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董家坊
1959年夏天，母親來信叫我帶弟弟妹妹去鄉下，即母親下放勞動的地方，河北省涿鹿縣董家坊公社。我14歲，妹妹11歲，弟弟8歲，我們三個按母親信上的指示，早上在西直門火車站上車，乘京張鐵路的火車到下花園。第一次帶弟弟妹妹遠行，興奮和好奇的心情陪伴著我們的旅程。這條古老的鐵路是詹天佑設計的，火車穿過居庸關峽穀，繞過官廳水庫，中午時分到下花園站。下車後我看見桑乾河和洋河，河水奔騰澎湃，兩條河在這裏匯合為永定河。可是開往董家坊的汽車每天隻有一班，開走了，我們隻好步行30裏路。翻過兩座山，弟弟走不動了，我把弟弟放在農民的馬車上，我和妹妹跟在馬車後麵。第一次走這麽遠的路，沒有吃的也沒有水喝，累得不行。快天黑時候到董家坊，母親等在村子口。
母親勞動的地方是董家坊鄉水溝村，勞動一年，調回公社做宣傳工作。為了迎接孩子們，她搬進兩間大房子，收拾得窗明幾淨，院子裏種了許多花，是恬靜的農家小院。詩人呂劍住鄰居，他是在《詩刊》社劃右派的。他用宣紙寫了杜甫的《春夜喜雨》，慶賀母親喬遷之喜，落款“老呂錄老杜”，掛在牆上。呂詩人個子不高，沒有幾根頭發，十分風趣。母親寫了一首詩：
玉米亭亭立，
翠葉舞東風。
山藥叢叢起，
遍地綠芙蓉。
戈揚在河北農村
多麽美好的農村！多麽美好的田野，一派豐收景象！母親的心情好極了，她認為自己隻是犯了一點點錯誤，很快會摘掉右派帽子，甚至可以重新入黨，回到工作崗位上。公社幹部送來雞、肉和蔬菜，他們帶來鄉情，也帶來對於豐收的渴望。如果不是“大躍進”，如果不是這年秋天的“大煉鋼鐵”，老百姓的日子該有多好！
母親帶我們去水溝村，那是個美麗的山村，果園建在山溝裏，泉水叮咚，果子掛滿枝頭。母親在水溝村一年多，住在生產隊長蘆四家。蘆四家的大娘招待我們吃農家飯。在新四軍時代，母親學會同老百姓打交道，她是熱心腸的人，非常有同情心，見不得別人受委屈，見不得別人吃苦受窮。在水溝村，她三天兩頭買些日用品送到貧困戶家中。在其它地方也是一樣，她走到哪裏，都會得到人們的稱讚。
這裏是太行山的北端，冀東北的貧困山區，主要經濟作物是板栗。糧食作物是小米、玉米、蓧麥。我和弟弟妹妹種菜、磨豆腐、養兔子、騎毛驢、趕集，在鄉下度過一個開心的暑假。
母親在董家坊一年，調到涿鹿縣城，在縣委宣傳部工作。涿鹿縣很窮，豐台到沙城的鐵路開通了，不用走居庸關，時間縮短了一半。再去涿鹿，我覺得自己長大了，感受到“反右運動”帶給家庭的壓力。一次縣委書記王純當著我的麵訓斥母親，我很生氣，心想：你一個小小的縣官，算什麽東西！其實王純對母親很照顧，1962年他到北京開“7000人大會”，特意到和平裏看望我們，這是很不容易的。王純18歲入黨，那是40年代，丁玲到他的家鄉體驗生活，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所以王純從小羨慕和敬重作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便有了“招降納叛”的罪名。在沙城，母親的身體大不如以前，一天夜裏突發胃痙攣，痛得不得了，熬到天蒙蒙亮，叫我去找劉大海。劉大海是宣傳部的，他是河北的年輕詩人，也是年輕右派，他住幾個人一間的集體宿舍。我找到劉叔叔，他一個鯉魚打挺跳下床，原來河北人是光著屁股睡覺的。劉大海找來大夫給母親打針，這才好了。
縣委宣傳部有一個30多歲的女人特別喜歡我，她看了我寫給母親的信，感動極了，哭了一晚上。我的信無非是寫安慰母親的話，為幾個孩子報平安，那女人說，這孩子怎麽這樣懂事呀？信寫得多麽好呀！讀了多少古今名著，也沒這樣哭過！
在學校裏我也感受到家庭變故的壓力。一次，班上一個男生和一個女生鬧著玩，比比劃劃要打架的樣子。我在一邊起哄，說：“強奸她！強奸她！”這下闖了大禍，女生哭著去找老師。“強奸”這個詞是從書上看來的，我不能完全弄清它的含義，但是我知道這是極惡毒的話。我犯了大錯，後悔不迭。
班主任老師是40多歲的女人，說話輕聲慢語。她把我叫到辦公室，說，小胡，你是班上最好的學生，學習成績總是前三名，從來沒有犯過錯誤。今天的事情太不應該啦！你的父母劃成右派，這事情將來對你影響很大，你要更加懂事才對。老師的話使我好幾天心事重重。這個世界太複雜了！我畢竟才上初中一年級，我能像大人一樣懂事，也能像孩子一樣不懂事。
回到家我要管束弟弟妹妹。弟弟不聽話，阿姨向我告狀。我很生氣，我是一家之主嘛！我對弟弟說：你犯了大錯，我要把你送到少年管教所！我於是“押送”弟弟去少管所，少管所在哪兒，我也不知道。我們從家向西走，走過和平裏小街，走到地壇東門。那時候地壇有殘破的城牆，我突然跑到城牆上，揀起一根木棍對著弟弟大喊：
“舉起手來！繳槍不殺！”
我裝大人裝夠了，和弟弟玩起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