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張仃的兒子
1962年春天，父親母親和小妹妹準備先去沈陽，我和胡小米、胡小林要等到放暑假。
臨行前父親叫我到張仃叔叔家。他怕張仃不認識我，寫了一張字條，“命小犬往拜”，叫我去拿幾條香煙。張仃沒有劃右派，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享受“特供”待遇。在“大饑荒”時期，“特供”是按級別嚴格劃分的。父親與張仃相識於延安，1940年他們結伴從延安到重慶，一起住進唐瑜的“二流堂”。
其實張仃的兒子張郞郞是我育才學校同學，一起踢足球，他對我的球技很折服。後來他上101中學，在那裏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張郞郞長得白裏透紅，是膽汁質容易衝動的孩子，患先天性心髒病。一次他心血來潮跳進冰水玩冬泳，頓時人事不省。有一個高年級學生把他救上岸，背到校醫院。郞郞蘇醒後發現救命恩人十分麵善，便抓住他的雙手大聲說：
“你是我的哥哥！你是我的哥哥！”
原來郞郞有一個哥哥。延安時候張仃和太太陳布文鬧離婚，把兒子送了人。後來兩人重歸於好，生了郞郞。郞郞知道自己有一個哥哥，不知今在何方。偏巧101中學救人的孩子出生在延安，他的父母不是親生父母。在他三歲的時候，一天睡在窯洞裏，媽媽以為孩子睡著了，對客人說，“這孩子是抱來的”。三歲孩子記住這句話，十幾年從來沒有對父母說破。他的父母是延安老幹部，在哈爾濱工作。於是郞郞把“哥哥”帶回家，陳布文阿姨見了說：
“沒錯呀，是我生的！”
“哥哥”同哈爾濱的父母通了消息，確認了親生父母。這孩子同郞郞相反，十分內向，因為三歲聽到一句話，造成巨大的心理陰影，養成沉默寡言的性格。
張郞郞到底是個惹事生非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他因為“二流堂”的事被關進監獄。當時他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理論係，搞一個“戰鬥隊”批判“二流堂”，出版了幾期油印小報。你說這個郞郞，批判哪門子“二流堂”呀！“二流堂”的藝術家大多來自30年代的上海，大多與當年的二流電影明星藍萍有來往。郞郞把藍萍的照片和桃色新聞發在小報上，自然犯了大忌，被一鍋端了。
郎郎比我大一歲，很有才氣，文章也寫得好。後來他寫獄中的故事，叫《寧靜的地平線》。他是這樣寫的：
“一九七零年……一批批我們這種人被從北京押送出來。這些腦瓜子裏不對味的人中，包括‘大小劉麻子’英若誠和他太太吳世良，中央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楊秉蓀，歌唱家劉秉義、鄭佐成、王鵬等等。……饒陽這地方到處都是鹽堿地，還非常缺水，真是‘咬在瓜把兒上了——苦的厲害’。周邊的幾個縣，從來都不怎麽富裕。有些縣農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窮混’，去討飯，把自家的糧食省下來。
“……三個月左右，就把我們這夥人徹底餓廢了。現象是：這夥人裏連大小夥子都不會跑馬了，的確也沒馬可跑了。甚至連生病都不會發燒了。人們開玩笑說，咱們都成人幹兒了，細菌也全餓死了。”
在這樣的困境裏，張郎郎被定為死刑犯：
“輪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兒一看，頭皮頓時就麻了……我被命令坐在地上，兩個警察叮哐兒幾下給我砸上了死鐐，又給我戴上了死銬……然後，我們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門外。大年初二的饒陽縣城響起一片清脆的腳鐐聲，打破了清晨的寂靜。沒想到我這寧靜的七十年代剛拉開幕，就鬧這麽大一個響動……我們這些叮叮鐺鐺的人，陸續上車坐在指定的位子上。過去聽老獄底們說過，這種捯飭的犯人被戲稱為‘嘩啦棒槌’。
“……幾輛大轎車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場上，操場四周裏三層外三層地圍滿了警察，而在警察外麵，還有荷槍實彈的軍人。那時候的警察也都穿著軍服，不過他們沒槍。在這地方，我們管警察都叫隊長，管軍人都叫班長。從這些大轎車裏湧出了幾十個全套打扮、上下一齊的‘嘩啦棒槌’，在隊長們的指揮下，我們唏裏嘩啦地走向操場西北角的小門。我頓時明白了：今天的‘戲’是要命的戲！”
張郎郎的罪名就是傳播有關“江阿姨”的謠言，差一點送了命。
父親也是30年代在上海認識江青的。在延安，父親奉周揚之命搞了一個文化俱樂部，在魯藝找一個大的窖洞，作為文藝工作者聚會的場所。父親用泥揑了一些茶壺茶碗，送到老鄉的窯裏燒成陶器。一天，江青來了，她來要幾張紙。延安的紙緊張，畫畫也沒有紙，父親隻給她兩張紙。江青拿出二流演員的腔調說：
“胡考呀，你這個小氣鬼！”
江青正在同毛澤東戀愛，她不小氣，把主席的留聲機和唱片拿到文化俱樂部讓大家玩，有很多程硯秋的唱片，因為毛澤東也是“程迷”。
幾十年後，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正如鬱風在《章泯與藍萍》一文中寫道：“文革中所有與當年藍蘋有關的朋友全部遭殃，連幫她工作很久的女傭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獨章泯無事。”
章泯時任北京電影學院院長，30年代他導演的話劇《娜拉》由藍萍出任主角，他們因之同居，造成唐納自殺的鬧劇。在江青的一生中，有三個男人成全了她：黃敬、章泯和毛澤東。
在父親從北大荒回到北京的這段時間裏，我和父親談文學，談當作家的理想。父親當然是鼓勵我的，他說，作家的基本訓練就是讀書，好的書要精讀。我說，母親叫我讀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父親說，那不是好小說，空想社會主義嘛，是表述一種政治觀念。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福樓拜，他們才是偉大作家。讀書就是拜師，要向一流的老師請教。梅裏美的短篇小說是一流的，高爾基早期的短篇小說也是一流的。讀梅裏美一定要讀傅雷翻譯的《嘉爾曼》、《高龍巴》，那是最好的翻譯文章。《嘉爾曼》確實令人著迷，我讀了十幾遍。
後來我最喜歡的外國小說家是托爾斯泰，他的幾部書我讀了好幾遍，特別有震撼力，正如托馬斯﹒曼所說：“托爾斯泰是大象，我們都是老鼠。”
有一天，我正在看一部著名的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小說太有名了，我一直沒有讀。有的書，你沒有讀過就好像缺少點什麽，就好像身上某一個地方發癢。父親走過來，拿起書，看我打開的一頁。這一頁寫的是保爾·柯察金修鐵路，他以前的女友冬尼亞與他不期而遇。
現在看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小說的最大特點是充滿政治激情，以“階級鬥爭論”抹殺人性和愛，是對充滿人道主義的“俄羅斯精神”的反叛，是對由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陀斯托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建立的俄羅斯文學傳統的反叛。保爾·柯察金是一個現代的“英雄——魔鬼”式的人物，這個人物的冷酷麵貌，他對於美好愛情的埋葬方式，他的清教徒式的懺悔和狂熱（正如主人公的自白——“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不因虛度年華悔恨”），恰好反襯出產生他的那個恐怖的曆史時期——斯大林的“大清洗”時期。
人物漫畫：高占非與王人美（胡考作於30年代）
但是在當年，我讀這本書還是很入迷的。我看到冬尼亞身穿裘皮大衣，而保爾身穿襤褸的軍裝，站在冰水裏幹活。兩個人形成鮮明的反差。
父親說道：
“這個環境和北大荒根本不能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