交道。
蒯大富是工程化學係學生，出生於1945年，與我同年。他是江蘇鹽城人，而我的出生地是相鄰的淮陰。蒯大富體態健壯，戴眼鏡，大腦殼，目光狡黠，能言善辯。在文革初期，王光美的“工作組”將蒯大富作為“反動學生”批判並關押，使他陡然成為學生領袖，造反先鋒。
我和蒯大富的第一次交道是1967年夏天，我的朋友李磊落在四川被人開槍打死，我在“一教”布置了一個很大的靈堂。李磊落是“井岡山兵團”總部委員，他的死在清華園引起震動，運動初期，打死學生領袖是驚天動地的事情。李磊落也是運動隊的，打乒乓球，乒乓球隊與足球隊合為一個共青團支部。
靈堂布置好，蒯大富來了，帶幾個隨從，威風凜凜。靈堂進門的地方是死者的血衣，放在玻璃櫥裏。正麵牆上是死者畫像，有橫幅“紅衛兵戰士李磊落永垂不朽”。三麵牆上插滿“井岡山兵團”戰旗，每麵旗子的矛尖紮一條黑紗。靈堂布置得莊嚴而有氣勢，蒯大富十分稱讚。
第二次，“總部委員”張雲輝找我，要我立即去工字廳見蒯大富。
張雲輝是動力係學生，外號“小黑”，足球隊隊員。“小黑”英俊瀟灑，除了“總部委員”的身份，女友劉銘茹是“文藝社團”舞蹈隊頭號演員，而舞蹈隊的隊長即胡錦濤先生。在1967年，劉銘茹主演的歌舞劇《井岡山之歌》是清華園唯一的文藝生活。“小黑”的哥哥張雲彰是中央芭蕾舞團首席小提琴手,張雲輝領我到他家，張雲彰有數不清的古典音樂唱片，“小黑”給我放老柴的《一八一二序曲》。在那個時候，“樣板團”首席小提琴手何等威風！張雲彰的琴為意大利名琴斯特拉蒂瓦裏，來自對一位音樂家的抄家，據說中央文革小組參與此事。這個故事被我寫成中篇小說《阿瑪蒂的故事》。
我隨“小黑”到工字廳，那裏是井岡山兵團總部。老蒯出來，原來，他要我給《井岡山報》寫一篇緊急社論，倚馬而待。老蒯口述社論內容，我回到宿舍趕緊寫出來交給“小黑”，寫的什麽東西，今天記不得了，總之是形勢分析之類。
第三次，即在積水潭醫院，與老蒯不期而遇。時作隆是我的室友，足球隊的正印前鋒。他雖是老蒯一派，並不是武鬥隊的成員。這天回校辦事，趕上“團派”攻打東區浴室，眾人起哄把他推上戰場，瞬間摔成重傷。這期間老蒯多次到醫院探視，送來水果之類。在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園之時，老蒯送給時作隆一根火柴，那是毛澤東接見“五大學生領袖”時用的火柴盒中的一根。老蒯畢業的時候，大家到東四恩成居酒家吃分手飯。席間他對我說：
“小胡，你將來一定要寫一部歌頌紅衛兵的小說！”
從1968年至1970年2月，一年半時間，我一直參與對時作隆的護理，在積水潭醫院八個月，回到清華又近一年。時作隆胸椎第四節折斷，高位截癱。幾十位同學參與護理工作，並在他以後十餘年的生命中，每年給他匯款。
蒯大富被分配到寧夏，不久，他在當地被捕。幾年後文革結束，公審江青，蒯大富作為證人出現在電視直播中。又過了十年，我在遼寧鞍山一家國有大企業任宣傳部長，老蒯突然來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老蒯在獄中15年，仍是那樣的自信、敏捷、率性，仍是談鋒犀利，口若懸河。在格爾木監獄，他和幾個學生領袖—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以及同樣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關進一座小院，得到優待。他們可以看書報，看電視，打乒乓球，夥食也不錯。如今在北京，海澱區區長支持他成立“大富公司”，他要投入商海大幹一番。老蒯當年要我寫“紅衛兵”，於是我送他一本《阿瑪蒂的故事》，“蒯司令”作為反麵人物在書中出現。此前我聽說老蒯的婚事：有一個雲南女孩，北大畢業，比老蒯小17歲，千裏迢迢到寧夏找老蒯。老蒯喜不自勝地說：
“還沒有結婚呢！”
同老蒯聊天，感覺他多年與世隔絕，對世事的看法停留在學生時代。除了幼稚，還有他的自戀情結，對於學生時代的懷念。許多“紅衛兵”時代風光一時的人物都有這種自戀情結。老蒯說，雖然“紅衛兵”領袖都是中央文革的牽線木偶，那種感覺還是奇妙而難以名狀。
今人物誌（胡考作於30年代）
“大富公司”的夢想破滅了：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下令將老蒯攆出北京。無奈之下，老蒯應山東篷萊一家農民企業之邀，到那裏任總工程師。
1990年，我在中國三冶公司當總工程師，到煙台黃海鋼廠工地處理技術問題。蓬萊為煙台屬地，以海市蜃樓聞名。我給老蒯打一個電話，欲往蓬萊拜訪。我的車開到老蒯的村子，天已黑，好一番周折找到他家。這一天，他的太太羅曉波回南方老家，沒有見到這位小嫂子。老蒯在他的“鄉間別墅”下廚為我做幾樣海鮮，把酒臨風，暢敘情懷。這一年膠東一帶汽車走私猖獗，家家戶戶院子裏停滿韓國汽車。老蒯說道：
“這種事我不會幹的，當局也不會坐視不管！”
蓬萊隻有“海市蜃樓”，不久，老蒯離開蓬萊到深圳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