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 敖漢旗
1972年初，也就是“林彪事件”發生半年後，母親和小妹妹離開李家營子，搬到敖漢縣城。
敖漢縣城是個兩萬人口的小鎮，大部分土坯房，紅磚和青磚是好房子，最高兩層樓。地處沙漠的邊緣，樹木很少，整個城鎮一片灰暗，了無生機。
紡線（胡考作於1946年）
母親的家也是一棟土坯房，也是一間半，比李家營子的房子略大些。這裏不燒牛糞燒煤，相鄰的北票縣出產品質極好的煤炭，黑亮的無煙煤。住在敖漢最大的好處是有肉吃，羊肉隻一毛幾分錢，隨便吃。在鞍山，在遼寧其它地方，每個月發油票、肉票，每人隻三兩油三兩肉。遼寧省“革委會”主任陳錫聯上將，老百姓叫他“陳三兩”。70年代絕大多數中國人營養不良，一臉菜色。所以我們兄弟姐妹每次回家，可以大量補充營養，容光煥發。春節以前，母親買幾十斤肉等我們回家。母親還托人到北麵的翁牛特旗買奶酪，當地叫“奶豆腐”，不脫脂的，油性越大越好。每次從敖漢回鞍山，我帶的也是肉和油。那年我當段長，一次工地午餐，我拿出一個大飯盒請客，二斤雪白的豬油，你一勺我一勺吃得好不開心。多年以後，還有人提起豬油的故事，成了美好的回憶。
母親到縣文化館上班。文化館六七個人，主要工作是組織“烏蘭牧騎”在全旗的巡回演出。內蒙古的“烏蘭牧騎”是半專業的基層文娛單位，是縣辦小型文工團，文革期間名噪一時。演出的節目是完全政治化的，如《草原英雄小姐妹》之類，專業素質很差；演員走村串鄉十分辛苦。
母親還是做文化宣傳工作，組織報告文學之類。我去過文化館，那裏有幾百本書，借來讀。在文革期間，書籍少得可憐。有一次，文化館來了一個女孩兒，二十五六，擺出領導的派頭，氣指頤使。母親隻有點頭稱是。來人是新上任的旗“革委會”副主任，年輕的“造反派”，小學文化程度。文革時期打破一切常規，村支部書記可以當政治局委員，紡織女工可以當國務院副總理。
母親和胡愛農（1978年攝於沈陽）
胡愛農到鞋廠做工，算是有了工作。
插隊幹部中有一個做學問的人，寫了一部書稿，《魯迅評傳》，拿來請母親指教。這人叫彭定安，四十多歲，文質彬彬。他是江西鄱陽人，下鄉前是《遼寧日報》的文藝編輯。他的哥哥叫彭濤，“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人，50年代第一任化工部部長，四十幾歲因癌症去世，是英年早逝的政治明星。母親把《魯迅評傳》手稿給我看，確實寫得不錯，下了很大工夫。彭定安的家在母親家後麵一排土坯房，於是我到彭家坐坐，和彭叔成了文學的談伴。我當時很想寫東西，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又寫了一篇報告文學，題材是鞍鋼的建設。我把這些不成型的作品拿給彭叔看。當時唯一的文學期刊《萌芽》在上海。在毛澤東時代，我們這個社會成為數百年來最為封閉的社會，晚清時代還有半開放的“洋務運動”，民國時期是全麵的對外開放，真正的百花齊放。焚書坑儒，毛澤東說他超過了秦始皇。
我把短篇小說投給《萌芽》，《萌芽》退回了。《鴨綠江》複刊後，我用報告文學投稿，也退回了。彭叔說：
“你的文學底子好，總會成功的。”
從此，我的文學生涯一直在彭定安的注視之下。1979年，我發表了處女作《阿瑪蒂的故事》，第二年，我以此作當選遼寧省作家協會理事，而彭叔也是新當選的理事，我們同時走進作家的沙龍。以後，我每有新作，彭叔皆熱情鼓勵，為我的長篇小說《太陽雪》兩次寫評論。彭叔的《創作心理學》開辟了文學研究的新境界。彭叔縝密而深邃，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80歲的2008年，他這樣回答記者的采訪：
“在我對當前文學的接受中，時不時會感歎：一麵是中華大地亙古未有的社會變革、曆史進步、文化轉換、人性進化；一麵卻是如此疏離的、冷漠的、淺薄的敘事！那些震顫靈魂的社會流動、人生浮沉，都付諸流水。對於文學來說，失去這樣巨大豐富的敘事對象，等於失去生命。我們需要巴爾紮克所說的‘曆史的書記’、托爾斯泰所說的‘寫人民的曆史’、魯迅所說的反映‘中國的人生’的作家與作品。”
彭定安的話說得多麽好啊！
1974年《鴨綠江》複刊後，組織全省創作，母親代表敖漢旗到沈陽開會。母親在沙窩子裏五年後第一次回到省城，來到她創建的雜誌社，見到當年的老同事。母親住太原街東北旅社，我從鞍山到沈陽看母親。和母親一起來的有一位青年作者，名叫金河，敖漢本地人，比我大一歲。他說遼西話，還帶一點兒蒙古腔，有幾分滑稽。我和金河住一個房間。十幾年後，我的這位朋友以短篇小說名揚海內，他當上遼寧省作家協會主席，而我和彭定安先生同為副主席。
我讀過“The Unquiet Ghost”, 描述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大清洗。它也是我女兒高中的指定精修曆史書籍。您的文學素養極好，寫得如臨其景。我們的子孫後代們是不可能 能夠讀懂中文書的。但是他們需要了解那段曆史，理解社會和人性等某種特殊時期的狀態。
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孫子們能夠將來讀您的書，那麽也隻能是讀英譯版的。
您是不是還有個弟弟在北京的冶金研究單位工作？沒看到在文章裏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