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梁效”寫作班子
1968年7月27日，北京數萬工人開進清華園，包圍兩派總部和所有武鬥據點。第二天淩晨，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蒯大富等五大學生領袖，說，“現在是輪到你們革命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至此，“紅衛兵運動”宣告結束，全國所有高等學校由“工宣隊”接管。清華“工宣隊”負責人並不是工廠裏的工人或者幹部，而是江青的親信遲群、謝敬宜，來自8341部隊。這也符合傳統，曆史上“禦林軍”參與政治的事情屢見不鮮。
工宣隊進校的第一年，我以護理時作隆為借口，躲避了許多政治活動。當時所謂“鬥批改”，目標是各係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學生們批判、鬥爭、政治學習從早到晚，有時半夜起來聆聽“最新最高指示”。我和幾個同學把時作隆弄到二號樓一個大房間，這裏便於輪椅出入。時作隆是意誌堅強的青年，對政治局勢有獨特見解，並用樂觀精神麵對護理他的同學。土木建築係對梁思成、吳良墉、莫宗江等老教授的批鬥會，我一場也沒有參加；工宣隊要求每個學生背誦“老三篇”，我一篇也不會背。和青青見麵的機會少了，在電影學院當“逍遙派”的好日子一去不複返。有一天青青到清華找我，說，女附中組織去雲南插隊，她想去。雲南？那不是天邊嗎？那不是蠻夷之地嗎？不去不去！
到了1969年夏天，我借口護理時作隆躲避班級政治活動已不可能，因為兩個年級的學生統統到門頭溝清水澗工地勞動。母親在信中說，她也在鄉下勞動，在盤山縣修水利工程，遼寧省直屬係統的幹部下去幾萬人。胡小米下鄉插隊到西豐縣，胡小林下鄉插隊到清原縣，胡小妹由鄰居代為照看。母親得了黃疸性肝炎，體重隻70斤，在工地燒飯。沈陽三派的鬥爭總算平息，成立“革命委員會”，幾萬幹部將被攆到邊遠地區。父親1967年從“牛棚”到古冶區勞動，一直呆在那裏。
在清水澗工地，我給青青寫了一封信，表達我的愛意。我惴惴不安地等待回信，就像等待法庭的生死判決。不久，青青回信了，她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坐在工地食堂看完信，頹然仰在椅子上，額上冒出汗珠。同班紹剛是知道我愛情秘密的人，後來他對我說：
“你臉白得像死人一樣！”
我又寫了很多信，卻是再無回音。我幾乎崩潰，痛不欲生，隻有紹剛安慰我。年輕人精神分裂，百分之一百源於失戀，我也走到危險的邊緣。
1969年9月，我被選進“清華大學寫作組”，也就是顯赫一時的“梁效”寫作班子。土建係推薦了兩位學生，我和吳碩賢。吳碩賢比我低一班，他是1965年福建省“高考狀元”，入學時候受到蔣南翔校長接見的，長了一雙聰明而又閃亮的小眼睛。
寫作組初建，隻十幾個人，地點選在航空係館，一幢老式二層樓，大家工作住宿都在這裏。寫作班子負責人來自工宣隊，而遲群、謝敬宜親自抓。遲群30多歲，穿軍裝，此前是8341部隊宣傳科長，出任北京新華印刷廠革委會主任兼軍代表，派頭超過兩年前的“王關戚”（王力、關鋒、戚本禹）。謝敬宜是不到30歲的年輕女人，也穿軍裝，也來自“禦林軍”，行為舉止模仿江青，扭捏作態。她在大禮堂的主席台上總是側過身子，從不正麵麵對台下，以示與眾不同。這兩個政治新星經常到航空係館，一坐就是半天，和我們討論選題，討論提綱，討論初稿，認真而裝腔作勢。他們倆看樣子中學文化水準，對曆史一無所知，即是文革前文藝界的曆史，他們也全然不知。但是毛澤東說“文盲也可以當皇上”。中共“九大”剛剛開過，遲群指示，集中火力批判“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痛打落水狗。
寫作組出手的文章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發表。說來也巧，分配給我的第一個選題就是“周揚”。一個月以後，我和吳碩賢成為寫作組最主要的“筆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