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住進少帥府
1962年和1963年發生了許多重要事情。在國內，大饑荒接近尾聲，農業生產漸漸恢複。“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對經濟問題作自我批評，隨後他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反擊劉少奇。誰也沒有想到，毛澤東的好鬥性格導致幾年後一場驚天大內亂。在國際上，中蘇兩黨公開論戰，社會主義陣營徹底瓦解；古巴導彈危機使冷戰達於極點；肯尼迪總統被刺殺。我十分關心局勢，每天中午到圖書館看報紙雜誌。
在父母走後一個月，我和弟弟妹妹放暑假了。除了路費，父親特別留下200元，叫我帶弟弟妹妹吃一頓。於是我們到北京飯店，在大廳落座。牆上有一個大招牌：“譚家菜遷入北京飯店”，那是吃不起的。據說是周恩來的指示，譚家菜從菜市口遷來，主廚是譚家的燒火工彭長海——譚家三姨太從河北鄉下招來孩子，成了譚家的傳人。我們三個孩子在北京飯店大吃一頓，這一年物價回落不少，手裏的錢吃得不錯了。這可是1962年啊，大饑荒還沒有過去。
到了沈陽，我們的新家在沈陽老城大南門，即張作霖的帥府園。帥府園是一個大院子，省圖書館和省檔案館占據辦公區，作家協會和文聯占據生活區。生活區有三幢樓，文聯在大帥府，作協在少帥府，還有一幢前小樓，過去是下人的房子。趙四小姐樓在帥府園的大門外，歸沈陽市文聯，後來是《芒種》雜誌編輯部。人們看到這幢小樓，恐怕就會想起少帥的名句：“自古英雄愛美人，我愛美人似英雄。”大帥府和少帥府都是西洋式建築，四層樓，院子裏有假山、魚池、花圃。大帥府貼白色麵磚，配綠色琉璃，就像土財主的大宅，很難看。少帥府好看，用紅磚砌築，是嚴謹的西洋建築。少帥府有兩個大門，兩個門廳，每個門廳擺一張台球桌。這裏的幾十個房間，彼此通連，每個房間均有兩三個門。張學良有許多臥室，每天住哪一間臥室，外人不得而知，以防刺客。
這是一個安靜而舒適的小院，羅烽伯伯每天在樓下打彈子，是四個球的“開倫”。幾年前，聾叔叔帶我到東安市場打過“開倫”。羅烽打得有模有樣，他穿西裝背帶褲，黑色絲綢馬甲，頭發打了蠟，一副紳士派頭。
沈陽很大，又髒又亂，破敗不堪。從大帥府出來，走200米即是努爾哈赤的皇宮。同北京故宮相比，這裏就像農家小院。再走幾百米是第二大商業區中街，有兩家大商場是日本人建的老房子。南門外有小河沿公園，兩隻老虎，幾隻猴子。第一大商業區太原街，小孩子的糞便就拉在聯營百貨公司的大門口，叫路人掩鼻。沈陽比較像樣的公園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陵墓，北陵和東陵，不比北京明十三陵差。
遼寧作家協會是老幹部成堆的地方，作協主席馬加行政九級，在作家中很高了。馬加為人厚道，不善言辭，有點木訥。他高舉《講話》的大旗，各次政治運動碰不到他，在作協主席的位子上坐了40年，正像他小說名字，《開不敗的花朵》。馬伯伯喜歡下圍棋，80年代我在作協當專業作家時候，同他下過一次，他的滿盤棋子沒有一塊是活的。他最喜歡釣魚，可是釣魚把他害苦了。一次釣魚水流湍急，大兒子不小心掉進水裏，被漩渦卷走，馬加的弟弟跳下去救人，兩個人都死了。作協還有比馬加級別高的，八級，他是羅烽，可惜打成右派。羅烽在延安整風期間有一句名言：“還是雜文時代，還是魯迅筆法。”這句話作為反麵教材寫進毛澤東的《講話》。遼寧作協1957年打右派的有“羅舒白”外加蕭，羅烽、舒群、白朗、蕭軍，名氣都不小。羅烽和白朗是夫婦，女作家白朗憑小說《為了幸福的明天》得到“文藝一級”，是全國唯一的“文藝一級”女作家！丁玲應該評一級，可是她不要。白朗這可就遭人忌妒啦！她又是漂亮女人，上大學時候就發表小說，是“美女作家”。白朗的“文藝一級”是她打成右派的重要原因。舒群行政九級，他和羅烽“九一八事變”前後入黨，如果不搞文學，官位肯定大得多。搞文藝是做不了大官的，可憐他們不但沒有得到拔擢，反而成了階級敵人！蕭軍不用說了，延安時代就是另類，和王實味差不多，1957年當右派後又打成“反革命”。母親去沈陽的時候，蕭軍在監獄裏，直到80年代初，母親和蕭軍住在北京團結湖同一幢樓裏，我才見到蕭軍。還有思基、方冰、師田手、蔡天心、慕柯夫、謝挺宇、韶華，都是資格很老的。
羅烽打彈子氣宇軒昂，派頭十足，儼然一個將軍，借用一句東北土話，“倒驢不倒架”。這些東北文化人呀！
戈揚和小胡、小林、阿布於沈陽大帥府（攝於1964年）
我家在少帥府的二樓，對麵是編輯部的範程、趙玉秀，和韶華家一門相隔。門是封死了，但是不隔音，聽見韶華家裏說話。前麵說了，少帥的各個臥室是相互聯通的。白朗經常來找母親聊天，她的心情比較低落，母親要開導她。而在十幾年前，母親和白朗一同乘火車去莫斯科，要坐一個星期的火車。母親的回憶錄中有一段有趣的描寫：
“動身前，我和白朗各買了半磅毛線，一紅一綠，上車就織毛背心。白朗織紅的，天天織，已經織好；我織綠的，也是天天織，卻才織了一半，兩人拿出來一比，我將紅的穿在身上一試，說道：‘正合適！’便將綠的推給了她。白朗笑道：‘你真壞！’她就把綠的收去。在年齡上她比我大三歲，隻好原諒我這個妹妹了。但是她織得快，到莫斯科前綠背心也織好了。”
想到過去的幸福日子，兩個“右派”女人真是不堪回首啊！
母親調到任刊物的編輯部主任，主編思基。文學刊物叫《文藝紅旗》，大躍進色彩的名字。
父親在沈陽住了一個月，他要回北京，到外文局報到，分配工作。周揚把母親調到沈陽，卻不調父親。他認為胡考冥頑不化，黨需要的是“齒輪和螺絲釘”，不需要自由化的人。父親還沒有摘掉右派帽子，他和母親吵架的時候說：
“摘不摘帽子無所謂！”
母親十分惱火，這樣重要的問題，這樣的大是大非，居然無所謂！
------------
人在思想上做到這點就可以了。
關鍵可怕，並引起罪惡的是生產資料公有製，所謂公有也是被一小撮人掌握的。
因為人依賴於肉體的局限性，雖然“摘不摘帽子無所謂！”，但是“有沒有吃的就有所謂！”了。
集權控製的生產、生活資料的公有製，是產生罪惡權力的根源。
問題是，集體和個人，哪個是目的，哪個是手段？
按說，個人是目的，有自主意誌的最小個體應該是目的。
集體的組合形式是實現各個個體生命目的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