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 張姨
張姨叫張敏玉，她是電影界的人，由戴浩介紹給父親。戴浩叔叔是二流堂人物，50年代住北京東單棲鳳樓，父親帶我到他家去過。他的女兒叫小毛頭，是我育才學校的同學，長得特別好看，長大以後精神失常了。這裏有遺傳因素，小毛頭的媽媽虞靜子在50年代就精神失常了。戴浩叔叔愛說笑話，很風趣。打成右派仍是嘻嘻哈哈的，本性難移。他頭上是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帽子。60年代初，了解他的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叫人傳話給戴浩，叫他寫一份檢查，即可同時摘掉兩頂帽子。戴浩謝絕了。他認為一切罪名都是“莫須有”的。1973年戴浩給父親寫信，叫父親到北京去同張敏玉見麵。早在20年前，父親同張敏玉有一麵之識，那時《人民畫報》社組織周末舞會，張敏玉來跳舞，也是戴浩領來的。
張敏玉的父親是上海灘上著名人物，名叫張石川。他與鄭正秋同為中國電影第一代導演，又是明星電影公司老板。張石川21歲導演短故事片《難夫難妻》，是中國電影的開山之作。明星公司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最大的電影公司，張石川捧紅了胡蝶、阮玲玉、周璿等明星，拍過《火燒紅蓮寺》、《啼笑因緣》等一百多部電影。張敏玉三歲上銀幕，六七歲是電影舞台上的童星，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她。
1984年在胡考家聚會（左起：胡考、魯少飛、龔誌芳、葉淺予、丁聰、黃苗子）
張敏玉1924年生於上海，她的前夫叫吳紹澍，做過國民黨的大官。吳紹澍曾經風光一時，抗戰勝利後他是蔣介石派往上海的接收大員，後錢大鈞為上海市長，吳紹澍副市長。他又是蔣經國嫡係，參加小蔣的“打虎行動”。1947年吳紹澍與張敏玉結婚，小蔣參加婚禮。1949年在上海起義，變成“起義投誠人員”。解放後他不再風光，隻任交通部一個小小的“參事”，而張敏玉在文化部電影局電影資料館工作。1957年，張敏玉劃為右派，吳紹澍也劃為右派，嗣後他們離異。
胡考與張敏玉在長城
張敏玉與吳紹澍生有一女，名叫吳小羽，但是母女之間的關係並不和諧。原因是文革初期吳小羽帶紅衛兵抄了母親的家，並動手打了母親。紅衛兵在東四竹竿胡同的小院裏挖地三尺，尋找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材料。吳紹澍做過國民黨的高官，張敏玉是“民革”成員，一家子國民黨。紅衛兵抄走張敏玉母親和她自己的兩大包首飾，幾乎是她們的全部家當，再也沒有找回。女兒打母親這樣的事情十分可怕，在那個年代，非人性的事情總會發生。張敏玉劃的是“極右”，開除公職，在街道勞動，所幸沒有離開北京。文革結束以後，母女修複了關係。
張姨和父親結婚以後，一心一意服侍父親。她不到50歲，身體很好。她在50年代初打排球，打北京女排，代表首都參加全國比賽。前幾次我到幹校，有一件事是為父親拆洗被褥——那時候沒有被套之類，被褥是用針線縫合的。張姨來了，不用我做了。經過幾十年磨練，“大家閨秀”變成勞動能手。和父親結婚以後，張姨專心研究烹調。她本不擅長此道，後來竟然成為此中高手，在父親的朋友圈子裏，在老“二流堂”的饕餮之徒中，張姨的烹調技藝頗受稱道。90年代她在一家生活雜誌上開專欄，每次介紹一道菜。有一次，我到竹竿胡同看父親，進門先問張姨，父親笑著說：
“你張姨去買鰣魚啦！”
70年代末的北京，菜市場裏偶爾買到鰣魚。張姨挎個菜籃子，為買鰣魚跑遍北京城。今天，產於長江和富春江的鰣魚已經絕跡。張姨是熱情開朗的性格，十分好客。在幹校，她和周圍的人相處得很好。她喜歡幫助別人，以此為樂。
父親贈張姨的詩，以三首七律最佳。第一首寫的是秋天：
秋雨場場為轉涼，懶撕日曆到重陽。曲忘詞句還記譜，詩贈離情急就章。宜我三朝留枕席，依他百囑添衣裳。可憐今夜孤燈夜，風嗑誰家未扣窗？
當時張姨往來於唐山北京之間。張姨不在，父親自有思念與別離之苦，這是詩人最喜吟詠之事。第二首是送別，情意更見深沉，詞句更見精妙：
去時履印歸時痕，亦送行人亦送春。杯淺不應寄語淺，更深無與離情深。風傳散子岩生草，水涮平坡樹曝根。但得山河存記憶，道旁楊柳某時辰。
頸聯（第三聯）的一副對子，父親非常喜歡。有一次我和父親在古冶的郊外散步，看到水溪旁的槐樹，粗大的樹根曝露著。父親說，這是一句好詩。後來看到七律，恍然大悟。“風傳散子岩生草”，即是多麽艱難的環境，生命的種子還是會生根發芽；“水涮平坡樹曝根”，用一句俗語說，便是“日久見真情”了。80年代父親住到北京西城二裏溝，他把這副對子寫成行書掛在牆上。尾聯中的“某時辰”也是妙語，是模糊化的現代藝術思維。
第三首是這樣的：
清明雨後更清明，似覺春空任吐呑。堤上楊槐經年長，林中香菌脫宵成。閑拋歲月千行淚，收得心田一茬情。野草有名人不識，看人行事盱人行。
“一茬情”的“茬”字是北方鄉村土語，這是作者找到情感和心靈歸宿的一聲歎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