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燒了一把火
1961年我從育才學校初中畢業。北京市教育局實行“金銀質獎章”辦法，即初中三年每一門功課的成績均為5分的學生獲得“金質獎章”，每年僅有一門功課成績為4分其餘功課均為5分的學生獲得“銀質獎章”。獲得金銀質獎的學生保送高中。九年三班有三個孩子具備獲得“金質獎章”的條件，兩個女生和我。兩個女生中有一個叫司馬小萌，她爸爸司馬文森是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文化參讚，寫過長篇小說《風雨桐江》。司馬小萌是我暗戀的女孩，廣東人模樣，聰明而俏皮。班主任老師宣布我為“金質獎章”獲獎者，可是校長頒獎的時候，隻給我“銀質獎章”，其中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位於海澱區圓明園遺址的101中學是幹部子弟高中，也是育才學生向往的學校，我們無一例外報名101中學。可是101中學不要我這個右派子女，我被分配到人民大學附中。他們都去了101中，包括司馬小萌。
我讀小說是從小學四年級開始的，讀的是貫華堂本《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五年級讀中國當代小說，第一本是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接下來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旗譜》，等等。當時國內的長篇小說一年隻有三五本，所以每一本都讀。到了六年級，父親說：
“你該讀《紅樓夢》了。我九歲的時候，你爺爺叫我讀《紅樓夢》，他七歲就讀了。”
家裏有很多版本的《紅樓夢》，最好的一套是《脂胭齋重評石頭記》，宣紙本，“脂評”的文字套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隻印了200套，被阿英借去不還。
在育才學校，規定有一小時午睡。每天中午我躺在床上看書，老師來查房，就把書掖在枕頭下，裝睡。這是一個壞毛病，好在沒有近視，卻讀了不少書。中國現代小說讀完了，就讀古典小說、外國小說，有什麽讀什麽。洪平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讀書的夥伴。他的父親是著名導演吳天，拍過《國慶十點鍾》等幾部電影。我和洪平總是搶書讀，他不愛運動，有點像小書呆子，讀書比我多。
父親母親早知道我的興趣。我給父親寫信，向他述說我想當作家的理想。信寄到“黑龍江省虎林縣850農場4分場”，那裏是黑龍江、烏蘇裏江、鬆花江的三江平原，又有完達山和原始森林。聶甘弩先生《北荒草》有句：“龍江打水虎林樵，龍虎風雲一擔挑。”他的詩情畫意的描寫，掩蓋了嚴酷的生活。父親的信寥寥數語，隻是報平安的話，沒有談到我的理想。他自顧不暇。
1962年我在人民大學附中上高一。人大附中在海澱區黃莊，人民大學北側。學校的前身叫“工農速成中學”，是人民大學預科，學生大多是戰鬥英雄、勞動模範。登山英雄屈銀華是我的校友，他登上珠峰，十個腳趾全部凍掉，用腳後跟走路。那時的人大附中是海澱區的二流學校，如今，我的母校在全北京排名前三名。
我有一輛“飛鴿”牌自行車，從和平裏到黃莊走北三環路，半個多小時。那時候這條路不知道叫什麽名字，路邊都是農田，唯一的建築物是大鍾寺。
一部蘇聯小說完成了我對文學理想的自我設計，這部書叫《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上中下三本，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寫的是二戰末期在遠東庫頁島修建輸油管道的故事。作者阿紮耶夫，寫完小說隻25歲。他畢業於列寧格勒工學院，一個工科學校的畢業生，對大工業項目有更多了解，更內行，更深入，表現得更自如，阿紮耶夫是我的榜樣！我想，我的文理科成績都不錯，將來可以報考文科，也可以報考理工科。我這樣想，非常興奮，把我的想法寫信告訴母親。母親回信說：
“隻要你努力，總會成功的！”
高中我的最要好的同學是同班的商傳，我們有共同的愛好，美術和文學。商傳的爸爸是北大曆史係教授，叫商鴻逵。商伯伯是二級教授，研究明清史，是孟庸和王國維的學生。商傳家在中關村北大的教授小區，清一色的獨幢house，家家有小院。商傳家的小院有兩株梨樹，春天白花一片。我每個星期都去商傳家，那是我度周末的地方。商伯母做的飯好吃極了，她那時四十出頭，年輕漂亮，就像二十多歲。商傳的姐姐叫商端，弟弟叫商全，一個“端”，一個“傳”，一個“全”，名字是這樣起的。商端是大學一年級學生，商伯母送女兒入學那天，一個高年級男生負責接待新生，他以為來了姐兒倆，迎上來問道：“二位誰入學？”有趣的是幾年後商端嫁給了這個男生。商端中學時候是師大女附中的尖子，可歎被當作“白專典型”批判，沒考上好大學，心中充滿怨恨。那麽漂亮的女孩兒，一說話就想發火，似乎每個人都有欠她幾吊子錢。商伯伯呢，50年代就被整怕了，在家裏也是一副謹小慎微的樣子，好像頂棚隨時有東西掉下來砸中他的頭。為了一篇關於賽金花的文章，商伯伯檢討了無數次，他是在吹捧“和八國聯軍總司令睡覺的妓女加漢奸”嘛。商傳的家給予我許多的溫馨和歡樂，也給予我許多的知識，他家有讀不完的書。
我開始嚐試寫小說，寫中學生，寫班級中有趣的同學。一開頭就寫了好幾萬字，寫得興致勃勃。在讀了《古詩源》、《李白詩選》、《杜甫詩選》、《唐詩別裁》、《唐宋詞選》以及王力先生的《詩詞格律》之後，我也學寫舊體詩。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守著北京的皇家園林度過的。住北長街守著北海公園和中山公園，上育才學校是先農壇和天壇。上人大附中是圓明園和頤和園，描寫這些園林再自然不過了。這首詩得到父親誇獎。
在我逐漸對政治有所了解之後，美好的理想蒙上陰影。57年有許多人因文字而獲罪，60年代初又有對“寫中間人物論”的批判，對小說《劉誌丹》的批判。家裏有一本內部資料，是關於帕斯捷爾納克和他的《日瓦戈醫生》，總之作家難過政治關，對他們隻有批判批判再批判。為什麽作家總是命運多舛呢？
1962年春天發生了一件事，因為我闖的禍，改變了全家的命運：我在作家協會宿舍燒了一把火！也許，不是這一把火，母親不會到東北，我也不會大半輩子生活在東北：也許，不是這一把火，父親和母親不會離婚。
王伏珍阿姨回湖南老家以後，我要安排弟弟妹妹的生活，每天往家跑，洗衣做飯。大妹妹上北新橋的女二中，弟弟在和平裏小學，小妹妹還沒上學，在雍和宮旁邊的作協幼兒園。這一天我從學校趕回家，先到幼兒園把阿布接回家。這一年作協幼兒園出了一件大事，即阿姨把一個不聽話孩子鎖在小屋裏關禁閉，忘了，幾天後孩子死了。這真是一件不祥的兆頭。這一天小妹妹發燒，我給她吃藥，叫她睡下。晚上，我用電熨鬥熨褲子，小妹妹哭了。我到床上拍她睡覺，我也睡著了。睡夢中有人砸門，並高聲叫喊。我打開裏屋門，濃煙撲麵而來。我打開外屋門，一股火苗竄起來！我急忙抱起小妹妹向外跑，知道是電熨鬥惹了禍。樓上是作家古立高，古立高的母親80多歲，被濃煙嗆了，發現樓下出事。
經鄰居撲救，避免了一場火災，隻有我家燒得一塌糊塗。我趕緊給母親寫信，信剛剛發出，母親就回來了。原來周揚得知戈揚的兒子在作家協會宿舍燒了一把火，立即叫秘書打電話到懷來縣委，把母親叫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