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大饑荒
一年之後，一切偃旗息鼓，所謂“三年困難時期”，說白了就是“大饑荒”來了。
第一件事是發糧票。發多少呢？班上有兩種標準：老育才生32斤，新育才生30斤。育才學校從58年開始招收天橋一帶普通市民的子弟，打破幹部子弟學校的框框。老育才生是從小學升上初中的，都是幹部子弟，新育才生是市民子弟，這就造成了不平等。第二件事是吃“代食品”，如野菜、榆錢、樹葉和人造食品。孩子們正在生長發育，沒有肉沒有油沒有菜，隻靠32斤糧是不夠的。第三件事是停止劇烈的體育運動。我在宣武區少年隊參加北京市少年足球比賽後，不再踢球，先農壇體校也停課了。
母親從涿鹿縣調到鄰近的懷來縣，懷來縣的縣城叫沙城，在官廳水庫邊上。沙城的“沙營葡萄”最有名，形狀如同新疆的馬奶子葡萄。80年代初，沙城建立長城葡萄酒廠，生產出中國第一瓶乾紅葡萄酒。但是在大饑荒的年代那裏沒有葡萄酒，雖然離北京不遠，卻是窮鄉僻壤。母親回來的次數多了，給我們買“高價餅幹”。“高價餅幹”十塊錢一斤，母親的工資從196元降到138元，而右派“摘帽”之前，隻發幾十元生活費。一年前聾叔叔領我到前門外“老正興”隻花一塊零幾分，一年後的“高級飯館”，一個普通炒菜15到20元。這樣的通貨膨脹隻有戰爭年代才會發生，可是它發生了。我們到大同酒家吃古老肉，大同酒家從東四搬到華僑大廈，華麗的餐具，做工精細的菜肴，統統不見了，人們為買一個菜一塊點心排起長隊。有一次我在大柵欄買到兩罐豬油罐頭，特別高興，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罐頭！
關於大饑荒的曆史，許多專家都有研究，餓死的人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這是一場人為的災難。
母親病了，先是腿上浮腫，按下去一個坑，後來是黃膽性肝炎。母親寫道：
“食堂的夥食越來越差，一兩糧票一大碗粥，盡管那粥裏是糠、菜幫子和苞米杆子麵外加一點苞米麵，可誰也不肯放棄。吃幹糧就是糠窩窩，一兩糧票一個。所謂‘苞米稈子麵’，是一種新的創造。那就是把苞米稈剝幹淨葉子，砍去頭尾，用中間的一段，帶皮磨成麵。你想想，在糧食中苞米已經是營養較差的了，稈子還有什麽營養？可是它還有一點粘度。有粘度的東西就可能有營養價值，所以各個食堂雷厲風行，都這樣做，至少它還可以起到撐肚子的作用。
“有一天，我們去食堂吃飯，未進食堂門，遠遠就聞見一股苦味。有人說：‘這是煮的杏樹葉兒呀！’我問：‘什麽杏樹葉？’那人說：‘你可沒吃過，比藥還要苦哩！那是榆樹葉被吃光了，沒辦法才吃的。’到食堂一看，果然是杏樹葉粥。
“大家看到杏樹葉粥臉都焦黃，顯出不能下咽的樣子。當我端著一碗枯黃的，湯不湯水不水的東西上桌時，一股苦味直往鼻孔裏鑽。我低頭細看，真是杏樹葉兒，圓圓的，我在水溝村見得太多了，不過那是綠的，這是黃的。這就使我想起了杏如何甜，在水溝村時，路上要是遇見有人往家挑杏兒，都要停下來，抓一把塞給我說：‘嚐嚐我這杏兒甜甜？’尤其是那回水溝兒的大娘和蘆四給我的印象太深，他們留給我的‘大紅袍’和‘象牙白’，多麽甜！情意多麽厚！我再也不想吃世上的其它杏兒了。杏兒這麽甜，杏葉怎麽會這麽苦呢？我不相信。
“也許碗裏的杏葉粥已經不冷不熱，也許是由於我太餓了，我便將碗裏的杏葉粥一口一口地喝下去，連湯帶水都喝光了。
“……我的身體又壞了許多，瘦和浮腫不用說，又加上一條：肝區隱隱作痛。這種痛並不厲害，但是痛起來是全身性的，四肢疲軟，不能做任何事，而人是極度的清醒，感到自己是透明的，如同水晶，而意誌卻極度的消沉，好像死了一般。”（戈揚：《大饑荒的日子》）
不管怎麽說，我家的經濟條件算是好的，瘦死駱駝比馬大。三年大饑荒，全家買吃的買糧票，父親買毛皮上北大荒，再多的積蓄也經不住花呀。母親是勞累過度才得了病，她是工作狂，即使戴著右派帽子，即使做微不足道的工作。母親得到的回報，就是在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
父親在北大荒，三年的大饑荒是非常難熬的，特別是那些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右派。父親患胃潰瘍，卻一次到鎮上出差吃掉四斤死馬肉，確是餓極了。
李銳在回憶錄中寫到胡考：
“跟我同時，被打成右派的王懷安和畫家胡考在850農場勞改，兩個人有一天來看我，我就把大姐寄來的餅幹分給他們吃。王懷安到現在還記得這件事，感激莫名。他們的生活比我還糟糕。右派剛到北大荒，沒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帳篷。冬天來了，零下三十幾度，滴水成冰，勞動還要表現好。”
父親晚年的一首詩寫到北大荒，是他詩中唯一寫到的北大荒：
竹筯新嚐鸚嘴菠，素簷趕築燕泥窩。嶺南風勢綠楊少，極北流邊白樺多。既恨年華易逝去，複愁時日難消磨。人生自是長矛盾，今苦幽居昔奔波。
“極北流邊”，那是多少右派的苦難日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