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新觀察》火了
50年代《新觀察》搬了兩次家，從沙灘搬到東四北大街，從東四北大街搬到北長街。東四的房子是一幢建於20世紀初的白色小洋樓，馬路對麵有一家湖南館子，那裏的銀絲卷很好吃。
搬到東四以後，《新觀察》火起來了，發行量上升很快，超過20萬份，在期刊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韋君宜的《中國青年》。《新觀察》又是賺錢的刊物，在50年代，幾乎所有的刊物都是賠錢的，比如《人民畫報》，黨和政府的喉舌嘛，賠得越多成績越大。《新觀察》最老的編輯名叫陸浮，廣東人，同黃沙一樣是歸國華僑。還有上海老報人龔之芳，還有一個女編輯叫敖乃梅，她是《人民畫報》攝影記者敖恩洪的女兒，肯定是父親薦來的。編輯還有夏景凡、張鳳珠，攝影記者老的叫張祖道，年輕的叫潘德潤，個子高高的。我打乒乓球是和潘叔叔學的，他橫握球拍，俗稱“耍大刀”。總共十幾個人吧。這些期刊要寄給領導人，有時候我在編輯部幫大人幹活，把剛出版的期刊裝進大信封裏，大信封貼上收件人的名簽，寫著“毛澤東主席收”，“劉少奇委員長收”，“周恩來總理收”，等等。毛主席經常看《新觀察》，這話是胡喬木說的，他不無得意。
母親的主要精力放在《新觀察》，除了編務工作，她要親自組稿，到主要撰稿人家中拜訪。有一年春節，母親帶我去各家拜年，一天跑了十幾家。漫畫家華君武是杭州人，很熱情，有點油腔滑調，他比母親年齡大，卻一口一個“戈揚大姐”。他為《新觀察》畫了不少漫畫。魯迅先生的遺孀許廣平住在北海公園的東側，離開我家不遠。她穿一身黑衣服，就像一個寡居在家從不出門的女人。阿英家在寬街棉花胡同，他和父親母親同在新四軍文化村。阿英是個胖胖的老頭，留著花白的板寸，他是大文學家也是大藏書家，因此他的女兒錢小雲的屋子裏堆滿小人書。我喜歡到小雲姐姐那裏看書，每次小雲姐姐還送我一些書。有一年，中華書局印了一套《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宣紙影印，非常精美。這書隻印了200套，母親得到一套，而嗜書如命的阿英沒有得到。於是他將母親的一套借去，再不歸還。反右時候阿英在北京醫院做開顱手術，躲過一劫。母親當右派後，無論是下鄉還是去東北，每年春節都會收到阿英的賀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陳沂少將是總政文化部部長，他家裏擺了坦克大炮的模型，叫小孩子感興趣。這個部長專門網羅人才，唱評劇的新鳳霞，唱越劇的徐玉蘭、王文娟、唱京劇的言慧珠，說山東快書的高元鈞，通通弄到軍隊裏。他還想叫人到香港把球王李惠堂請回來。反右時他的一大罪狀即是招降納叛，他是唯一被劃為右派的將軍。
組稿之外還要撰稿，母親跑了許多地方。有一年去雲南幾次，不知寫的什麽，帶回來的宣威火腿很好吃。有一年去舟山群島，是張愛萍將軍特別邀請的戰地采訪：解放一江山島。張將軍是新四軍三師副師長，抗戰勝利後乘卡車路過一個村莊，他從車窗探出頭，擠在民居的牆上受了重傷，整個解放戰爭沒有打仗。這一回有仗打了，他是總司令，指揮陸海空三軍“踏平東海萬頃浪”，殺向國民黨占據的一江山島。他請母親坐在指揮所裏，並同他一道乘軍艦登上剛剛攻克的海島。張將軍是業餘攝影家，《新觀察》發表了他的戰地攝影作品。
編輯部搬到北長街後，刊物改為半月刊，人多了，最多到四十多人，發行量最大到五十餘萬份。《新觀察》的彩頁中縫給畫家們提供了舞台，他們都想在這裏發表作品。一次編輯部請畫家當場揮毫，有趙望雲、石魯、吳冠中，母親在前麵張羅，我則擠在大人中間看希奇。趙望雲剛剛訪問埃及歸來，畫的是非洲風光和頭頂水罐的阿拉伯女人。石魯畫黃土高原，吳冠中畫江南水鄉。黃永玉先生是編輯部的常客，他的著名木刻“阿詩瑪”就是發表在《新觀察》上的。他還在《新觀察》上寫令人捧腹的散文，從幽默感上評判，沒有一個當代作家趕得上黃永玉。
母親有一個大毛病——愛丟東西，她忙起來的時候，這個毛病就大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時尚是要有一支“派克”鋼筆，母親的這種鋼筆丟了一支又一支。在50年代，市場上的進口工業品很少，英國的“藍翎”自行車和毛料，美國的“派克”鋼筆，澳大利亞的毛線，瑞士的手表，也就這麽幾種。至於圍巾、手套、公文包、大衣，母親都會丟，這也是父親最愛打趣的事情。
編輯部的新年晚會十分有趣，大家帶來家眷，老少齊上陣，熱鬧非常。猜燈謎，做遊戲，表演節目，交換禮物。不吃飯，隻有茶點水果之類。燈謎是組織者自編的，有兩個燈謎，我至今記得。一個是“言”（打《新觀察》發表的一作品名），另一個是“舉矛而起”（打編輯部一人名）。前一個燈謎的謎底是在《新觀察》上連載的作品《獄中》，後一個燈謎的謎底是“戈揚”。交換禮物最有意思。每個人帶一份禮物，寫一句祝福的話，交到組織者那裏。一個花瓶，一張桌布，一個日記本，一個布娃娃。當然，編輯部的頭頭要送像樣一點的禮物。組織者把大家的禮物編上號碼，林林總總擺了一架子，大家抽簽領取禮物。母親送了一個從王府井新建的工藝美術商店買的刻花泡菜罈子，被人歡天喜地地抱回家了。
母親的事業蒸蒸日上，在50年代初期，就有“新聞界四大花旦”一說，四人中年齡最長者為楊剛，其次是蒲熙修，再次是彭子岡，母親年齡最小。這種說法也是京劇捧角兒的方法，什麽“四大名旦”，“四大須生”，都要來四個。50年代又有“四大女編輯”的說法，即楊剛、彭子岡、戈揚和韋君宜。楊剛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彭子岡是《旅行家》雜誌主編，韋君宜是《中國青年》雜誌主編。
