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反右運動
丁聰和沈峻在大同酒家的結婚酒席，是“二流堂”人馬最齊全的一次，“夏公”升帳，“眾將”聽令，歡聲笑語，其樂融融。所謂“千裏搭涼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從這以後，“二流堂”走下坡路了。
第一個不祥的征兆是宋之的、盛家倫幾個月內先後去世。宋之的是劇作家，抗戰時他的《霧重慶》和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名噪一時。他目光炯炯，麵如冠玉，談笑風生。他的太太王蘋在八一電影製片廠，是中國第一個女導演。父親曾這樣說到宋之的：
“同樣是北方人，有的人學得會享受，有的人學不會。宋之的什麽好東西都會吃，張仃呢，隻會吃豬肉燉粉條。他還有個習慣，晚上九點就要上床！”
張仃因為這樣兩個原因，不大參加“二流堂”的活動。張仃是遼寧黑山人，宋之的是河北豐南人，因癌症死在盛年之時。盛家倫也是癌症，獨身主義和頹廢的生活方式害了他。唐瑜說，“他帶著處子之身來到人間，仍帶著那完整的處子之身回歸故土。”（唐瑜《二流堂紀事》）他們死後第二年，“反右運動”來了。父親說：
“這兩個人不死，一定會打成右派的。”
藝術家們的自由主義思想肯定是要表現的，他們在商量一件事：辦一個同仁刊物，刊名“萬象”。刊物的宗旨我不知道，在形式上，丁聰提出裝訂後的刊物不要用刀切，留下毛邊，獨具一格。1956年發生“匈牙利事件”，蘇軍坦克開進布達佩斯。中國黨完全支持赫魯曉夫的軍事介入，周恩來總理也乘蘇軍坦克進了布達佩斯。中共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論而再論，由毛澤東親自撰寫。自由化的思潮受到遏製，同仁刊物辦不成了。
作家協會和文聯開始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父親稱病請假,不參加批判大會，最後幾場不得已參加了。為此，父親和母親發生爭吵。母親在周揚那裏很得寵，她站在黨的化身周揚一邊，而不是站在丁玲一邊。晚上我睡在自己房間，聽見客廳裏激烈的爭吵，一直吵到半夜。我聽不懂他們吵什麽，知道是大是大非問題，而不是家庭瑣事。
不管怎麽說，建國初期直到1957年，是我家幸福安康的日子，對於其它藝術家來說，也是“白銀時代”。我家的存款超過兩萬元，《行軍紀事》的電影雖然沒有開機，因為是預約，天馬電影廠支付了稿費。《機關生活》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打出清樣，同樣預支了稿費。有一次父親偶然遇到延安時代的老朋友馬海德，這個美籍黎巴嫩裔醫生，跟隨斯諾先生采訪陝北，自此參加革命，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國。馬海德拍著父親的肩膀說道：
“老朋友，你現在闊了，該請客了！”
馬海德在衛生部工作，他也知道父親闊了。在延安時代，馬海德的待遇好一點，他還有路易．艾黎從上海寄來的咖啡、奶粉、白糖，父親經常到馬海德的窯洞蹭吃喝，這裏是溫柔的港灣。父親說，在1938年，延安有兩個演員出身的漂亮女人，一個嫁給毛澤東，一個嫁給馬海德。嫁給馬海德的是蘇菲也是演員出身，她曾在上海同趙丹、江青同台演出話劇《大雷雨》。
有一次，父親在北京飯店請三位朋友吃飯，其中有好事者打了許多電話，“胡考在北京飯店請客”，一下子來了二十多人。父親哈哈大笑，於是另開兩桌，任這幫饕餮之徒狂撮一頓。父親說，請客吃飯是朋友交往，是玩，他從來沒有為了辦某件事情請人吃飯。
但是，反右運動把這一切都改變了。
1957年的反右運動，已經有很多專家做過分析和描述，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大學同學丁抒先生著有《陽謀》一書，深刻揭示了這段曆史。“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在那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激烈的運動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極右分子’等各類‘帽子’的，共約120萬人。此外至少還有120萬工人、農民、店員等被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壞分子’。被安上‘分子’頭銜迫害到家破人亡的，超過180萬人。”（丁抒《陽謀》引言）
這一年真是春光明媚，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下，天空中彌漫著自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以來最和諧的政治空氣，從民主黨派到全國的知識界，到處是燦爛的陽光。到了6月，情況發生了變化，“工人階級說話了”。
一首歌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旋律：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反動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新觀察》的問題，主要是兩篇文章，一篇是前麵提到的黃沙的采訪文章：《北京大學是不在鬧事》，為北大的右派學生洗刷；另一篇是關於費孝通、錢偉長等的所謂“六教授會議”的文章。
“那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響應黨的號召，在校園裏貼出大字報，希望共產黨講民主。結果領導說他們是鬧事。《新觀察》記者黃沙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北京大學是不是鬧事》他認為要求民主不是鬧事，我讚成他這個看法，準備將這篇文章發在1957年6月的一期刊物上。發稿以後，黃沙聽到風聲不好，問我敢不敢負責。我說：‘當年反對國民黨就是反對他的不民主，現在學生要求民主有不行？我是共產黨員，我拿黨籍保證。’他反問一句：‘你能保證得了？’我說：‘有什麽保證不了的？豁出黨籍幹唄！’後來文章還是沒有發表，可是這五個字卻成為我的一大罪狀。”（戈揚：《我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
除了“豁出黨籍幹”這五個字，還有費孝通的無中生有的檢舉揭發，起了很大作用。費孝通作為毛澤東欣賞的民主人士，早早打成了右派。1957年8月《人民日報》登出一條消息，費孝通作了交代，他自己供認，利用他的兩個學生——黃沙和張袓道（攝影記者），打進《新觀察》編輯部，利用這本刊物反黨。這明明是在壓力下編造出來的。章伯均是英雄，儲安平是英雄，林昭是英雄，而費孝通不是英雄。
母親被劃為右派讓許多人感到意外，因為她是周揚的紅人，於是有周揚“揮淚斬馬謖”的說法。在“新聞界四大花旦”和“四大女編輯”一共五個人當中，楊剛自殺，蒲熙修、彭子岡、戈揚劃為右派，隻有韋君宜跑到周揚那兒哭了一場，幸免於難。
父親沒有參加鳴放，他不上班，對政治運動沒有興趣。根據胡考一貫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作風，打成右派是理所當然的。戈揚都是右派，胡考跑得了嗎？文藝界像丁玲、艾青、陳企霞、江豐、胡考、戈揚這些人，是在中宣部的會議上劃定的。最後的結論中，父親有一句言論，不是在鳴放會上說的，而是私下說的：
“中國如果發生匈牙利事件，我也會上街的。”
從建國到1957年的八年間，毛澤東對於文藝界知識界的整肅沒有間斷過：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及思想改造運動，對俞平伯及《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抓捕和批判，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再加上“鎮反”、“三五反”、“肅反”、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直到這次成為曆史轉折點的反右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